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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首位女总理

……在这个国家里，努力工作则必有回报，而且任何工作都能得到尊重；这个国家因其优秀的教育系统而自豪，我们的政府行事可靠，长期以来致力向所有的澳大利亚人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让澳大利亚在未来能够实现更伟大的目标。

——我当选总理后首次面向澳大利亚人民的发言

在我的记忆里，2010年6月24日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我对那一天的印象只剩下零散的片段，一些随着事态发展留在我脑海里的短暂画面。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两个小时断断续续的睡眠并不足以让我撑过一天。幸运的是，因为紧张而不断分泌的肾上腺素促使我保持状态并进入角色。

没有哪个日程表会告诉你“某个时刻将会发生某个事件”。那天，家人没有陪在我身边，而我也如同以往参加任何一个议会日一样，洗完澡后就换上了早已准备好的套装。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当我走出堪培拉的公寓大门，历史将把我纳入它的篇章。

那天下午，我在澳大利亚第一位女总督昆汀·布莱斯（QuentinBryce）的见证下，正式宣誓成为澳大利亚政坛上的首位女总理，有不少照片记录了这一时刻。当时，我脖子上戴着的项链还是在匆忙之中临时向工作人员莎莉·廷德尔（Sally Tindall）借来的。在就职仪式发言之

前，我与昆汀进行了短暂的交谈，这也是当天唯一一段让我能够缓一口气的插曲，我感觉到自己被她的温暖所包围。

我记忆里的其他片段则包括：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目瞪口呆的记者们、征集首次提问期间那可怕的寂静，以及我的第一份工作简报。

那天结束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在家里等候我归来的，是我的终身伴侣蒂姆·麦泽逊（Tim Mathieson），以及我的室友、同时也是工党长期职员朱莉·利盖蒂（Julie Ligeti），还有我很要好的朋友罗宾·麦克劳德（Robyn McLeod）和她的丈夫巴里（Barry），他们从墨尔

本闻讯而来。我们聚在公寓里，叫了中式快餐外卖当晚餐，说起来还真是简陋的一顿。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一直沉浸在激动和兴奋中，甚至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对即将来临和可能出现的情况感到异常期待。然而，当意识到自己担任总理之后将要履行的责任，我迅速脱离了这些情绪，开始为第二天做规划。我脑海中并没有重播我如何得到现在这个职位的过往画面。在和朋友享受美食时，我们也没有谈论澳大利亚工党替换其领袖并选举我担任总理的原因。

其中一些原因，在我担任总理之后举办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对澳大利亚人民时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够成为国家的领导者，皆因我们优秀的政府暂时迷失了方向。

曾几何时，我和前总理陆克文被标榜为“梦之队”。2006年，我们的合作关系以极为出色的表现开启了新的篇章，但这或许是错误的。当时，工党正在为来年的选举进行准备，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如果工党此时不能撼动当时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11年来的地位——他所提出的劳资关系政策《工作选择法》已备受民众诟病——那便是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我深信，澳大利亚人民期待改变，但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安全可靠的变革。人民对霍华德所表现出的态度并非愤怒，但大家却准备跨过他的时期走向一段新的旅途。如果工党有任何表现让民众感到不安，或者剥夺了人们对安全变革的期望，那么在最后时刻，澳大利亚人民或许仍然会选择霍华德。一旦如此，自由党将能够有序地过渡到“后霍华德政府”时期，且很可能借此机会巩固其政府系统，从而得到更长的执政时期。每一天，我都担心即使政治风向最终

利于工党，但我们的领袖金·比兹利（Kim Beazley）却无法很好地带领我们走向成功，实现我们向澳大利亚人民所做出的承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进我们的政府系统。政府工作消磨了意念，反对党的职责挫平了斗志——金长期以来同时受制于这两个方面的阻力，再加上他一直身体不适，常常因疾病折磨需要几个星期的卧床休息，这让他的精力渐渐枯竭。

