• 商品
• 详情
• 评论
• 推荐

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速度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例如，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自然也生活在一个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中。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是一个由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接着发生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世界地图上一些庞大的欧洲帝国的消失便证明了这一点。地图上许多地方的名字和颜色都从根本上起了变化，从而反映了已在20世纪中叶以前出现的这一新世界。
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且具有误导性。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伴有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但世界却完成了自己从旧到新的转变。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历史协会的出现、《世界历史杂志》的问世以及本书第l版的出版，皆证实了这种转变。
这又使我们回到原先的问题上：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几十年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新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的无处不在，显见于它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引起的“种种巨大的问题”中。例如，20世纪末叶的学生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脸困惑地趴在木制书桌上想，如果这时遭到核弹的袭击，这些脆弱的木制东西如何抵挡得住呢?
地球母亲已产生人类生命；这一代的学生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地球母亲的危险。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Jaques Coust．eau)已发出警告：“人类在20世纪中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也许比在先前全部人类历史中造成的还要多。”同样，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观察机构”也于1989年下结论说：“到1999年，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将要到来。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陷入环境恶化和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
由于物种与星球毁灭的黯淡前景，题有诸如《美国世纪的终结》、《世界的终结》、《未来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之类书名的一系列著作已相继出版。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过是长长物种链上的小小一环，那么这些令人沮丧的书名也许是对的。现在地球上大约有4000万个不同的植物和动物物种，而在此前的不同时期曾经有50亿到400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1‰的物种存活了下来，而99．9％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一纪录似乎为目前上述“终结”系列著作的热销提供了统计学上的支持。
不过，这种统计却具有误导性，因为在人类和所有灭绝了的物种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灭绝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例如冰川世纪中发生的那些变化。相反，被赋予高级智能的人类则能够通过使用火种、缝制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来让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是能够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从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奴仆的独一无二的物种。
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决定性差别，可以用人类和天花之间的关系变化来予以戏剧性的说明。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恐惧的一种，它最初出现在至少2000多年前的远东，8世纪时被传播到欧洲，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又散布到美洲。随着欧洲人往其他大陆迁移，天花病毒杀死了无数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以及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海诸岛的岛上居民都因此而遭遇到了种族灭绝的惨祸。其实，天花病毒也曾在欧洲肆虐，并最终吞噬了欧洲大陆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坏程度与瘟疫相当。
对天花病毒的征服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Jenne)发现接种或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如今，若干种类的天花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所以，天花与人类的关系给完全颠倒过来了。已知的最后一个天花病例出现在1977年的索马里。1980年，人类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科学家们一度建议把实验室中余留的若干种类的天花病毒样本也彻底毁掉，以防止它们传播开来。但是人们延迟了做出这一最后决定的时间，因为这些病毒可能会对将来的研究有用。现在，科学家们已制造出无害的天花DNA片段，并有完整的基因草图可供研究，这样，天花病毒的样本存留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1996年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董事会一致同意将1999年6月30日定为销毁全部残存的天花病毒的日期。至此，这一长期以来折磨人类的病毒杀手已被镣铐锁牢，等待它从前的受害者确定一个日子来处决(和消灭)它。由此可见，人类已俨然成为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总结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其他任何伙伴或敌人。”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的这种首要地位乃我们当今全球性隐忧与恐惧的根本原因。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这种与我们的内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新的对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仅要求人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还要求用正确的伦理导向来确保知识被运用于正确的方向和目的。在科学革命兴起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提到过科学革命的潜力，也警告过它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同时也提到，这种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来加以引导，而且这种追求不应该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
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以及福特罕姆大学(I~ordham)的年度报告《社会健康指数》中痛苦地发现，我们对于培根的警告忽视到了何种程度。上述报告是在青少年自杀率、失业率、吸毒率、高中学生辍学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等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做出的，它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状况。结果表明，美国社会健康指数从1970年的75点降到1991年的36点——就连该年度报告的主编都称这一下降是“可怕的”。
社会健康状况中的这种“可怕的”恶化并不只限于美国。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从早7点到晚7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散步时带了一个计数器，“每当我遇到人们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
类似库斯托的这种经历俯拾皆是。无论是在巴黎、雅典，还是在洛杉矶、墨西哥，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作为一个勤于思考的科学家，库斯托由此开始探究这种个人经历的社会意义。他在调查中总结出：“控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不是生态治国论者，绝不是。但是当你在街上开车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护你。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中不会有同样的事情?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
库斯托在《消费者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消费者社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中国，当*于1949年开始执政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后来，消费者所期望的物品逐步上升到“八大件”，增加了彩电、冰箱、摩托车等。如今，这一单子还在不断变长，近来增加的大件是汽车。汽车在第三世界亿万“贫苦人民”中已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在1990—2000年之间，印尼的汽车拥有量从272524辆增长到675000辆左右，印度从354393辆增长到1100000辆，而中国则从420670辆增长到2210000辆。
环保主义者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增加的数以百万辆计的汽车对全球空气的影响。不过，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却指出：是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的空气，现在他们不能又让这些“贫苦的人”固定在“永远贫苦的人”的地位上。
在今天和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问题。现在已到了不能不面对基本原则的时候。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当培根强调新兴的科学必须被用于“改善生活”，而不是为了诸如“追逐名利、争夺权位”之类的“卑微目的”时，他已经直面了这一问题。培根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以下问题：难道人类非得变成经济动物，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吗?
