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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 本书《两个人的江湖——大人物的党与仇》选取了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一些大人物，他们有的起自草莽，有的源于旧朝，更多的则是新潮派。从二人关系的交集中对照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勾勒了一个刀光剑影的政治江湖；以两个人的恩怨，叙写了一个时代的历史。
★ 看民国的那些人，聊民国的那些事，反观当下，必有所悟！
★ 看民国的那些人，聊民国的那些事，反观当下，必有所悟！
【作者】
江南，原名叶观澜，传统文化学者，国学名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众多高校国学班客座教授，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主任、安徽新华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
【内容】
本书选取近代史上风云际会，分分合合的十几对人物，爬梳、解析了他们从相识到合作，一直到分道扬镳的人格轨迹，从二人关系梳理历史脉络；从国学角度，解读个人命运，发现人格高下，有独特的阅读价值。作者国学造诣深厚，文笔流畅，可读性强，既可做历史读物，也是人生励志读物。
【目录】
暂时没有内容
【书摘插画】
序
江湖一分为二的多种可能
余世存
朋友观澜拿来《两个人的江湖》，希望我为之作序，我犹豫之后又答应了。
说犹豫，是因为这部书摘选近代史上的人物多是人们熟悉的，风格虽较为浅近，但不乏深意，我相信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再让我来饶舌实在有点多余。王闿运与杨度、梁士诒与杨度、朱启钤与雍剑秋、吴长庆与袁世凯、宋教仁与赵秉钧、章太炎与袁世凯、梁启超与章太炎、章太炎与孙中山、陶成章与孙中山、陶成章与陈其美、陈其美与蒋介石、何应钦与陈诚……，这些题目列出来都可供人说道说道，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近代史的新角度，即从两个男人的角度来看历史。
通读全书，可以说这是作者以人物比较的方式为我们串起一段段的近代史。近代史在当代国人视野中的面貌，是支离的、不充分的，它的流布远非均衡，人们对它的认知仍是局部的、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民国热多年，我们身边罕有“民国范儿”。我们热衷于谈论历史人物，我们自己却比谈论的历史人物矮小得多。因此，无论今天我们社会的“国粉”有多么广众，即使主流研究者和民间近代史爱好者们，也多把历史想当然化了，他们很少同情地理解历史人物。
南方朔曾说，民国史的残余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将它变成历史问题，预设了历史的动荡还要继续。这话值得一切近代史的研究者和读者注意。
其实，近代历史的残余远不止政治，还有思维本身。我曾经说过，阴阳两仪是中国文化特别突出的范畴，以之看历史江湖，不仅蒋与毛是一对阴阳，鲁迅、胡适是一对阴阳，虚云、弘一是一对阴阳，一切历史舞台上剩下两人互动、对决、较量的情景都可看作阴阳两仪的显明和成全。只是我们很少认真看待这两个人的江湖跟中国史、跟我们个人之间的联系。
把世界一分为二不仅为中国文化独有，也是其他文明生存的重要方式。天地、男女、春秋、时空、东西之争、南北之争、城乡之争、中心与边缘之争等等，都说明一分为二现象和思维的无处不在。问题在于，东西方文明都很早地意识到，一分为二后的世界是需要二的和合，即中国人说的孤阳不生、孤阴不长，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但托名孔子的《易经系辞传》第一句即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将尊卑赋予二元世界的结果，是认定了二元世界中具有*的善恶或忠奸价值。自秦汉以降，千百年来的中国人就在华夷之辩一类的二元思维中依附、势利、斗争，或崇或卑、争强好胜、重男轻女、扶阳抑阴，等等。
