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政治史”与柏拉图“政治哲学”双峰并立，高山仰止；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精神上一脉相承，希罗多德笔下的波斯帝国与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帝国有着深切的思想关联。雅典帝国盛极而衰，将成败之理、兴衰之道演绎得淋漓尽致，它给21世纪的中国人留下了怎样的教诲和启迪？从希罗多德的“故事流”到修昔底德的“悲剧诗”，就让我们跟随《帝国的兴衰》作者饱蘸激情的文笔，洞察帝国元气的兴衰继替、人类生命的生死轮回，感受历史深处理性之力的阳刚与命运之歌的悲凉。
作为“复旦通识丛书”中的一本，本书也致力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本书的写作也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并给出了作者独到的解答：雅典帝国的兴衰无疑是修昔底德著述的核心关切，而这一兴衰背后有着怎样的动力机制？雅典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去世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反转？以自由、民主、文明、开放著称的雅典，最终却败给了被认为是寡头统治、封闭、保守且在经济上相对拮据的斯巴达？在揭示古希腊人的基本政治处境的同时，一窥其对人类政治事务的深邃思考，想必会对读者深入理解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有所裨益。
一、传世经典，如何阅读？
1．由“内”而“外”
2．以“点”带“面”
3．文本配合想象
二、希罗多德的“故事流”
1．“历史之父”的“历史”
2．帝国的困局：对外扩张与政体选择
3．天神与凡人：理性之力的阳刚与命运之歌的悲凉
4．生一死、兴一灭两茫茫
三、战争记忆与雅典帝国主义
1．城邦的世界：和谐的田园抑或血腥的战场
2．雅典：从委曲求全到扬眉吐气
3．雅典作为“希腊的救星”：新帝国的战争记忆
4．贫穷而得享自由，奢侈而遭受奴役
四、雅典帝国与雅典民主
1．地米斯托克利与雅典帝国
2．雅典：民主之术与僭主之术
3．祖国负我，我岂负祖国？
五、修昔底德的“悲剧诗”
1．悲剧诗人修昔底德
2．“修昔底德陷阱”：战争与和平的悖谬
3．“背面战场”：作为政治理论家的修昔底德
4．修昔底德：通往柏拉图
六、古典希腊“双城记”：两个同盟、两种制度
1．希波战争：雅典帝国事业的动力与羁绊
2．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两个联盟及其遗产
3．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两种制度及其意义
4．雅典帝国：修昔底德的“悲剧英雄”
七、帝国转型与时代人物：尼西阿斯与克里昂
1．雅典政制：从“城邦共和制”到“帝国民主制”
2．民主帝国的“传统”与“现代”：尼西阿斯与克里昂
3．政治人物该如何评价？
八、民主帝国与政治人物：亚西比德的“叛国”与“爱国”
1．赫耳密神像案：一项被坐实的莫须有罪名
2．雅典帝国路线图：从伯里克利到亚西比德
3．雅典人的“不仁”与亚西比德的“不义”
九、雅典帝国兴衰启示录
1．战时帝国财政
2．内忧与外患
3．民主与帝国
4．历史的“势”与“命”
十、修昔底德：阅读指津
附录Ⅰ 年表
附录Ⅱ “立法诗”与“悲剧诗”：霍布斯与修昔底德对观
1．英译修昔底德《战记》：学术志业与帝国事业
2．《狴希莫》：修昔底德式的“背面战场”
3．修昔底德与霍布斯：政治史与政治科学
4．修昔底德式的“悲剧诗”与霍布斯式的“立法诗”
“背面战场”： 作为政治理论家的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有关“背面战场”的叙述正是我们理解修氏政治理论的关键环节。由于出身和财产占有的不平等，城邦社会必然形成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双方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上经常发生分歧： 贵族派主张建立贵族寡头政体，平民派则主张建立民主政体；贵族派认为只有比例（几何）意义上的“平等”才符合正义，而平民派则认为只有算术意义上的“平等”才属正义；贵族认为德性、财富应当作为分配统治权的依据，而平民则主张只要有自由人身份，统治权应平等分配。贵族派与平民派在品性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贵族派傲慢，平民派贪得。如何在贵族与平民、富者与贫者、少数与多数间实现和平？这正是任何政治共同体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议题。为此，政治理论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里、托克维尔殚精竭虑力图洞察其中的真谛，立法家如梭伦、老布鲁图、帕伯琉斯（Publius）帕伯琉斯（Publius）是《联邦论》作者们的共同笔名，取自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后者是罗马共和初期政治家，普鲁塔克将其与雅典立法家梭伦平行列传。则致力于寻找切实可行的政制设计方案，以图消弭党争的破坏性影响。
