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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 


无可奈何花落去,几十年间大明王朝被吞没于历史的烟尘,

是内忧,是外患,是君臣有隙,还是人心尽失?

樊树志先生细讲晚明史新作,“重写晚明史”系列之一;

以史的视野聚焦晚明王朝,由朝廷间的日常细节建构晚明大历史。

基本信息

著 者:樊树志

书 号:9787101139174

出版时间:2019年8月

定 价: 48元

开 本: 32开

装 帧: 平装

字 数: 300千字

页 码: 374页

CIP分类:K248.307


内容简介

《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是樊树志先生“重写晚明史”系列的一种,讲述了崇祯帝虽然不是“亡国之君”,却终不免遭遇亡国的历史事实。几十年间大明王朝被吞没于历史的烟尘,是内忧,是外患,是君臣有隙,还是人心尽失?

崇祯帝在匮于兵力、财力的情况下,面对攘外与安内的两难之境,回天无术。阉党余孽温体仁为内阁首辅八年,假装“无党”以攻击陷害他人,使得崇祯帝和大臣之间信任殆失,对朝纲秩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破坏。无可奈何花落去,是非功过,留于青史在人间。

本书分三章:章《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第二章《无可奈何花落去:明朝的覆亡》,第三章《改朝换代,谁主沉浮》。


编辑推荐

1.名家新著,樊树志先生细讲晚明史新作,“重写晚明史”系列之一:

☆樊树志先生年届八十而笔耕不辍,在史视野下聚焦晚明王朝,以朝廷间的日常细节描绘出一幅晚明的历史长卷。

☆历史研究是通过回顾过去以展望和建构更好的未来。樊树志先生以六十余年历史研究专业素养和八十余年的知人阅世经历解读晚明,深刻体现了学人的担当意识和作为社会脊梁的责任感。

2.大众历史的笔法: 

☆樊树志先生以六十余年历史研究专业素养和八十余年的知人阅世经历,解读晚明政坛跌宕起伏的人事更迭、朝政纷纭;用大众写作笔法,浅白流畅讲述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可读性与思想性俱强。

☆细节勾勒与宏大叙事相得益彰,故事性、代入感强,非虚构的严肃历史著作读来胜似虚构文学作品,扣人心弦,动人心魄。

☆读史明智,本书更是一面历史之镜,让人不断反思晚明的兴衰成败,看清过去,照亮未来。

3.学术前沿的专著: 

☆挖掘大批史料基础上重新书写晚明历史。本书建构在大批晚明历史人物的奏疏、书信、文集、邸钞、实录及方志等材料之上,资料详实周全,但凡书中所涉人物,作者无不一一翻阅其相关著述,并在相互比照研读后,还原历史实况,在大批鲜活生动的细节材料之上,重新书写晚明历史,真实而生动。

☆以细节勾勒与宏大叙事相结合,提倡历史学者放开眼界看历史。近二十年来,学界的学术研究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碎片化现象,导致近年来史观在学者和民众中渐趋模糊。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作为社会文化的脊梁,樊树志先生一向主张学术研究要以宏大史观作为指导,要拥有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胸怀,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术研究推进社会进步。樊树志先生以本书“向宏大叙事致敬”!



作者简介


樊树志,复旦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2018)、《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2018)、《晚明大变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明史讲稿》(2012)、《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大明王朝的后十七年》(2007)、《国史十六讲》(2006)、《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国史概要》(1998)、《崇祯传》(1997)、《万历传》(1993)、《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晚明大变局》入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


目录


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一 无解的难题: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1. “剿兵难撤,敌国生心”

2. 与清的议和尝试

3. “以中枢之龃龉,厄而置于死地”——卢象昇殉国

4. 洪承畴、孙传庭奉旨转向“攘外”

二 “盐梅今暂作干城”

1. 张献忠与李自成的谷城之会

2. 张献忠重新起兵

3. 杨嗣昌奉旨督师

4. 左良玉玛瑙山大捷

三 “功虽未成,尽瘁堪悯”

1. “平贼大将军”的纠葛

2. “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

3. 李自成驰骋河南

4. 杨嗣昌:“呕血伤心,束身俟死”

四 “灭寇雪耻”成泡影

1. 朝廷上下的反省

2. 辽东:速战速决铸大错

3. 松山、锦州兵败如山倒

五 “款建虏以剿寇”

1. “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

2. 秘密媾和

3. “堂堂天朝何至讲款”

第二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明朝的覆亡

一 无力回天的君臣

1. 从张至发到薛国观——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路线

2. “还是他做”:周延儒复出

3. 稍纵即逝的新政

4. 匿名揭帖“二十四气”

5. 姜埰、熊开元之狱

6. “延儒功多过寡,令免议”

7. “勒令周延儒自裁”

