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规夜半犹啼血 不信东风唤不回
“武大的蔡元培” “永远的校长”，中国真正的教育改革家。
2011年度网易“首届十名中国贡献者”之一
荣颁“日本东方哲学奖”、法国“**荣誉勋章”
屡拒高官厚禄，坚守教改，为中国教育“开药方”
刘道玉坦然敞开心扉，易中天作序强力！
【作者简介】
刘道玉
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汉族，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年～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成为当时中国年轻的大学校长。期间，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推动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改革，领风气之先，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影响极大，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永远的校长”。尽管后来被免职，但诸多改革仍延续至今。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荣誉勋章。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勋章。其著作多在创造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上，有《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中国高校之殇》等多部著作。
【目录】
序（易中天）
前言
自序
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
（一） 8岁开始的启蒙教育
（二） 小小的牛倌
（三） 栖人檐下的小学生活
（四）冒名顶替的初考
（五） 《三人行》的风波
（六） “假文凭”进高中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
（一） “乱点鸳鸯谱”—珞珈山之恋
（二） “梦想剧场”—我的诺贝尔梦
（三） “耐（奈）温”将军
（四） ”三点式“的读书法
（五） 通过俄语学习英语
（六） 在郭和夫的研究室作毕业论文
（七） 政治运动中的角色行为
（八） 诺贝尔奖牌挡不住丘比特的神剑
（九） 白手起家搞科研
第三章 莫斯科的526天
（一） 留苏预备部
（二） 列宁大街30A号
（三） 中将克努扬茨院士
（四） 玛丽娅老太太
（五） 紧张而有序的留学生活
（六） 我在莫斯科的夏天
（七） “反修”战士
（八） “不受欢迎的人”
（九） 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
（一） 发奋著书立说
（二） 暴风雨的前夜
（三） 李达“三家村”
（四） 神秘的使命
（五） 提心吊胆的北京大学联络组组长
（六） “不识时务”的“保皇兵团”司令
（七） 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
（八） 次逃亡生活
（九） 虎口余生
（十） 接受再教育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
（一） 的临时工
（二）邓小平召开历史性的座谈会
（三） 北戴河十年的批客人
（四） 全国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会议
（五） 一封欲加之罪的诬告信
（六） 因劳成疾，是坏事也是好事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
（一） 年轻的大学校长
（二） “卧薪尝胆，十年雪耻”
（三） “不拘一格降人才”
（四） 韩德陪“晶核”之再生
（五） 教学制度的创新
（六） 感动了“上帝”
（七） 创办全国综合大学个建筑学系
（八） 智力超常教育改革试验
（九） 电影《女大学生宿舍》的反响
（十） 科研实现零的突破
（十一） 珞珈山上的快乐学院
（十二） 呼唤创造教育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
（一） 里的余波
（二） 团中央书记的候选人
（三）上访要求不当市长
（四） 北戴河的会见
（五）厦门大学的盛情
（六） 海南岛之行
（七）“官贵民贱”的真相
（八） 为何不当官？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
（一） 一切从零开始
（二） 开拓新领域
（三) 承担重点科研任务
（四） 培养研究生
（五） 国际学术交流
（六） 我的遗憾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
（一） 美国西东大学的突破
（二） 中法交流中心
（三） 法国国家荣誉勋章
（四） 耶鲁大学的盛典
（五） 哈佛大学的印象
（六） 中日大学校长会议
（七） 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
（八） 春兰秋菊裨益于我
第十章 梦魂萦绕系教育
（一） 我的教改情结
（二） 甘作铺路石
（三） 爱的学校
（四） 太平洋上空的一个梦
（五） 给中学生开选修课
（六） 创造教育三部曲
（七） “试验田”的辍耕
（八） 奖掖创造性人才
（九） 半身铜像引出的故事
（十） 无意得之终究得
第十一章 教育改革的呐喊
（一） 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二）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缓
（三） 怎样根治大学的学术腐败
（四） 民主选举校长是去行政化的关键
（五）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学评估？
（六） 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七） 我为朱清时校长鼓与呼
（八） 呼吁进行教育改革启蒙教育
第十二章 我的人生三境界
（一） 自身角色的境界
（二） 从心所欲的境界
（三） 凡人也能修成佛
（四） 人生无怨亦无悔
跋 语
【内容简介】
《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是中国著名教育家、武大前校长刘道玉的人生历程。作者从自己幼年求学时期写起，一直写到自己青年时期留学苏联和“反修能手”的岁月以及文革期间的各种非人遭遇，特别是详细描述了自己中年时期主政武大八年实行教改以及*时期突遭免职的整个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高教的“中国特色”以及至今求解“钱学森之问”没有下文的症结所在。此外，《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还对自己“生不愿封万户侯”的信条以及耄耋之年安度晚年的人生感悟都做了系统阐述。观点鲜明，文字隽永，很值得当下的我们阅读和思考……