直到宋朝，中国的上层精英才在思想意识中明确，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伪，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直到明代，民间流传的《三国演义》中才明确，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正是宋明以降，中国人更变本加厉地在二元世界里加强“一元化领导”，存天理而灭人欲，饿死事小而失节事大，仇必仇到底，等等。
这样的二元思维，不仅导致一元化的*权力，而且导致忠奸善恶思想的无处不在。由此，在历史叙述中，忠奸、善恶、好坏也成为一元化的主线贯穿一代代人的心中。于是，在主流和民间，在庙堂和江湖，在都市和乡村，在学院和民科、上头和下级、西方和东方之间，后者基本上只能充当前者拙劣的募仿者，后者只能作为前者的应者虫而存在，后者只能以说书人或听书人的身份存在。老子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在二元思维中，二元相仇的结果是让一坐大，出现一的反动，而三和万物难以生长。
反观当今世界，二元政治思维早已为科学人文等现代思维取代。世仇的英法、德法等国家不仅学会了和平共处，而且结合成为一个人类的共同体。美国南北战争中生死相抗的士兵们则在相邻的墓地安息；即使“南方奴隶主阶级的军事帮凶”“反动头子”罗伯特李，今天也在为美国人纪念；而华盛顿总统的庄园，今天仍保留着他的精美居室以及他的奴隶们粗陋的生活实物；等等，对真实的尊重而非对其中一元的尊崇，才是他们的社会今天发达而文明的深刻原因！我们可以想见，“两个人的江湖”在我们这里绝不是历史问题，将其变成历史问题，表明“历史的动荡还要继续”。
我最终答应为《两个人的江湖》写点儿什么，是意识到观澜在本书中涉及的问题值得每一个人注意。即使江湖世界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结局并非只是你死我活的；而我们读近代史和本书也能知道，江湖世界远非只有两个人，世界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还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四。我们只有对其中的每一种存在都抱持相当的理解，我们才有更大的智慧去应对生活或“历史的动荡”。
是为序。
自 序
民国时代，肇始于1912年1月1日。这一天，孙中山在混沌动荡中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下令定国号为“*”。从此，民国时代开始了。此后，帝制共和几经反复，独裁民主相互角力，直至38 年后“蒋记民国”倒台，民国时代便匆匆结束。
真可谓，骤然而来，骤然而逝。
然而，在这短短38年里，民国却涌现了一批响当当的人物。
这批人物，有的起自草莽，有的源于旧朝，更多的自然是新潮派。出身各异，职业不同，尽管都挤在同一面“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革命大旗下，嘴上大声说着新潮时尚的词，然而，很多人的心底终究怀着中原逐鹿问鼎天下的旧梦。
于是，适才诅咒帝制的人，转身坐上了龙椅！昨日大骂军阀者，眨眼又成了军阀！
就连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其倡言人权，却要廖仲恺等革命党人，按手印宣誓将其个人性命完全交付给自己，一起去干中国的民主事业。
英雄乎？奸雄乎？抑或枭雄耶？
王道乎？霸道乎？抑或无道也！
民国那些人物就这样纷纷登场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他们或结群为党，或三两为友。结党者未必能同仇敌忾，为友者自然不能全都终保友谊。
为友为仇，全看当时社会的情势。