作为工党在反对党事务方面的负责人，我负责为议会的提问阶段整理一系列问题。于是，每天我都会在议会上看见金。议会的提问阶段是反对党的命脉，所以领袖需要为其做好准备，从而在当天做出最重要的策略判断。但是，我从未见金为这个关键阶段做准备、设计问题，或是提出自己的思路。看到他的这些表现，我担心他内心深处并没有为了获得成功而燃烧起熊熊烈火。我更担心的是，最终在装有澳大利亚人民选票的投票箱里，金不是票数最高的那个。

正是出于这一点考虑，我与陆克文进行了一场讨论，打算与他联盟，并在工党内建立新的领导层。陆克文是典型的稳妥型改革派。本质上，他就像是一个年轻版本的霍华德，一个顾家的男性，也是一名基督徒。他来自昆士兰州的乡村小镇，精力充沛，随时准备施以援手。如果工党需要新的领袖，那么的人选一定是像他这种类型的。但在2006年，陆克文在工党的同僚当中显然缺乏足够多的支持率来力助他成为领袖。而在联盟关系的支持下，他和我则有机会成功。

在我们的联盟阵营里，陆克文必须成为领导者，因为我深知自己并非工党此时所需要的角色：我是一名女性，未婚而且是无神论者。我不会被公众视为稳妥型改革的代表人物。与陆克文合作期间，我接受了自己可能永远都无法领导工党的结局。我不是为了实现这样的野心而进入议会。当工党2003至2005年度的领袖马克·莱瑟姆（Mark Latham）从工党辞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后，我参加了其后新一轮领袖的竞选活动，但这仅仅是为了有机会阐述自己对工党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看法，并不带有任何获胜的期望。

但在2006年，我开始另有企图：在下一届工党政府的领袖层里，我希望能够担任一个关键角色。我对围绕在金身边那紧密而又排他的圈子感到失望，同时觉得自己如果能够成为领袖，必定可以满足而且超越该职位既定的职责。

另一方面，决定与陆克文组建所谓的“梦之队”并不容易。我非常害怕他的暴脾气：曾经有一次，我在议会的策略讨论环节中惹恼了他，结果散会后，他来势汹汹地走向我，冲着我破口大骂。我的长期雇员米歇尔·菲茨杰拉德（Michelle Fitzgerald）在一旁听见了，正准备过来劝导，陆克文已经愤然离去。其实，米歇尔没有必要保护我。陆克文除了说气话并不会做出其他出格的事情。尽管如此，这样的暴脾气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这样的人会成为什么样的领袖？

经过深刻的思考，我的结论是，陆克文的性格缺陷源自他渴望得到支持和认同。艰难的童年生活将他塑造为一个渴望获得关注和掌声的男人。似乎在他内心深处有这么一个空洞，只能用成功来填充，而且对他来说，政治膜拜能够替代人性里最真挚的情感。

最终，我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结论：成为工党领袖进而当选国家总理对陆克文来说肯定足够了，他内心对认同的渴望将会逐渐消失，而他身上的很多优点也会渐渐显露出来。毕竟，他是一个经验老到的政治家，有着成熟的世界观，足以应付任何复杂的政策讨论，他知道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无愧于一个杰出的战术家。他还经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体贴入微的行为。我的朋友奥伯恩（Michelle O’Byrne）曾经告诉我，当她在2004年选举中失去了巴斯选区的席位之后，陆克文不辞辛苦地设法前去拜访并且安慰她。陆克文自己也曾在1996年的选举中经历过类似的失败，他曾如此解释道：那种感觉很糟糕，当你接不到任何工作来电，当所有人都已经遗忘了你的失败，而你却仍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那么我在2006年对金的判断是否错了？恐怕是的。我曾经认为他对反对党的工作缺乏热情，但事实上，或许是他对于选举政治的考虑比当时我所能体会的更为细致周到。当时，我对未来失败的可能性反复揣测，且极度担忧，这种担忧占据了我的内心，让我焦躁不安。金或许已经判断出我们即将赢得竞选，深信我们的领先局势会坚持到竞选当日，所以特意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出现，而没采取高强度的政治宣传活动。

