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七年来**新作震撼面世。
历史的魂魄和历史的韧性一起回来了，中国文化人终于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谁。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中文繁体版2010年10月由台湾天下远见公司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在华语世界引起轰动。此次由岳麓书社出版其简体本，余秋雨先生又在原版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完善。
【内容简介】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的主体内容是余秋雨先生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它与大学规范的文化史课程不同，只探讨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中华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本书采用了一个新颖的形式来解读中华文化，即采用课堂讨论的形式，再加上课后与学生间的“闪问”、“闪答”，使这本书精彩纷呈而明白晓畅。对于中华文化史的讲述，这本书也不是按部就班地泛泛而谈，而是以点带面。对于文明早期特别强烈的文化亮点，在余先生看来，它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重点论述；而对于后期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则快步走过。这是余秋雨心中的一部中华文化史，也是一部充满强烈色彩感的中华文化史。余先生以其饱学和情感，向国人传递文化记忆，以人类四大古文明中保留完整也璀璨的中华文化，敲响世界文明之钟。《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繁体版2010年在台湾出版，在华语世界引起轰动。
【作者简介】
余秋雨，浙江慈溪市桥头镇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剧协副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系列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摩挲大地》《寻觅中华》等，文化通史《问学余秋雨》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等。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其中，《信客》被选入人教版初二上册语文教科书。《都江堰》被选入人教版高中必修三语文教科书。现任《书城》杂志荣誉主编。
【目录】
部分闪问
北大的闪问
台大的闪问
第二部分课程
课童年的歌声
第二课文明的咒语
第三课那里没有路标
第四课文明的胎记
第五课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
第六课人类文明的早期分工
第七课世界性的老子
第八课让我解释几句
第九课寻找真实的孔子
第十课一路冷遇成就的伟大
第十一课黄昏晚风萧瑟
第十二课君子的修身与治国
第十三课关于下一项记忆的争论
第十四课一个让我们惭愧的名字
第十五课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
第十六课诸子百家中文学品质的人
第十七课一个难解的世界奇迹
第十八课长江推举他出场
第十九课生活在别处
第二十课何为诗人
第二十一课“二十四史”的起点
第二十二课汉武帝的大地遇到了司马迁的目光
第二十三课《史记》的叙事魅力
第二十四课失落了的文笔
第二十五课混乱和美丽同在
第二十六课如果换了文学眼光，三国地图就完全改变了
第二十七课中国历奇特的一群文人
第二十八课一座默默无声的高峰
第二十九课光耀千古的324个字
第三十课个知名画家
第三十一课因谦恭而参与伟大
第三十二课凉州风范
第三十三课中华文化为什么会接纳佛教
第三十四课文明的制高点
第三十五课盛唐是一种心态
第三十六课诗人排序
第三十七课对弈
第三十八课没有人救他们
第三十九课多记一个名字
第四十课夕阳下的诗意
第四十一课精雅大汇集
第四十二课一群疲惫的文学大师
第四十三课九十年的尘埃
第四十四课文化专制下的沉闷
第四十五课五百年斯文所寄
第四十六课远方的目光
第四十七课太不容易了
告别
【免费在线读】
部分 闪问
北大的闪问
入门之题问：秋雨老师，您在为我们讲授《中华文化史》，我想问一个起点性的傻问题：到底什么是文化？我也在各种学术书籍中找过文化的定义，都太长、太杂，什么都包括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但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算得上“文化人”的，范围却很小，主要是指从事人文学科的那些人，有时连工程技术人员也挨不上。我们这些同学都信任您的明快、简洁，请您给我一个答案，好吗？
答：凡是傻问题，往往是根本问题。考古学家心中的“文化”，是指人活动的痕迹。行政官员心中的“文化”小，是指宣传加娱乐。一般民众心中的“文化”杂，是指古文、英文加文凭。其实，文化的要害另有所在。你看，这些年不少跨国婚姻终于离散，多的原因是“文化差异”。这就关系到了文化的要害。那么，就请你听听我给文化下的一个简短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
