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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巨匠：王淦昌》内容包括：从苏南乡间小路走来、初进上海、步入清华园、迈向柏林、流亡中的辛勤耕耘、魂牵梦萦中微子、为新中国的核科学奠基、反西格马负超子等。
【目录】
楔子
第一章 从苏南乡间小路走来
第二章 初进上海
第三章 步人清华园
第四章 迈向柏林
第五章 流亡中的辛勤耕耘
第六章 魂牵梦萦中微子
第七章 为新中国的核科学奠基
第八章 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
第九章 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
第十章 蘑菇云在罗布泊上空升腾
第十一章 为了那颗“太阳”的升起
第十二章 艰难的地下核试验
第十三章 在科学的春天里
王淦昌年表
后记
第一章 从苏南乡间小路走来
第二章 初进上海
第三章 步人清华园
第四章 迈向柏林
第五章 流亡中的辛勤耕耘
第六章 魂牵梦萦中微子
第七章 为新中国的核科学奠基
第八章 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
第九章 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
第十章 蘑菇云在罗布泊上空升腾
第十一章 为了那颗“太阳”的升起
第十二章 艰难的地下核试验
第十三章 在科学的春天里
王淦昌年表
后记
【书摘插画】
1934年春，王淦昌在取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以后，决定回国。这时有的教授赏识王淦昌的才能挽留他，也有人为他回国惋惜：“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你可以到别的国家从事你的中微子研究。要知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中国目前是落后，但她会强盛起来的。”王淦昌坚定地说。
为了带给祖国更多的“礼物”，在结束留学生活以前，他到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进行了一趟非常有意义的旅行。他每到一地，从不去游出玩水，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他的兴趣、爱好、注意力完全在物理学上。因为灾难深重的祖国需要青年们去振兴，历史的责任感驱使他不能分心。在英国，他访问了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会见了他仰慕已久的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查德威克和埃里斯。在意大利，他访问了罗马大学的费密小组，他本来是想会见著名科学家费密教授的，可是不巧，教授临时外出，成为王淦昌的终生遗憾。王淦昌通过“周游列国”，参观大学和实验室，会见各地的物理学大师，大开了眼界，了解到物理学界许多前沿的课题。
从1956年春到1960年夏天，王淦昌在这4年中，虽然研究工作异常繁重，但他还是亲自主持在联合所工作的中国科学工作者的业余学术讨论班。他常常用英国著名剧作家肖伯纳的奇妙“交换”理论教育大家。他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交换后，仍然各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我们交换后，大家都有了两个思想。’这是肖伯纳的一句至理名言，这样的奇妙‘交换’，不仅适用于艺术、文学方面，也同样适用于科学的领域。我们的业余学术讨论班就是相互交换‘思想’，大家获得更多的‘思想’。”
在他的引导下，每周星期日的上午法定的学术研讨活动从没间断过。从1956年春到1959年初，主要请苏联同志教俄语，提高大家的俄语水平。以后科学研讨才进入正常活动。第一次活动，王淦昌自告奋勇向大家讲了氢原子的量子电动力学实验验证。接着，有时是轮流主讲，有时是一个人主讲几次。他们讲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开始以讨论基本粒子为主，后来他们开始设想我国高能物理发展的蓝图，再以后，结合各自研究的课题，王淦昌又把盘余学习讨论的内容转向对基本粒子物理学前沿课题的讨论。
经过在联合所几年的研究，一支发展我国高能物理学的小小种子队伍在杜布纳成长起来了。这支队伍中的很多人在以后我国的核武器的研制和核物理学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大部分人成了院士。除王淦昌、胡宁、张文裕、朱洪元老一辈科学家五六十年代就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院土外（当时叫学部委员），当年到联合所工作或实习的一些年轻科技人员，如周光召、何祚庥、吕敏、方守贤、丁大钊、冼鼎昌、王乃彦等也都先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4年10月16日清晨，罗布泊地区晴空万里，碧空如洗。核武器试验现场笼罩在一片紧张、肃穆的气氛中。由8，467个构件组成，重70吨，高120米的铁塔，在金色的阳光辉映下，傲然挺立。在它的金属结构里，几十万人心血凝聚而成的第一颗原子弹就安置在这里。
王淦昌等科学家和一些负责同志张爱萍、刘西尧、张震寰、张蕴玉、李觉等再一次检查了最后的准备工作。王淦昌抬头望着塔顶上的原子弹，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盼望多年的时刻就要到了！多年梦绕魂牵的理想就要实现了！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中午12时，周恩来致信刘杰：“在12时后，