二 “兵火纵横,中原涂炭”

1.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

2. “闯曹雄视河洛”

3. “决河灌城,士民溺死数十万”

4. “开了城门迎闯王”

5. “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三 挽救命运的失败尝试:出征、南迁、勤王

1. “嗟尔明朝,大数已终”

2. 形式主义的“代帝出征”

3. 举棋不定的“南迁之议”

4. 鞭长莫及的“勤王之师”

四 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1. 倪元璐的“三做”,朱由检的“罪己”

2. 土崩瓦解,京师孤注

3. “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4. 青史凭谁定是非

5. 从容赴死的忠臣们

第三章 改朝换代,谁主沉浮

一 从大明到大顺到大清的政权更迭

1. 权力导致腐败——闯王进京面面观

2. 朱由检的殡殓与李自成的劝进

3. “冲冠一怒为红颜”

4. 打着“报尔君父之仇”的幌子——清军进取中原

二 南京弘光小朝廷

1. 南京政府的动向

2. “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南明与清朝和谈

3. “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南京弘光政权一瞥

4. 崇祯皇太子之谜

三 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

1. 左良玉发兵东下“清君侧

2. 扬州十日:焚尸八十万

3. 南京陷落:弘光小朝廷分崩离析

4. “头可断,发不可剃”:江阴守城八十日

5. 不屈的遗民们


《重写晚明史》后记



书摘

1. 朝廷上下的反省

2. 举棋不定的“南迁之议”


朝廷上下的反省 

安内与攘外两线作战,增兵增饷,搞得民穷财尽,等来的结果,无论安内还是攘外,都是惨败,了无起色。当初杨嗣昌为了围剿流寇,在赋税正额之外加派剿饷,皇帝批准实施,信誓旦旦地对百姓表示,累吾民一年,待到消灭流寇除掉心腹大患,就可以取消加派。殊不知,流寇愈剿愈多,杨嗣昌又提出练兵的主张,要各个边镇抽练精兵七十三万。由练兵而来的,自然是增加军饷,于是乎在剿饷三百万两之外,每年又加派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落实到地方政府,练兵不过是一个幌子,兵没有练成多少,却借机搜刮民脂民膏。崇祯十三年,刑科给事中孙承泽上疏剖析加派剿饷、练饷的流弊,令人震惊:

迩因寇祸益深,皇上特遣阁臣杨嗣昌秉钺躬剿,凡征兵、索饷之事内呼如雨,司农(户部)臣初应之以新饷,继应之以剿饷,再应之以练饷。惟恐须臾稍缓,无以慰任事之心,且有以开卸事之口,盖已竭闾阎之膏血,惟命是听矣。

然孰知军前之需,取之部额者有限,而私派之地方者,正无纪极也。忆臣待罪县令时,倏奉一文: 取豆米几千石、草几千束,运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 买健骡若干头、布袋若干条,送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 制铜锅若干口、买战马若干匹,送至某营交纳矣。并不言动支何项钱粮,后日作何销算?惟曰: 迟误则以军法从事耳。州县之吏凛凛恐后,间有借支正饷,以救目前之急者。然派之里下者,则比比矣。

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而行间之臣止计目前,不计远大,于是绵延数省,无一宁宇。使从贼者无复还乡之望,为民者徒为沟壑之填。岁即丰稔万亦难当,况今值此百年未有之荒灾也……此果剿饷乎?练饷乎?是驱民而为贼也!

剿饷、练饷本为剿灭流寇,结果适得其反,闾阎之膏血耗竭,天下没有一处可以安居乐业之地,等于是在驱民为盗,结果自然是愈剿愈多,愈剿愈烈。

崇祯十四年四月,皇帝命五府九卿科道等官会勘杨嗣昌的罪责,各官一致议定五条罪责,其中四条有关安内与攘外战争的过错,如:“抗修义州明旨,弃而不守”;“屡抗战守明旨”;“隐匿失事不报,即福襄二藩被害已久,尚掩匿说谎,转换支吾”;“虚饰捷级”等。为严重的是第三条:“首倡聚敛,一议加剿饷三百万两,再议加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旧派,每年加二千三百万,致天下民劳财尽,群起为盗。”国家每年的正赋不过四五百万两,而加派竟然达到二千三百万两,是正赋的四五倍,地方政府与军队乘机敲诈勒索,又不在这个数目之内,使得千千万万百姓无以为生,只能“群起为盗”,其危害性远远在“失陷封疆”之上。

礼部侍郎蒋德璟用“不能农”、“不敢农”、“不肯农”,来刻画三饷加派的危害性——瓦解了农业社会的基础:

惟是频年旱蝗,内外交讧,加以三饷(辽饷、剿饷、练饷)重叠,民不聊生。诚恐劝农之心虽勤,而民尚有不能农、不敢农、不肯农者。流亡满眼,父子相食,死且不顾,何从得牛寻种?是不能农也。三饷逼迫,才一举犁,催征已至,胥隶牌票狼虎噬人,谁不望而却走?是不敢农也。富者以逐末为利,黠者以充衙役,纵游惰为利,甚且以充兵为利,投贼为利,而穷苦莫如农,是不肯农也。无农则无粟,无粟则无民,亦且无兵,此非急核蠹饷,严除加派,则农夫终无乐生之日也。

皇帝朱由检为了挽回民心,宣布大赦,就是因为看到了“闾阎凋敝无告,灾黎穷困已极”,“兵民戕杀,几无宁日”。他在谕旨中说:

时事多艰,闾阎凋敝,灾黎穷困已极。目前更望饱得甘霖,百姓苏生,倒悬可解。况今畿内、山东、河南等处,流(贼)土(贼)猖獗,兵民戕杀,几无宁日。甚至人人相食,朝不保暮。如此情形深堪悯恻。又边氛未息,议调多兵,势必措饷。然催征原非得已,惟恨贪官奸吏借此作弊,额外朘削有限民力,其苦何堪!至于倚上凌下,民受冤抑,无所控诉。

他列举制度性腐败的种种表现:

一是官吏行酷,暗害民生;

二是谳狱不平,奸良颠倒;

三是绅衿土豪,骄横侵霸;

四是藩王宗室,暴虐恣睢;

五是勋戚及内外官员肆行扰害;

六是犯法罪人情轻法重,因官吏勒索不遂,故意延捱不结,竟至瘐毙;

七是情面嘱托,一味行私,多方出脱,而大奸漏网;

八是文武各官不实修职业,惟营一己之私;

九是蒙蔽隐徇,朋比作奸,罔念军国之重。

问题表现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他颇有风度地承担责任:“总缘朕凉德寡闻,明不足以辨奸,德不足以格物,诚不足以动天,信不足以孚人。是以百司失职,灾异叠兴,民遭涂炭,安枕无期。”为此宣布中外大赦,暂免行刑,在押人犯酌行宽释。

于是乎便有赦免傅宗龙、孙传庭的举措。崇祯十四年五月,兵部尚书陈新甲上疏,请求开释并起用这两位政绩卓著的干才。他说,傅宗龙任巴县知县,堪称民之父母;出任贵州巡按,立解安酋之危;出任密云总督,留心边计;调任四川巡抚,练兵清屯尽有方略。杨嗣昌推荐他担任兵部尚书,傅宗龙径情直遂,因督师辅臣杨嗣昌军前所请军饷超额,予以裁减,遭到杨嗣昌的弹劾。皇帝正倚重杨嗣昌,下旨切责傅宗龙。傅宗龙声辩:杨嗣昌徒耗兵马钱粮,不能报效,徒以气凌廷臣,中原之事将不可知。皇帝大怒,指责他“欺藐”,因而被罢官下狱。陈新甲指出,一时舆论咸推为可用之才,皇帝也以为“朴忠”,“用之以尽死力”,任命他代替丁启睿为陕西三边总督。至于原任保定总督孙传庭,陈新甲认为他是有血性的人,见兵将肯做事,即欢然喜;见兵将不肯做事,即怫然怒。朝廷任命他为保定总督,他自认偶聋为长聋,辜负皇上委任。然而其才情气魄犹堪一割,皇帝决定启用孙传庭为兵部右侍郎,前往中原战场。

这种做法未免带有临时抱佛脚的功利色彩。同样获罪的黄道周,也得到推荐,命运截然不同,就印证了这一点。

黄道周由于纠弹杨嗣昌,而遭到惩处。崇祯十三年八月,江西巡抚解学龙(字石帆,扬州兴化人)晋升兵部侍郎,照例可以推荐属员,他推荐布政司都事黄道周,“学问直贯天人,品行无忝孔孟”,其中还有“纲常”等语。皇帝大怒,以为“群臣结党标榜,欺侮君父,屡旨训诫,毫不省改”。命锦衣卫缇骑前往逮捕解学龙、黄道周,关入诏狱审讯。户部主事叶廷秀(字谦斋,河南濮州人)与黄道周素不相识,仗义执言,上疏论救。皇帝怒上加怒,下旨:叶廷秀廷杖一百,黄道周、解学龙各廷杖八十。这种处置方式过于意气用事,与大赦天下的谕旨格格不入,令人难以理解。

国子监监生涂仲吉不顾个人安危,批评皇帝此举有负于海内想望:

臣草茅书生,何敢妄言,况当天威震怒,谁甘以身试法?第读书师古,有志效忠,每观古忠臣义士,捐一身以成君父之德……皆志本于诚,死生所不顾。臣览古论世,未尝不痛哭而起。今适当其事,正臣效忠之日,故匍匐万里,请死明志,幸皇上察而诛焉。

