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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大师季羡林振奋民族精神力作
季老之子季承独家授权·纪念版
震撼预言“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
探求何为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人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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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字希逋，又字齐奘。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一生精通12种语言，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内容】
《中国精神·中国人》是大师季羡林民族精神之作，紧密契合当下的中国梦、中国精神、爱国主义、中华文化复兴等焦点话题，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所在：“中国历史上一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决不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贫而瘦的穷人的话，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皮包骨头’，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涅槃’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骨气’。同‘面子’一样，‘骨气’这个词儿也是无法译成外文的，是中国的国粹。”全面展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目录】
一辑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谈中国精神
中国的民族性
文化与气节
爱国主义
再谈爱国主义
沧桑阅尽话爱国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慈善是道德的积累
真理愈辨愈明吗？
论怪论
观秦兵马俑
虎门炮台
余思或反思（《牛棚杂忆》节选）
我写我
辞“国学大师”
辞学界（术）泰斗
辞“国宝”
二辑中华文化必将复兴
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
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
中国文化的内涵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西方不亮东方亮
东学西渐与“东化”
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
国学漫谈
“天人合一”新解
思想家与哲学家
我与东方文化研究
谈文学交流
研究中国文化应该把宗教考虑进来
三辑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回忆陈寅恪先生
扫傅斯年先生墓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回忆梁实秋先生
回忆吴宓先生
西谛先生
悼念沈从文先生
怀念乔木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四辑我的梦，我的希望
梦游二十一世纪
梦萦未名湖
清华梦忆
一个预言的实现
我对未来教育的几点希望
对未来的悬思
我的怀旧观
迎新怀旧——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元旦感怀
大放光明
新世纪新千年寄语
五辑和年轻人聊聊天
中国青年与现代文明
希望在你们身上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莫让时间再怕东方人
我害怕“天才”
人生
再谈人生
三论人生
不完满才是人生
生命的价值
做人与处世
谈孝
爱情
公德
时间
谈中国精神
中国的民族性
文化与气节
爱国主义
再谈爱国主义
沧桑阅尽话爱国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慈善是道德的积累
真理愈辨愈明吗？
论怪论
观秦兵马俑
虎门炮台
余思或反思（《牛棚杂忆》节选）
我写我
辞“国学大师”
辞学界（术）泰斗
辞“国宝”
二辑中华文化必将复兴
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
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
中国文化的内涵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西方不亮东方亮
东学西渐与“东化”
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
国学漫谈
“天人合一”新解
思想家与哲学家
我与东方文化研究
谈文学交流
研究中国文化应该把宗教考虑进来
三辑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回忆陈寅恪先生
扫傅斯年先生墓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回忆梁实秋先生
回忆吴宓先生
西谛先生
悼念沈从文先生
怀念乔木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四辑我的梦，我的希望
梦游二十一世纪
梦萦未名湖
清华梦忆
一个预言的实现
我对未来教育的几点希望
对未来的悬思
我的怀旧观
迎新怀旧——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元旦感怀
大放光明
新世纪新千年寄语
五辑和年轻人聊聊天
中国青年与现代文明
希望在你们身上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莫让时间再怕东方人
我害怕“天才”
人生
再谈人生
三论人生
不完满才是人生
生命的价值
做人与处世
谈孝
爱情
公德
时间
【书摘插画】
沧桑阅尽话爱国
我1946年回到北大任教，至今有五十三年是在北大度过的。在北大五十三年间，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光大道。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漫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在我这仅有的可贵的一生中，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镜悲白发”的耄耋之年，我从未离开过北大。追忆我的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怡悦之感，油然而生。
前几年，北大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是：北大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参加者很踊跃，发言也颇热烈。大家的意见不尽一致。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
倘若仔细分析起来，世上有两类截然不同的爱国主义。被压迫、被迫害、被屠杀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而压迫人、迫害人、屠杀人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则是邪恶的“爱国主义”，其实质是“害国主义”。远的例子就不用举了，只举现代的德国的法西斯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者，就足够了。当年他们把“爱国主义”喊得震天价响，这不是“害国主义”又是什么呢？