在政治领域，你没有机会尝试对照实验。我们无法在当时得知，如果霍华德与金·比兹利两人参选谁将胜出，或者比兹利政府将会创造什么样的政绩，而金又能够在领袖的位子上坚持多久，谁将成为他的继任者。

我能够确认的是，我所做出的选择将带来变化。陆克文在反对党任职期间曾极力拉拢各派系的领袖，尤其是新南威尔士州工党右翼和众多媒体巨头。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我的介入，他所积累的这些工作也无法帮助他夺得工党领袖的位置。我的责任便是把他推上领袖的位置。

2007年，陆克文成为工党主要的选举候选人。我之前对他的竞选能力和全体选民对他的接受程度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我对他担任领袖职位之后的行事作风的评估，或者说，我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看法，却被证实为大错特错。那些掌声、赞同和爱无法填满他的欲望。他不知满足地渴望能在下一杆里击打出更漂亮的一球。

2007年大选之前的筹备阶段，我们并没有输掉任何筹码。事实上，陆克文为提高声望所付出的努力，为我们争取了更多的人气。所有人都参与了这场争夺选票的狩猎。陆克文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旁人看来，这是令人震撼而又鼓舞人心的。在这方面，他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术灵活性，堪称得心应手。

陆克文通过政治营销为他个人建立起“Kevin 07”的品牌，实属布局巧妙的一步。这为我们的成功带来了共鸣和能量，也带来了一些不可能被实现的期望——毕竟陆克文只是一个普通人，而“Kevin 07”是他的宣传外衣。对任何被品牌化了的人物来说，在真实和虚拟形象之间有着一条危险的鸿沟。

2007年11月24日大选的成功是甜蜜的。不可避免的是，现代竞选活动对领导人风格的强调让关注点从我与陆克文的“梦之队”转变为“Kevin 07”。当然，我、韦恩·斯万（Wayne Swan）和林赛·坦纳（Lindsay Tanner）在竞选活动中以工党和联邦政府的主要领导角色出

现。我成了澳大利亚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理。随后的几个月里，因在议会和党政机关的表现，我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府内第二重要的角色。

我的工作量是一般内阁部长的两倍，一人身兼*部长、就业和劳资关系部部长，以及新成立的社会接纳部（旨在将政府所有的工作成果联系起来以克服弊端）部长等多个职务。在那时，这可以说是个繁重的负荷，又是个值得终生引以为荣的机会。自1998年起，我一直为反对党工作。经过了漫长的9年，我不会错过这次改革的机会。为反对党工作的日子里，就像是坐在一艘政治快艇上。你能转向、回退或者逼近任何具有新的政治利益的地方。陆克文非常擅长做这类事情。比如，某个清晨，当他在悉尼醒来后，读报纸时突然发现在澳大利

亚霍巴特有一个绝佳的政治优势机会，他会立即跳上一架飞机赶过去。但运行政府更像是乘坐在“玛丽皇后”号邮轮上——它庞大、强劲，却不灵活。治国的艺术，就像是在描绘一张战略路线图，运用政府这艘巨轮的强大力量，来突破前路上波涛汹涌且困难重重的洋流。政府决策需要长期的思考、运作和方案规划，其中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不过我能够感觉到政府真正的力量，并决定利用它来传达工党的政策方针和价值观，尤其是用一个更公平的劳资关系系统来取代“工作选择”法案，并且为我们的工作者提供更多新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不幸的是，陆克文依然只想驾驶他的政治快艇。他擅长的是战术，而不是策略。他享受着来自选民的“喜爱”和那些围绕着自己的“心腹”的保护，却没有为自己所领导的政府决定一个前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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