日者黄道周因荐被逮,廷杖之日,臣工饮痛,童妪堕泪,以圣怒方殷,无敢鸣其无辜。幸一不怕死之叶廷秀昌言申救,蒙杖一百。天下闻之,益为惊心。此真皇上从来未有之极怒,诸臣从来未有之极痛。自此,人人自危,竟无复有敢言者矣……皇上好问好察,过于古先哲王,又锐意太平,励精图治。思得一真正人才而用之,乃有一黄道周而搏执戮辱,置之必死之条,甚非海内之所想望也。

臣观道周,通籍二十载,半居坟庐。自躬耕樵采而外,稽古著书,晨夜不辍。宗党怜其贫,乡里推其孝,孤踪独立,门无杂宾。其一生抒所学,虽其言尝过戆,而其志实纯忠。当酷暑万里,锒铛就逮时,囚服草履,饮水啜蔬,士绅挽絷,几不得行,道路见者莫不悲叹。今闻喘息仅存,犹且读书不倦,未尝不以囹圄圜扉为皇上教育之恩,霜露雷霆皆天地裁成之德……惟是天威方严,阳和未布,大臣缄默以需时,小臣蓄缩以全躯。使皇上所以教育裁成之意不能大白于天下,此臣不为道周惜,而为皇上天下万世惜者也!

天下所以不治,皆由臣子不清不勤,隳其职业;不忠不孝,堕其家修。皇上方严典刑,绳天下之不清不勤不忠不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而一旦颠踬,受祸至此,岂不伤天下读书之心,灰海内为善之志乎?下之人谓杀道周以激奋枢辅(杨嗣昌),而枢辅未必可奋;杀道周以缄闭谏臣,而举朝久已卷舌。皇上必欲诛独立孤介之臣,则道周是矣。皇上必欲诛结党匪类之臣,则道周非其人。

没有一官半职的国子监生,如此有见识有魄力,敢言他人所不敢言,且痛快淋漓,畅所欲言,实在难能可贵。但是负责传递公文的通政使故意扣押不送,涂仲吉弹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皇帝大怒,下旨逮捕涂仲吉,廷杖一百,施邦曜革职,命锦衣卫镇抚司拷问黄道周,逼供“同党”,致使通政马思理、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工部司务董养河、中书舍人文震亨等,被牵连下狱。刑部司官吴文灿出于正义,故意压下此案不审,廷杖六十,革职为民;刑部尚书李觉斯因此革职为民。黄道周淹滞狱中一年,一番招上,一番严驳。新任刑部尚书刘泽深审理此案,拟黄道周遣戍烟瘴地方,皇帝不允;改拟遣戍,又不允,左右为难,愤然上疏讲明道理:“看得道周罪状,臣前两疏已痛切严责之矣(拟烟戍或永戍),到此止有一死。死生之际,臣不敢不慎也。缘我皇上自御极以来,所论死诸臣,非封疆大事,则贪酷大罪,从未有以谏言诛大小一官者。而今以此加道周,是道周无封疆贪酷之失,而有谏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载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党耳,党者,见诸行事,相聚讼言,乃为植党。道周自上一疏,空言无党,睿照一临,肝胆寒裂……乌有丝毫党气,而烦圣明之震怒,动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时,忽奉旨停免,今皇上岂有积恨于道周,万一转圜动念,而臣已论定,噬脐无及,敢仍以原拟请旨依议。”刘泽深讲得有道理,皇帝确实“有积恨于道周”,所以不肯从轻发落;一旦积恨消除,黄道周还有转圜的可能,因此刘泽深仍以原拟永戍广西请旨。果然,一年以后,皇帝接受周延儒、蒋德璟的建议,召回黄道周,官复原职。

围绕黄道周的案件以喜剧收场,朝廷想挽狂澜于既倒,要紧的是笼络人心,于是乎有一系列举措,例如清理刑狱、赈济百姓、请用废臣,等等。然而,无论安内还是攘外,都要依仗军队,这些年来安内战争与攘外战争,都以败绩告终,反映了军队的腐败,一时很难改观,因为它是制度性腐败,且由来已久。不妨看看号称御林军的京营,便可明白一二。

京营有十二万人的编制,由六名副将以及多名参将、游击,分别率领。照理应该是一支精锐武装力量,其实大谬而不然。据主管京营的兵部左侍郎吴甡说,京营竟然是一支乌合之众:“旧习相沿,皆京城菜佣市侩买粮代替者,难骤革也。内有边勇营,始议募边丁,优其粮犒,可以御侮。久之将领以家丁充数,及近畿人用贿入,旌旗器甲非不灿然可观,然承平日久,从未见敌,不足恃也。勇营在京营北,内员统兵近二万,器甲旌旗焕然,饰观而已。”你看,这支御林军居然是菜贩市侩冒名顶替,领取一份军饷而已。徒有其名的边勇营也是如此,由将领的家丁充数,或者京郊百姓用贿赂手段混入编制。一旦朝廷要视察,旌旗器甲焕然一新,都是用来装点门面的。据京营提督太监王德化说:“京营马匹不满万,又多瘦弱,不便发剿。”

崇祯十五年四月,皇帝召对大臣,要求从京营兵内选拔五万堪战之兵,问主管此事的吴甡:如何选练军士使之精锐,使淘汰者不哗变?

