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剧变的年代里，百姓或惶惑迟缓，或跃跃欲试，日常生活依然在传统的轨道上缓缓滑行。
社会转型期的日常生活与价值观念怎样变迁，大时代中个体遭际与命运如何？这是写作《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时所面对的议题。
与其他著作不同，本书把文学引入历史叙述，细腻展现“民国元年”这个历史切片中的民间日常生活——男女、衣着、娱乐……
改朝换制的困惑，乱世飘零的艰辛，新旧道德的碰撞，岁月沧桑的感慨，文学叙述构建的空间对此往往表现得更有质感，拥有更多的历史细节。贴近变革时代日常生活的“现场”，回到那一个个曾经有血肉和呼吸着的普通人中间，去体会他们的忧惧、喜悦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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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国的关注，不是行注目礼，更是寻求还原，寻求真实。不管热血与**，也不管沉郁与凉薄，这既是叙述对象的真实，也是原作者的真实。系列丛书，计划分成几个子系列构建，目前即将出版的有：《可以触摸的民国?现场》《可以触摸的民国?侧影》《可以触摸的民国?细节》以及《可以触摸的民国?新学》。《可以触摸的民国?新学》子系列——青年学者对民国文史的观察与认识，有其新视野与新格局，有其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创见与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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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1912年1月1日，礼拜一，阴历十一月十三日，辛亥年庚子月丙子日。
晚上十时，南京，两江总督府大堂。
穿着大礼服、头戴大礼帽的孙中山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同样装束的胡汉民。门外五色旗飘拂，军乐队齐奏欢迎曲，肃立两旁的新军第九镇士兵托枪敬礼，二十一声礼炮同时鸣响。
正中的礼台上有些简单的装饰，但灯光不太明亮。孙中山走上前去，面南而立。左边是秘书长胡汉民，右边是各省代表会议主席景耀月，江苏代表袁希洛站在礼台的左侧。
仪式开始。孙中山举起了左手，宣读莅任誓词。誓词篇幅很短，但他读得有些吃力，他的国语实在不怎么好。
好不容易将誓词念完，接着是景耀月代表独立的十八省人民，向孙大总统授予玺绶并致授玺辞，胡汉民代表总统宣读答词。本省代表袁希洛随后上前交付大总统印，孙中山再转交给胡汉民，启用印信，在就职宣言上盖章。
就任程序完成，掌声响了起来，台上的几个人互相握手致意。孙中山上前几步，开始了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一次演讲。
这次他说的是广东话，语速明显比刚才读誓词时流畅。但从听众们的表情来看，他们大多没有听懂。好在他的演讲并不长，很快便鞠躬致谢。台下民众三呼万岁，军乐队再次奏乐，典礼就此结束。
已是夜里十一点了，一个叫戢翼翘的上海代表随着人群走出大堂，心中着实困惑。临时大总统刚才的演讲他一句也没听懂，也不明白为什么就职仪式会如此简单，甚至有些草率。更不理解为何孙先生一定要选在晚上就任，难道他不知道整个南京都没有镁光设备，夜里根本无法照相吗？这么重要的时刻，却没有一张照片保留下来，岂不令人遗憾。
同一时刻，陕西代表马步云也兴奋地走出两江总督府的大门，现在应该改称它为临时大总统府了。马代表一个月前就来到南京，全程参与了各省代表会议的激烈讨论，在就职典礼之前，还到总统府来帮忙杂事。现在任务完成，自然心情格外欢畅。
