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极大影响的先秦“六经”之中，《春秋》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本是鲁国官修的历史，相传经过孔子的删订，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春秋》的记事极为简单，而且据文献可征，孔子作《春秋》并非只为了记载历史事件，而是为了坚持西周制度，反对诸侯为政，目的在于匡救时弊，惩恶劝善。《春秋》经文隐晦难晓，又蕴含褒贬，所以又有了“解经”的“《春秋》三传”，这就是《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到了东汉前期，“经”的范围已经扩大，连解“经”的“传”、“记”、“诂”等也引进“经”内，上升到“经”的地位。“三传”也成为经书。唐代正定“五经”，实际上包含了“九经”，就是《易》、《书》、《诗》、三《礼》和三《传》。宋代以后，“十三经”这一套儒家经典著作基本形成，《左传》成为“十三经”中重要的一部著作。
在西汉的经今古文学的分野之中，《左传》属于古文经学。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左传》进行的。特别是刘歆是否伪造《左传》之争。这一论争，不但在汉代掀起轩然大波，而且这桩公案一直延续到清末。尽管如此，经过汉代刘歆、贾逵、服虔、郑玄以及晋代杜预等学者的宏扬推扩，《左传》在“十三经”中已越来越被重视了。
在《春秋》三传之中，《公羊传》和《榖梁传》是以义理解说《春秋》的，而《左传》则是以史料阐述《春秋》的，所以《左传》又是一部历史著作。《左传》自成书之后，便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历史著作，《春秋》的记事过于简洁，许多事件只有一句话甚至一个字。事与事之间只是机械地按年、月、日编排，很难从中了解事件的整个过程和具体内容。《左传》则不同。《左传》的记事内容、取材范围和描写的社会面都要比《春秋》丰富和广阔得多。它博采旧文简册，以及流传在口头上的历史传说，详细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风俗的历史面貌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描绘出一幅春秋时代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左传》一书反映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如以“爱民”为内容的民本思想，以反抗强暴、爱护国家为内容的爱国思想；对那个时期为国家和历史的进步作过贡献的政治家进行了热情的赞扬，对暴君佞臣的恶品邪行进行了批判。而且《左传》对于后代历史著作体裁体例的形成，也具有开创之功。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左传》可以说是“集古史之大成，留给后人以无尽的宝藏”。《左传》对后代的史学影响是巨大的，司马迁作《史记》，有关春秋时代的历史，就大量采用《左传》的内容。《史记》纪传体的创立，与《左传》也不无关系。司马迁以后的史学家，也无不从《左传》中吸取营养。
《左传》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巨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左传》的文章叙述完整，文笔严密，创造了许多精彩的篇章和富有魅力的文学语言。《左传》善于描写人物，善于将人物的动作和内心活动刻画得生动细致，以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创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左传》善于用委曲尽致、谨严而分明的笔调来叙述战争，把复杂的战争描绘得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左传》应对辞令之美，又是它的一大特色。《左传》的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有力，许多记述辞令的篇章，成为脍炙人口的佳构。正因为如此，《左传》成为春秋战国时代*秀的散文著作。后代的古文家取法先秦，多摹仿《左传》。所以，《左传》对于后代叙事散文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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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解读《春秋左传》，先述先秦史官文化的渊源，从《尚书》《春秋》两部著作的特点揭示《左传》产生的背景与学术继承性。对于《左传》的时代特征和思想倾向，作了细密的评说。对《左传》的人物形象、战争描写、叙事写人、行人辞令，甚至虚构的故事情节等进行了简要剖析。书中还探讨了《左传》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认为《左传》作为史传文学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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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丹，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与历史著作
第一节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
第二节 纪言与纪事——《尚书》与《春秋》
第二章 《左传》其书
第一节《左传》之名称、作者及其它
第二节 《春秋》三传
第三节 《左传》与《国语》的关系
第三章 《左传》的时代特征与思想倾向
第一节 春秋时代风云与《左传》的时代特征
第二节 《左传》的思想倾向
第四章 《左传》中的历史人物
第一节 雄主与贤臣
第二节 昏君和佞臣
第三节 其他人物
第五章 《左传》中的战争
第一节 《左传》所记战争的数量
第二节 《左传》的战争思想
第三节 《左传》中的奇计与谋略
第四节 《左传》战争描写的特征
第六章 《左传》的文学成就
第一节 《左传》的叙事写人
第二节 《左传》中的梦境描写
第三节 《左传》的行人辞令
第四节《左传》中的文学思想
第五节 《左传》与中国古代小说
第七章 《春秋左传》学史述略
第一节《左传》与两汉经学
第二节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
第三节 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
第四节 清代的《左传》研究
参考引用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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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与历史著作
第一节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
中国是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最重视历史又最善于记载历史，史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古老且又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
“史”字的本意，据《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意思即“史”是右手持中的人。“中”的意思，按照章炳麟的解释：“中，本册之类”(《章氏丛书文始》)。“中”乃指简册。所以“史”就是指掌管典册的人，亦即掌史之官。据唐代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篇云：
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
意思是最早的史官之职，又与巫祝相近，除了掌史之外，还兼司天、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等等，所以最早的史官之职，又与巫祝相近。除掌史之外，又兼司天、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等职。可谓天人之间，诸事务皆管。司职未免繁杂，然而史官一职，自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古代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分工亦日益精细，史官职限缩小，只专门以记载国史为事，其涵意，也就与现在所说的史官的概念基本上一致。