当张（爱萍）、刘（西尧）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以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指15时。——编者注）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通一次电话。”
14时，试验现场的大部分人员退出场地。王淦昌和张爱萍等人返回到60公里外的白云岗地面指挥所。刘西尧在离爆心20公里处的路口指挥撤退。基地司令员张蕴玉、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和吴际霖、朱光亚等，在现场指挥陈长仪接好引爆装置后也撤离了现场。李觉下到20公里处的地下指挥所。所有的人都撤离到警戒线后，刘西尧走进地下指挥所，对这里又进行了一次检查。他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后，将启动钥匙交给了在那里指挥的张震寰，然后回到了白云岗地面指挥所。
14时30分，张爱萍、刘西尧和王淦昌等科学家进入地面指挥所，他们每人戴一副墨镜，以防止辐射伤害眼睛。他们在露天堑壕中指挥和观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
这时张爱萍用保密电话将起爆前的准备工作情况向周恩来总理作了简要汇报，周恩来当即批准按时起爆。
14时40分，即原子弹起爆时间前20分钟，张震寰在主控制室里按动了电钮，并依次下达命令：
“加电源！”
“开机！”
“预热！”
在零时前10秒钟，张震寰又下达命令：
“启动！”
口齿伶俐的年轻主操作员随着控制仪一秒一秒地自动显示的倒计时，报出“10、9、8、7、6、5……”
每个在场的人都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亢奋和紧张。他们屏住呼吸，现场寂静无声。
在读秒到达零时，张震寰发出命令：
“起爆！”
一瞬间，只见罗布泊戈壁大漠深处出现了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紧接着，腾空而起一个巨大火球，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蘑菇云冉冉升起不断扩张。稍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好像要把苍穹撕裂似的。
“是核爆炸！”刘西尧情不自禁地喊。
这时，张爱萍拿着电话机正和北京通话。北京那边也听到了刘西尧的喊声，连问：“是不是核爆炸？”
刘西尧回过头去问王淦昌：“王院长，是不是核爆炸？”
王淦昌看到自己研究的原子弹爆炸了，心情异常激动。听到刘西尧问自己，由于太兴奋了，说不出话来，只使劲点了点头。
这时，试验现场欢声雷动，全体参试人员，热泪盈眶，互相祝贺。有的青年人高兴地互相拥抱，有的又蹦又跳，有的干脆在沙丘上打起滚来。人们以各种方式宣泄兴奋的心情。
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等科学家们向王淦昌涌来，欢腾着围住老院长。王淦昌高兴地拍着手说：“真有趣，太令人高兴了厂
15时4分，张爱萍眼望高耸在蓝天的蘑菇云，高兴地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报告：“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蘑菇云已经升起，根据爆炸景象判断是核爆炸。试验成功了！”
这时，取样飞机已经经过地面指挥所上空，直插蘑菇云。
周恩来获得这一喜讯后，马上报告给主席。
几分钟后，周总理打来电话指出：指示，要查清楚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国外不相信怎么办？
张爱萍十分肯定地答复：“爆炸后的火球已经变成蘑菇云！”
由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参加的总结讨论会，在地面指挥所召开。以程开甲为所长的二十一所的科技人员开展了紧张的分析、化验。张爱萍、刘西尧等6人穿上防护服，坐直升飞机到了爆心上空，只见铁架像面条样歪歪曲曲地躺在地上。
两个多小时后，张爱萍、刘西尧等签发了一份经多方专家认定的关于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报告。将它电告、周恩来、贺龙、罗瑞卿：确实实现了核爆炸，威力估计在2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 几个小时后，日本传出消息，说中国可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不久，又收到了美国的广播。直到这时，才批准发表我国早已起草好的政府声明、新闻公报和中央通知。
深夜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新闻公报》，同时播发了阐明中国政府对于核武器立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我国原子弹爆炸的当天，正在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欢乐之中时，莫斯科传来了另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也正像同志说得那样：“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中国核试验一举成功之日，正是赫鲁晓夫下台之时，历史绝妙地讽刺了那些心怀叵测的小丑。
原子弹爆炸的当天晚上，核武器试验基地召开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周总理派飞机送来了茅台酒。整个基地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朱光亚等一些能喝酒的人员喝得酩酊大醉。王淦昌虽然不胜酒力，喝得很少，但脸上也出现了少有的红润。酒不醉人人自醉，王淦昌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这时，他回想起一年前的一段往事。