吴甡的回答是实事求是的:京营原募边勇一万二千,专练骑射,月支米一石,盐菜银一两。又有壮丁营,专练火器者二万,月支米一石,(盐菜)银六钱。其余皆月支米一石,无盐菜(银)也。实际上所谓边勇、壮丁与散兵无异,兵部精熟骑射、火器。臣曾责备各将领: 既然粮饷有厚薄之分,而兵不强壮,何以服军士之心?今后实行分练法,各将领挑选精熟骑射火器,又能力举三百斤以上者,另立一个名籍;如果骑射勇力达标,即使散兵也可以选拔为边勇,反之,边勇也可以降为散兵,壮丁亦然。老弱不堪,自当革退,另选精勇者补充。按照此法实行数月,选练者十之二三,淘汰者亦十之二三。

皇帝侧耳倾听至此,笑着说:说得极是,极是。随即问道:是否可以另立战营,得到堪战精兵五万?

吴甡坦陈,情况并不乐观,他说:京营设兵,原期人人堪战,因积弊相沿,又承平日久,几百年不见战阵。前此调拨京营参战,都是沿路无籍游棍代顶,本军正身并未出京一步。将领与游棍默契配合,将领可以由此克扣粮饷,游棍则利用军籍沿途扰抢,又可以饰败为功,冒功滥赏。班师回朝后,本军依旧充伍,代顶者则沿路散亡,积弊已久。针对皇帝的问题,他说,重要的是选将,只要有战将,自有战兵,五万也不难。话说得十分勉强,事实上,五万京营精兵始终没有练成。京营的腐败,折射出军队的普遍问题,安内攘外皆惨败,或许可以由此悟出一些缘由来了。


举棋不定的“南迁之议” 

所谓南迁之议,即把首都迁往南京,徐图恢复的应急方案。史家都以为首先提出南迁方案的是李明睿,其实不然,首先提出南迁之议的不是别人,而是皇帝朱由检自己。那是在周延儒督师之前,朱由检鉴于内外交困,曾与内阁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叮嘱他不得向外泄露。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这一机密被懿安皇后(天启皇后张氏)获悉,对周后(崇祯皇后周氏)表示坚决反对之意。有李清的记载为证:“上以边寇交炽,与周辅延儒议南迁,命无泄。传闻,懿安皇后语周后云:‘此周延儒误皇叔也。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且历言周(延儒)短。周后以闻,上大怒,遣宦者往询索传语者,懿安坚讳,上坚请,迫欲自缢,不得已,乃遣周代征,盖观其后也。一云,骆金吾养性重贿周后父奎,故后言之。未知孰是。”朱由检对懿安皇后极为尊敬,视若母后,此事终于不了了之。不过由此揭示出朱由检对于形势缺乏自信的内心秘密。

巧合的是,鉴于北京危在旦夕,某些大臣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南迁”,与皇帝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于是乎南迁的方案提上了议事日程,由秘密谋划逐渐转化为公开议论。

个与皇帝秘密议论南迁方案,颇受皇帝刮目相看的是左中允李明睿。他是江西南昌人,天启时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罢官回乡。此人公忠练达,得到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总督吕大器特别推荐,皇帝把他召起于田间,出任主管太子事务的左中允。他曾经向皇帝提议西迁长安的方案,可以一举三得: 一以亲挫贼之锋,二以就甘肃、宁夏之士马,三以就咸阳之王气。他没有说出来的本意,毫无疑问是躲避满洲铁骑的锋芒。由于李自成攻占西安,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只有“南迁”一策,可以图存,转危为安。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日,皇帝在德政殿召见李明睿,询问“御寇急策”,李明睿请皇帝屏去左右,靠近御案,与皇帝推心置腹密谈“南迁”事宜。

李明睿说:“臣自蒙召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畿甸。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皇上不可不长虑!却顾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

皇帝说:“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说:“上边未知如何?”

