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英美文明是否能代表全部的“西方”？英美文明的不满者来自哪里？
2. 本书通过对世界多元多维文明的分析，指出西方文明具有多重传统，其内部是多元的，且不是固定不变的，平息了此前有关文明研究的相关争论。
3. 从古老的大不列颠到新兴的美利坚，本书构建了一个多元的西方世界。
在通常人们所指的西方文明中，英美文明显然是清晰可辨的一部分。西方文明具有多重传统，在美国、欧洲、美洲和南半球广泛存在。在世界文明中，英美文明一直位于中心，英美文明在欧洲的西方与美国的西方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它独具特色。多重的西方文明彼此共存，同时也与其他文明共存，是由多重现代性构成的全球文明的一部分。像其他文明一样，英美文明具有传统多重性和内部多元性的特征。曾一度深植其中的帝国统治与种族等级的观念与实践现在穿上了霸权或多边主义的外衣，换成了富有政治争议的各种版本的多重文化主义。就其核心而言，英美文明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的。本书提出，西方文明具有多重传统，在美国、欧洲、美洲和南半球的几个地方广泛存在。
前言／Ⅲ
第一章英美西方文明／1
彼得·J.卡赞斯坦
第一篇第二章新盎格鲁世纪计划：种族、空间与全球秩序／43
邓肯·贝尔
第三章全球乡土地带的英美文明：土地与内生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经济学／73
赫尔曼·施瓦茨
第二篇第四章“帝国本我”：南非、印度和爱尔兰视角下的英美文明／105
奥迪·克洛茨
第五章寻找自由的英美文明：从种族优越论到多元文化政治／137
斯尔詹·武切蒂奇
第三篇第六章关于英美文明的谈判：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169
路易斯·W.保利克里斯蒂安·雷乌斯斯密特
第七章外交文化：美国加拿大关系和美国墨西哥关系中的多重西方和多重身份／203
布赖恩·鲍阿图罗·桑塔克鲁兹
第八章特殊关系：英美世界中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34
戴维·麦克唐纳布伦登·奥康纳
第四篇第九章多个西方与多形态全球主义／275
彼得·J.卡赞斯坦
参考文献／330
英美文明（AngloAmerica）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它指涉清晰，辨识度高。本书提出，西方文明存在于多重传统形式之中，通行于美国、欧洲、美洲，以及南半球的几个地方。2英美文明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地位，直到20世纪初一直由英帝国领导；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成为英美文明的领导者。英美是连接欧西方（European West）与美西方（American West）的桥梁，具有特殊性，但并非独一无二。多重西方不仅相互依存，而且与其他文明共存，是包含多重现代性的全球文明的组成部分。英美文明与所有其他文明一样，具有多重传统和内在多元性。帝国统治和种族等级体系曾经珍视和倚重的理念和实践现在以霸权，或多边主义和具有政治争议的各种多边主义形式呈现出来。英美文明的核心是流动的，不是固化的。
在主要英语国家中，当代政治保守主义者将英美文明称为盎格鲁圈（Anglosphere）。它遵循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传统，获得当代保守派的支持，由崇尚自由价值、新教教义、个人主义、成就文化、由世俗成功证实的富有私人美德的生活、使用英语语言、习惯法、议会治理以及其他一些古老的不列颠传统的国家群体组成。这些保守派反对其他形式的西方文明，比如欧盟。3然而，左翼批评家却认为，盎格鲁圈是一项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甚至时而鬼鬼祟祟搞种族主义的工程。他们指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梦魇般的小说《1984》所描述的专制统治下的大洋洲，就是英国、美国、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政治合体。4因此，政治左派大力支持联合国和一些新的跨国治理制度。抛开所有政治分歧不说，历史记录显示，自17世纪晚期以来，英美文明打赢了所有主要战争。在20世纪的全球性热战和冷战中，英美文明挫败了来自法西斯右派和共产主义左派的挑战。尽管经历了一些局部和暂时的挫折，但是三个多世纪以来，英美文明一直是不断演变的国际政治的中轴。
