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经典史籍，对后世影响至大。其中孔子所删述的《春秋》以“微言大义”以寓褒贬而著称于世。为《春秋》作传之书，流传至今的古老典籍凡有三部——《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从写作时代和流传情况来看，《左传》作之虽早，在汉代却未立于学官，至三国之后其学始大盛；《公羊传》、《穀梁传》作之虽稍晚，然以其为今文之学，于西汉先后立于学官，甚为汉代学者所重视。
虽然《穀梁传》和《公羊传》同是以问答式解释体阐发《春秋》经义，又同属今文经，但对《春秋》文义的理解却是异大而同小，并常有互为诋讦违逆之处。因而以往研治《公羊》和研治《穀梁》的学者也往往互相驳难，企图压倒对方，以便在学术界取得正统地位。恰好，历代统治者也需要对这两部书加以品评取舍，从中确定一部权威的解释《春秋》的范本，来为自己的政治文化管理服务。这就产生了历史上《公羊》学和《穀梁》学数次争立学官的局面。尽管《穀梁》学总的来说敌不过《公羊》学，但由于它重在宣扬儒家的宗法伦理思想，重视礼治，提倡礼教，较之《公羊》学直截强调拨乱反正，对于强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要温和一些，在社会稳定之时，更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所以西汉宣帝倍加青睐，使《穀梁》学大盛，在一段时间内取代了《公羊》学的正统地位。
另一方面，《穀梁传》和《公羊传》都属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只有侧重点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统治者可以对它们兼而用之。正因如此，汉代将它们并立学官，置博士。唐代把《穀梁传》列为“九经”之一，宋代把它列为“十三经”之一。总之，《穀梁传》作为“春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儒家经学典籍，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和其它儒家经典一道，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体，给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学术和道德观念带来了很大影响。
具体说来，《穀梁传》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它宣扬的思想观念，成为后人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之一。西汉把《穀梁传》视为对头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撰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主要是阐述《公羊传》之说，但也有多处采用了《穀梁传》之义。如《春秋庄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传》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而《春秋繁露顺命篇》中除改动个别字词外，基本上把这一段文字照录下来。东汉郑玄《六艺论》指出：“《穀梁》实兼《公羊》之长而鲜其弊，其说之纯正，七十子之正传也。”而论其“纯正”之说，大抵本于《春秋》义法，大力倡导诸如宗法礼制、宗君重民、尊王攘夷、贵礼贱兵等思想观念，往往深得后世的重视和肯定。如《穀梁传》倡导的民本思想，晚晴学者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卷下指出：“贵民重众，为《春秋》*之义，而《左氏》、《公羊》皆无其说，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独又千古者也。”此说甚是。反观史籍，《穀梁传》的思想确实也被经常引用。如《宋书礼志四》：“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穀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谓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这是明引《穀梁传》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还有暗用《穀梁传》之义的，如《晋书温峤传》：“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太子将自出战，峤执鞚谏曰：‘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太子乃止。”温峤所说“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二句，当是化用《穀梁传庄公八年》“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这几句而来。