问：确实是一个明快、简洁的定义。但我对“集体人格”的说法还是不太明了，能解释两句吗？
答：一切文化的后成果都是人格。中华文化的后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中国现代作家中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鲁迅。他把集体人格说成是“国民性”，写《阿Q正传》《药》《孔乙己》都是在探究集体人格。这个问题，比鲁迅大六岁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r Jung）说得深刻，可以读读他对歌德《浮士德》的分析。
问：鲁迅所解释的国民性，有很多比较负面。那么，您所说的文化，包括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也都有正面、负面的区别吧？
答：对。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后都提出要“改造国民性”，努力把人们引向正面的集体人格。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人格理想是“觉者”，道家的人格理想是“至人”。相比之下，“君子”和“觉者”的影响更大。你们如果要从集体人格上研究文化，可以把“君子”和“觉者”作为重点。
问：“君子”、“觉者”、“至人”，这些人格理想有没有共同点？
答：有。那就是大道。各个文化派别对大道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它们都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使人们活得更真实、更自在、更善良、更友爱。
问：现在社会上热门的“文化”正好相反，大多是宫廷权谋、三国计策、生存智慧、制胜方略，几乎全都在油腔滑调地扬恶抑善。秋雨老师，这一切，都是对大道的玷污和干扰吗？
答：对。更迷惑人的是，不少文化人不断论述着恶的深刻、善的浅薄；不断展示着恶的痛快，善的窝囊。结果，很多文化课变成了让人变坏的课。
问：这是文化的堕落吗？
答：这是文化的常例。大道一直是寂寞的。幸好，大道只寂寞在文本上，而不是人心中。孔子说，每个人只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说“为仁由己”。在儒学后期，我家乡的哲学家王阳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命题，认为埋在人心底的“良知”，可能是造就任何一个觉悟者的起点和终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也会说“天良发现”、“天地良心”等等。这些说法表明，人心中有很多与生俱来的道德起点，与天地大道相呼应。这也是中国哲学对人本性的信心。
问：我们从小就听说，人应该被文化改造。照秋雨老师的说法，人的天性高于文化，是吗？
答：对。可以问问一切刚做父母的人，婴儿的眼神、表情、动作是不是很接近未被污染的人类学课本？因此，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庄子认为，人们平日学到的东西，大多属于“机心”，也就是机智巧变之心。这种东西一多，纯白的自然天性也就不再完备，于是神情恍惚，大道也就难于进入了。
问：这么说来，文化教育的终极意义很可怀疑？
答：正因为很多文化教育削减了人们的“赤子之心”，所以就需要有另外一种文化教育来抗衡，让人在更高意义上恢复本真。简单说来，有人在堆积障碍，有人在排除障碍。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前一种人比后一种人更风光、更得意、更受人追捧。
问：这不是很悲哀吗？
答：就像都市之夜，风光、得意的一定是经销商和消费者，而不是清道夫。经销和消费的时间一长，再好的东西也会变成城市垃圾和身体垃圾。我在十年前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遗址，发觉文明历史越长的地方现在越坏，几乎成了一种“反比例定律”。我想，那是几千年来“经销商”和“消费者”太多了，而“清道夫”却已伤残凋零。后，真正伤残凋零的是那些都市，那些地区，那些国家，那些文明。
问：我听您多次说过，中华文明是各大古文明中没有湮灭和中断的，难道它一直拥有足够的“清道夫”吗？
答：中国个哲学家老子就是一位伟大的清道夫，他的文化遗嘱就是永远做减法，走向极简。由他领头，诸子百家中没有一家是复杂的。也有人想多说一点，但抬头一看这位有辈份的老祖宗默然在上，也就不敢说了。这个起点，造成了中国文化早期的“轻装”状态。后来越来越臃肿，因此也越来越迟钝，再要找“清道夫”就很难了。幸好，中国文化的体量巨大，仅覆盖面积就是世界其他文明总和的十几倍，由此产生了一种自我荡涤作用。这就像大海，算起来每天有多少垃圾倾注在里边，却因为大，日夜翻卷、移动而自我净化，构成了一切小逻辑都解释不了的“体量逻辑”。
问：您所说的“体量逻辑”很深刻。体量大，除了空间，还有人口，那也是一个“做减法”的大海。历来被写在文化史、思想史上的种种“大事”，绝大多数民众一无所知，因为文盲的比例十分惊人。这会使文化财富和文化垃圾一起走向低效。我们学校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把这种现象看成是落后，他们都向往着西方那些沙龙、学派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的情景。我猜想秋雨老师未必这么认为，您甚至会觉得，中国民众对学理的隔膜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是吗？