而中国从历史一直到现在的爱国主义则无疑是正义的爱国主义。我们虽是泱泱大国，实际上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的“边患”就连绵未断。一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毫无“边患”了，可以高枕无忧了。历史事实是，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是处在被侵略的状态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涌现的伟大的爱国者之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及。汉代的苏武，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清代的林则徐等等，至今仍为全国人民所崇拜，至于戴有“爱国诗人”桂冠的则不计其数。唯物主义者主张存在决定意识，我们祖国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存在决定了我们的爱国主义。
在古代，几乎在所有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在欧洲中世纪，传承者多半是身着黑色长袍的神父，传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在印度古代，文化传承者是婆罗门，他们高居四姓之首。东方一些佛教国家，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穿披黄色袈裟的佛教僧侣，传承地点是在僧庙里。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传承的地方是太学、国子监和官办以及私人创办的书院。在世界各国文化传承者中，中国的士有其鲜明的特点。早在先秦，《论语》中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们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安危系于一身。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一直没变，后来发展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又继续发展，一直到了现在，始终未变。
不管历代注疏家怎样解释“弘毅”，怎样解释“任重道远”，我个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传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就是讲骨气、讲气节。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帝王将相的非正义的面前不低头；另一方面，在外敌的斧钺面前不低头，“威武不能屈”。苏武和文天祥等等一大批优秀人物就是例证。这样一来，这两个特点实又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了，其关键还是爱国主义。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不归。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也不要“刮目相看”。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地改变的。至于没有出国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地多数。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的话：爱国没商量。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我的每一粒灰也还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
我向不敢以名人自居，我更没有什么名作。但是当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同志向我提出要让我在《名人名家书系》中占一席地时，我却立即应允了。原因十分简单明了，谁同冰心、巴金、萧乾等我的或师或友的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位元老并列而不感到光荣与快乐呢？何况我又是一个俗人，我不愿矫情说谎。我毕生舞笔弄墨，所谓“文章”，包括散文、杂感在内，当然写了不少。语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自己的东西是好是坏，我当然会有所反思；但我从不评论，怕自己迷了心窍，说不出什么符合实际的道道来。别人的评论，我当然注意；但也并不在意。我不愿意像外国某一个哲人所说的那样“让别人在自己脑袋里跑马”。我只有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那就是：写文章必须说真话，不说假话。上面提到的那三位师友之所以享有极高的威望，之所以让我佩服，不就在于他们敢说真话吗？我在这里用了一个“敢”字，这是“画龙点睛”之笔。因为，说真话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有时甚至需要
极大的勇气。古今中外，由于敢说真话而遭到厄运的作家或非作家的人数还算少吗？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千百年来流传下来为人所钦仰颂扬的作家或非作家无一不是敢说真话的人。说假话者其中也不能说没有，他们只能做反面教员，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只说真话，还不能就成为一个文学家。文学家必须有文采和深邃的思想。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我说“有点像”，就表示不完全像，不完全相等。说真话离不开思想，但思想有深浅之别，有高下之别。思想浮浅而低下，即使是真话，也不能感动人。思想必须是深而高，再济之以文采，这样才能感动人，影响人。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文采，因为，不管思想多么高深，多么正确，多么放之四海而皆准，多么超出流俗，
仍然不能成为文学作品，这一点大家都会承认的。近几年来，我常发一种怪论：谈论文艺的准则，应该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上面讲的那些话，就是我的“理论根据”。
谈到文采，那是同风格密不可分的。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作家都有各自的风格，泾渭分明，决不含混。杜甫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是杜甫对庾信和鲍照风格的评价。而杜甫自己的风格，则一向被认为是“沉郁顿挫”，与之相对的是李白的“飘逸豪放”。对于这一点，自古以来，几乎没有异议。这些词句都是从印象或者感悟得来的。
我1946年回到北大任教，至今有五十三年是在北大度过的。在北大五十三年间，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光大道。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漫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在我这仅有的可贵的一生中，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镜悲白发”的耄耋之年，我从未离开过北大。追忆我的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怡悦之感，油然而生。