李明睿说:“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若筑舍道旁,三年不成,此事后虽欲为,有不及为者矣。”这一席话,讲得痛心疾首。

皇帝被他感动,四顾无人,小声说:“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此意决矣。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密之!”然后向他询问,南迁中途如何接济。

李明睿说:“沿途接济固不可少,然不如四路设兵。四路者,东山东,西河南,此旱路也;登、莱海船,通州运河,此水路也。然皇上却应从东小路,轻车南行,抵淮上二十日。文王柔顺,孔子微服,此之谓也。”

朱由检再次叮嘱:“然。然此事重大,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

李明睿表态:“臣谋之,臣敢泄之乎?但祈皇上圣断。皇上但出门一步,龙腾虎跃,不旋踵而天下运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坚守危城,无益也。”

皇帝说:“朕知道了。”随即退入内殿休息,命太监在文昭阁赐宴,款待李明睿。

午饭后,皇帝在内殿继续召对。李明睿向皇帝极陈考选之弊,请著为令,不立边功者不许枚卜,不立边功者不许考选。又说:“兵饷缺乏,民穷财尽,目前只有速发内帑足济燃眉。”

皇帝回答得很干脆:“内帑如洗,一毫无措。”

李明睿说:“祖宗三百年来积蓄,度不至是。”

皇帝说:“其实无有。”话不投机半句多,命李明睿出外赐茶。

到了夜间,皇帝再次召见李明睿,靠近御案,促膝而谈。问道:“所奏事,即欲行之,谁可接济?途间用何等官员?领兵措饷驻扎何地方?”

李明睿说:“济宁、淮安俱紧要地方,不可不设官,须择重臣领兵领饷。皇上虽间道微行,此两处扼要,不可不预为防。”

皇帝问:“是何等官衔?”

李明睿答:“须户兵二部堂上官。”

皇帝说:“然此时兵俱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

李明睿说:“近京八府尚可召募。皇上此行,京城尚须人料理,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惟有在内公侯伯及内阁六部文武大臣,皇上不妨召至御前,面试其才能,推毂而遣之。”

皇帝表示同意。

李明睿继续说:“内帑不可不发。除皇上服御外,一毫俱是长物,当发出犒赏军士。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区处甚难,留之大内不过朽蠹。先时发出一钱,可当二钱之用,急时与人万钱,不抵一钱之费。”

皇帝对于发放内帑略有松动,补充一句:“然户部也着措置。”

李明睿说:“靠不得外边,如今三空四尽,户部决难凑手,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

召对结束,已经漏下二鼓——二更时分了。

皇帝在大年初三的节日气氛中,从早到晚连续召对个别官员,秘密商谈南迁事宜,实属非同寻常之举,可见在他心目中,“南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正如他向李明睿透露的那样,有志于此久矣,由于外朝大臣无人赞襄,拖延至今。从他关切备至询问细节可见,他是倾向于南迁的,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危机,南迁不失为权宜之计,或许是转危为安的佳方案。因为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号称几十万大军,江淮一带又有江北四镇的军队,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然而,李明睿毕竟官小位卑,说话没有分量。何况南迁必须面对放弃宗庙陵寝这样的难题,迫切需要阁部大臣出来担当,力排众议。阁部大臣中有谁独具胆识倡言南迁呢?没有。皇帝无可奈何地把南迁之议搁置下来,寄希望于李建泰代帝出征,很快化作泡影,山西土崩瓦解,京师岌岌可危。空言无补,必须采取切实举措,化解危机。

皇帝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字洪图,顺天府宛平县人,光宗之女乐安公主的丈夫),向这位皇亲国戚请教救时切务。巩永固极力建议皇帝南迁:“若南迁,可招募义兵数万人,寇乱不难平也。”“若徒守京师,京师已玩弊久,只坐困无益也。”皇帝没有表态,他要引而不发。日前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他把南迁叫作“亲征”,说:“所急者,无如亲征一事。京营甲兵不下数十万,近畿召募可得数十万,但得圣驾一出,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必有闻风响应者。”又说:“南京尚有兵部尚书史可法,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此皆忠良,晓畅军务,可寄以大事。皇上不妨召而与之谋,事无大小,悉以语之,必能摧陷廓清,建此中兴大业。”皇帝把李明睿的奏疏交给内阁议论,首辅陈演坚决反对南迁,把李明睿奏疏透露给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字羽圣,安庆府桐城县人),要他谏阻。光时亨在奏疏中把南迁之议斥为“邪说”,扬言: 不斩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李明睿不服,他早已知道皇帝本人赞同南迁,但又不能“轻泄”,只得委婉申辩:“臣劝皇上亲征,非臆说也。……此皆圣帝明王与英君谊辟,不忍天下之阽危,冒白刃,犯锋镝,身先士卒,非好之也,有大不得已也……且臣之进言为亲征也,而诸臣妄意为南迁。就使皇上发策南迁,此亦救时急着。唐室再迁再复,宋室一迁南渡,传国一百五十年。若唐宋不迁,又何有灵武、武林之恢复?又何有百五十年之历数哉?”李明睿讲得头头是道,南迁之后才有中兴的希望。皇帝心里也明白李明睿与光时亨孰是孰非,但是顾虑到大臣中有人支持光时亨,特地召见光时亨,训斥道:“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随即下旨:“光时亨阻朕南行,本应处斩,姑饶这遭。”皇帝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倾向于南迁的态度。

