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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外交部风云
　　13. 中国之行
　　当我在外交部和国防部工作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强国还未觉醒，在全球政治论坛中，比今天的中国缺乏影响力。然而，中国并非无足轻重——从二战前到日本侵略，再到抵制马来半岛共产主义反叛和左派工会运动，我们始终能感受到中国政治在背后的强大支持力量。
　　1965年在一次有关外交政策的有代表性的演讲中，拉惹勒南明确提到，他不会反对任何共产主义体制国家，但反对那些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企图颠覆新加坡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国家。因此我们和中国保持距离，民间交流与贸易却依然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
　　同时我们必须务实。1967年，我们开始与台湾人讨论是否允许新加坡军队利用他们的训练场地。1969年，中国台湾在新加坡成立贸易代表处，前提是同意这并非表示我们正式认可台湾代表中国。自始至终，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即使在经济、防卫和民间关系上，我们已经与中国台湾建立了实质性的友好关系。
　　在实行自治、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新加坡就承认中国的重要性，开辟了与北京的交流渠道。1959年，总统蒂凡那、穆罕默德?阿旺和一位工会代表出使中国。我还记得蒂凡那对我讲起那次访问的印象。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为了给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迎合每个人的口味，接待方精心安排了各种活动，向新加坡代表展示中国的强大，尤其是泱泱大国的历史、壮丽多姿的山河。蒂凡那观后震撼不已，完全顾不上了解中国工人的境况。穆罕默德?阿旺是全国职工总会的主席，他很惊讶，无论到了哪里，中方都会为他提供一个做祷告的房间。而在火车旅途中，如果遇到星期五，则会提供一节特殊的车厢。作为一个前共产主义者，蒂凡那受到款待，并被安排和早前被英国人赶到中国的故友陈升禄取得了联系。中国人显然做足了功课。蒂凡那将之视为前期准备，随后中方将以更认真的态度对新加坡来访者进行思想工作。
　　在20世纪70年代，中新关系仍处于临时性阶段。其间偶尔出现个人到中国访问，同时拉惹勒南在伦敦熟知的一些中国记者也被邀请到新加坡，但这些接触都不是实质性的。
　　1976年，李光耀总理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友好访问。当时我刚接受缺血性心脏病治疗后出院，尽管如此，总理还是叫我陪同出访。我很高兴能陪他一起去，因为很好奇李总理将会受到怎样的接待。毕竟，反共产主义是总理国内政治议程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众所周知的是，他支持西方，以保证新加坡能够得到合理防御。他强烈反对当地共产党以及对待共产党的种种行为，也是无人不晓的。
　　我们首先去了香港，那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李光耀和当地电影大亨邵逸夫共进了晚餐。我们越过边界进入广州，乘火车旅行。尽管中方对我们以礼相待，但气氛并不轻松。我从来没有去过广州，但知道这是每年举行广交会的地方，与中国有商业往来的人都会去参加这个交易会。原以为将看到一片繁华忙碌的景象，可实际上死气沉沉。旅馆设备十分简陋，去北京的飞机过时、老式，内部装修简陋。我还记得一个内陆航班上分发的饮料都是取自一个普通的家用冰箱。北京机场光秃秃的，没有多少飞机。我们乘坐一辆友谊牌汽车，沿着一条狭窄的马路开往住处。一路上，唯一可见的其他机动车辆就是挂着窗帘的大轿车，这是党要贵宾的日常交通工具。两天内，总理及随从被领着游览了很多地方，参观了许多展现出古代中国宏伟壮丽的名胜古迹。
　　访问北京的核心是总理代表团和中国总理华国锋的正式会谈。讨论过程中，华国锋送给总理一本书，说：“这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真实记录，希望能对你有用。”李光耀接过这本书，看了看封面，又看了看封底，说：“总理先生，这是你们关于战争的版本。还有另一个版本，印度版。但不管怎样，我来自东南亚，这与我们无关。”他把书放了回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它明确表示出：尽管李光耀是华人，但他就是他自己，无论如何不会服从中国或中国共产党。新加坡存在独立的多个民族，我们需要宣明：不要想当然地把新加坡视为同伙。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情绪激动，但依然努力克制；而他的妻子却不然，气愤地走出了房间。