当然，无论身为同志最后分道扬镳，还是先为朋友最终割袍断义，都在晚清民国的动荡年代或官场江湖里留下两个人清晰可见的人际脉络。
顺着这一条条人际脉络，我们便可在纷乱糊涂中找到一个不糊涂的民国。
于是，便有了这本书的诞生。
江 南
2014年5月15日于一止斋
争宠斗法反被圈
——梁士诒与杨度
中国读书人几千年来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浸染，大多习惯于将几十年修炼一身的才情投向官场，人前扮成“谋道不谋食”的精英模样，顾盼自雄。而究其实际，能于天下有补、苍生有益者寥寥无几。
原因何在？不在儒家情怀本身不好，而是在专制独裁的行政体系之下，社会资源分配权掌控在少数强梁人物手中，一介书生独立谋食尚且不易，焉能为天下人谋道？因而中国历史上那些原本满腔热血的读书人最后很少不沦为强梁人物圈养的角色：帮闲或帮忙，偶遇不淑，还要等而下之堕落为帮凶。
就民国而言，杨度和梁士诒所扮演的正是这类角色。
杨度是湘人，梁士诒是粤人，原本挨不上边，却因同时出现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先后被袁世凯圈养幕中。
……
梁士诒的名字与杨度第一次联系在一块，是在1903 年，他与杨度一起参加该年清廷举办的“经济特科”考试。
所谓经济特科，是清末新政特设的科举科目，目的旨在选拔“洞达中外时务”的新型人才。该科原由贵州学政严修于戊戌变法时期仿康乾年间的博学鸿词科提议设立的，后变法流产，此科未及施行便被慈禧宣布废除。
1901年9月，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宣布实行“新政”，新政中有一条就是宣布恢复先前被废的经济特科。1903年，经慈禧太后亲自下诏，清廷在保和殿进行了第一次经济特科进士选拔。各部、院长官和各省督抚、学政纷纷保荐自己看重的青年才俊参加考试。
梁士诒和杨度的保荐人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而当年主考官也是此公，两人很给张之洞的面子，在186名取27人的淘汰赛中，分列一等第一名和第二名，相当于状元和榜眼。
梁杨二人获悉后高兴非常，免不了要相互道贺一番，由此结下了不了之缘。
孰料高兴太早，张之洞有一政敌名叫瞿鸿禨，见状元榜眼均是主考官张之洞保荐的人，十分不快，于是便暗中使绊。
……
梁氏进入交通系统，同样源自于袁世凯对他的赏识和唐绍仪所给予的信任。
追溯起来，交通四政还是在李鸿章等人扶持下由盛宣怀一手操办起来的。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承其政治衣钵，为培植北洋实力集团亟需掌控财源，于是便变着法子从盛宣怀手中接管了李盛二人联手创下的所有近代实业，交给自己的亲信主导。
在各类实业中，交通四政办得最有成效，而四政之中，前期尤以铁路营运获利最多。所以袁世凯接收后便举荐亲信唐绍仪为邮传部铁路督办大臣，统管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五大铁路。至于具体事宜，唐绍仪则全面放权给助手梁士诒，不久清廷在邮传部专设五路提调，由梁出任，至此梁士诒的管理才能和理财本领得到进一步展现。
早期中国的铁路多为列强把持不放，除了铁路运营本身能产生的巨大收益外，还可以打通攫取中国利权的路径，获得超出经济范畴的政治权益，带动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扩张。因此清廷所谓的督办也好，提调也罢，实质上是替洋人打下手。但梁士诒接手路政之后，接连砍了三板斧，一举改变了这种弱势局面。
第一板斧：对外交涉，收回主权，通过发行公债，还清借款，从比利时人手里赎回京汉铁路1300多公里的路权。
第二板斧：设立交通银行，解决以往借款办铁路、由外国银行分储汇划造成损失的弊端。
第三板斧：增筑铁路，扩展线路，清理积弊，增加收益。梁前后主持路政四年，铁路由五路增加京奉、广九为七路，后又再筑津浦、吉长、株萍扩展为十路。
在三板斧的基础上，梁士诒着力打造交通银行的品牌信誉，等到辛亥年间清廷迫于革命形势，重新启用袁世凯为战时内阁总理大臣时，梁已升任邮传部大臣。梁充分利用手中职权，将与铁路、航运、邮政、电报四政有关的一切资金全部划归该行经营，使得交通银行成为近代中国两大发钞行之一，地位仅次于户部所办的中国银行前身大清银行，风头一度甚至盖过了大清银行。