通过对“背面战场”的描绘，修昔底德揭示了城邦党争演化成革命的具体“症状”： 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第三卷的“科西拉革命”以及第八卷的雅典党争。城邦内党争往往与城邦外势力彼此纠缠： 对于党争各方来说，为了自保进而消灭政敌，必然会寻求外邦的支持；而对利益相关城邦来说，则会在城邦内党争各派中拉拢政治盟友甚至改变政体，从而扭转城邦相关的政策走向以为己用。在科西拉内战期间，对立双方往往处心积虑，不择手段，挟私报复；*行为和*言论得到称赞，谨言慎行却被认定为懦弱的表现；成者自当为王，败者活该为寇，法律形同玩物，道德沦为笑柄；城邦因为内战陷入残酷报复、人人自危的野蛮状态。
从后果来看，内战与瘟疫有着高度的近似性。读者不妨将修昔底德在第二卷中有关雅典城内瘟疫的描述与本卷有关科西拉内战的描述对观： 在瘟疫中，生命本身变得不堪一击，一切的价值、尊严、荣耀、信仰都失去意义，既然前路不可预测，难以把握，索性放浪形骸，及时行乐，任性自为；同样，在内战期间，平素人们不敢为或不便做的，现在都可以毫无顾忌，放手一搏，视同胞为寇仇，引敌国为友朋，私人恩怨、党派歧见被转化成爱国与卖国、正义与邪恶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有关科西拉革命及其后果，修昔底德这样写道：
这次革命是这样残酷；因为这是第一批革命中间的一个，所以显得更加残酷些。当然，后来事实上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波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敌对的党派——民主党的领袖们设法求助于雅典人而贵族党的领袖们则设法求助于斯巴达人。在和平时期，没有求助于他们的借口和愿望；但是在战争时期，每个党派总能够信赖一个同盟，伤害它的敌人，同时巩固它自己的地位；很自然地，凡是想要改变政府的人就会求助于外国。在城邦中，这种革命常常引起许多灾殃——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殃现在发生了，将来永远也会发生的，尽管残酷的程度或有不同……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战争使他们不易得到他们的日常需要，因此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们实际环境的水平之下。（修昔底德： 前揭，第267—268页。）
在修昔底德的文本中，科西拉革命无疑是之后雅典内部党争的预演。有关雅典党争及其灾难性后果，笔者将在本书第七、八两章透过主要政治人物的遭际集中讨论。这里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从内讧（伊庇丹努）开始，到内讧（雅典）结束，修昔底德的战争叙事可以被视为一部内战史；雅典帝国如何由极盛一步步走向崩溃，其中的核心症结——党争的根源及其后果尤其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而这恰恰构成修昔底德战争叙事的核心；如何防止内战，使贵族与平民、富人与贫者、少数与多数和谐相处，作为政治史家的修昔底德并未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致力于呈现城邦党争的具体“症状”，这也正是修昔底德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政治哲学家的区别所在，哲学家更多地致力于“开药方”。在这一方面，修昔底德更接近于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对他们来说，诊断疾病往往比治疗疾病更关键，或许修昔底德的“药方”就在他的“诊断书”中。
对于两千年之后的读者来说，只有通过修昔底德的一双慧眼洞察古希腊城邦面临的这一“顽疾”，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柏拉图《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大量有关政体议题讨论的现实关切和深沉思考。有意思的是，修昔底德的战争史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分别都有八卷，是巧合，还是亚里士多德有意为之？合理的猜测便是，亚里士多德通过自己的著作在与祖辈学人隔空对话。读者若将修昔底德的文本与《政治学》第五、六卷亚里士多德在第五卷中讨论了各种政体变革的原因及补救方法，在第六卷中则深入讨论了其中的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对观，便不难发现两者所关注议题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