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探讨“普世价值”，着眼于重建儒家的现代价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视野。
本书开篇，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儒家的基本价值是什么？毫无疑问，儒家的基本价值应该不同于西方那套主流价值，即以所谓自由、民主为代表的“普世价值”。目前，颇有一派学者试图从儒家传统中引申出西方那套普世价值来，然而，这种做法其实降低了儒家的地位，更不能解释数千年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作者认为，对今天的儒家来说，关键在于，如何重新阐释儒家的基本价值？如何理解这些基本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普世性？儒家能否从自身提出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新普世价值？
晚清以前，儒家曾经有一套普世价值，这是勿庸置疑的。然而，随着满清对外战争的屡屡失败，儒家的基本价值也因此受到质疑，其普世性更无从谈起，最多只是作为“国粹”，当作博物馆中陈列的宝物而已。直到今天，人们都认为，唯有西方的那套价值才具有普世性，这似乎成了一种自明的认识。“五四”以后，出现了以保守主义自居的新儒家，其对儒家价值的肯定，不过将其与西方价值挂上钩来，认为这些“国粹”的价值就在于，能从中引出西方那套普世价值来，至少，两种价值是不相矛盾的。可见，对新儒家来说，儒家价值的现实性，不过仅此而已。现在，当代的新儒家应该向前更推进一步，即重新强调自身价值的普世性，乃至数千年中国道路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
本书是中国儒学界首次集中地以儒家视野探讨“普世价值”，作者以诙谐的笔触，把与之相关的主题，置于精心设计的戏剧性场景中，通过历史和义理的探讨，推进了“普世价值”与儒家传统的对话与共融。并通过对中国传统价值的重新阐释，使古老的价值再次展现出其光芒万丈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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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儒学界首次集中地以儒家视野探讨“普世价值”，作者以诙谐的笔触，把与之相关的主题，置于精心设计的戏剧性场景中，通过历史和义理的探讨，推进了“普世价值”与儒家传统的对话与共融。并通过对中国传统价值的重新阐释，使古老的价值再次展现出其光芒万丈的普遍性。
【目录】
第一章 普世价值的概念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儒家
第三章 尊尊与亲亲：儒家价值及其现代意义
第四章 儒家与制度构建：科举、书院及宗族等
第五章 夷夏之辨与民族、国家问题
第六章 以经义决事：论婚姻、家庭与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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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缘起
2003年，复旦大学成立了“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当时由复旦大学副校长孙莱祥先生任理事长，徐洪兴教授、熊庆年教授分任学术委员会正、副主任。最近中心进行改组，增补曾亦、郭晓东担任副主任，徐渊任秘书长，负责中心日常工作。随后，曾亦、郭晓东到北京、莫干山等地开会，其间与清华的唐文明教授、人大的干春松教授等数次交换意见，商议筹办一个儒家内部的学术系列会议，轮流在京、沪两地举行。至于首次会议，则以“儒家与普世价值”为主题，由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承办。
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基本上都是儒门中人，或者，至少能认同儒家的基本价值。那么，儒家的基本价值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儒家的基本价值应该不同于西方那套主流价值，即自由、民主为代表的所谓普世价值。否则，儒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必要性何在？目前，颇有一派学者试图从儒家传统中引申出西方那套普世价值来，然而，这种做法其实降低了儒家的地位，更不能解释数千年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我们认为，对今天的儒家来说，关键在于，如何重新阐释儒家的基本价值？如何理解这些基本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普世性？儒家能否从自身提出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新普世价值？这将是本次会议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晚清以前，儒家曾经有一套普世价值，这是勿庸置疑的。然而，随着满清对外战争的屡屡失败，儒家的基本价值也因此受到质疑，其普世性更无从谈起，最多只是作为“国粹”，当作博物馆中陈列的宝物而已。直到今天，人们都认为，唯有西方的那套价值才具有普世性，这似乎成了一种自明的认识。“五四”以后，出现了以保守主义自居的新儒家，其对儒家价值的肯定，不过将其与西方价值挂上钩来，认为这些“国粹”的价值就在于，能从中引出西方那套普世价值来，至少，两种价值是不相矛盾的。可见，对新儒家来说，儒家价值的现实性，不过仅此而已。现在，当代的新儒家应该向前更推进一步，即重新强调自身价值的普世性，乃至数千年中国道路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
我们都经历过一个为民主、自由而痴迷颠狂的时代，然而，现实一次又一次教训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标榜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为什么总是与欧美列强的利益诉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或者说，普世价值为什么总是支持西方列强的国家利益，而站在其他民族国家的对立面？百年前，西方人以神的名义干尽了坏事，而今天，西方人又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干尽了坏事。现在，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疑问：自由、民主难道真是普世价值吗？
百年来，中国一次又一次接受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先是从苏联泊来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后来又是来自欧美的自由主义价值，两者虽有左、右之不同，然貌异而实同，皆奉自由、民主为普世价值而已。然而，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与历史传统的大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辉煌与荣耀的大国，不应该盲从任何外来的经验和教条。因此，当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普遍真理时，同时又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改革开放以来，当我们转向西方学习时，又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苏东事变之后，我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却由于欧美列强的不断逼迫，始终无法完全融入到西方那套发展模式之中。历史表明，中国从来就不可能简单地接受一种外来的东西为普世价值。近年来，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突飞猛进，政府和学界开始有人讲“中国模式”，乃至讲“中国道路”。不过，这个提法目前还比较消极，旨在强调三十年改革道路的特殊性而已，如果更积极地讲，完全可以从这种道路自身的逻辑来理解目前中国的经济成就，甚至还可以从数千年的传统来理解这种成就，从而把我党乃至整个现代中国纳入到五千年中华大传统之中。
然而，这个尚为消极的提法，已经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很是着急，鼓噪不休。为什么呢？他们觉得这个提法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动摇了自由、民主这些价值的普世性，甚至还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看来，我们讨论普世价值的问题，已到最迫切的时候了，因为它关系到中国目前道路的合法性，以及未来如何走的问题。现在儒家要复兴,必须跟百年来中国的一切思想区别开来，因为不论是左派、右派，还是新儒家，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视西方的价值为普世价值。那么，对目前正在复兴的大陆儒家来说，不仅要对西方价值的问题进行反省，而且还应当从自身的传统中引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的普世价值来，或者说，通过对传统价值的重新阐释，使古老的价值再次展示其普遍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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