这一天皓月当空，马步云和其他代表结伴步行回三牌楼的江苏省谘议局。深夜的南京街头，寂静无声。有同行的代表耐不住了，大声提议道：“我们今天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建成了民主共和国家。这样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喜事，不能不踊跃三百，热烈欢呼！”江西代表赵士北立即响应，飞快地跑到人群的前边，高声喊起了口号。其他人也跟着欢欣鼓舞了起来，边跳边叫，一路高歌。
沉寂的夜幕被打破了，远处有狗叫声传来，沿街住户的灯影影绰绰地亮了，显然是被叫喊声所惊醒。有些人家的门悄悄地打开，漏出一线灯光，应该是有人披衣起床，从门缝向外窥伺动静。
但很快地，那一线灯光又消失了，没人有胆量站出门去观看。刚经历过战乱的南京人可能在怀疑，这叫喊声是被打跑的张勋又派了散兵游勇来滋事。那些江防营辫子兵的首级还在南京沿路的树枝上挂着，街巷里还堆着死尸，谁知道张大帅会不会杀回来报复呢？
即使不是乱兵来骚扰，万一遇着剪辫队来抓人也不得了。听说为了大总统要上任，这两天剪辫队正强迫革新，满大街地搜寻辫子，见着就剪，便是跪地求饶也不能幸免。有人将辫子盘在头顶，藏在帽子里，也还是被发现后一刀剪去。一天之内，南京城就不知添了多少光头。这条辫子是该剪还是该留，谁心里也没底。兵荒马乱的年月，又是半夜三更的，还是关上门少惹事为妙。
而这个时候的临时大总统府里，孙中山正忙着将各省代表和外国嘉宾一一送出大堂。各代表请总统留步，孙中山答曰：“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各位是主人的代表，礼当送至阶下”。众人点头叹服，在阶下与总统握手而别。
离大堂不远的正厅里，随同孙中山从上海赶到南京的任鸿隽，早已进入了梦乡。这位新任的总统府秘书，因为坐了一整天的火车，感觉非常疲倦，吃完晚饭后，和几位朋友闲谈了一阵，倒头便睡了，根本没有参加大总统的就职典礼。
同盟会的两位大佬居正和宋教仁，即将走马上任的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和法制院院长，也没来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他们俩迟到了。
但这真不能怪他们，都是一群女人闹的。本来居正早早地就赶到了宋教仁住的龙公馆，邀约他一起去参与大典。没想到刚要出发，却被女子北伐队队长林宗雪率领女兵挡住了去路。林宗雪手按佩剑，要求宋教仁答应赋予女子完全参政权，否则便不让他们出门。好说歹说，纠缠了许久，女英雄们都置之不理，焦急的宋教仁忍不住大声说道：“大总统今日就职，你们不去排班护卫，已经失礼，向我要求，更是无理取闹。快去总统府，高呼万岁！”
听得他如此说，林宗雪冷笑几声，转身率队离开，两位焦头烂额的先生这才匆匆赶往总统府。到了地方一看，就职典礼已经完成，现场早就人去楼空，两人的心也一下子变得冰凉。好容易找到胡汉民，见面便询问二人为何来迟，少不得要把女将堵门的狼狈情形说与他听。宋教仁余怒未消，愤然说道：“她向我要求参政权，岂不好笑！”胡汉民则以调侃回应：“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龙公馆不比这处快活得多么？”三人相视而笑，握手称贺，共祝革命大业成功。女人们要参政权这点小麻烦，自然不再放在心上。
安心睡了个好觉的任鸿隽这时已经起床，他刚刚才听说，孙先生已经在半夜里就任了，同时还颁布了改元改历的命令，就职日便是新年的元旦。曾经感到困惑的戢翼翘也在第二天明白了过来，深夜里匆忙的就职典礼，就是为了赶在元旦这一天易正朔，改用新历。
中午时分，刚出版的上海《申报》和《民立报》由火车送到了南京。两张报纸的头版都用了大幅标题，恭祝“中华民国万岁”和“孙大总统万岁”。然后便如往常一样登载各种八卦消息，嘲笑北京的满清政府，如监国摄政王的福晋穷奢极欲、内务府大臣奎俊贪恋女色、贝勒载洵收受贿赂等等，呼吁清廷认清形势，和谈尽早成功。
而在被嘲讽为“歌舞漏舟之京师”的北京城里，国史馆前总纂恽毓鼎也在1月1日的午后走出了家门，到德意志、意大利和荷兰等使馆以及熟悉的外国友人处拜年，因为他知道这一天是西方人的正月初一。接着几天他的行程都安排得很满，参加了多个聚会，和友朋共话时局，痛骂主持南北和谈的唐绍仪通匪卖国，宗室亲贵们怯懦无能。直到1月8日，他才知道孙文已经在南京“僭称总统，伪设行政长官”。但他已远离政治中心，早就无能为力了，只有在日记中叹息“南省百姓已身受无君主之害”，深恨自己徒具一副忠肝血胆，其奈之何！