南北和议达成，袁氏窃得权柄，接任大总统，梁因“主持内外，厥功甚巨”被袁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彼时总统府秘书长，承上启下，联系内外，对内是沟通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对外掌管各省行政长官与大总统之间信息往来，加之身兼交通银行总理，有实际财权，因此梁士诒瞬间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参与机要，掌管内政、外交中枢大权。据说时人晋见大总统但有请示而袁不能答皆曰：“问梁秘书长去。”因此，府内上下背后皆呼梁为“二总统”，外人亦说梁乃“袁之钥匙”。而同时期杨度却由清末袁世凯内阁时期的学部大臣降为民初参政院参政，完全是份闲差。
这一着在外人看来，仿佛梁士诒在袁世凯幕中的地位大大超过了杨度，但细想之下，其实不然。袁世凯的这番安排是源于他对梁杨二人专长的了解，故而在政治作用上寄予二者不同期望所致。
梁士诒擅长理财，为人内敛，机警过人，八面玲珑，见风使舵，能巧妙周旋于各类人物中间，加之把持交通实业多年，部属同党甚多，可谓财力雄厚，人脉丰富，所以袁世凯希望梁在筹措秘密资金服务政治的同时，替他游走台前，打点人际，调解纷争，发挥润滑剂的作用。而梁也确实不负所托，在袁期望的两大领域应付得无一不好。
……
一个人少年时期即受大名士的赏识和影响，极易形成自视甚高，狂放大言，不甘寂寞，卖智招摇的心理特质和行事特点。
杨度正是这样的人。
比及壮年，在“帝王术”和“宪政立国”理念的交相毒害之下，杨度更加自大，到处摇唇鼓舌，轻惹是非，总以为四海滔滔无高士，宰相人才我为先，若无杨度则“如袁大总统者何”，“如天下苍生者何”，“如国家政治前途者何”，一副“袁世凯做皇帝、他杨度做宰辅，两人将来共天下”的姿态。
此等形态肆意流露，有时未免太过喧宾夺主，漫说袁世凯乃一代枭雄，就是一般幕主瞧着也不舒服。
杨度非梁，不能如袁所愿的事例翻书可拾。
……
可悲的是，中国读书人但凡依附强梁、寄志或谋食他人，必有三病：第一邀名固位，第二同僚争宠，第三身子骨弱。
助袁称帝，梁杨二人固有争宠于幕术之意，但在杨度更多的却是为了邀名固位，而在梁士诒却是身子骨弱。
梁士诒在袁幕中虽说以财力与机巧胜人一筹，但处高风大，同僚者在袁面前煽阴风，促其跌倒者又岂会少？何况奴仆势大为主所忌而予以打压，也是史书常载之事。袁氏当国之初，即在财政上将善后大借款一事专付故人之子周学熙，不让梁插手，以减轻对梁的依赖；称帝之前更是频下辣手打压梁士诒，一来稍抑众人妒意，二来防其坐大，便于掌控，当然最终目的还在于促其转变政治立场，襄助帝制，所以袁世凯暗中连发三镖，镖镖击中梁士诒。
……
江湖一分为二的多种可能
余世存
朋友观澜拿来《两个人的江湖》，希望我为之作序，我犹豫之后又答应了。
说犹豫，是因为这部书摘选近代史上的人物多是人们熟悉的，风格虽较为浅近，但不乏深意，我相信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再让我来饶舌实在有点多余。王闿运与杨度、梁士诒与杨度、朱启钤与雍剑秋、吴长庆与袁世凯、宋教仁与赵秉钧、章太炎与袁世凯、梁启超与章太炎、章太炎与孙中山、陶成章与孙中山、陶成章与陈其美、陈其美与蒋介石、何应钦与陈诚……，这些题目列出来都可供人说道说道，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近代史的新角度，即从两个男人的角度来看历史。
通读全书，可以说这是作者以人物比较的方式为我们串起一段段的近代史。近代史在当代国人视野中的面貌，是支离的、不充分的，它的流布远非均衡，人们对它的认知仍是局部的、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民国热多年，我们身边罕有“民国范儿”。我们热衷于谈论历史人物，我们自己却比谈论的历史人物矮小得多。因此，无论今天我们社会的“国粉”有多么广众，即使主流研究者和民间近代史爱好者们，也多把历史想当然化了，他们很少同情地理解历史人物。