任何社会的首要目标都必须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因此，必须首先提高经济效率以使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难道人们还必须无视个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而一味强调经济生产率吗?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人类尚未给予应有的考虑。也正是由于这一疏忽，才使得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滥，正如库斯托在巴黎散步时所发现的那样。
这种躲闪的状态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因而，人类现在正无可奈何地致力于寻找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罗盘”来引导技术的发展。这是人类遇到的一个巨大挑战——人类昙花一现的生涯中的*挑战。迄今为止，人类已利用其卓越的智力主宰了环境，从而获得了自己目前在地球上的首要地位。但是，随着这一地位的获得，又随着这一地位迅速消失在当今世界范围的社会与环境的退化中，人类现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即从聪明转变为明智。
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正如在过去反复经历并成功地应对了种种挑战一样，人类也正在应对今天的挑战。因此，处于21世纪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证明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摸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ev)建议他的同胞们不要害怕失去他们“意识形态的纯洁”。甚至在占优势的种种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本身也正在以多种供选择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包括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美国形态，强调福利国家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形态，以及不同程度地将国家计划经济、被互相连接起来的联合大企业、大公司的终身雇用制和政府对以出口为目的的国内工业的资助结合在一起的正在扩散的亚洲经济形态。
这种多样性表明：21世纪不仅面临着巨大危险，而且还拥有巨大潜力。虽然历史学家们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不能确定无疑地预知将来，但是，他们能比较确定地预测到，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至于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些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本书的读者，你们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所作所为将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骗式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式的悲观预言，现在到了对现存的惯例和制度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这正是当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本书才有了这个新版本，希望它能有助于这一再评价的过程，从而实现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抛弃他所反对的“卑微目的”。
斯塔夫里阿诺斯

【后记】

L．S．斯塔夫里阿诺斯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世界史学家。他1913年出生于加拿大的温哥华，是希腊人的后裔。他先后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British Columbia)和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获得史学学士、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他先在加拿大金斯顿(Kingston)昆士大学(Queens University)、美国麻省北安普顿(Northampton)的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执教，从1946年起，他就任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连续执教27年，直至1973年退休。退休后，他又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历史系兼职教授，直至1992年他79岁时才停止大学教学活动。他在第一线从事世界史教学40多年，培养了一大批世界史学者。他和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被誉为开创了“美国世界史教学的两位加拿大人”。
斯塔夫里阿诺斯一生学术成果斐然，他生前共出版了18部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有：《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Balkans Since 1453，1956)、《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The Word Since 1500：A Global History，1966)、《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世界》(The Word to 1500：A Global History，1970)、《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Jifelinefrom Our Past：A World History，1989)、《1500年前的人类史诗》(Epic ofMan to 1500：A Collection ofReadings)、《现代人的史诗》(Epic ofModern Man：A Col—lection of Readings)、《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Comes of Age，1981)等等。他的学术成果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分别于1951年获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1953年获福特杰出教师(Ford Faculty)奖、1967年获洛克菲勒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奖，他还获过其他多种奖励和学术荣誉。但真正给斯塔夫里阿诺斯带来世界学术声誉的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l世纪》(以下简称《全球通史》)。