就在十天前的日记中，恽毓鼎还记载了一件从朋友处听来的怪异之事。京西潭柘寺里有一棵樟树，相传颇具神力，每当有新帝要登基之前，这棵树上便会发出新枝，老枝条随即枯萎。历历不爽，人人称其为帝王树。光绪帝和今上宣统帝入承大统前，均是如此。不料今年，这棵帝王树的老根之上，突然长出一根旁枝，与代表今上的新枝不相附属，闻者皆深感骇异。如今看来，这根诡异的旁枝果真应验在了南京城。郑重其事地记下这则异闻的恽毓鼎，其实已早有预感了吧？
这几天，住在上海的原湖南布政使郑孝胥，正为头上新长出的一个疖子痛苦不堪，夜不成寐。他比恽毓鼎更早知道孙文被选举为大总统的事情，心知大局已定，王室已成虚号，但革党内部纷争不断，只恐短期内难求平静。这位曾经主张新政的文坛领袖，心中也难免踌躇彷徨。1911年12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霜重，弥望如雪”几个字。
是日夜里，上海下起了大雨，凌晨方歇。晨曦初露，天空放晴。一大早，上海车站的人行道上，已经排列好了两行沪军的士兵。人人身穿新军装，紧握着步枪，每一支枪上都插着一面小小的五色旗。
九点多钟，穿着黑色西服、头戴便帽的孙中山走进车站，身后跟着任鸿隽和同盟会的几个朋友。前几日为接见沪上各界代表忙得不可开交的候任临时大总统，脸上虽带着明显的倦容，仍然微笑着挥手致意。但看到士兵们枪上插着的五色旗，他提议的青天白日旗却完全不见踪影，面上神色一凛，转身上了火车。
这一趟专列因为沿途城市都有地方官吏和军队迎送，所以开行得很慢。到南京下关车站时，天色已经全黑了，各省的代表早在站台恭候良久。专车停稳后，代表们纷纷登车，与孙中山一一握手寒暄。专车再从下关入城，转轨进入都署车站停下，代表们拥着孙先生入两江总督府后花厅休息。
此时室内已经掌上了灯，代表们在花厅里等候，一边喝茶聊天。有代表提议，各人写下自己的籍贯和名字，用总统印章加盖纸上，留作永久纪念。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取来纸笔，各自书写盖章。江苏代表陈陶遗因为送副总统黎元洪的当选证件去了武昌，不在现场，他的好友袁希洛还代替他署名盖印，以免因错过如此重要的时刻而遗憾。
十点钟左右，有人走进了花厅，恭请代表们去大堂参加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大家相继起身，整顿衣帽，神色肃穆地鱼贯而出。这一刻，他们肯定都相信，自己正在见证历史。从此以后，万象更新，眼前的世界将大不相同。
这之后的一年，以及一百年，确实有很多事情将要发生。世界在改变，但也没有想像中那么天翻地覆，一往无前。许多人很快感到了失望，甚至绝望，还有一些人则努力寻找新的道路。他们找到了，或者没有。不管怎样，1912年元旦的南京是一个起点，大幕已经拉开。
这一年，是中华民国元年。
【作者简介】
颜浩，1975年生于湖南，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美国柯盖特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出版专著《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主编《新文艺和文学遗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五四前后北京的文化生产与新文学的传播”、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末民初北京的文化生态与文学转型研究”等多个科研项目。近年来主要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城市文学与区域文化、港台与海外华文文学等研究领域。
【目录】
第一章 家国
第一节 摇摆的月份牌
第二节 太后的葬礼
第三节 中华门与双十节
第四节 谁敢自言满族人
第二章 社会
第一节 城墙下的自治
第二节 报纸的盛衰
第三节 教科书革命
第三章 男女
第一节 结婚雅尚半文明
第二节 休夫与弃妻
第三节 英雌大闹参政权
第四节 坤角登台满院芳
第四章 衣履