南方朔曾说，民国史的残余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将它变成历史问题，预设了历史的动荡还要继续。这话值得一切近代史的研究者和读者注意。
其实，近代历史的残余远不止政治，还有思维本身。我曾经说过，阴阳两仪是中国文化特别突出的范畴，以之看历史江湖，不仅蒋与毛是一对阴阳，鲁迅、胡适是一对阴阳，虚云、弘一是一对阴阳，一切历史舞台上剩下两人互动、对决、较量的情景都可看作阴阳两仪的显明和成全。只是我们很少认真看待这两个人的江湖跟中国史、跟我们个人之间的联系。
把世界一分为二不仅为中国文化独有，也是其他文明生存的重要方式。天地、男女、春秋、时空、东西之争、南北之争、城乡之争、中心与边缘之争等等，都说明一分为二现象和思维的无处不在。问题在于，东西方文明都很早地意识到，一分为二后的世界是需要二的和合，即中国人说的孤阳不生、孤阴不长，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但托名孔子的《易经系辞传》第一句即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将尊卑赋予二元世界的结果，是认定了二元世界中具有*的善恶或忠奸价值。自秦汉以降，千百年来的中国人就在华夷之辩一类的二元思维中依附、势利、斗争，或崇或卑、争强好胜、重男轻女、扶阳抑阴，等等。
直到宋朝，中国的上层精英才在思想意识中明确，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伪，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直到明代，民间流传的《三国演义》中才明确，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正是宋明以降，中国人更变本加厉地在二元世界里加强“一元化领导”，存天理而灭人欲，饿死事小而失节事大，仇必仇到底，等等。
这样的二元思维，不仅导致一元化的*权力，而且导致忠奸善恶思想的无处不在。由此，在历史叙述中，忠奸、善恶、好坏也成为一元化的主线贯穿一代代人的心中。于是，在主流和民间，在庙堂和江湖，在都市和乡村，在学院和民科、上头和下级、西方和东方之间，后者基本上只能充当前者拙劣的募仿者，后者只能作为前者的应者虫而存在，后者只能以说书人或听书人的身份存在。老子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在二元思维中，二元相仇的结果是让一坐大，出现一的反动，而三和万物难以生长。
反观当今世界，二元政治思维早已为科学人文等现代思维取代。世仇的英法、德法等国家不仅学会了和平共处，而且结合成为一个人类的共同体。美国南北战争中生死相抗的士兵们则在相邻的墓地安息；即使“南方奴隶主阶级的军事帮凶”“反动头子”罗伯特李，今天也在为美国人纪念；而华盛顿总统的庄园，今天仍保留着他的精美居室以及他的奴隶们粗陋的生活实物；等等，对真实的尊重而非对其中一元的尊崇，才是他们的社会今天发达而文明的深刻原因！我们可以想见，“两个人的江湖”在我们这里绝不是历史问题，将其变成历史问题，表明“历史的动荡还要继续”。
我最终答应为《两个人的江湖》写点儿什么，是意识到观澜在本书中涉及的问题值得每一个人注意。即使江湖世界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结局并非只是你死我活的；而我们读近代史和本书也能知道，江湖世界远非只有两个人，世界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还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四。我们只有对其中的每一种存在都抱持相当的理解，我们才有更大的智慧去应对生活或“历史的动荡”。
是为序。
自 序
民国时代，肇始于1912年1月1日。这一天，孙中山在混沌动荡中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下令定国号为“*”。从此，民国时代开始了。此后，帝制共和几经反复，独裁民主相互角力，直至38 年后“蒋记民国”倒台，民国时代便匆匆结束。