左都御史李邦华(字孟闇,号懋明,江西吉水人)是支持李明睿的,曾经和他讨论南迁事宜,问他皇上南迁与太子监抚南京,哪一种做法比较方便?李明睿认为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不如皇上亲行为便。李邦华吸收李明睿的见解,参以己意,向皇帝呈上秘密奏疏,针对当时“河决鱼烂”的危机形势,提出应急方案: 派遣太子“抚军陪京(南京)”。他首先动情地分析目前的危机形势:“不意诸臣仍复泄泄,遂令三晋崖疆复堕贼锋,此时太原以西已成鱼烂,太原以北势如破竹。向者吾志在战,今欲自守而不可得矣;向者蹂躏止省地,今烽火且逼甘泉矣;向者祸及止于封疆,今祸且切于社稷矣。阃外之政漫无所措,所恃者惟都城崇墉耳。然问何以守?则亦惟京营军是视。夫京营兵骄将玩,包马占役,积习牢不可破。”总之,无论京营,还是援兵,亦或积财,一无可恃。

化解“一无可恃”的危机,的对策就是太子前往南京“监抚”。他说:

为今之计,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意。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兆民主,则当守兆民;为陵寝主,则当守陵寝。周平、宋高之陋计(按:指周平王东迁、宋高宗南迁),非所宜闻。东南旷远,贼锋渐蔓;齐鲁南北,声息中断。神京孤注,变起不测。

窃见东宫皇太子天资英武,豫教端凝,正宜历试艰难,躬亲戎器。请亟仿仁庙故事,抚军陪京。即日临遣,钦简亲臣大臣忠诚勇智者,专敕辅导,便宜行事。刻期水陆飞挽,集方州义师,以巩燕云,遏寇氛。此宗社安危所系,不容顷刻缓者……

此诚所谓经权战守万全之策也。假令轻举妄动,仓皇播迁,万乘六宫一离阙庭,贼轻骑蹑我,重兵蹑我,逆战则不能,引退则无及。贼逼于前,援绝于后。群臣从骑鸟兽奔窜,人主将安之乎?

皇帝看了李邦华的奏疏,赞叹不已,兴奋地把疏稿放在袖中绕殿而行,以至于把疏稿纸牍揉得漫烂不堪。他在接见内阁首辅陈演时,指着李邦华奏疏连声说:宪臣言是!陈演是反对南迁的,一听此言,向外透露皇上的意图,引起群臣对南迁的争议。皇帝既恚且恨,把李明睿、李邦华的建议搁置不理。

二月二十七日,皇帝在文华殿召见大臣讨论战守事宜。左都御史李邦华意在南迁,恐怕朝论不合,便以太子监抚南京作为过渡方案。左春坊李明睿一如既往,力主皇帝亲自南迁,不妨先以凤阳为行在(临时都城),麾召齐鲁之师,二路夹进,视为中兴良策。然而无人响应。李明睿见众人狐疑,解释说:《易经》《尚书》都谈到迁都的事,唐朝、宋朝都有迁都的事,诸君为何讳言迁都?在场的官员听到这番议论,错愕得不敢应声,只有少詹事项煜发言,请求太子前往南京监军,与李邦华的建议相呼应。

大臣们对南迁之议讳莫如深,使得原本倾向于南迁的皇帝感受到舆论无形的压力,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第二天,召见内阁辅臣,面带怒色说:“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于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阁臣好言相劝:“诸臣言出忠爱,非有他意。”

皇帝说:“忠爱平日所当尽心,若临急建此谋,便是苟且求免。”

阁臣退而求其次:“太子监军,古来尝有,亦是万世之计。”

皇帝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这几句话,把南迁的两个方案全盘否定,表明了“国君死社稷”的决心,再无回旋余地。

南迁之议,议来议去,议而不决,终否决了议题本身,未免令人遗憾。如果当机立断南迁,无论从运河南下,还是从天津海路南下,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倘若南迁成功,那么日后南明的历史或许将要改写。历史已成事实,对历史的假设毫无意义,姑妄言之而已。