第一节 被绑架的辫子
第二节 男儿喜改装
第三节 女子身上衣
第四节 始于足下的解放
第五章 娱乐
第一节 游公园
第二节 吃大菜
第三节 看影戏
第四节 读小说
后记
【免费在线读】
第一章 家国
第一节 摇摆的月份牌
阴历的腊月除夕，是北京城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天一擦黑，穿着新衣的孩子们等不及，都拿着香火到家门外放起了鞭炮。妇女们则在厨房中忙碌年夜饭，或者准备明日供神的煮饽饽。只听得家家一片刀砧之声，邻里之间，远近可闻。而街面上的商号和店铺，这一日则最为紧张。按照规矩，买卖无论大小，都必须在大年三十结清帐目，开出清单。有顾客拖欠赊账的，也要在五更之前讨回来，不然新年一到，就不便上门去要钱了。“爆竹千声岁又终，持灯讨账各西东”，《都门杂咏》中的这句诗，说的就是北京大年夜的古老习俗。老舍的小说《正红旗下》对此更有精细的描绘：“街上，祭神的花炮逐渐多起来。胡同里，每家都在剁饺子馅儿，响成一片。……在这一片声响之上，忽然这里，忽然那里，以压倒一切的声势，讨债的人敲着门环，啪啪啪啪，象一下子就连门带门环一齐敲碎，惊心动魄，人人肉跳心惊，连最顽强的大狗也颤抖不已，不敢轻易出声”。
好在铺户也是要过年的，到了后半夜，他们开始祭神，躲债的人家就可以坐下来吃顿团圆饭，围坐在一起熬夜守岁了。等到天亮后一开门，新年就算是到了。按照规矩，妇女们初五前不许出家门，只有男孩子能随着父亲四处去拜年。如今的人们可能无法理解，挨门磕头拜年可是个技术活儿。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梁实秋，对此还有一番并不愉快的童年记忆：“那时节拜年是以向亲友长辈拜年为限。这份差事为人子弟的是无法推脱的。我只好硬着头皮穿上马褂缎靴，跨上轿车，按照单子登门去拜年。有些人家‘挡驾’，我认为这最知趣；有些人家迎你升堂入室，受你一拜，然后给你一盏甜茶，扯上几句淡话，礼毕而退；有些人家把你让到正厅，内中阒无一人，任你跪在红毡子上朝上磕头，活见鬼！如是者总要跑上三两天”。而苏州人包天笑也记得，他九岁时就代替父亲外出拜年，穿上灰鼠马褂的大人衣裳，坐着轿子一天跑了五十多家。可见这种走马灯式的拜年礼俗，南北各地都相似，并非北京城独有。上海竹枝词中还有“卓午出门归路晚，绕阶名纸拾梅红”的句子，意思是拜年也没必要非得进人家门，往门缝里塞一张名剌也能算数。
百姓人家忙着拜年道贺，而除夕夜紧张了一宿的商铺，这时候都关门休息了。按照传统，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以备急用外，大大小小的买卖字号一律上了板，门口贴着梅红纸的歇业告示。这几天戏馆子封箱不唱戏，连茶寮赌局都闭门谢客。一直要等到初六，“破五”的饺子吃过以后，女人们才盛装出行，与亲朋戚友往来道贺，相约去赶会逛庙，或者到厂甸挤着看新鲜玩艺儿，新嫁的女子则在这一天归宁省亲。各家商号也纷纷开门迎客，店东伙计一起喝顿开市酒，放挂长鞭迎进财神，宣布年节告一段落，新一年的忙碌日子开始了。
1913年的癸丑春节，也这么兴兴头头地过去了，和往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有些特殊的是，这已是这一年里的第二个“新年”了。一个多月前，中华民国刚刚庆祝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元旦。在老百姓的口中，它被称为“新新年”，以区别于传统春节的“旧新年”。原本该腊月二十三就封印的官府，在“旧新年”里遵命如常办公；但在“新新年”那一日，则好好地热闹了一番：“北京自总统府国务院以下，外省自都督府民政府以下，相与悬旗结彩，脱帽鞠躬，欢呼民国万岁者，何等兴高采烈。此数日间，大总统对于开国元勋，必有加恩命令，或则优赏，或则晋封，以粉饰此元旦纪念大典”。
南北统一，政府北迁，又适逢新年，原本应该大张旗鼓地庆贺。可奇怪的是，北京城里并无多少过节的气氛。除了少数店铺门前换了春联，普通人家的日子一如往常。元旦期间，《大公报》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民众对这个新年大多瞠目以对，“然起视人民，一若不知有新年也者，一若不知有元旦纪念也者”。临近腊月了，北京人想的是随后而来的“忙年”，根本没有将官府定下的“新新年”放在眼里。
