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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农民的鼎革》以农民与改革的关系为主题，核心关怀是农民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地位。作者分析问题的基本视角，是现实生活中的农民行为，同时，也兼顾历史考察和未来展望。
为了充分展开作者的核心关怀，《农民的鼎革》汇集了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字，包括政界人物散记、思想评论性文章、媒体访谈录、会议演讲等。
为了充分展开作者的核心关怀，《农民的鼎革》汇集了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字，包括政界人物散记、思想评论性文章、媒体访谈录、会议演讲等。
【作者】
赵树凯，1959年11月生，山东莱西人。法学博士，研究员，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2年8月起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1990年8月起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其间地方工作两年（河北省涿鹿县委、张家口市政府），国外研究三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哈佛大学）。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英国国际发展部中国农村发展项目顾问。2006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主要著作有《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商务印书馆，2010）、《农民的政治》（商务EfH3馆，2011）、《农民的新命》（商务印书馆，2012）等。
【内容】
《农民的鼎革》以农民与改革的关系为基本主题，是作者近几年来一些讨论性文字的结集。这些文字都曾经发表在不同场合，包括政界人物散记、思想评论性文章、接受媒体采访的访谈录、会议或相应场合的演讲等。作者在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分编，而不是按照发表时间或者体裁分类。《农民的鼎革》分五编33篇。主要篇章如下：
第一编 农民与高层政治。
第二编 农民与基层政府。
第三编 农民与乡村民主。
第四编 农民与社会建设。
第五编 农民与地方官员。
第一编 农民与高层政治。
第二编 农民与基层政府。
第三编 农民与乡村民主。
第四编 农民与社会建设。
第五编 农民与地方官员。
【目录】
前言
第一编 农民与高层政治
1-1 农民的政治启蒙
1-2 改革经验之根本
1-3 政府理念与农村变革
1-4 中央地方农民
第二编 农民与基层政府
2-1 政府改革何处去
2-2 好的政策与好的执行
2-3 从公共服务看政府作为
2-4 从公众参与看政治发展
2-5 乡镇政府的“收入账”
2-6 从“地方政府公司化”看政府改革
第三编 农民与乡村民主
3-1 乡村民主的前景
3-2 和谐社会的保障
3-3 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
3-4 村庄治理的体制创新
3-5 农民组织的生长需求
3-6 村级民主的艰难成长
3-7 当选举进入村庄
3 8 当土地二轮承包
3-9 税费负担怎样成为“问题”
3-10 村务管理何以出现危机
第四编 农民与社会建设
4-1 维护稳定与政治改革
4-2 信访改革棋在局外
4-3 劳动力市场中的政府角色
4-4 制度创新与社会融合
4-5 抗争中的农民陈述
4-6 抗争中的农民进京
4-7 农民怎样看电视
4-8 农民怎样学科技
第五编 农民与地方官员
5-1 一个市委书记的农民立场
5-2 一个县委书记的文墨情怀
5-3 一个乡镇书记的执政素描
5-4 一个乡镇书记的学者生涯
5-5 一个乡镇书记的别样仕途
后记
第一编 农民与高层政治
1-1 农民的政治启蒙
1-2 改革经验之根本
1-3 政府理念与农村变革
1-4 中央地方农民
第二编 农民与基层政府
2-1 政府改革何处去
2-2 好的政策与好的执行
2-3 从公共服务看政府作为
2-4 从公众参与看政治发展
2-5 乡镇政府的“收入账”
2-6 从“地方政府公司化”看政府改革
第三编 农民与乡村民主
3-1 乡村民主的前景
3-2 和谐社会的保障
3-3 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
3-4 村庄治理的体制创新
3-5 农民组织的生长需求
3-6 村级民主的艰难成长
3-7 当选举进入村庄
3 8 当土地二轮承包
3-9 税费负担怎样成为“问题”
3-10 村务管理何以出现危机
第四编 农民与社会建设
4-1 维护稳定与政治改革
4-2 信访改革棋在局外
4-3 劳动力市场中的政府角色
4-4 制度创新与社会融合
4-5 抗争中的农民陈述
4-6 抗争中的农民进京
4-7 农民怎样看电视
4-8 农民怎样学科技
第五编 农民与地方官员
5-1 一个市委书记的农民立场
5-2 一个县委书记的文墨情怀
5-3 一个乡镇书记的执政素描
5-4 一个乡镇书记的学者生涯
5-5 一个乡镇书记的别样仕途
后记
【书摘插画】
1963年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开始。黑人得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美国就不可能有安宁或平静，正义的光明的一天不到来，叛乱的旋风就将继续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马丁·路德·金号召说：“我们要抵抗，因为自由从来不靠恩赐获得。有权有势的欺压者从不会自动把自由奉献给受压者……权利和机会，必须通过一些人的牺牲和受难才能得到。”正是由于千百万人奋起抗议，要求平等和权利，黑人的人权状况才得到迅速改善。美国的妇女权利运动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过程。美国的民权运动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民权进步有重要启发。