　　我怀着虚心的态度去中国。曾读过不少关于这个国家的书，年幼时就很了解它的贫困，但从来没有真正体会过其贫困程度。学生时期，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见过比较贫穷的华人，但与新闻、杂志上报道的中国情况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因此，我心情复杂，抱着对人类的同情与迷惘来面对这个大国。我来到中国之后， 对这里的矛盾与反差感到震惊。他们知道我来自国防部，就委派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跟随我。他像一只老鹰一样紧盯着我不放。同时， 中方还分给我一名陪同人员——杨洁篪， 担当翻译。杨的英语说得非常完美，用词相当地道，词汇量大得让人难以置信。我问他从哪里学的英语。原来他被派往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了两年。（后来我又见过他一次，那时他是中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的二把手，再后来成为中国外交部部长。）
　　这里有完整的翻译团队，都是曾被派往英国或欧洲其他国家首都的年轻人，均在那个时候成为中国领导人出色的翻译。我还惊奇地发现，有一名陪同人员不仅会说普通话、福建话、英语，还会说马来语，他是中印（尼）关系僵持时期返回中国的印尼华侨之一。访问北京期间， 我们参观了一所外语学校，那里甚至教连斯瓦希里语等这类语言都教。我很清楚，中国有一个复杂的、连续的、长期的战略，意在培养能够在海外任职、进一步扩大国家利益的人才。
　　但他们也有出错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无锡听收音机，听到一个说淡米尔语的声音，但不是淡米尔本地人，说话方式非常刻板。淡米尔语广播面向的是马来亚吉辇谷的水稻农民，劝他们起来反抗地主的恶行。广播公司显然并不知道在吡叻州的吉辇谷根本没有淡米尔水稻农民，他们都是马来人。
　　在我们参观的每个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依然清晰可见。在上海，我们遇到了欢迎代表团的一位女翻译。一天，日程表中有一个下午的自由时间。她非常羞怯地来找我，问是否需要什么。我问她为什么，能休息一下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她说：“我想悄悄回去看看孩子，现在由母亲照料着。我来去需要几个小时，请不要告诉别人。”我说：“你快去吧。”看到这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士不得不乞求片刻的时间去看自己的孩子，实在是让人很痛苦，但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的生活就是那样的。
　　我们还参观了北京大学，一群博学的教授齐聚一堂与我们见面。他们都是各领域的杰出学者，拥有伦敦帝国学院或德国的大学等名校的学位。而站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年轻的政治狂热者，挥舞着一本小红书，向我们讲授*思想是如何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的。这就是一场闹剧，而所有这些可怜的学者都坐在那里默默地点头，机械地表示同意。他们别无选择。无论我们去哪里，都能见到这种场景。在上海，我们去少年宫听一些十来岁的孩子讲一个关于港口管理的简要报告，他们训练有素，但也只是装装样子。与此同时，一些懂业务的工程师却不得不保持安静，退居幕后。
　　去*故乡的途中，我们曾去了一个农业典范——大寨。这是我们出北京后的第一站，到处都是岩石，光秃贫瘠，令人担忧。在那里，我们听当地党委书记做了一个讲座，这位女士手中挥舞着*的书，诉说*思想是如何帮助这一贫瘠之地变成中国典范的。她说得唾沫直飞，我们不得不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接着我们被带到一个供应水源的小山上，那里有个大坝样的蓄水池。她绘声绘色地描述水池是如何在*红宝书的帮助下建起来的。与此同时，我方代表李炯才走到一边与一位静静站在一旁的男士聊了起来，这个人来自上海，实际上他才是筑造大坝的工程师，与*语录没有半点关系。
　　我们访问的时间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快结束的时候。我不敢想象这场革命在鼎盛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唯一能看到一点个人意识的地方就是广州。我去看戏，舞台上正上演一场婚礼。这对夫妇结婚后，不可避免地又拿出讲*思想的书。于是，这对夫妇决定做出重大贡献：他自愿上山劳动，她去农场锻炼。而观众们却没有报以掌声，只是发出阵阵嘲笑声。或许广州远离皇城，多少有点独立。
　　一般来说，我们被严格禁止私自与当地进行任何联系，以至在北京火车站，尽管我的老朋友泰国驻华大使格森西等着见我，他都不得接近。中国的铁路系统让人印象深刻——有一段路程是等了一天两夜才坐上火车。那就是我们的第一段旅程——北京至大寨。但沿途风景如画，好像突然间，那些中国画变得生动起来，小山、峡谷，多姿多彩。这个国家天广地阔，令人叹为观止。正是在这次旅行中，我开始了解程瑞声大使，直至今日，我与他还保持着亲密的友谊。程是中国驻印度大使，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我很欣赏他对不同观点的尊重。他说话方式温和，总是试图帮助其他人更好地理解其观点，以及中国在战略和双边问题上的立场。
　　程在行程中为李光耀总理担任随行官，但几乎不和我们当中的任何人说话，与我们接近时也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我在华盛顿再次遇见他，他告诉我，当时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以免被怀疑同情国家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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