以后在五四运动中“暴得大名”的曹汝霖，曾经是清廷的外交部副大臣，民元后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的议员。1913年元旦庆典时他正在北京，并随同几个议员到总统府贺年，感受了一回握手、合影、签名的民主礼仪。据他的回忆，之所以这个元旦在北京显得格外冷清，皆源于老百姓对新政的误解：“因内政部令警察总厅，晓谕人民，从今年起改用阳历，家户店铺应换春联，旧历除夕元旦不许放鞭炮等云，人民误会，以为改了政体，不许再放鞭炮，故元旦寂静无声，不若往年之热闹也”。不过，与之后旧历新年一如既往的繁华场景相比，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元旦，过得确实有些灰头土脸。
在这个冷清的元旦，一个家住宣武门南、名叫恽毓鼎的中年人，特意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新新年”的观察：“繁盛市场尚有年景，里巷故宅则寂寂无所觉也”。这一天恽毓鼎的活动也甚是平常：会见了几拨客人，和朋友商量了女儿的聘礼，晚饭后在灯下读了一小段《资治通鉴》，之后便早早睡下了。极为平淡的一日，几乎没有什么新年的味道。但一个月后的农历除夕，他的日程可就繁忙多了：“上灯时恭迎祖先神影，合家行礼辞岁，妇孺嬉戏甚喧。……子夜焚香谢天。晨起向阙行三跪九叩礼。在至圣先师神位前行三跪九叩礼。在祖先神像前行礼。合家贺年。午后至南横街拜二世父母神影，为三兄拜年。……马车至昆师母（送年敬八元），陆师相（送年敬四元），四叔岳、五叔岳母处贺岁”。
即便与一般人家相比，恽毓鼎的新年礼仪也称得上繁复。尤其是“向阙行三跪九叩礼”一项，民国之后已少有人行了。但此人曾当过19年的清朝宫廷史官，有这套遗老作派并不奇怪。恽毓鼎写日记的习惯由来已久，1912年春节过后，他开始在每天的日记上标注新历，并特意注明“为对于外人酬应计也”，显然只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举。事实上这个久居京师的知识分子，对于元旦并不像普通百姓那般陌生。从日记中便不难看出，前些年他曾数次在元旦这一天，赴外国使馆、兵营和熟悉的洋人朋友处拜年。但在1912年的除夕守岁诗中，他写下了“忍见蓂阶废建寅”一句，足可以看出这位前朝旧臣对“军民改用阳历”的敏感与不满。所谓“建寅之月”，便是夏历（阴历）的正月，相传伏羲、神农之时，中国便已有了历法，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后代代沿革，皆以夏历纪岁。而民国元年新政府成立的次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颁布了命令，“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看上去沿袭了几千年的夏历，就要被这一纸通令宣告废止了。
朝代更迭的重要标志便是改元改历，漫长的历史早已让中国人熟悉了这套政治的把戏。只是中华民国的方式有些不同，改的不是皇帝的年号，而是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历法。以黄帝纪元为年号，这在武昌起义后便已出现，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复汉反满，搬出炎黄始祖对抗大清皇帝，以彰显大汉族的正统地位。这之后革命风潮扩散，时局瞬息万变，历法也一度陷入混乱。有些宣告独立的省份也以黄帝纪元，有些直接追溯到孔子诞辰，有的则用同盟会天运年号纪年，称1911年为天运辛亥年。
孙中山回国后，立即发现了历法乱象实则隐含了革命势力各自为政的危险，“认为有改正朔求统一的必要，建议以中华民国纪元，援引公历，由元年以至亿万年”。孙中山的解释是，废除皇帝年号，改用中华民国的国号纪年，既强调了新国家的共和体制，也便于百姓记忆。援引阳历则是为了“世界大同”，便于与西方国家的商贸和外交往来。废止阴历的理由也很充分，“预算年度，减少岁闰麻烦”。