【免费在线读】
永远的校长
易中天
前两年，我回武汉大学做讲座。互动时，无意间谈到了老校长刘道玉。我原本寻思，是不是应该做点说明。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让我感慨万千。如果没记错，刘道玉先生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应该是在1988年。那时，这些80后、90后的学弟学妹，有的出生不久，有的还没出生。他们，怎么会对刘校长如此崇敬？要知道，二十多年的时光，足以将许多历史都洗磨得了无痕迹；何况“刘道玉”这个名字，还曾经是被刻意回避甚至封杀的。难道真如坊间所言，刘道玉已成为武大人心中“永远的校长”？
也许是的，也许。
我并不认为刘道玉是圣人。当然，他也不是伟人或完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冲在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于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战士是会赢得敬重的，哪怕是“受伤的战士”；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事实上，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一贯正确”，更不因为他“完美无瑕”，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他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出头鸟”，登上舞台，走进历史的。从力促恢复高考制度，到推行各项教改措施，刘道玉谱写和演奏的一系列华彩乐章，主旋律都是“教育改革”。在那个春潮乍起的年代，这位当时中国年轻的大学校长，带领党政一班人，硬是把一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百年老校，建设成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这当然不是刘校长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但一把手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当时，刘道玉的思想非常明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学校就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大家都一门心思搞教学，搞科研，“极左思潮”就不再甚嚣尘上，“好斗分子”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纲举则目张，政通则人和。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老武大人应该都记得那时校园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如此风气，如此氛围，谁不向往？这正是历史将高度评价刘校长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样张
“反修”战士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苏两党之间，以至于后来发展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部分世界各国共产党与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其他一些各国共产党之间，发生了公开的、激烈的论战。这些分歧，早始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其中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的否定。后来，经过苏共二十一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双方的分歧又进一步加剧了，以至于发展到公开论战、甚至严重地影响到两国正常关系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坚持认为，这些分歧是一系列的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是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问题。例如：斯大林究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刽子手、强盗、党棍？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用什么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美帝国主义究竟是全世界人民凶恶的敌人，还是明智的和平使者？什么是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保卫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铁托集团究竟是叛徒，还是同志？南斯拉夫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究竟在什么原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总之，所有的分歧都可以归结于对“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认识上。针对这些分歧，中国共产党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叛徒；而苏联共产党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和分裂主义。到底如何看待50年以前那场意识形态的争论？如何看待修正主义？人类已进入到21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两国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苏联于1991年解体被俄罗斯联邦取而代之。因此，要评价那个时期修正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显然我个人是没有这个水平的，也许要由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家去评价，甚至是要由未来的历史去作结论。