皇帝在南迁问题上前后判若两人,看似乖异,其实不难理解。吴伟业的分析一针见血:“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行。诸大臣才不足以定迁,而贼锋飘忽,即欲遣太子两王,禁军非唐羽林、神策者比,万一贼以劲骑疾追,即中道溃散,其谁御之?”朱由检的内心顾虑——恐遗恨于万世,因而动摇不定,其实他内心是很想南迁的。一面说“国君死社稷”,一面还在做着南迁的准备工作,例如:派遣给事中左懋第前往南京,察看沿江舟师兵马状况;继而有密旨批准天津巡抚冯元飏准备二百艘漕船,在直沽待命——无不透露出他的内心秘密。

冯元飏早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就密陈南北机宜,为南迁做准备,一旦陆路梗阻,当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得到皇帝首肯后,他准备海船二百艘,以备缓急。由于南迁之议在朝廷引起分歧而搁浅,冯元飏心急如焚,派儿子冯恺章带了他的紧急奏疏进京。奏疏是敦促皇帝南迁的,他说:京师戎政久虚,以战以守,一无可恃,臣愿率劲旅五千赴通州恭候圣驾,由海道行幸留都(南京)。三月初七日,冯恺章进入北京,与元老重臣接洽。张国维表示支持,说: 寇深矣,是请也不可缓。倪元璐表示为难,说:皇上有国君死社稷之言,群臣无以难也。方岳贡立即劝阻冯恺章,说:天子方怒,疏上且死。几天之后,京城被围,离京前往通州已无可能,冯元飏的方案终于化作泡影。

皇帝之所以在南迁问题上举棋不定,与内阁首辅陈演态度消极密切相关。陈演为人既庸且刻,一无可取之处,入阁以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时国势危如累卵,他无所筹画,醉心于纳贿。此人坚决反对南迁,皇帝召见内阁辅臣议论此事,唯独不召见他,他深感不安,只得于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辞官。皇帝在罢免他的前,在武英殿对他的临别赠言竟然是这样的:“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所谓“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南迁。继任内阁首辅魏藻德(字思令,号清躬,顺天通州人)也是如此,一味采取明哲保身态度,对南迁不持立场,不置可否。巩永固、项煜提议南迁时,他都在场。皇帝要他表态,他始终一言不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令皇帝感到孤立无援的哀伤,耸身舒足,仰叹而起。皇后周氏是江南人,倾向于南迁,眼见无法成行,遗憾地说:“南中我家里甚可居,惜政府无有力持之者。”所谓“政府无有力持之者”,就是陈演、魏藻德之流。

当李自成的军队逼近时,朱由检想起了驸马都尉巩永固先前说过,若南迁,可招募义兵数万,便秘密召见他和新乐侯刘文炳,商议此时南迁是否还有一线希望?巩永固告诉他,已经来不及了,他早已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臣等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

明朝灭亡后,遗老遗少提起南迁这件事,无不唏嘘感叹。计六奇在议论“南迁得失何如”时,感慨系之:

当(李)自成逾秦入晋,势已破竹,惟南迁一策,或可稍延岁月。而光时亨以为邪说,其事遂寝,天下恨之……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光)时亨骂贼而死,虽不足以赎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从贼,虽寸磔亦何以谢帝于地下乎?是守国之说,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李)邦华以身殉国,是南迁之议乃所以爱君,而非以避死也。

计六奇赞美李邦华,来衬托光时亨的卑劣,并非毫无道理。无怪乎有人怀疑光时亨反对南迁是接受“闯贼密旨”,充当内奸。闯王进京后,他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怀疑。《流寇长编》说:“都中人云:光时亨受闯贼密旨,为高阿那肱,故阻上行,而先降。”邹漪为巡城御史王章立传,提到闯王进京后王章与光时亨的表现迥异。王章对光时亨说:事已至此,惟有一死。光时亨说:如此死法,与士卒无异,不如入朝见帝行在,不获则死,死得其所。王章表示同意。光时亨当即脱去官服,改穿便服,要王章也易服。王章不同意,说:否,否,如果去尔冠,易尔服,官不像官,卒不像卒,你说入朝,期待死得轰轰烈烈,奈何如此?才走了几步,李自成骑兵赶到,呵斥他们下马,光时亨立即下马站立,请求投降。王章凛然回答:你竟敢斥责巡城御史!被骑兵击碎膝盖,从马上坠下,坐在地上大骂,被杀死。光时亨当了俘虏。四十天后,李自成败退,光时亨逃回南京,被南明当局以别的罪由处死。所谓“闯贼密旨”说法,仅仅是推测,难以找到佐证,由此反映了遗老遗少对于南迁不成的怨恨情绪。

南迁之议举棋不定,失去了稍纵即逝的时机,虽然为朱由检博得“殉国”的美名,却使得明朝“稍延岁月”的希望付诸东流。对此,不仅明朝遗老遗少感到惋惜,连外国历史学家也深有同感。美国学者魏斐德的评论独具只眼:

崇祯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清兵占领北京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缺乏的东西,由此接管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间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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