《全球通史》可以说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实践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史思潮”的真正的奠基之作。《全球通史》出版后，很快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图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将它选为教材或参考教材。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全球通史》也特别重视，在30年中，先后于1975、1982、1988、1991、1995、1999年6次对本书修订和不断地完善。特别要提出的是他85岁时做的第6次修订，也就是1999版的修订。斯塔夫里阿诺斯在1999版致读者的前言《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中认为，“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依据“新世界需要新史学”的理由，作者对《全球通史》从章节到内容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补充，突出了人权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全球醒觉和“科技影响力”对21世纪人类历史的影响。1999年版出版发行后，继续风靡世界史学界，被誉为世界史研究中“经典中的经典”。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世界》由吴象婴和梁赤民先生翻译，分别于1988和1992年在上海出版。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和伯尔尼版权公约后，特别是1999年版《全球通史》英文版出版后，北大出版社就积极和．Prentice Hall联系版权。而Prentice Hall也在寻找一家可靠的出版社出版《全球通史》的中译本。经过磋商，2002年2月11日，北京大学出版社与Pren—tice Hau签署《全球通史》中文版的出版合同。斯塔夫里阿诺斯对新版的《全球通史》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十分赞同。我们希望斯塔夫阿里诺斯写一篇新的序言，并希望他对中国20多年来的飞速发展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意义以及对2l世纪世界的影响发表他的真知灼见。作为一位有深刻思想的历史学大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不但关注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历史，也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1999版的前言中，他写道：“21世纪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证明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见他是十分关注中国的变化。可惜的是由于他的健康原因，我们一直未能收到他的序言。2004年3月23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加州逝世，终年9l岁。1999年的新版成了他的《全球通史》的最终定本。得到他逝世的消息后，我们为未能在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世时完成翻译和出版而感到自责，也为未能得到他的序言而深感遗憾。为了缅怀斯塔夫里阿诺斯，让更多的读者能了解他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他的“全球史学观”，更好地学习《全球通史》，2004年5月14日，北大出版社与培生教育出版集团(Prentice．Hall是培生集团的一员)签署了在中国内地影印英文版的出版合同。《全球通史》的具体翻译组织、影印和编辑由我社主要负责外版书的培文教育文化公司操作。2004年7月和2005年1月，北大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全球通史》的英文影印版和中译本。
北大版的中译本第1版由董书慧、王昶等翻译，徐正源、鲁心茵、尹明明等也参加了部分正文、插图和地图的翻译。不能回避的是，由于《全球通史》分卷本的中文译本已出版，译者较多地参用了吴象婴、梁赤民先生的译文，加上译者的知识结构等其他各种原因，译本并不十分理想。
此次《全球通史》中文修订版，由于原译者出国或其他原因，我们有幸请到了吴象婴、梁赤民两位先生主持修订版的工作。他们两位是最早将《全球通史》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的译者。两位先生对全书进行了严谨的修改和审校，有的章节在恢复他们原译本的基础上再次修订，力求使译文更加准确、更加完美。他们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和钻研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审校者和我社的编辑密切合作，查找了大量参考资料，不但修改了译文中不够准确或理解有误的地方，还订正了原版书个别数据上的错讹，保证了修订版的译文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在修订版即将付梓之际，我们特别要感谢吴象婴、梁赤民两位先生卓越有效的工作和谦虚宽厚的胸怀，使我们的合作在争论和愉快中完成。
必须指出的是，《全球通史》中译修订版中，还有翻译不准确、甚至有误的地方。世界在快速变化，语言也在不断演进，从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即使译者中外文的水平再高，也常会发生大大小小的错误。就如同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的：“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这次修订版中“失真和走样的地方”，我们欢迎学术界和读者提出批评建议，我们的目标是经过不断的努力，力求使《全球通史》的中译本更加完美。
在北大出版社中译本第1版的《全球通史》中，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两位著名学者刘德斌教授、高毅教授撰写了中肯而发人深省的序言。他们的精彩的观点连同这本书一起引发了诸多学者再一轮的思考和研究。修订版继续收录他们的序言，并对他们再次表示感谢。《全球通史》因其精彩的内容而更广泛地泽被后人。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球通史》中文版自2005年1月出版以来，吸引了大量读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该书已经多次重印，英文影印版也多次重印。许多读者给我们来邮件、写信和打电话，有的给我们热情鼓励、有的对译文提出质疑、有的指出书中的疏漏。对于这些疑问我们在此修订版中均给以回应，并在此衷心感谢广大读者对北大出版社和本书的关注和爱护。
“新世界需要新史学”，是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留给后人的箴言，他为21世纪读者写的《全球通史》给学界确立了一个典范，也为全球读者留下了一笔精神文化财富。斯人已逝，唯言永在!让我们在新世纪、新时代从《全球通史》中得到更多的历史学的启示和期待!
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2006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