在这本自传中，之所以涉及到反修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是一个见证人。我只是想把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我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个人的得失，如实地写出来，因为它毕竟是我个人经历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事实胜于雄辩，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在中苏两党的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建议两党订立一个协定：双方在各自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对方批评自己和自己批评对方的已经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资料，让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辨别谁是谁非。作为马列主义的政党，相信群众是一条基本原则，这一公平的建议本应得到苏方的赞同，然而却遭到了他们粗暴的拒绝。与此同时，他们召开了六千名党员的积极分子大会，每月平均发表近千篇攻击中共的文章，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他们的所作所为，再一次暴露了苏共“老子党”的恶习和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的真面目。
当时，中苏两党的论战，不仅影响了两国的关系，而且还日益危及到留学生的学习与安全。我们留学生订的《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被苏联海关全部没收了。我们的私人信件被拆看或扣留，有的研究生的学习受到刁难，我们的行动受到便衣警察暗地监视与跟踪，等等。面对着苏方的封锁和挑衅，我们留学生应当怎么办呢？大使馆对我们总的要求是：旗帜鲜明，站稳立场，坚持原则，注意策略。具体来说，要求我们做到：
对于苏方没收报刊的行为，要向苏方有关当局交涉，坚持打破封锁；
如果在学习上遇到刁难，要多做工作，特别做好导师工作，尽量争取到合法的权益；
对个别人的恶意攻击与挑衅，要据理揭露与反击；
对一些对我们友好和表示支持我们的苏联朋友，向他们表示感谢，注意保护他们，使他们免遭苏联当局的迫害；
在苏联公开场所，不主动挑起矛盾与争论，后发制人。
对待这些原则与要求，绝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是坚决拥护的，在行动上是力求贯彻执行的。但也有极少数留学生态度暧昧，抱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态度，甚至对组织上布置的任务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当时，我是党支部书记和留学生会主席，在思想上认为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确实变修了，而以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坚持马列主义的。因此，我决心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积极完成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在反对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起带头作用。我深知，参加这些活动，可能会影响我的学习，甚至是有风险的，但是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全然未顾及到个人的得失与安危。
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苏联全国总工会于1962年4月30日晚，在工会的圆柱大厅召开了庆祝招待会。应邀的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代表团，有关国家大使馆的官员，以及各国留学生的代表。我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也应邀参加了。
在赴会以前，我请示大使馆在会上我应持什么态度，大使馆的负责人对我说：“现在苏联当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利用一切国际组织和会议，兜售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我们的态度是针锋相对，凡会必定参加，他们在哪里放毒，我们就在哪里消毒。”听了使馆的指示，我心中有数了，也作了在会上发言的准备。我如约赴会了，这是我有史以来头一次参加外交场合的会议，有紧张情绪是难免的。参加会议的除苏方工会的负责人以外，还有来自各国的代表团和留学生共一千多人。
果然不出所料，主持人在致辞中，大谈“三和一少”（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少支持世界人民的斗争），他认为：“和平共处是苏联及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好方法。”
这显然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我听得有些不耐烦了，但我抑制了焦急不满情绪，并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会议主持人，要求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言，向苏联工人阶级表示兄弟般的节日祝贺。我的要求被接受了，在几个国家代表发言之后，我被请上主席台发言。我镇定了情绪，一再提醒自己不能急躁，不能失态。我首先对会议主席安排我发言表示了感谢，向苏联的工人兄弟和在座的各国朋友们表示了节日的祝贺。接着，我着重就和平共处阐明了我们党的观点，我说：“列宁一向认为，‘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因此，和平共处决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不可能是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胜利的前提和好的方法。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些观点，那么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将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我的发言，当然引起苏方官员们的不快，但是却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会后，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留学生，纷纷来到我的座位前，对我表示支持。