但孙中山的呼吁并未得到一致的认可。在12月31日的各省代表会议上，“代表来往筹商各事，颇有争议”。在关于“颁定国历”的议题讨论中，代表孙中山出席的黄兴提议改用阳历，并以中华民国纪元，“以新天下耳目”，然而“代表中多有主张维持旧历者”。经过几番辩论，孙中山依旧坚持，并威胁不通过该决议，便不到南京就职，“一时颇成僵局。最后以此在代表会议中讨论，始获通过；那天正是阳历1911年的除夕，讨论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并请即莅京就职”。
如此大刀阔斧地破旧立新，的确显示出了新时代和新领袖的自信与作派。不过普通老百姓可能只知道那一天是辛亥年的冬月十三日，并未意识到有别样的意义。浙江人蒋复璁当时正在杭州读小学，学校要求很严格，规定晚上九点休息，进房即睡觉，不许聚谈和看书。但十三日那天晚上，他的表弟前来看望，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天，被老师发现了。第二天，他被老师叫到办公室批评，并准备给他记一个小过。“正在谈论，忽然外面打来了电话，说今天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二日，昨天是元旦，改用阳历，放假一日”。老师看在元旦的面子上，这个过便没有再记了。因为有这个小插曲，蒋复璁对于民国元年的元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由此也可看出，即便是民风较为开放的江浙地区，对于“元旦”的概念也是较为模糊的。
为了使民众了解新历法，更为了确立“易正朔”的合理性，没来得及在元旦大张旗鼓庆祝的南京临时政府，决议于1912年1月15日补行庆典。可中国人的习惯是名正方能言顺，这个不伦不类的庆祝日该如何命名，方能让百姓认同呢？如果依据常理推断，既然元旦成了新年第一日，半个月之后便该是元宵节了吧？
果然，报纸上都在呼吁“大家来闹新元宵”，15日那一天的所有庆祝活动依照的也都是元宵节的习俗。上海各中学都放假一天，“本埠各公署与南北市华洋各商店及浦江所泊各国兵舰商轮，均悬挂灯旗，同伸庆贺，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停理谳政一天”。入夜后一些城区还有提灯游行，引来无数路人旁观，声势可谓不小。可老天爷似乎并不给新历面子，“元宵节”的夜晚天空没有月亮，毕竟那天只是阴历的十一月十七日。看不到月亮、吃不上汤圆的元宵节当然也没有什么节日气氛，拥挤在路口围观的上海人大多只是出于好奇心，观望的是无精打采的游行士兵而不是灯笼。
其实，比没有月亮的“元宵节”更大的问题早就来了。数天前，上海的报纸上就出现了质疑的文章：“吾国颁行阳历于今一周，究其果能实行与否？无论穷乡僻壤，即号称风气最开通之上海，犹未能占多数”。1月2日孙大总统的改历命令刚刚颁行，3日的《申报》上就登载了这样的消息：“商界中人，咸以往来帐款，例于年底归来，今骤改正朔，急难清理，莫不仓皇失措，即民间一应习惯，亦不及骤然改变，咸有难色”。与北京一样，上海商户们的银钱货物往来，凭的是交情与信用，常常是见货不见银。等到阴历年关，再拿着账本一总结算。本来还有一个多月才到结帐的日期，如今临时政府的改历令突如其来，商家们措手不及，放账的、欠钱的自然都急得如坐针毡。
鉴于民间抱怨之声四起，新任上海都督陈其美不得不下令，“沪上各商店往来债款，仍于阳历二月十七号即阴历十二月三十日，暂照旧章分别结算收还，以昭公允。嗣后如何酌定之处，候饬商务总长邀集各商从新组织办法颁布实行”。上海为全国工商重地，其他省份原本对骤行新历同样诸多不满，自然会纷纷要求上行下效。临时政府工商部只得随后发出通告，同意“以新纪元二月十七即旧历除夕，作为结账之期”。
有了主管机构和地方长官的亲口许诺，商家自然不再将新历放在眼里。各个行业商会虽然遵令协调，但大多只是做些表面文章，老规矩仍然通行无碍。唯独便宜了那些放高利贷的不法之徒，知道年关未至，还不起欠款的老百姓还没有离家躲债，正可以打着新历的旗号上门催逼。更有某些居心不良的富户，在新旧历的时间差上打起了主意，收租之时做些手脚，“收进仍用阴历，付出则用阳历，按年计之，可便宜半月，所吃亏者贫民耳”。《海上光复竹枝词》特意以较多篇幅描述了历法的突然变革所造成的困扰：“赖债无人不厚颜，动云除夕月中还。今年恐亦难逃却，夜半犹存月一弯。新历收钱到号头，商人欲改乏良谋。倘然力矫从前俗，反说无钱任自由。帐单一纸去纷纷，月底仍然大小分。尚有一般常欠惯，不逢三节没分文”。
