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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大叙事之追溯及其被重温之时代意义
　　宏大叙事，即grand narrative，此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为黑格尔的宏大总体性，即grand totality，它常常指启蒙运动至19 世纪末（乃至到20 世纪中叶）人类历史长廊的一种总体景象，既涵盖历史层面与文化层面，同时也涵盖精神层面、哲学层面与艺术层面。在艺术层面中，浪漫主义音乐是其最重要的体现。宏大叙事在美学上的最突出表征，为崇高感，虽然现代、后现代的哲学思想与艺术流派大都以拒斥崇高感、拒斥宏大叙事与无叙事，而作为跻身于其俱乐部的入场券，但真正的大家，像汤因比、海德格尔等人，还是怀着对其的浓浓乡愁而笔耕不辍的。严格来讲，甚至20 世纪初以来的真正的先锋派艺术，也从未走出过崇高的精神界面。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利奥塔（又译利奥塔尔），就曾如是论述道，“……但在尼采的透视法学说之前，我就在康德的崇高主题中看到了它的一种变调。我认为，现代艺术（包括文学）正是从崇高的美学那里找到了动力，而先锋派的逻辑也正是从那里找到了它的原则”；那么换言之，其实，先锋派艺术或大多数前沿艺术与崇高这一精神概念并非格格不入，有时还常常将后者作为其土壤与源泉。缘此，作为理由与考量因素之一，本书将宏大叙事型艺术一并列入了前沿艺术之总体视野。
　　一提到宏大叙事型艺术，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米开朗基罗的巨幅壁画——《最后的审判》、罗丹的巨幅雕塑——《地狱之门》、贝多芬的不朽名作——《第九交响曲 合唱》、柏辽兹的揭幕之作——《幻想交响曲》、李斯特的史诗之作——交响诗《前奏曲》与《浮士德交响曲》、瓦格纳的恢弘之作——四联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与歌剧《唐豪塞》、马勒的彼岸之作——《第二交响曲 复活》与《第八交响曲 千人》、威尔第的超凡之作——《安魂曲》、斯特拉文斯基的颠覆之作——《春之祭》、奥尔夫的悲怆之作——《布兰诗歌》、布里顿的英雄挽歌——《战争安魂曲》等等。这些作品均以其深邃的理念、恢弘的气度、崇高的精神、凝重的氛围、虔敬的情怀与极具超越性和时空感的审美特质，为世界赋予了一道极具震撼力的、永远赖以骄傲的艺术风景与某种神话般的精神图景。这种艺术风景与精神图景之一大特质，是其一开始就不是某个国家或某种文明类型的，而是属于普天下的，并一直是且将永远是极具普世意义的。甚至，这种艺术风景与精神图景还不局限于我们所栖居的这个星球——地球，而是属于整个银河系，属于全宇宙。就是说，其所透射出的艺术力量，与宇宙秩序、存在法则和时空场景是恰相契合、恰相共振、恰相适宜、恰相共鸣而交相辉映的。缘此，本书果断在本章中收入了这些年来在北京所上演的极具宏大叙事色彩、同时又表征着前沿艺术风景的一系列作品①中的四个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作品——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女武神》，马勒的《第八交响曲 千人》与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以飨读者。
　　总之，充满了某种精神海啸与哲学沉思的、对今日世界依然在产生着深远影响的浪漫主义音乐之三剑客（李斯特、瓦格纳与马勒）中的代表性音乐作品及其他宏大作品近20 年以来在中国的持续上演，不仅是中国精神史与文化史，同时也是世界精神史与文化史的一大盛事。一方面，它标志着真正的艺术与精神完全可以是跨地域、跨国家、跨文明地辉映的，文明并不一定是以“冲突”而为其显呈表征的；另一方面，它标志着古都北京与古老中国在精神层面正努力抛弃和摆脱往昔那种自我封闭、自得其乐的陈腐习俗，而开始敞开胸襟与世界接轨，开始领受和认同人类精神的华彩乐章与璀璨图景，并努力在这一祈愿和历史进程中扮演起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而不是静观者的时代角色——这些巨型艺术作品往往皆由众多的中外艺术家与艺术团体所联袂完成，即为明证；再一方面，它也许还标志着当代中国正在致力于审视和修正“天下”这一古老概念，而试图将一种环球视野与全人类的共同精神主题及共同命运之崭新情景和理想景象纳入其中，从而为真正的“天下”描绘出更为绚烂的蓝图，并赋予全球以更为丰满而立体的形象；第四方面，前沿艺术在当下北京的蓬勃景象与缤纷图景，标志着北京所存有的一大地域魅力与难以抗拒的某种磁场效应，任何地方难以比肩了，即便在整个当代东方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堪与其比肩者，也寥寥无几，甚至就没有。缘此，这不能不说是当代北京的一大骄傲与精神资产，而且又是一种极具向心力、正能量与普世性的骄傲与精神资产，那么，自然而然地，将之列为当代北京所投射给当代世界之总体印象中的核心风景，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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