真可谓，骤然而来，骤然而逝。
然而，在这短短38年里，民国却涌现了一批响当当的人物。
这批人物，有的起自草莽，有的源于旧朝，更多的自然是新潮派。出身各异，职业不同，尽管都挤在同一面“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革命大旗下，嘴上大声说着新潮时尚的词，然而，很多人的心底终究怀着中原逐鹿问鼎天下的旧梦。
于是，适才诅咒帝制的人，转身坐上了龙椅！昨日大骂军阀者，眨眼又成了军阀！
就连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其倡言人权，却要廖仲恺等革命党人，按手印宣誓将其个人性命完全交付给自己，一起去干中国的民主事业。
英雄乎？奸雄乎？抑或枭雄耶？
王道乎？霸道乎？抑或无道也！
民国那些人物就这样纷纷登场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他们或结群为党，或三两为友。结党者未必能同仇敌忾，为友者自然不能全都终保友谊。
为友为仇，全看当时社会的情势。
当然，无论身为同志最后分道扬镳，还是先为朋友最终割袍断义，都在晚清民国的动荡年代或官场江湖里留下两个人清晰可见的人际脉络。
顺着这一条条人际脉络，我们便可在纷乱糊涂中找到一个不糊涂的民国。
于是，便有了这本书的诞生。
江 南
2014年5月15日于一止斋
争宠斗法反被圈
——梁士诒与杨度
中国读书人几千年来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浸染，大多习惯于将几十年修炼一身的才情投向官场，人前扮成“谋道不谋食”的精英模样，顾盼自雄。而究其实际，能于天下有补、苍生有益者寥寥无几。
原因何在？不在儒家情怀本身不好，而是在专制独裁的行政体系之下，社会资源分配权掌控在少数强梁人物手中，一介书生独立谋食尚且不易，焉能为天下人谋道？因而中国历史上那些原本满腔热血的读书人最后很少不沦为强梁人物圈养的角色：帮闲或帮忙，偶遇不淑，还要等而下之堕落为帮凶。
就民国而言，杨度和梁士诒所扮演的正是这类角色。
杨度是湘人，梁士诒是粤人，原本挨不上边，却因同时出现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先后被袁世凯圈养幕中。
……
梁士诒的名字与杨度第一次联系在一块，是在1903 年，他与杨度一起参加该年清廷举办的“经济特科”考试。
所谓经济特科，是清末新政特设的科举科目，目的旨在选拔“洞达中外时务”的新型人才。该科原由贵州学政严修于戊戌变法时期仿康乾年间的博学鸿词科提议设立的，后变法流产，此科未及施行便被慈禧宣布废除。
1901年9月，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宣布实行“新政”，新政中有一条就是宣布恢复先前被废的经济特科。1903年，经慈禧太后亲自下诏，清廷在保和殿进行了第一次经济特科进士选拔。各部、院长官和各省督抚、学政纷纷保荐自己看重的青年才俊参加考试。
梁士诒和杨度的保荐人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而当年主考官也是此公，两人很给张之洞的面子，在186名取27人的淘汰赛中，分列一等第一名和第二名，相当于状元和榜眼。
梁杨二人获悉后高兴非常，免不了要相互道贺一番，由此结下了不了之缘。
孰料高兴太早，张之洞有一政敌名叫瞿鸿禨，见状元榜眼均是主考官张之洞保荐的人，十分不快，于是便暗中使绊。
……
梁氏进入交通系统，同样源自于袁世凯对他的赏识和唐绍仪所给予的信任。
追溯起来，交通四政还是在李鸿章等人扶持下由盛宣怀一手操办起来的。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承其政治衣钵，为培植北洋实力集团亟需掌控财源，于是便变着法子从盛宣怀手中接管了李盛二人联手创下的所有近代实业，交给自己的亲信主导。
