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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

  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此话颇有道理。且不说电视、电影、光盘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单单老照片、老漫画、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感受历史,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阅读历史。的确,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乃至一页页书稿,往往能蕴含比描述文字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诱发读者的想象。

  这些年来,每次出国访问,总要买上一些图书。在它们中间,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如《凡高兄弟》、《弗吉丽亚·伍尔芙》等。这些图书,在结构、编排、开本诸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非常幸运的是,我的这一想法,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这便是“大象人物聚焦书系”的由来。

  说“聚焦”而非“传记”,是因为严格地讲,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来扫描、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几年前在“沧桑看云系列”中,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同时,在正文之外,本书系还特意以“补白”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他人的评点等文字。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尽量使之较为活泼,更具内涵。我想,这样的编排,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多侧面、更生动地呈现出来。 任何形式的聚焦,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审视他们,实际上也就是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乐此不疲的原因。

  他是一挂长虹,七彩缤纷,分而纯净,合而辉煌。他是一株老树,历经沧桑,却依然横枝窜叉,浑厚朴茂。他更是一座耸立于现当代中国画坛的为数不多的入云丰碑,他就是被华君武形容为"毕加索+城隍庙"的张仃。本书集聚丰富的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用简洁的文字道出了张仃的人生经历,和他深厚的中外艺术和民间艺术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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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

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此话颇有道理。且不说电视、电影、光盘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单单老照片、老漫画、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感受历史,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阅读历史。的确,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乃至一页页书稿,往往能蕴含比描述文字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诱发读者的想象。

这些年来,每次出国访问,总要买上一些图书。在它们中间,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如《凡高兄弟》、《弗吉丽亚·伍尔芙》等。这些图书,在结构、编排、开本诸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非常幸运的是,我的这一想法,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这便是“大象人物聚焦书系”的由来。

说“聚焦”而非“传记”,是因为严格地讲,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来扫描、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几年前在“沧桑看云系列”中,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同时,在正文之外,本书系还特意以“补白”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他人的评点等文字。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尽量使之较为活泼,更具内涵。我想,这样的编排,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多侧面、更生动地呈现出来。 任何形式的聚焦,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审视他们,实际上也就是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乐此不疲的原因。

他是一挂长虹,七彩缤纷,分而纯净,合而辉煌。他是一株老树,历经沧桑,却依然横枝窜叉,浑厚朴茂。他更是一座耸立于现当代中国画坛的为数不多的入云丰碑,他就是被华君武形容为"毕加索+城隍庙"的张仃。本书集聚丰富的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用简洁的文字道出了张仃的人生经历,和他深厚的中外艺术和民间艺术修养。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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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画】
很多年来,我们始终忽略着设计者的存在——天安门的装饰设计、国徽
  ,早已成为某种神圣的象征,至于谁是它们的设计者,似乎并不重要;甚至
  ,我们觉得它们不是设计出来的,它们原本就是那样,不需要设计。
  直到我们结识了张仃,才惊讶地发现我们的童年记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
  了他的影响。儿时,当我们用稚拙的小手一次次在《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蜡
  笔画上重复他的设计:高高的城楼上,八盏宫灯,八面红旗。我们甚至想当
  然地把红旗飘动的方向画得左右对称,东西相反——既违反常识,又是拙劣
  的篡改——天安门成了我们最明亮的记忆。很多年中,我们都认为*就
  住在天安门上,一到国庆节,他就出来向群众招手。除了天安门城楼的装饰
  ,我们那时积攒的老邮票,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中华人民
  共和国开国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这些纪念邮票,《天安
  门图案》这些普票,甚至轰动一时的鸡年生肖票等,也都是出自张老之手,
  这些是在很多年后,才被我们知道。
  一位画家通过他的画笔与全国的孩子建立了精神联系,不知他是否想过
  这一点。那时他不知道我们的存在,犹如我们不知道他的存在。贫瘠的童年
  ,我们却拥有丰饶的记忆。我们的记忆停留在宣传画上、邮票上、标语中,
  我们没有另外一种记忆,比如“牛棚”、审讯和酷刑。但张老有,在红旗遮
  天蔽日的阴影里。
  有人说天安门城楼的装饰设计由两个日本人完成,也有人把国徽的设计
  归于梁思成、林徽因的名下,张仃从不辩驳什么。天安门已经成为一个民族
  的图腾,至于谁是它们的设计者,似乎并不重要——他会这样想,也许。
  二十一世纪之初,国徽设计的公案又浮出水面。由于时间的久远,许多
  当事人,许多回忆文章,都发表了彼此矛盾的观点。《建筑师梁思成》一书
  中延续了梁思成、林徽因是国徽设计者说;有人认为是高庄;也有人说是张
  仃。
  逼仄的客厅里,堆满了书籍资料。台灯的光晕,使他的白发格外醒目。
  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之下,张老终于开始回忆五十多年前的时光——l949年,
  张仃应周恩来之邀住进中南海,负责对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并愉快地承
  担了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及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设计
  装饰的重任。
  1949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
  、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三点要求:一,中国特征
  ;二,政权特征;三,形式庄严富丽。
  据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的政协第六小组(
  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当时已经收到设计
  稿二十八份,但皆因不符合上述三条原则而未被采用。于是,又成立了两个
  专家小组设计国徽,一个是以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专家小组,另一
  个是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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