二是《穀梁传》学风朴实、不言妖妄，下启东汉桓谭、王充反谶纬之学，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在三传中，不但《公羊传》喜言妖妄，《左传》亦多叙鬼神之事，在这点上，《穀梁传》是较胜一筹的。《穀梁传》作为儒家传统文化构成部分，真正做到了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很不简单。另一方面，《公羊》为齐学(公羊高为齐人)，《穀梁传》为鲁学(穀梁赤为鲁人)；《公羊》兼传《春秋》的微言和大义，《穀梁》则只传大义。我们知道，《春秋》用极简练文字，概括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裁断，体现作者的政治规范和道德准绳；所谓大义微言，就是体现在《春秋》里的孔子的政治理想和等级观念。分开来说，大义指诛讨乱臣贼子以戒后世，微言指改立法制以致太平。大义能从《春秋》经文的字句分析出来，所以显而易见；微言则出于主观的推测，不能从文字上来直接推求，所以隐而难明。因此，这也正证明了鲁学的朴实、齐学的夸诞。
三是《穀梁传》对《春秋》的阐释，成为历代注释家注解典籍的训诂材料。如《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的孔颖达疏，《周礼》、《仪礼》的贾公彦疏，《公羊传》的徐彦疏，《论语》、《尔雅》的邢昺疏，《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都有多处引用《穀梁传》。此外，从典籍文本的内容上看，《穀梁传》作为正文训诂的一个范式，已初具后世训诂学的规模，在训诂内容、方法和术语等方面，都为训诂学的日益发展和完善留下优良的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也许正如章太炎《訄书清儒》中所言：“穀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穀梁传》在儒家经学殿堂中向来殆如附录是事实，《穀梁》学向来属于“孤经绝学”也是事实。清人廖平在《重订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之《自叙》中曾坦言：“《穀梁》显于宣、元之间，不及一世。东汉以来，名家遂绝，旧说虽存，更无诵习。范氏觇其阗弱，希幸窃据，依附何杜，滥入子姓，既非专门之学，且以攻《传》为能，末学肤受，喜便诵记，立在学官，历世千载。原夫素王撰述，鲁学独专，俗义晚张，旧解全佚。”于是他冥心潜索，重新自注自疏《穀梁传》，以《史记》为主，会通《三传》，专求大义，明辨义例，详考礼制，十易其稿，终成名作，使几成绝学的《穀梁传》又得以恢宏开新。可惜的是，清末《穀梁》学虽得到最后一位兼通今古的大师廖平的倾力扶持，但也只是辉耀一时，之后不久又渐成绝响了。因此，今日学者倘无“扶微补绝”之心，苦心经营，那么重振《穀梁》衰颓之风恐怕又将是遥遥无期了。
以上主要是在综观中国典籍文化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对《穀梁传》的源流、地位、影响作了简单介绍。不难发现，这部经书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起过较为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对这部经书的研究鲜有其人，以致今天的一般读者对它知之甚少。
本书的目的，力求在对《穀梁传》这部古老经书的来源、名称、作者、成书时间、流传过程、研究概况、兴废原因、文章风格、传经特色、思想倾向等作比较系统介绍的基础上，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讨和澄清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问题，并在必要处提出笔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今天的读者能够重新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更有意义的贡献。
【编辑推荐】