一年前，王淦昌正在青海高原核武器研制基地紧张地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轰试验的时候，中央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强迫”他带着夫人去广东从化温泉疗养院进行短期疗养。
他去后不久，在一次和妻子吴月琴散步时，遇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
“你们这个东西，”陈老总用手比画着，攥成的拳头又急剧张开说，“什么时候造出来呀？”
“快啦！”王淦昌说。
“明年行不行？”陈老总急切地问。
“再过一年差不多啦！”
“等那个玩艺响了，我这个外交部长就好当了！
希望你们赶快造出来！”
第二天，朱德、陈毅、聂荣臻同志特地设宴招待王淦昌和夫人。
席间，朱老总、聂老总也反复口丁咛：“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原子弹，我们自力更生。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科学家身上……”
从老总们殷殷的嘱咐中，王淦昌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他想：“在国威的较量上，核武器是镇国之宝，是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我们要尽快造出来，使我们的国威大增厂
“王院长，为胜利干杯！”王淦昌从回忆中惊醒，看到张爱萍正笑吟吟地端着酒杯站在他面前。
王淦昌赶紧站起来，端起酒杯说：“对，为国威大增干杯！”
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从外界的反应看，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腰杆真正挺起来了。
我国的原子弹爆炸的当天，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了声明，目的在于平息像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那些国家的惊恐。约翰逊在声明中说：“中国原子弹只是一个粗糙拙劣的装置。”但不出几天，他们就不得不改变这种说法。10月17日，白宫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关于前一天中国的核试验。麦科恩说，在中国爆炸的可能是一个钚装置。因为如果是铀装置，表明中国有大工厂生产浓缩铀235，很快就能制成核武器。国务卿腊斯克警告别过分低估中国的能力。他相信这次核试验将长久地增强中国的威望。
认为中国核试验放的是一枚钚239制成的原子弹，这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中的情报人员的一致猜测。因为其他四个核武器大国，在他们的第一次核试验中使用的都是钚239装置。他们以为中国如能这样已是很了不起了。但是在捕捉到云尘并经过测试和分析之后，他们信服中国人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是铀235，使用了先进的内爆型设计来爆炸裂变材料。他们承认中国的第一颗核弹比美国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设计得更加完善，威力也更大。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中国核弹势力将严重降低印度在远东的地位。由此可见，1964年10月16日的核爆炸音响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语言了。
……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中国目前是落后，但她会强盛起来的。”王淦昌坚定地说。
为了带给祖国更多的“礼物”，在结束留学生活以前，他到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进行了一趟非常有意义的旅行。他每到一地，从不去游出玩水，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他的兴趣、爱好、注意力完全在物理学上。因为灾难深重的祖国需要青年们去振兴，历史的责任感驱使他不能分心。在英国，他访问了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会见了他仰慕已久的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查德威克和埃里斯。在意大利，他访问了罗马大学的费密小组，他本来是想会见著名科学家费密教授的，可是不巧，教授临时外出，成为王淦昌的终生遗憾。王淦昌通过“周游列国”，参观大学和实验室，会见各地的物理学大师，大开了眼界，了解到物理学界许多前沿的课题。
从1956年春到1960年夏天，王淦昌在这4年中，虽然研究工作异常繁重，但他还是亲自主持在联合所工作的中国科学工作者的业余学术讨论班。他常常用英国著名剧作家肖伯纳的奇妙“交换”理论教育大家。他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交换后，仍然各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我们交换后，大家都有了两个思想。’这是肖伯纳的一句至理名言，这样的奇妙‘交换’，不仅适用于艺术、文学方面，也同样适用于科学的领域。我们的业余学术讨论班就是相互交换‘思想’，大家获得更多的‘思想’。”