当然，这些钱物上的纠葛毕竟只是小麻烦，稍加调整便能解决，老百姓固有的习惯却非旦夕可变。阴历之所以在中国通行千年，主要在于其上应天时，下洽人事，人们的秋收冬种、日常起居、婚丧嫁娶，无不与节气历法紧密相关。至于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令节，“小之为神话，为历史，大之则为文化之所等，非可根本抹煞者也”。说到底，平头百姓和恽毓鼎这样的遗老毕竟不同，没有那么深切的家国之叹，之所以坚守旧历、冷对新历，无非是积年的习俗使然。不过，在民国元年那个革故鼎新的特殊时期，即便是最普通的生活细节，也往往会与时代风云扯上关系。“论者谓改用阳历，商人漠不关意，不曰顽固，即曰反对民国”，不支持新历就等同于不支持民国，历法上的新旧抉择，便如此顺理成章地逾越了习俗的范畴，而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坚定的改革者看来，“民间习惯虽不能一时改革，要当逐渐转移，新者即行，旧者自废，此天然之定理，况在国家正朔之大端乎？”国家“正朔”是大道之所在，与此相比，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只是小节。在“大道”的影响和左右下，自然是必须做到“新者即行，旧者自废”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自民国二年开始，有些地方官府为推行阳历，严令禁止民间过阴历新年。这番强势干预的举动背后，显然有着自觉清晰的逻辑：“以为百姓如不过阴历旧年，即属顺民”。为此政府制定了新规，要求机关、学校、报社等机构，只在新历元旦放假，阴历新年期间必须照常办公。
可除夕合家团聚的习俗实在不易改变，即便是鼓吹阳历最热情的《申报》，在旧历新年到来时，依旧“承社会之习惯，既停刊一星期”，上海、北京的各大报刊也莫不如此。究其原因，也很简单，“惟旧习惯一时不能消除，印刷工人要求停工，送报人亦言不能分送”。《大公报》则更为理直气壮，将停刊直接归因于传统的商业习惯：“即吾侪报界，既负有营业之职，自不得不服从社会，休刊数天，以为清理帐目张本”。原该令行禁止的政府部门，同样在私下里阳奉阴违，阴历年节虽未停止办公，但常常是屋在人空。就连参议院的会议也闹出了议员大量缺席的乌龙，“因人数不足，延期三钟之久，仍不能足法定人数”，只缘于当日是“阴历大除夕”。
同样被传统困扰的还有学校。晚清的新式学堂依照习俗和节令，大多在阴历的正月和八月放假。民国肇始，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州县小学校应于元年三月初四日（阴历壬子年正月十六日）一律开学”。各级学校都据此制定了新的学历：3月4日至6月27日为上学期，8月28日至2月20日为下学期。除了两个学期之间的春假夏假外，“又有年假者，以我国习俗相沿，在事实上颇难根除，仅以一星期为限”。不过到了民国二年，由于强调“元旦”的正统地位，北京的学堂都取消了阴历年假，并派专员巡视督促。当然，执行的情况并不理想：“惟各学生狃于积习，虽不放假，而告假实繁有徒”。
青年学生向来是破旧立新的拥护者，学校也被视为“社会观听所系”，可在与千年积习的较量中依旧败下阵来。之后教育部和各级学校在学历问题上反反复复，着实费了不少周折。或者将阴历年假更名为“寒假”，变相地放学生归家；或者从元旦之后便“只来校温习，不更授新课”，以敷衍这一个来月。总之是不敢名正言顺地以过年的名义放假，以免背上了“守旧”的恶名。
尽管各地年节的习俗不一，但吃吃喝喝总是免不了的。北方的民谚说“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赚”，事实上从腊八粥开始，直到正月二十五的“大填仓”，围绕着春节的这两个月，主旋律就是一个“吃”字。虽然梁实秋对于正月里天天吃大锅的炖肉炖鸡甚为反感，对开胃的芥末墩儿、十香菜更有兴趣，但“孩子们盼过年”，盼的主要还是能放开肚皮大吃一番。至于压岁钱、新衣服和各色新鲜玩艺儿，则为年节更添盼头。