本书注重考证和义理，力求深入浅出地对《穀梁传》的来源、名称、作者、成书时间、流传过程、研究概况、兴废原因、正文训诂、文章风格、传经特色、思想倾向、研读方法等作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并在参证历代《穀梁传》研究名家名作的基础上，尽可能探讨和澄清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以利当今的读者能够汲取有价值的理念，较正确地解读《春秋穀梁传》的学术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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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金良，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穀梁传》的来源和作者
第一节 《穀梁传》的来源问题
第二节 《穀梁传》的作者问题
第三节 穀梁子其人引起的争议
第四节 穀梁子学问的渊源
第二章 《穀梁传》的成书年代
第一节 今文经和古文经及其学派
第二节 《公》《穀》成书的先后
第三节 成书年代难以确定
第三章 《穀梁传》的流传及其有关问题
第一节 汉代以前的口耳相传
第二节 西汉《穀梁》学的传承
第三节 《穀梁》在东汉的流传情况
第四节 《穀梁》学的研究概况
第四章 《穀梁》学废兴的内因
第一节 强调礼乐教化 力主仁德之治
第二节 强调宗法情谊 缓和宗室矛盾
第三节 强调尊王思想 巩固皇权统治
第五章 《穀梁传》的正文训诂
第一节 正文训诂的内容
第二节 正文训诂的方法
第三节 正文训诂的术语
第六章 《穀梁传》文章风格略论
第一节 文详而畅 气峻以厉
第二节 辞清以淡 意婉以平
第三节 自问自答 逐层推论
第四节 貌似繁文 实有意趣
第七章 《穀梁传》传经的特色
第一节 开宗明义 正隐恶桓
第二节 倾向鲜明 手法婉曲
第三节 审慎周严 善于释经
第四节 表似训诂 正名尽辞
第五节 以历为例 以礼为理
第八章 《穀梁传》的思想倾向
第一节 亲亲之义 尊尊之道
第二节 贵礼贱兵 尊王攘夷
第三节 贵义重民 援古正名
第九章 研读《穀梁传》的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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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穀梁传》的来源和作者
《穀梁传》的全称是《春秋穀梁传》（或简称《穀》、《穀梁》），也曾叫作《穀梁春秋》。“穀”之简体字或为“谷”，因此在简体字的文本中，也常简化成《谷梁传》。它和《左传》（即《春秋左氏传》，或简称《左》》）、《公羊传》（即《春秋公羊传》，或简称《公》、《公羊》）一样，都是为《春秋经》（或简称《春秋》）作传，而《左传》详于记事，《公羊传》、《穀梁传》则重在释经。
《穀梁传》的来源和作者问题是一个难解之谜。
《穀梁传》一书的著作权应该归给谁呢相传《穀梁传》刚流行于世时，本不见诸文字，到后来才被著于竹帛写录成书的。前人的做法，都是把其著作权推给早先“为经作传”(或是“传其学”，即传经者)的穀梁子；这种做法比较合理，但也可能是因为：如果把著作权归于“写录成书”的人，不但会因此而降低《穀梁传》的学术地位，也会因“写录成书”的人已不可考，搞得《穀梁传》一书没有作者可言。其实，“写录成书”的人既然把穀梁子的姓氏作为书名，说明他已默认著作权应推给穀梁子了。
但是，《穀梁传》的作者果真是穀梁子吗这个问题极难作出回答，《穀梁传》的来源也因此成为问题。对此，本章拟从四个主要方面具体阐述这个问题，并提出笔者的粗浅看法。
第一节 《穀梁传》的来源问题
《穀梁传》在唐代的“九经”和宋代的“十三经”中，也都被列为“《春秋》三传”之一。所谓“传”，就是阐发和解释经义的意思。它和《公羊传》，确是以阐明《春秋》的“微言大义”为目的，相传均是子夏私相传授的。很明显，如果《春秋》中不含“微言大义”，《公》、《穀》之书就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可是，关于《春秋》的文义问题，由于缺少真实可信的史料依据至今还是纠缠不清的。所以《穀梁传》的来源问题，很难说清楚。笔者认为，《穀梁传》很有可能是源于子夏所传的《春秋传》，但决不是一部子夏口传的《春秋》经义实录。《穀梁传》很可能源于孔子弟子子夏所传的《春秋传》。这里的《春秋传》，史无此书遗世，特借指有关传说中子夏秘传的“微言大义”的总和，可以说乃是一部徒有虚名的文本典籍。其实，关于《穀梁传》的来源问题，以往的史料记载也都不甚明确。比较历代学者有关本问题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
一是子夏所传说。这种说法最流行，因为它的前提就是早已成定说的“《春秋》为孔子所作或所修”和“孔子秘传《春秋》经义给自己的高徒，其中唯子夏有经传于世。”并以《穀梁传》研究的权威著作——《春秋穀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为代表。此说观点：《穀梁传》是孔学传人子夏的门徒穀梁子所作的，所以《穀梁传》就是子夏所传的，也可以说是孔子所传的。