公共话语中常常提到西方，西方是涵盖范围最广的集体身份概念。集体身份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然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他的论文《文明与其不满者》中提出，个体“自我”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内向的延续性，没有鲜明的轮廓。5文明也是如此。文明是政治建构的。文明复合体直接影响到帝国、种族、主权和相互依赖等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也直接影响到外交和结盟等政治实践。这并不是说以不同形式展现出来的西方文明是集体身份的唯一来源。民族和他们各自不同的地区或地方，以及团体、家庭和个体身份在特定情境中也具有重要意义。“西方”一词不断被援引，仍然是最普遍通用的社会概念，它为精英而不是社会大众提供了方向感，使他们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信仰以及政府、团体和个人应尽的义务。“西方”是现代概念，替代了已经过时的“拉丁基督教世界”（Latin Christendom）。援用“西方”概念可以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比如，可强调其对人类的特殊贡献，亦可批判其对人文精神的损害；可盛赞其某些价值观相比其他文明具有内在优越性，亦可贬斥其内在低劣性。6
上文简要讨论了多重“西方”的存在，据此本章拟提出以下两个观点。首先，针对路易斯·哈茨和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美国和西方文明是单一整体的观点，我指出多重传统普遍存在。其次，我援引了本书中的一些章节，描述了英美文明逐渐偏离种族和帝国的渐进性演变，分析了国际共同体的各种变体和代表当代英美文明的内部多元文化主义的三种不同模式。最后进行了简要小结。
多个西方
温斯顿·丘吉尔就是西方内在张力与矛盾的证明。当年，他还是中尉的时候，有一次在华尔道夫酒店的舞厅，他走到聚集的人群跟前，想了解布尔战争的进展。马克·吐温（Mark Twain）向众人介绍了他。马克·吐温反对英国在非洲的帝国主义掠夺行径，也反对美西战争。吐温说：“我们一直有着亲缘关系：血缘同质、宗教同质、代议制政府同质、理想同质，我们秉持的公正而高尚的宗旨也是同质的；而现在我们所犯的罪也是同质的，和谐圆满，融合完美，就像丘吉尔先生本人一样。”7丘吉尔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支持和参与了英国殖民地的种族清洗和拘留所建设运动。丘吉尔既憎恶甘地（Gandhi）也同样憎恶希特勒（Hitler），事实上，这也许可以解释他在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时的冷酷无情。那场大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管理不当的结果，那时正是丘吉尔执政时期。8
这是丘吉尔的第一张面孔。他的第二张面孔是无所畏惧、善于雄辩的英国和西方领袖。他在摧毁希特勒和纳粹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冷战发端之际，丘吉尔在密苏里的富尔敦（Fulton）发表演讲时称：
美国人和英国人必须永不停歇、毫无畏惧地宣扬自由与人权的伟大原则，这是英语世界的共同遗产，经由《大宪章》、《权力法案》、人身保护令、陪审团制度和英国的习惯法，体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成为自由与人权最为著名的表达。9
对于丘吉尔及其知识界的追随者而言，英语世界的人们是英美文明的特定代表，也是西方最骄傲的体现。邓肯·贝尔（Duncan Bell）在本书第二章对此进行了讨论。10
正如丘吉尔的第二张面孔一样，一个整体统一的西方概念仍然在今天大有市场，尤其是在保守派中。比如，英国和美国的“特殊伙伴关系”（special partnership）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显而易见的。在伊拉克战争的预备阶段，布莱尔（Blair）首相是美国最重要的战友，随时准备付出“血的代价”。112007年，布什总统将美英关系称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主要是因为我们思维相似，我们都相信自由与正义是最根本的生活原则”。12布莱尔使布什想到了丘吉尔，“在我朋友的谈话中，我听到了温斯顿·丘吉尔的声音”。132009年3月，戈登·布朗（Gordon Brown）首相访问美国，目的就是要重振被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和美国的专横霸道所损害的英美特殊关系。
然而这一次白宫没提“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而是采用了“特殊伙伴关系”的说法，让伦敦颇为吃惊。14奥巴马（Obama）总统曾经详细记述他的祖父在肯尼亚饱受英军士兵折磨的故事；还把温斯顿·丘吉尔的半身塑像从椭圆形办公室搬出去还给了英国。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承认，在他2010年当选后首次访问华盛顿时达成了新的政治条件。卡梅伦弱化了英国作为美国的特洛伊走卒的理念，谋求建设“伙伴关系”（partnership of choice）作为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以追求实在的国家利益替代泪眼蒙眬的感伤情怀。15