由此不难想见，在过节的日子还要去学堂上课，对少年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浙江籍作家许钦文对此有一段亲身经验，当年他在省立五师读书时因正月初一返校而满腹委屈，如今的读者看来却十分有趣：“辛亥光复，民国成立，改用阳历过年。当时我在城里的中等学校读书；学校里依照阳历放假，家庭中仍照阴历过年。为着提倡阳历的过年，学校里于阴历过年时严格维持上课。青年心理维新，对于社会习俗的守旧觉得可恨，记得有一年的阴历元旦适值星期日，星期六的下午回家还有埠船，第二天没有开行的埠船，我和一个同学一直步行到校。人在学校里上课，家中的年货吃不着，也觉得可恨”。全城居民都在欢度佳节，除却交通不便的麻烦，想来学校饭堂的伙食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此环境下上课，效果只怕未见得佳吧？
而对于老舍而言，早年担任国民小学校校长期间，无法陪同老母、让她独自过年的愧疚，几乎缠绕了他大半辈子：“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显然是意识到了政令易下，旧俗难除，1912年1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内务部编印民国元年的历书时，便规定了三条重要的宗旨：一，新旧二历并存；二，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便是默许了旧历的存在，也同时埋下了“新旧二历并存”的伏笔。只是如此仓促出炉的历书，错误遗漏之处甚多，应用起来更是诸多不便。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前清时负责编订历书的钦天监归属了教育部。由于这个机构经验丰富，在民间也很有权威，很快便从内务部拿回了历书的编写职权。由教育部颁行的历书修正了不少纰漏失误，但二历并存的格局依旧保留了下来。
可惜的是，“阴阳合历”非但没能调和新旧之争，反而闹出了不少笑话。在武汉，民众因为过阴历年时曾有“严禁庆贺”的命令，于是将端午节改在阳历5月5日，并准备按老规矩扎纸龙舟，巡游迎天神。人们纷纷呼吁放假一天，军界更是要求上官按照前清时的旧例，打赏酒肉以示犒劳。被鄂军都督黎元洪得知后，以“改良社会、荡除民间之旧习惯”为名下令禁止。到了阴历五月初五，官家的禁令便不再管用了，政商各界按照旧俗互致庆贺，汉阳人则照旧将他们的龙舟摆上了长江江面。上海则更为有趣，因不知道究竟哪个历的7月7日算是“七夕”，干脆新历旧历都算数，接连过了两个乞巧节。为此《申报》特意刊发游戏文章，调侃人间的纷乱累得喜鹊两番筑桥，牛郎织女也可能因此误了佳期：“乞巧如今亦自由，推翻旧历迓新秋。年年七夕双星会，偏把佳期误女牛”。
为了讽刺新旧二历并存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公报》曾以拟人化的手法，将“阴历”和“阳历”两位“好友”拉在一起相互较量。由于之前的阳历新年过得还算不错，“政府宴会欢舞，街市旗彩鲜明”，于是“阳历”颇为自得地嘲笑起了“阴历”：“老阴啊，你看我姓阳的这二年时运总算不错，从前是官场里尊敬我，没想到今年商民人等，亦有恭维羡慕我的，总说是有个人缘。谁像你天演淘汰，为人不耻，再过个三年五载，恐怕消灭于无形”。“阴历”听了这番挑衅言语，“将肚子气了个老鼓”，但并未当场与对手辩驳。等到数日后的阴历新年，“街市的繁华，买卖的茂盛，人民的趋向，社会的习惯，较阳历新年热闹不止十倍”，“阴历”方才趾高气扬地对“阳历”开火：“老阳啊，你前次吹说，我忍气吞声，并没还言，你看到底是你的年下热闹，还是我的年下热闹？你的新年虽比我在先，注意的总出在少数，我的新年稍迟一点，作情的几满于通国。我看你穿件文明新衣，既藐视同类，要论起支派来，我还许是你的老前辈哩！”
虽然只是游戏文字，但“老阴”在和“老阳”的斗口中还是占据了上风。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情况也确实如“老阴”所言：“第一年之改新历，盖曰仓猝未及预备也。第二年之新历，则曰改习惯不易，将由渐而改也。今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