二是战国时人(可能是穀梁子)杜撰说。这种说法是近代疑古思潮下的产物，在崇圣尊经的时代里没有出现过。此说的先行论据就是怀疑或否定孔子作《春秋》以传“微言大义”之说，并大量援引《左传》中的史料推证《公羊》、《穀梁》所讲的全是仅凭己意牵强附会、自圆其说；同时，还举出不少《公羊》和《穀梁》自相矛盾的地方，从而得出结论：它们不是孔门传给后世的，不可能同出子夏，而是战国时人杜撰出来的。持这种意见的大多是《左传》学的专家，主要侧重于运用史料的考证来澄清史实，可以近现代的顾颉刚、杨伯峻、胡念贻等人为代表。
以上两说孰是孰非，委实无法定论。很明显，《穀梁传》的来源问题不好解决，就在于孔子与《春秋》的关系问题还不能完全搞清楚。不过，事情还有它的另一面。正因为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才使后世学者也可以在比较自由的范围内申述自己的意见。对此，笔者也想借此谈些不成熟的看法。在此除了认为上古发达的史官文化和“孔子作《春秋》”之说均是《穀梁传》重要的来源之一以外，也想进一步说明《穀梁传》是源于子夏《春秋传》的。先简要试论如下：
首先，一些史学家认定《春秋》中没有所谓的“微言大义”，是没有根据的。诚然，依靠所有现存的史料还很难断定《春秋》就是孔子的著作。但是，从现有的学术成果来看，至少可以肯定：一方面，《春秋》与孔子的学问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春秋》是从周代（主要是鲁国）的旧史中删定出来的。由此我们又可以得出：1、孔子很可能对旧本《春秋》作过一些整理、解释和个别文字订正等删修性的工作；2、孔子对《春秋》一书可能有着自己特别的见解，类似于今天的“读后感”之作，主要是再按一种有目的的“义例”，即赋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模式来编撰和讲解《春秋》的。
其实，不论孔子是否修订过《春秋》，作为一部史书，应该会有它的记事体例和对史实的褒贬，即使不便直书而隐约其辞，也应该是稍加探索而即可明其真相的。例如鲁桓公“薨于齐”一事，三传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说明，证之以《诗经齐风》中的《南山》、《敞笱》、《载驱》，就可以真相大白。而这些褒贬的体例是不能在史书上明文的，撰史之时因约定俗成而众所皆知；时过境迁了，如果无人把它传承下来，就很难读懂前人所记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说《穀梁传》有承传前人撰写《春秋》所规定的“义例”，是无可非议的。话说回来，《春秋》作为上古时期寥寥无几的名作之一，很可能在当时就有不少人学习和研究它；孔子作为一代名师，以传授六经为要务，自然也会把前人修撰《春秋》的体例传给后学，说他把自己对《春秋》的理解秘传给弟子恐怕也不会失真。可以进一步大胆推测：《春秋》是孔子手上修定的；孔子仅把删修的旨意(即用字的褒贬和褒贬的用意等“义例”)秘传给得力的高徒，不敢公诸于众。因为，《春秋》作为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而记事极为简单，大多是点到为止，这是不能用当时书写工具落后来说明问题的。它既是删定之书，就不可能是为了记史而记史，说它在记史之外别有寓义，也是合情合理的。此外，距孔子时代未远的战国学者早就相信此说，并辑作《公羊》、《穀梁》以传后世，如果他们不是欺世盗名之辈，他们的所作所为当是孔子口传“微言大义”之说最有力的证据。因此，我们应当把《春秋》也当作经书来看待，才能还它的本来面目。当作经书，就不能否认其中有“书法”、“义例”的存在。
但是，《春秋》里面并不是几乎每一条都表现了圣人的“微言大义”，所谓的“微言大义”其实也不是如两汉以来的《春秋》家所鼓吹的那样神秘怪异、玄奥繁杂。从《公》、《穀》传文中也可看出，《春秋》并非每条经文都可以讲“微言大义”的。顾颉刚先生1925年有答钱玄同书，扼要地提出《春秋》并不“处处有微言大义”，“《春秋》为鲁史所书，亦当有例。故从《春秋》中推出些例来，不足为奇”，不失为恰当之论。可是，究竟是谁最早从《春秋》里“推出此例来”呢？一般认为，从《春秋》里寻找“微言大义”，开始于战国时期；那时，《公羊》和《穀梁》已开始私相传授。按此说法，即以为《公》《穀》之书完全是后人杜撰而成的。其实，既然我们肯定《春秋》原有旧史书之例，就不应否定它还有删定者的“书例”，更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些“书例”会为后世所传习。《公》、《穀》之书专讲“微言大义”，一定源有所据，不可能全凭牵强附会杜撰出来的。这些从《公羊》、《穀梁》的传文中都可以看得很明白。具体理由拟将在后面的专节中加以述证。
其次，《穀梁传》不可能是某个学者假托圣人的名义凭空捏造出来的。它如果不是子夏《春秋传》的一种传本，就很有可能是后人根据子夏所传的文本重新编撰而成的(这里并不排除其作者还参考了别种《春秋传》文本的可能性)。笼统地说，它很可能是源于子夏的《春秋传》。先试论如下：