“西方”常常被指涉为一个不同于“东方”的单一文明复合体，这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无论怎样都难以解释，为什么雅典以西1700英里、约3小时飞行距离之外的摩洛哥首都拉巴特（Rabat）属于“东方”。“东方”和“西方”都被看作单一的整体，这种不准确的说法从深层次上误导了人们的世界观。虽然他们引发的划界质疑削弱了其普遍适用性，但是更加具体的一些地区标签，比如“欧洲”和“亚洲”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欧洲人对于俄罗斯和土耳其是否属于欧洲持有根本性分歧。而亚洲的概念，如果是单数形式，那么强行将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整合为一体的做法则毫无意义。这些地方根本互不相同，对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来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一体化的亚洲。单一亚洲只存在于明星空谈家和泛亚政治理论家的强大想象之中。“西方”也是一样。单一“西方”并不存在，我们应替之以多个“西方”的理念。多个“西方”共同存在，但通常彼此关系紧张。
以单一颜色标识各类文明的地图表达的是一种社会同质性，与更为复杂的视觉表达相比，这种地图具有误导性。16这里我重点针对路易斯·哈茨和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提出英美多元文明的理念。本书中有关章节具体阐述了我们所指的英美文明蕴含的重大内在差异，以及英美文明政治的实践情况。19世纪时人们普遍相信，只存在唯一的一个文明标准，即英美文明标准。17而且英美文明为充满着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理念的自由主义目的服务。在多重文明世界中，那些理念的可信度已严重丧失，复杂主权、外交文化、特殊关系成为英美国际关系的标签。近几十年来，在英美文明的不同构成部分，我们都见证了以多元种族主义、萌芽中的三元文化主义（triculturalism）和争论中的多重文化主义为特征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除英美文明以外，西方还有第二个概念，即美洲新世界。阿图罗·桑塔克鲁兹（Arturo SantaCruz）在阿瑟·P.惠特克（Arthur P.Whitaker）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西半球的概念。西半球是一片独特的地域，其沟通、互动和利益构成了政治中的合法性因素。18自杰斐逊（Jefferson）以来，围绕着新世界不同于旧世界这一基本理念，逐渐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即互动并不必然以和平的方式进行。随着泛美运动的发展，西半球的内部分歧逐渐消失。现代美洲间体系的建立以1889年的华盛顿会议为开端，可以追溯到美国对中美洲加剧干涉、反洋基佬情绪日渐高涨之时。美式西方文明的规范秩序陷入紧张与分歧之中，直到1936年罗斯福（Roosevelt）总统启动“睦邻”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美国表示无条件接受不干涉原则，这一形势才逐渐缓和。那时，美国与其所有美洲伙伴确认致力于民主、和平与正义。从此，欧洲自我标榜的独特性让位于基于代议制民主的共同责任，这一责任后来被写入1948年美洲国家组织的成立文件《波哥大宪章》中。因此，作为独特西方模式的西半球理念主要包括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基于权利的代议制政府（美国强力推行），二是不干涉（害怕美国的拉丁美洲和中美洲国家支持）。这两项原则都是政治实践的指导原则，但不是政治实践的决定性原则，政治实践往往偏离了这些崇高的理想。
史缪尔·艾森施塔特、埃德蒙多·奥戈尔曼（Edmundo OGorman）和杰里米·史密斯（Jeremy Smith）提供了关于美洲的补充性论述，从更为明确的文明视角再次证实并强调了多个“西方”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他们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路易斯·哈茨的欧洲中心论，即把美洲作为欧洲的“冰冻碎片”的观点。19事实上，在从旧世界移植到新世界的过程中，欧洲模式经历了激进的改造。艾森施塔特和桑塔克鲁兹一样，在比较研究中既强调美洲文明的共性，又强调其差异。20他指出了语言和领土等基本标准的相对不足。因为在定居者中产生了新的集体身份，这个身份既受到美国普世主义精神的浸染，又受到拉丁美洲正式的等级制度的影响。社会秩序原则如镜像一般将两者反映出来。在英国式的北方，人们推崇平等、成功等价值观，赞同短暂的改良主义抗议运动；而在拉丁美洲式的南方，人们则认同庇护主义、归属性的社会地位和周期性的激进抗议。若论起与欧洲旧世界的关系，其实两种美洲变体之间的冲突并不算大，主要的冲突产生于它们脱离欧洲宗族社会的自我异化过程中。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的冲动在移植到美洲以后，都深受两个进程的影响：一是欧洲殖民主义，二是定居者与原住民的冲突。这是英国定居者和西班牙与葡萄牙定居者的共同经历。奥戈尔曼指出，美洲政治具有相当的原创性，美国与美洲整体的认同正是来源于这种原创性，而非拉丁美洲殖民地对母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的模仿；这种原创性使美国公民成为出类拔萃的美洲人。21最后，史密斯进一步对美洲文明进行了分解，他分析了艾森施塔特忽视的加拿大和加勒比的美洲文明变体，并增加了美洲原住民文明和美国南方文明作为进一步细化的文明变体来说明多个“西方”文明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