在他的引导下，每周星期日的上午法定的学术研讨活动从没间断过。从1956年春到1959年初，主要请苏联同志教俄语，提高大家的俄语水平。以后科学研讨才进入正常活动。第一次活动，王淦昌自告奋勇向大家讲了氢原子的量子电动力学实验验证。接着，有时是轮流主讲，有时是一个人主讲几次。他们讲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开始以讨论基本粒子为主，后来他们开始设想我国高能物理发展的蓝图，再以后，结合各自研究的课题，王淦昌又把盘余学习讨论的内容转向对基本粒子物理学前沿课题的讨论。
经过在联合所几年的研究，一支发展我国高能物理学的小小种子队伍在杜布纳成长起来了。这支队伍中的很多人在以后我国的核武器的研制和核物理学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大部分人成了院士。除王淦昌、胡宁、张文裕、朱洪元老一辈科学家五六十年代就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院土外（当时叫学部委员），当年到联合所工作或实习的一些年轻科技人员，如周光召、何祚庥、吕敏、方守贤、丁大钊、冼鼎昌、王乃彦等也都先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4年10月16日清晨，罗布泊地区晴空万里，碧空如洗。核武器试验现场笼罩在一片紧张、肃穆的气氛中。由8，467个构件组成，重70吨，高120米的铁塔，在金色的阳光辉映下，傲然挺立。在它的金属结构里，几十万人心血凝聚而成的第一颗原子弹就安置在这里。
王淦昌等科学家和一些负责同志张爱萍、刘西尧、张震寰、张蕴玉、李觉等再一次检查了最后的准备工作。王淦昌抬头望着塔顶上的原子弹，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盼望多年的时刻就要到了！多年梦绕魂牵的理想就要实现了！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中午12时，周恩来致信刘杰：“在12时后，
当张（爱萍）、刘（西尧）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以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指15时。——编者注）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通一次电话。”
14时，试验现场的大部分人员退出场地。王淦昌和张爱萍等人返回到60公里外的白云岗地面指挥所。刘西尧在离爆心20公里处的路口指挥撤退。基地司令员张蕴玉、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和吴际霖、朱光亚等，在现场指挥陈长仪接好引爆装置后也撤离了现场。李觉下到20公里处的地下指挥所。所有的人都撤离到警戒线后，刘西尧走进地下指挥所，对这里又进行了一次检查。他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后，将启动钥匙交给了在那里指挥的张震寰，然后回到了白云岗地面指挥所。
14时30分，张爱萍、刘西尧和王淦昌等科学家进入地面指挥所，他们每人戴一副墨镜，以防止辐射伤害眼睛。他们在露天堑壕中指挥和观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
这时张爱萍用保密电话将起爆前的准备工作情况向周恩来总理作了简要汇报，周恩来当即批准按时起爆。
14时40分，即原子弹起爆时间前20分钟，张震寰在主控制室里按动了电钮，并依次下达命令：
“加电源！”
“开机！”
“预热！”
在零时前10秒钟，张震寰又下达命令：
“启动！”
口齿伶俐的年轻主操作员随着控制仪一秒一秒地自动显示的倒计时，报出“10、9、8、7、6、5……”
每个在场的人都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亢奋和紧张。他们屏住呼吸，现场寂静无声。
在读秒到达零时，张震寰发出命令：
“起爆！”
一瞬间，只见罗布泊戈壁大漠深处出现了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紧接着，腾空而起一个巨大火球，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蘑菇云冉冉升起不断扩张。稍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好像要把苍穹撕裂似的。
“是核爆炸！”刘西尧情不自禁地喊。
这时，张爱萍拿着电话机正和北京通话。北京那边也听到了刘西尧的喊声，连问：“是不是核爆炸？”
刘西尧回过头去问王淦昌：“王院长，是不是核爆炸？”
王淦昌看到自己研究的原子弹爆炸了，心情异常激动。听到刘西尧问自己，由于太兴奋了，说不出话来，只使劲点了点头。
这时，试验现场欢声雷动，全体参试人员，热泪盈眶，互相祝贺。有的青年人高兴地互相拥抱，有的又蹦又跳，有的干脆在沙丘上打起滚来。人们以各种方式宣泄兴奋的心情。
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等科学家们向王淦昌涌来，欢腾着围住老院长。王淦昌高兴地拍着手说：“真有趣，太令人高兴了厂
15时4分，张爱萍眼望高耸在蓝天的蘑菇云，高兴地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报告：“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蘑菇云已经升起，根据爆炸景象判断是核爆炸。试验成功了！”
这时，取样飞机已经经过地面指挥所上空，直插蘑菇云。
周恩来获得这一喜讯后，马上报告给主席。
几分钟后，周总理打来电话指出：指示，要查清楚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国外不相信怎么办？
张爱萍十分肯定地答复：“爆炸后的火球已经变成蘑菇云！”
由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参加的总结讨论会，在地面指挥所召开。以程开甲为所长的二十一所的科技人员开展了紧张的分析、化验。张爱萍、刘西尧等6人穿上防护服，坐直升飞机到了爆心上空，只见铁架像面条样歪歪曲曲地躺在地上。