在当下中国，维权抗争不断发生，抗争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就内容而言，有土地维权，还有环境维权，也有选举维权，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就形式而言，维权过程中的组织化程度在提升，集体行动能力在增强，政治谈判能力在提升。我个人认为，这种维权行动的兴起，既是民众权利意识提升的结果，同时，民众权利的进一步伸张，政治体制转型，也取决于民众维权抗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我认为，有了农民的公民能力巨大提升，再具体说是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行为的强力崛起，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有了希望。如果只有学者讲先进理念、民主制度、理想模式，而这些东西不被基层民众所接受和理解，或者说，这些所谓先进的理念、制度不能转化为基层民众对政治的理解和行动，那中国的政治今后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农民觉醒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现在看中国的政治改革现状，当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很多，但是没有必要悲观。虽然具体的制度安排没有变，政策规定也没有变，我觉得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要变。要看到农民的进步，因为真正决定制度的进步的是农民，决定政府进步的是农民。当然，也没有必要焦急，或者总是抱怨改革步伐不快。因为只要民众的公民能力水平达不到，公民力量对于社会政治的实际作用力不够大，实质的改革进程不会理想。所以，要推动政治改革，关键是如何提升公民力量。
我个人观察，当下的中国农民正在发生飞跃性的、跨时代的变化，呈现出旧农民与新农民的根本性区别。新生代农民更加务实，更加理性，更加崇尚自由和平等。他们对政府的理解其实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上。至于“崇高理想”和“响亮口号”，他们其实并不在意。新生代农民的生活要求或者说权利主张，不论属于经济权利还是社会权利，其实都绕不开政治问题，即必须通过政治权利的落实来解决。新生代农民的成长，本身即为新公民的成长。不管在现行制度上是否被作为市民接纳，他们的要求和行为逻辑在本质上都是市民化的要求。这种市民化的要求根源于他们对于自由平等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植根于天赋人权，而不是基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给他们规定了什么权利。如果他们的这种要求得不到承认，他们就会本能地抵制和反抗这种制度和政策。
我认为，在当代中国，新一代农民与他们的父辈的根本性区别，类似于法国学者孟德拉斯所说的旧农民与新农民的区别。孟德拉斯在1960、1970年代考察法国农民的新生代时指出：“人们会禁不住地确认，归根到底，这种代际冲突是一种文明冲突。”
……
在当下中国，维权抗争不断发生，抗争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就内容而言，有土地维权，还有环境维权，也有选举维权，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就形式而言，维权过程中的组织化程度在提升，集体行动能力在增强，政治谈判能力在提升。我个人认为，这种维权行动的兴起，既是民众权利意识提升的结果，同时，民众权利的进一步伸张，政治体制转型，也取决于民众维权抗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我认为，有了农民的公民能力巨大提升，再具体说是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行为的强力崛起，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有了希望。如果只有学者讲先进理念、民主制度、理想模式，而这些东西不被基层民众所接受和理解，或者说，这些所谓先进的理念、制度不能转化为基层民众对政治的理解和行动，那中国的政治今后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农民觉醒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现在看中国的政治改革现状，当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很多，但是没有必要悲观。虽然具体的制度安排没有变，政策规定也没有变，我觉得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要变。要看到农民的进步，因为真正决定制度的进步的是农民，决定政府进步的是农民。当然，也没有必要焦急，或者总是抱怨改革步伐不快。因为只要民众的公民能力水平达不到，公民力量对于社会政治的实际作用力不够大，实质的改革进程不会理想。所以，要推动政治改革，关键是如何提升公民力量。
我个人观察，当下的中国农民正在发生飞跃性的、跨时代的变化，呈现出旧农民与新农民的根本性区别。新生代农民更加务实，更加理性，更加崇尚自由和平等。他们对政府的理解其实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上。至于“崇高理想”和“响亮口号”，他们其实并不在意。新生代农民的生活要求或者说权利主张，不论属于经济权利还是社会权利，其实都绕不开政治问题，即必须通过政治权利的落实来解决。新生代农民的成长，本身即为新公民的成长。不管在现行制度上是否被作为市民接纳，他们的要求和行为逻辑在本质上都是市民化的要求。这种市民化的要求根源于他们对于自由平等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植根于天赋人权，而不是基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给他们规定了什么权利。如果他们的这种要求得不到承认，他们就会本能地抵制和反抗这种制度和政策。
我认为，在当代中国，新一代农民与他们的父辈的根本性区别，类似于法国学者孟德拉斯所说的旧农民与新农民的区别。孟德拉斯在1960、1970年代考察法国农民的新生代时指出：“人们会禁不住地确认，归根到底，这种代际冲突是一种文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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