在反修反霸权斗争中，我经历的另一重要活动是发生在6月下旬。根据大使馆的指示，我和留学生李德宇、张书缙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去交涉，是秘书长和一位秘书小姐接待我们的。
首先，我们介绍了近一个时期苏方在我们留学生中制造的一些事件，如留学生的中文报刊被没收，信件被拆检，居所被监视，学习条件受刁难等，希望引起苏方的注意，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对于我们的指控，苏方拒不承认，说是我们捏造出来的。当我们出示了有关照片和被拆信件物证以后，他们仍然百般抵赖。同时，他们指责我们留学生在研究单位散发中共的文件是违法的，这不符合留学生的身份。我们声辩道：“中苏两党的论战，完全是苏方挑起的，只许你们党肆意歪曲和攻击我们，而向苏联人民隐瞒和封锁我们党的正确声音，这是典型的霸权主义的表现。”这种你来我往的辩论，持续了一个上午，气氛是紧张的，言辞也是激烈的。可想而知，这种辩论是不会有结果的，后也只能是不欢而散。
当我们离开主席团时，又把一摞我们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从一评到九评），以及中共致苏共中央的四封信递交给了秘书长。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拒绝，是何用意我们不知道。
后，我说：“秘书长同志，我们希望你重视我们所反映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我们还会再来找你的。”
“没有这个必要。”他说。
“不受欢迎的人”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很顺利，已经通过了一门课程的考试，写出了三篇论文的初稿，克努扬茨院士对我取得的成绩是满意的。我原本想在例行会见时，向克努扬茨院士汇报我的第二阶段研究计划，将三篇论文交他审改，并商定第二课程《元素有机化学》的考试时间。可是，突然发生的事件改变了这一切，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清楚地记得，1963年6月28日下午4时，我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负责人刘天民同志突然来到我的实验室，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实验。他带着急促的口气说：“情况十分紧急，你现在已不能再回宿舍了，请带上身边有价值的资料马上跟我到大使馆去。”我未问缘由，已意识到出事了。我顺便问了一句：“要不要向导师或研究室的人打个招呼？”他说：“不必了。”
到了大使馆，我被径直引到潘自力大使的办公室，他已在那里等候我了。他起身上前握着我的手说道：“昨天，苏联外交部已照会我方，宣布了5位同志为不受欢迎的人，其中有你，苏方限定你们48小时离境。为了安全起见，你现在寸步不能离开大使馆，准备后天回国。”潘大使接着说：“当然，我国外交部已就这一旨在破坏两国关系的事件，向苏联政府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同时我国政府也将采取同等的措施。”
接着，潘大使把苏方6月27日的照会递给了我，那上面有关我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在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学习的中国研究生学生会负责人刘道玉的行为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他在苏联科学院科学联络部的工作人员中散发这一文件。该部工作人员提醒刘道玉注意，他的行为是不许可的。但是，他并不理会这一点，他和他领导的中国研究生继续在苏联科学工作者中散发信件，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公民居住的苏联科学院集体宿舍内到处散扔。6月25日，刘道玉、研究生李德宇和实习生张书缙在苏联科学院领导干部提出适当要求后，不但没有制止中国研究生散发信件的非法行动，反而示威式地拒绝收回这些研究生在苏联科学院集体宿舍散扔的文件。这些人，特别是刘道玉的挑衅行动，是明显地想使苏中两国科学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尖锐化。只是苏联工作人员的有分寸的克制才避免了严重事件的发生。”
当天晚上，潘大使又集体会见了我们5个人，让我们彼此相互作了介绍。梅文岗是大使馆的二秘，是由外交部派出的；鲁佩新是大使馆文员，也是外交部派出的；王耀同是大使馆经济处的干部，是国内外经部派出的；姚毅是苏联杜布拉原子能联合研究所中国专家组的专职支部书记，是国内二机部派出的，是我们当中年龄偏大的一位党的工作者；我也向大家作了自我介绍。介绍完以后，潘大使向我们介绍了国内的大好形势，也揭露了苏共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后他说：“反华不得人心，反华没有好下场。苏联视你们为不受欢迎的人，恰恰说明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他们不欢迎你们，祖国人民欢迎你们，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的革命者欢迎你们！”
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在苏全体中国留学生的愤怒与抗议，来自莫斯科大学、鲍曼工学院、门捷列夫化工学院等校的留学生代表纷纷赶到大使馆，向我表示了慰问。在外地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打电话到大使馆，表达他们对苏联政府的抗议和对被逐人员的声援。事后，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的我的同学们集体来到大使馆，个个都义愤填膺，向我表示支持。同时，他们帮我清理了日常换洗衣服送来，其它没有值钱的东西，可惜的是一百多册俄文专业书籍我不能随身携带回国。