答：你很棒。所谓“低效”，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低消耗”，近似于物理学上的“低熵”。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几千年来他们只记住不多的几句圣人教言，自在度日。背得多一点，是为科举。那些评古论道、咬文嚼字的人，不多，与千家炊烟、万家灯火关系不深。如果这些人成了气候，空论、激论、偏论泛滥，对谁也没有好处。
总之，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灌输，不喜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问：在我们刚才简短的请教中，秋雨老师随口道出的一系列重要观念，与目前文化领域的多数教授讲的都不一样。例如，您认为文化的后成果不是文本形态，而是集体人格；您认为世间很多文化行为起到的是负面作用，真正的文化大道反倒与人心良知相关；您还认为中华文明因“低消耗”而长寿……这些观念我都是次听到，但是怪了，一听就接受，而且很兴奋。我通过看在场其他同学的眼神，知道他们与我有同感。顺着您的思维高度，我想问一个难题：既然中国文化对高深学理比较淡漠，它又通过什么方式把民众的直觉经验与大道人心、集体人格融合在一起？
答：我的回答也许会让你们吃惊：艺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归向，有的归向于宗教，有的归向于征战，有的归向于科学，有的归向于政治，有的归向于自然，而中国文化，则归向于艺术。请你们注意孔子在《论语》中对于这个问题的两度概括。度概括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第二度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就是通过修身的方式获得人格享受。李泽厚先生把“游于艺”、“成于乐”说成是“人格的完成”，我很赞同。
问：中国很多人都习惯性地把文化看成是政治的附庸，即使在讲述古代文化课程，说着说着又缠到政治上去了。讲古代文人的生平，也常常强调他们的仕途坎坷。因此，您说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更偏向艺术，我听起来有点新奇。但是细想之下确实也有道理，中国的唐诗、宋词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一直是历代流行的“公众人物”。连那个政治人物李煜，风传世间的也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一面。这一些，能不能成为您的观点的证据？
答：可以，但事情比这些证据大得多。按照古代圣哲对于中国文化的设计，“礼乐”二字，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传统。“乐”是艺术，这一点你们也明白；但我要告诉你们，连“礼”也是艺术化、表演化、程式化的行为方式。因此，所谓“礼乐传统”，也就是古代圣哲为中国社会构思的一种“美的宗教”。
“礼乐”是比较隆重的仪式，而在日常生态中，中国文人习惯用诗书琴画来“怡情养性”，也就是用艺术标准来塑造情感模式。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艺、诗、乐等等美学行为，成了情感的终点、人格的终点、社会的终点、精神的终点。
问：您多次说过，我们目前在攻读的《中华文化史》课，必须改变这种历史误解。对此，我们作为学生，应该作哪些努力？
答：我提四点要求，请你们参考——
，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从古代就开始了。因此，我们要摆脱历史性的心理暗示，让精神价值、集体人格、礼乐传统等等重要命题一一从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独立行走；
第二，抢救你们的感觉系统，警惕你们的思维习惯，拒绝课堂上常见的刻板、枯燥、人云亦云、咬文嚼字，激活你们的生命活力，创建一种活跃而睿智的教学气氛；
第三，每次开课前可以作一些简单的准备，减少进入新课的陌生感。但切忌准备过分，以免在课前形成固执的观念，而应该在课程中自由寻路，不断重塑自己；
第四，请密切配合我们的课程对于伪完整、伪均衡的彻底突破。在我看来，学术文化上的完整和均衡，大多是为了虚撑规模而削足就履的结果。我只愿选取一些关键门径进入，一旦获得了大感觉便戛然而止，不再滞留和厮磨。例如，我认为中华文化生命力的精彩勃发，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已大体完成，以后的成果只属于余绪的范畴了，因此我所投放的注意力也完全不同。这就像对一座名山的鉴赏，只须细细品味几个峭拔壮观的景点已经足够，而不必走遍山区每一个村寨、沟壑。如果走遍，反失魂魄。
具体问题
问：有人发表文章认为中医是伪科学，应该取缔，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不该取缔。秋雨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楚辞、汉赋、唐诗好像也不符合英语语法。地球上人口多的族群，就是靠中医佑护下来的。天下让我生气的事，是拿着别人的眼光说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活错了。