两个多小时后，张爱萍、刘西尧等签发了一份经多方专家认定的关于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报告。将它电告、周恩来、贺龙、罗瑞卿：确实实现了核爆炸，威力估计在2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 几个小时后，日本传出消息，说中国可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不久，又收到了美国的广播。直到这时，才批准发表我国早已起草好的政府声明、新闻公报和中央通知。
深夜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新闻公报》，同时播发了阐明中国政府对于核武器立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我国原子弹爆炸的当天，正在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欢乐之中时，莫斯科传来了另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也正像同志说得那样：“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中国核试验一举成功之日，正是赫鲁晓夫下台之时，历史绝妙地讽刺了那些心怀叵测的小丑。
原子弹爆炸的当天晚上，核武器试验基地召开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周总理派飞机送来了茅台酒。整个基地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朱光亚等一些能喝酒的人员喝得酩酊大醉。王淦昌虽然不胜酒力，喝得很少，但脸上也出现了少有的红润。酒不醉人人自醉，王淦昌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这时，他回想起一年前的一段往事。
一年前，王淦昌正在青海高原核武器研制基地紧张地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轰试验的时候，中央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强迫”他带着夫人去广东从化温泉疗养院进行短期疗养。
他去后不久，在一次和妻子吴月琴散步时，遇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
“你们这个东西，”陈老总用手比画着，攥成的拳头又急剧张开说，“什么时候造出来呀？”
“快啦！”王淦昌说。
“明年行不行？”陈老总急切地问。
“再过一年差不多啦！”
“等那个玩艺响了，我这个外交部长就好当了！
希望你们赶快造出来！”
第二天，朱德、陈毅、聂荣臻同志特地设宴招待王淦昌和夫人。
席间，朱老总、聂老总也反复口丁咛：“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原子弹，我们自力更生。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科学家身上……”
从老总们殷殷的嘱咐中，王淦昌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他想：“在国威的较量上，核武器是镇国之宝，是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我们要尽快造出来，使我们的国威大增厂
“王院长，为胜利干杯！”王淦昌从回忆中惊醒，看到张爱萍正笑吟吟地端着酒杯站在他面前。
王淦昌赶紧站起来，端起酒杯说：“对，为国威大增干杯！”
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从外界的反应看，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腰杆真正挺起来了。
我国的原子弹爆炸的当天，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了声明，目的在于平息像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那些国家的惊恐。约翰逊在声明中说：“中国原子弹只是一个粗糙拙劣的装置。”但不出几天，他们就不得不改变这种说法。10月17日，白宫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关于前一天中国的核试验。麦科恩说，在中国爆炸的可能是一个钚装置。因为如果是铀装置，表明中国有大工厂生产浓缩铀235，很快就能制成核武器。国务卿腊斯克警告别过分低估中国的能力。他相信这次核试验将长久地增强中国的威望。
认为中国核试验放的是一枚钚239制成的原子弹，这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中的情报人员的一致猜测。因为其他四个核武器大国，在他们的第一次核试验中使用的都是钚239装置。他们以为中国如能这样已是很了不起了。但是在捕捉到云尘并经过测试和分析之后，他们信服中国人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是铀235，使用了先进的内爆型设计来爆炸裂变材料。他们承认中国的第一颗核弹比美国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设计得更加完善，威力也更大。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中国核弹势力将严重降低印度在远东的地位。由此可见，1964年10月16日的核爆炸音响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语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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