在离开莫斯科的头一天晚上，刘天民同志来到住处看我，征询还有什么要求。他说：“道玉同志，你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在会议上或是在与苏方面对面的辩论中，你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原则性，是我国留学生的优秀代表。当然，对你个人来说，中断了正在顺利进行的学习，失去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这的确是可惜的。你马上就要回国了，你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我们留在这里的同志可以帮你办理。”
听了他的话后，我有些激动，说：“天民同志，我们相处一年多了，十分感谢你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这次中苏论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也仅仅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请千万不要过高的评价我。辍学是令人遗憾的，不是我不想为，而是苏联当局不让我为。回国后，我不会停止已开始的研究，争取要做出成果来。”后，我握着他的双手说：“天民同志，我决定把一年半节省的600卢布捐赠给大使馆，我已托付留在科学院的留学生代交，请你转给有关领导，略表心意。”这时，天民同志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他激动地说：“道玉同志，你在政治上立场坚定，生活上克勤克俭，令人敬佩，我一定向领导转达你的拳拳爱国心。”
6月30日下午12时许，我们乘大使馆的专车，来到莫斯科的国际机场，那里已有数百名为我们送行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代表在等候。我们接受了留学生代表的献花，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当我登上苏图—104航机舷梯，挥手向欢送的人们致意时，我眼睛湿润了。再见吧，令人沮丧的莫斯科！
这一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2周年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的早上，当太阳高高从东方升起之时，我们乘坐的苏图—104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这时，机场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首都各界数千人聚集在这里欢迎我们。当我们走下飞机舷梯时，接受了少先队员们的献花。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亲切地说：“欢迎你们回到首都来！修正主义不欢迎你们，党中央欢迎你们！祖国人民欢迎你们！”
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从1962年1月10日离开北京，经过了526天的留学生活，我又回到了原点——北京留苏预备部。不过，不同的是：那时是一名留苏预备生，而现在是一名辍学的归国留学生；那时我名不见经传，现在作为“反修战士”为世人所瞩目；那时人们饿着肚皮，现在的经济困难已经暂时过去，市场又出现了勃勃生机。
我住进了留苏预备部的宿舍，那时学成归国的数百名留学生都住在那里。由于时差、紧张、兴奋和疲倦，我患了失眠症，已经5个夜晚不能合眼，即使疲乏至极，眼泪滴湿了枕巾，还是不能入睡。领导得知以后，派医生送来了100片装的一大瓶安眠药，但我并没有服用，担心日后产生对药物的依赖性。就这样，我全凭意志的力量来调整我的心理，维持频繁的外事活动。
7月3日，是我一生中不会忘怀的日子，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接见是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进行的，大约9点半，我们5个“反修战士”已来到了接待厅，随后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外经部副部长林海云，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高教部副部长刘恺风等也陆续到达。十点整，周总理健步走入接见厅，他依序来到我们面前，一一和我们握了手，并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他表情严肃，气愤地指出：“苏共完全背叛了马列主义，他们越滑越远了，现在竟然不顾国际关系准则，撕毁教育与科研合作协议，驱赶我外交人员和留学生。他们这些做法，让全世界人民进一步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反华的企图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接着，周总理一改严肃的表情，和颜悦色地与我们拉起了家常，从工作单位到婚姻、家庭一一都问到了。当他问到我学什么专业时，我说：“是研究有机氟化学的，与国防军工关系密切。”他说：“你既然是搞国防军工科研的，我建议你到中国军事科学院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谢谢周总理的关怀，我是由武汉大学派遣培养的，还是回去报效母校吧！”周总理说：“那也好，我也不勉强你。”
当30年以后我回忆往事时，觉得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口，如果我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也许我就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7月7日，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初夏的北京并不炎热。这一天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各界万人大会，欢迎被苏联驱逐的5名“反修战士”。大会于上午十时开始，我们5个人被安排在主席台排与各部委领导交叉就坐。大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的横幅是：“热烈欢迎反修战士胜利归来”，与此对应，在大会会场的后上方的标语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会场左侧上方的口号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右侧的口号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大会在威严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开始，首都少先队员向我们献了鲜花。