问：有学者说，龙在西方是一种凶恶的形象，为了避免误读，中国应该改换一种文化图腾。秋雨老师，您同意吗？
答：别的民族一直用狼、熊、狮、鹫作为文化图腾，没听说要改。祖先们正是预料会有脆弱的后代，才选择了凶猛刚健。我再重复一句话：天下让我生气的事，是拿着别人的眼光说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活错了。
问：体会您重复说出的这句话，我是否能认为，您也不同意用西方现代的价值标准来裁割中国的历史文化？
答：对。西方现代的那些价值标准都很不错，但应该明白，在那些标准出现之前，中国人已经非常精彩地活了几千年。活出了诸子百家，活出了秦汉帝国，活出了盛唐大宋。如果说这些都是白活，你难道不像我一样生气？
问：我很支持秋雨老师的文化立场。近几年突然兴起的“国学”热，是否也出自于这种立场？但我惊奇地发现，您至今没有运用过“国学”这个概念，为什么？
答：我不敢说“国学”，是发现有一些逻辑上的麻烦，一时解决不了。例如，我们国家很大，要说“国学”，似乎也应包括契丹文化、突厥文化、西夏文化、蒙古文化、南诏文化吧？但现在显然没有包括，也没有企图包括的趋向，这很不公平，因为它们都参与并强化了中国整体文化。又如，佛教算不算国学？要是不算，这可是中国民众两千年来极为普及的精神信仰，无疑是“国中显学”，岂能排除；但是如果算上，连法显、玄奘他们也不会赞成。在我看来，地域有界，学问无疆。或者换一种比喻：政治如山，文化如云，云气自由飘荡，不要硬去编排哪几片云属于哪座山。
问：在“国学”热中，有一些激进青年提出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必须过自己的节日，声势很大。反对的声音也不少，主要是说他们“落伍”、“保守”、“反国际化”，但这些声音抗不住他们的“爱国主义”。秋雨老师，您认为从哪一点上才能击中他们的要害？
答：即使“落伍”、“保守”、“反国际化”，也都可以存在，不必反对。如果在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上出现几个峨冠博带、帔帛凤裙的身影，我会很高兴。他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必须”，在于对他人的强迫。爱国主义不应该变成专制主义。历史证明，失控的爱国主义加上专制主义，也就是法西斯主义。
你们如果认识这样的激进青年，有机会也可以在他们耳边悄悄提醒一句：汉服，早在唐代的长安就没有什么人穿了。
问：不少文化人写文章说，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把一种非常值得回忆的早年生态破坏了。秋雨老师写过很多描述早年生活的优美散文，一定也赞同这种看法吧？
答：不赞同。一切回忆，都会以情感删削真实。一百多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由于连年战乱、自然灾害、阶级斗争，“早年生态”的低劣程度超过现在坏的想象。就连现在被不少文人描写得流光溢彩的老上海，也完全是一种矫饰的幻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因斯坦来到上海，他从南京路来到上海的中心区域老城厢后说：“这是整个地球上贫穷的族群，备受欺凌，牛马不如。我们一直在为世界争取幸福和公平，而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直到我年轻时，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态都怵目惊心。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主要是针对大面积的低劣生态进行的。中国百姓苦了那么多年，有理由稍稍过得好一点。你们毕业后，不要后为了“玩文化”而伪造“贵族凋零”、“皇城暮鸦”、“风华散尽”之类意象，来鄙视普通民众的生态进步。
问：又有一些文化人不断写文章说，北京城新建的地标诸如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楼都光怪陆离，如果梁思成先生在世一定悲叹“城将不城”，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一个大国的首都，应该保存一些珍贵的历史遗迹，但更应该走在世界现代建筑的前沿。请你们联想一下：曾经以花岗岩、大理石的古典建筑自傲的巴黎，在建造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时也遭到过激烈反对，但现在这些新建筑却都成了巴黎的无敌标志。这是一个文化心理的新生过程，我在《行者无疆》一书中有过描述，你们可以找来一读。至于梁思成先生，那是一位思维健全、兼容古今的人，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保守。一九四七年他第二次从美国考察回来，在课堂上对于欧洲现代建筑结构的几何化、抽象化和不可重复性，如包豪斯学派（Bauhaus）的主张，都很推崇。他如果晚生几十年，除了仍会着力保护古建筑外，还一定会设计出不少让你们大吃一惊的创新建筑，就像贝聿铭先生在巴黎做的那样。
问：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大问题，现在该不该动手挖掘秦始皇的陵墓？有人说，现在经济力量和学术力量都已具备，可以挖掘了。有人说，永远不要去打扰它。秋雨老师的意见呢？
……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