在中国历史的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史官的设置。东汉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说文解字叙》)。刘知几说：“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史通史官建置》)传说黄帝之史名曰沮诵、仓颉。其二人，“始作书契，以代结绳”(见《晋书卫恒传》)。黄帝、沮诵、仓颉，都是传说中的人物，沮诵、仓颉则可能是最早的史官。《左传》昭公十五年记周景王曰：“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辛有是周平王时代的人，后人认为董史就是后来晋国的著名史官董狐的先祖。从辛有到董狐，其间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可见晋国史官设置历史之悠久。我们从《尚书》、《国语》、《左传》等史籍中可以知道，周代就设有太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官。刘知几甚至还认为：“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史通史官建置》)内朝女史，专记床笫之私、房中之事，所以像晋献惑乱、骊姬夜泣之事，也能著之竹帛，垂传后世。由此可见史官分工之细。
既然同代史官的设置已有如此全备，古者“君举必书”也就完全成为可能之事。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左传》僖公七年)司马迁《史记廉蔺列传》中记载秦赵渑池之会，赵王鼓瑟与秦王击缻之后，马上有各自的御史(即记载国家大事的史官)加以记录。由此可见，古代史官已成为天子或国君身旁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臣，无论君国大事、外交盟会、宫廷生活，都是史官所必记之内容。史官的视觉，可以说全方位的在审视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
古代史官善于捕捉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细节，而历史学家却更注重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也是史官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历史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哪怕是在科学和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也是如此。《左传》记下晋国史官史墨的话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昭公三十二年)正因为这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巨变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是常见的，所以人们更重视总结与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解和把握历史与现实、历史和未来的联系。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报任安书》)，即是如此。
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由总结历史，进而为后代提供充分的历史借鉴，为现实社会政治服务，也就必然成为历代史学家的传统目的。《尚书召诰》中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左传》记载曹刿谏鲁庄公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都表现出一种“以史为鉴”的深沉的历史意识。愈到后代，这种历史意识就愈加鲜明而且强烈。西汉初年，刘邦向陆贾提出：“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这已经是一种鲜明的为现实政治服务即为汉代统治者提供借鉴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在汉代已经形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的时代氛围和时代风气，司马迁在总结《春秋》的写作时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
说的虽是《春秋》，其实乃是对古代史学和史著传统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总结。实际上，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也正是在西汉前期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中，在探索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的史官文化氛围下的产物。及至宋代的司马光，提出“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进资治通鉴表》)的观点，以恢宏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去审视历史，企图以“通鉴”而“资治”，说明这种历史意识已经成为不可移易的传统意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保存了世界上最丰富的史料与历史著作，也涌现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历史作家。
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作为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与古代的意识形态领域有极密切的联系。远古之时，由于巫史文化的影响，在远古的传说中，也具有史官文化的因子。在著名的神话故事中，无论是鲧禹治水的故事，还是女娲补天的传说，或者是黄帝战蚩尤的斗争，不论其具体细节的真实性如何，都多少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内容，具有远古历史的成份，是洪荒时代人们记录历史的一种方式。中国神话的历史化，使得中国古代神话过早地中断而不能像西方神话那样自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似乎是中国神话文学的不幸，但却是因为史官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于神话文学的必然结果。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风》、《雅》、《颂》中的许多诗歌，都可以看作史官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诗，歌咏周人祖先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和文王的事迹，本身就是诗歌形式的周民族史。《大雅》中的其它篇章，如《崧高》、《韩奕》，歌咏申伯、韩侯建邦立国之事；《小雅》的《出车》、《车攻》，《周颂》中的《臣工》、《噫嘻》、《良耜》，或描述征战，或歌咏农事，又何尝不可以作史诗观就是《国风》中的一些作品，包括婚恋诗歌，同样是研究周代社会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至于后代的一些诗歌，借诗咏史，以史入诗，其例更是不胜枚举。前代一些杰出的史学家，以历史记载去笺证诗文，反过来又用诗文作为探研史事的线索与依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其成功的内在机制，就在于中国史官文化形成的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内容总是潜在地融汇于古代诗文之中。
中国古代有所谓“六经皆史”的说法。章学诚认为，古代“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章氏遗书》卷五《论修史籍考要略》)。“六经”，当然指的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其中如《易》、《书》、《礼》、《春秋》等，大都是由巫史的典籍中整理加工而成的。“六经皆史”揭示了儒家文化与史官文化的关系。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就干脆将儒家文化称之为史官文化。其实，何止是儒家，先秦诸子之中，不独“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就是法家的《韩非子》，甚至庞杂如《吕氏春秋》，哪一家不言史哪一部不散发着浓郁的史官文化的文化气息这里，就更不必说那千百年积累起来的中国古代丰富的史传文学作品和受此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小说与戏剧了。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整个文化系统，可以说在根本上是从史官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史官文化为一切文化的渊薮。此话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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