在各类实业中，交通四政办得最有成效，而四政之中，前期尤以铁路营运获利最多。所以袁世凯接收后便举荐亲信唐绍仪为邮传部铁路督办大臣，统管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五大铁路。至于具体事宜，唐绍仪则全面放权给助手梁士诒，不久清廷在邮传部专设五路提调，由梁出任，至此梁士诒的管理才能和理财本领得到进一步展现。
早期中国的铁路多为列强把持不放，除了铁路运营本身能产生的巨大收益外，还可以打通攫取中国利权的路径，获得超出经济范畴的政治权益，带动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扩张。因此清廷所谓的督办也好，提调也罢，实质上是替洋人打下手。但梁士诒接手路政之后，接连砍了三板斧，一举改变了这种弱势局面。
第一板斧：对外交涉，收回主权，通过发行公债，还清借款，从比利时人手里赎回京汉铁路1300多公里的路权。
第二板斧：设立交通银行，解决以往借款办铁路、由外国银行分储汇划造成损失的弊端。
第三板斧：增筑铁路，扩展线路，清理积弊，增加收益。梁前后主持路政四年，铁路由五路增加京奉、广九为七路，后又再筑津浦、吉长、株萍扩展为十路。
在三板斧的基础上，梁士诒着力打造交通银行的品牌信誉，等到辛亥年间清廷迫于革命形势，重新启用袁世凯为战时内阁总理大臣时，梁已升任邮传部大臣。梁充分利用手中职权，将与铁路、航运、邮政、电报四政有关的一切资金全部划归该行经营，使得交通银行成为近代中国两大发钞行之一，地位仅次于户部所办的中国银行前身大清银行，风头一度甚至盖过了大清银行。
南北和议达成，袁氏窃得权柄，接任大总统，梁因“主持内外，厥功甚巨”被袁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彼时总统府秘书长，承上启下，联系内外，对内是沟通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对外掌管各省行政长官与大总统之间信息往来，加之身兼交通银行总理，有实际财权，因此梁士诒瞬间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参与机要，掌管内政、外交中枢大权。据说时人晋见大总统但有请示而袁不能答皆曰：“问梁秘书长去。”因此，府内上下背后皆呼梁为“二总统”，外人亦说梁乃“袁之钥匙”。而同时期杨度却由清末袁世凯内阁时期的学部大臣降为民初参政院参政，完全是份闲差。
这一着在外人看来，仿佛梁士诒在袁世凯幕中的地位大大超过了杨度，但细想之下，其实不然。袁世凯的这番安排是源于他对梁杨二人专长的了解，故而在政治作用上寄予二者不同期望所致。
梁士诒擅长理财，为人内敛，机警过人，八面玲珑，见风使舵，能巧妙周旋于各类人物中间，加之把持交通实业多年，部属同党甚多，可谓财力雄厚，人脉丰富，所以袁世凯希望梁在筹措秘密资金服务政治的同时，替他游走台前，打点人际，调解纷争，发挥润滑剂的作用。而梁也确实不负所托，在袁期望的两大领域应付得无一不好。
……
一个人少年时期即受大名士的赏识和影响，极易形成自视甚高，狂放大言，不甘寂寞，卖智招摇的心理特质和行事特点。
杨度正是这样的人。
比及壮年，在“帝王术”和“宪政立国”理念的交相毒害之下，杨度更加自大，到处摇唇鼓舌，轻惹是非，总以为四海滔滔无高士，宰相人才我为先，若无杨度则“如袁大总统者何”，“如天下苍生者何”，“如国家政治前途者何”，一副“袁世凯做皇帝、他杨度做宰辅，两人将来共天下”的姿态。
此等形态肆意流露，有时未免太过喧宾夺主，漫说袁世凯乃一代枭雄，就是一般幕主瞧着也不舒服。
杨度非梁，不能如袁所愿的事例翻书可拾。
……
可悲的是，中国读书人但凡依附强梁、寄志或谋食他人，必有三病：第一邀名固位，第二同僚争宠，第三身子骨弱。
助袁称帝，梁杨二人固有争宠于幕术之意，但在杨度更多的却是为了邀名固位，而在梁士诒却是身子骨弱。
梁士诒在袁幕中虽说以财力与机巧胜人一筹，但处高风大，同僚者在袁面前煽阴风，促其跌倒者又岂会少？何况奴仆势大为主所忌而予以打压，也是史书常载之事。袁氏当国之初，即在财政上将善后大借款一事专付故人之子周学熙，不让梁插手，以减轻对梁的依赖；称帝之前更是频下辣手打压梁士诒，一来稍抑众人妒意，二来防其坐大，便于掌控，当然最终目的还在于促其转变政治立场，襄助帝制，所以袁世凯暗中连发三镖，镖镖击中梁士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