首先，北京市的一位领导同志致欢迎词，他向我们的光荣归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还阐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揭露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反华的行径，表示要把反修反霸权斗争进行到底。接着，梅文岗同志代表我们5个人发言，他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感谢首都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欢迎。他还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以及所掌握的手材料，揭露了苏联内部的矛盾，驳斥苏联对我国的种种诬蔑。随后，中央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也相继发言，一次次激情的发言，就像一篇篇战斗的檄文，是投向苏修叛徒集团的匕首。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讲话，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绝不做任何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显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的大会，是一次声讨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大会。
7月15日晚，陈毅副总理在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宴请我们5个人，参加作陪的有副总理兼中宣部长陆定一，以及外交部、外经部、高教部和北京市的负责人20多人。
据说，这家饭店是北京有名的正宗川味馆，看得出这是陈毅同志相中的。这家川菜馆是由三层四合院组成，院内雕梁画栋，鲜花馥郁，优美典雅。当陈毅等领导同志到达时，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只听他大声开玩笑地说：“今天是欢迎谁，是你们还是我？这是喧宾夺主嘛！”然后，我们按照编排的名单入座。宴会开始时，陈毅同志举杯向我们表示欢迎，然后他话锋一转，说：“连日以来你们辛苦了，今晚彻底放松，我们不谈政治，修正主义不是一个晚上能批倒的，是长期任务。”在席间，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去年在北京请美食家品尝和评比全国名菜，结果川菜、苏菜和粤菜得票一样多，不分伯仲。有人建议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投一票，尊重科学嘛！结果呢，川菜以一票的优势获得了，而苏菜与粤菜并列第二。哈哈，你们猜猜奥妙在哪里？”
那天晚上，我的确过得非常愉快，特别是陈毅元帅的威严、机智和幽默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大约8月初，李达校长托秘书曾勉之同志带信给我，他希望能见到我，那时他正在北京颐和园休假。我如约到颐和园去看望他，向他汇报了我的学习和反修情况，老校长见到我十分高兴，中午设家宴款待我。席间，老校长谈兴甚浓，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一股国际思潮，要从理论上把它批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需要作极大的努力，近来我一直在作这方面的思考。”接着，他又谈到了武汉大学的问题。他说：“学校围绕着1958年教育革命的问题，党委分成了两派，斗得不可开交，已经影响了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武大的学术地位不高啊，令人不安哪！希望你回学校工作，正确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狠抓科学研究，为办好武汉大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以后两个多月里，我一方面要到外交部与高教部汇报在苏联的学习和反修斗争的一些情况，接待记者和各方面人士的访问；另一方面，我又要参加归国留学生的形势教育学习。我们先后听取了外交部、高教部和国家计委等单位关于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参观了首都钢铁公司、密云水库、四季青人民公社等工农业建设成就，受到一次大好形势的教育，增强了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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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余求学时，久仰先生，于座谈会上远望而未敢亲謦咳。后入囹圄，故旧犹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监，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药食诸物，以为慰藉。余出狱后亦多蒙先生关照，生死肉骨，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
——野夫 作家 武大毕业
我1987年从哈佛回武大讲西方经济学，给道玉校长带来许多麻烦，更不用说杨小凯被道玉校长送到普林斯顿念书一事。1995年杨小凯在中国讲学还遭封杀，岂不哀哉！我们这一辈人也只知道一个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刘道玉！
——邹恒甫 经济学家
解放前的校长我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解放后的是匡亚明和刘道玉。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
——陈加宽 复旦大学教授
刘道玉时期的武大锐意改革，这是同时期的众多高校所无法企及的。当时武大整个学术影响力很强，学术氛围浓厚，从老师到学生都专心做学问，是个作好学问的地方。
——王三山 武汉大学教授
我想我们那时候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
——窦文涛 凤凰卫视主持人
每当我想到在母校的日夜，就激动不已，刘道——当时我们就这样称呼我们敬爱的刘道玉校长，是我们这一代人崇敬的伟人！
——网友 武大数学系七七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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