前几年，北大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是：北大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参加者很踊跃，发言也颇热烈。大家的意见不尽一致。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
倘若仔细分析起来，世上有两类截然不同的爱国主义。被压迫、被迫害、被屠杀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而压迫人、迫害人、屠杀人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则是邪恶的“爱国主义”，其实质是“害国主义”。远的例子就不用举了，只举现代的德国的法西斯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者，就足够了。当年他们把“爱国主义”喊得震天价响，这不是“害国主义”又是什么呢？
而中国从历史一直到现在的爱国主义则无疑是正义的爱国主义。我们虽是泱泱大国，实际上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的“边患”就连绵未断。一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毫无“边患”了，可以高枕无忧了。历史事实是，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是处在被侵略的状态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涌现的伟大的爱国者之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及。汉代的苏武，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清代的林则徐等等，至今仍为全国人民所崇拜，至于戴有“爱国诗人”桂冠的则不计其数。唯物主义者主张存在决定意识，我们祖国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存在决定了我们的爱国主义。
在古代，几乎在所有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在欧洲中世纪，传承者多半是身着黑色长袍的神父，传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在印度古代，文化传承者是婆罗门，他们高居四姓之首。东方一些佛教国家，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穿披黄色袈裟的佛教僧侣，传承地点是在僧庙里。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传承的地方是太学、国子监和官办以及私人创办的书院。在世界各国文化传承者中，中国的士有其鲜明的特点。早在先秦，《论语》中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们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安危系于一身。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一直没变，后来发展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又继续发展，一直到了现在，始终未变。
不管历代注疏家怎样解释“弘毅”，怎样解释“任重道远”，我个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传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就是讲骨气、讲气节。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帝王将相的非正义的面前不低头；另一方面，在外敌的斧钺面前不低头，“威武不能屈”。苏武和文天祥等等一大批优秀人物就是例证。这样一来，这两个特点实又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了，其关键还是爱国主义。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不归。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也不要“刮目相看”。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地改变的。至于没有出国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地多数。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的话：爱国没商量。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我的每一粒灰也还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
我向不敢以名人自居，我更没有什么名作。但是当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同志向我提出要让我在《名人名家书系》中占一席地时，我却立即应允了。原因十分简单明了，谁同冰心、巴金、萧乾等我的或师或友的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位元老并列而不感到光荣与快乐呢？何况我又是一个俗人，我不愿矫情说谎。我毕生舞笔弄墨，所谓“文章”，包括散文、杂感在内，当然写了不少。语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自己的东西是好是坏，我当然会有所反思；但我从不评论，怕自己迷了心窍，说不出什么符合实际的道道来。别人的评论，我当然注意；但也并不在意。我不愿意像外国某一个哲人所说的那样“让别人在自己脑袋里跑马”。我只有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那就是：写文章必须说真话，不说假话。上面提到的那三位师友之所以享有极高的威望，之所以让我佩服，不就在于他们敢说真话吗？我在这里用了一个“敢”字，这是“画龙点睛”之笔。因为，说真话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有时甚至需要
极大的勇气。古今中外，由于敢说真话而遭到厄运的作家或非作家的人数还算少吗？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千百年来流传下来为人所钦仰颂扬的作家或非作家无一不是敢说真话的人。说假话者其中也不能说没有，他们只能做反面教员，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只说真话，还不能就成为一个文学家。文学家必须有文采和深邃的思想。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我说“有点像”，就表示不完全像，不完全相等。说真话离不开思想，但思想有深浅之别，有高下之别。思想浮浅而低下，即使是真话，也不能感动人。思想必须是深而高，再济之以文采，这样才能感动人，影响人。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文采，因为，不管思想多么高深，多么正确，多么放之四海而皆准，多么超出流俗，
仍然不能成为文学作品，这一点大家都会承认的。近几年来，我常发一种怪论：谈论文艺的准则，应该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上面讲的那些话，就是我的“理论根据”。
谈到文采，那是同风格密不可分的。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作家都有各自的风格，泾渭分明，决不含混。杜甫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是杜甫对庾信和鲍照风格的评价。而杜甫自己的风格，则一向被认为是“沉郁顿挫”，与之相对的是李白的“飘逸豪放”。对于这一点，自古以来，几乎没有异议。这些词句都是从印象或者感悟得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