(一)、子夏口传《春秋传》于后世的说法，是较为可信的。这可以从前代的记载中找到证据。但是，孔子对于《春秋》的理解，在他现存的言论中没有明文；据说是秘传给个别弟子。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说，相传孔门弟子前后共三千人，而学德俱优，兼通六艺者只有七十二人，其中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子路、宰我、子贡、子游、子夏成绩特别卓著，号为孔门十哲。他们学成以后，散居四方，各立门户，祖述孔子的学说。然而，孔门弟子所传的《春秋》经学，后世多无从稽考，据说只有子夏一人有经传于世。如宋人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就认为：
孔子弟子，唯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当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穀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
对此，清代钟文烝《穀梁补注》所引《孝经钩命决》更进一步指出：“然则得《春秋》之真传者，必在卜氏之门矣。”卜氏，即卜商子夏。此外，前代有关《公》、《穀》的注疏之作，也大多相信子夏有经传于世，这些在后面都会提到。
(二)、《公》、《穀》的作者大讲“微言大义”，一定是确认有孔子秘传给子夏的《春秋传》。他们距子夏的时代很近，如果所信无据，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真是宛如痴人说梦。从他们在传文中所露的才华看，不象是那等无聊好伪之徒。而后世学者却以为他们“皆据一二字各逞私臆妄为解说，或无中生有，或颠倒史实，要皆为凭空撰语自圆其说者，《公羊》诞矣，《穀梁》尤甚焉”，所以否认《春秋》中隐含着“微言大义”，以为《公》、《穀》中的“经义”是其作者挖空心思发挥出来的，并不是子夏所传的。
诚然，它们的经义有不少牵强之处，但是并不足以肯定“皆为凭空撰语自圆其说”。倘若《公》、《穀》都是牵强附会出来的，更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为事实上这“凭空撰语”非但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不仅口耳流传百年不亡，而且刚写定成书之后便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并相继成为官学，甚至是双双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文化典籍的一部分得以千古流传。莫非古往今来的学者都看不出它们杜撰的破绽，以致不能及早把它们拉出经学的殿堂看来，它们的内容决非全是“妄为解说”、“无中生有”，而应是源有所据，更可能是前代所传的。
(三)、可以认为，《穀梁传》和《公羊传》是同源异流、同本异末的两部著作。一方面，《公》、《穀》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的蓝本。除了两传的体例均为问答式的解释体和所据的《春秋经》文本基本相同以外，据笔者考证，《公》、《穀》文中许多含有叙事成份的，所述内容大同小异，可起互补互证的作用，并不自相矛盾。如僖二年“虞师、晋师灭夏阳”一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穀》有经文不立传的约一千一百三十条，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而《公》、《穀》同时不立传的就有一千零四十条左右，且同样两条以上连续无传的有九十五处之多。此外，《穀梁》和《公羊》各自独有传文的，分别是二百六十三条和九十条，所占的比例极小。
另一方面，从《穀梁传》本身看，传中阐述经义，多引前人之说。前代传经者的语录，计有“尸子”(隐五年、桓九年)、“穀梁子”(隐五年)、“沈子”(定元年)、“公子启”(僖二十八年)、“蘧伯玉”(襄二十三年)、“孔子”(桓二年、十四年，昭四年，定十年，成五年；僖十六年，哀十三年)、“君子”(成二年)等经师的说法；有引作者以前儒生说经的书传共十处，即“传曰”(隐四年、庄二年和三年、成九年和十三年、襄三十年、昭元年、文二十二年等)；还有作者师说以外的传闻十余处，即“或曰”(隐二年和八年、桓二年和八年、庄元年和三十一年、僖元年、文三年、成二年、昭十八年和二十五年、定九年等)。《公羊传》阐述经义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引论看似道听途说，实可算是博采众长，有超越师承择善而从的严谨态度。它们的存在，无疑是《公》、《穀》本源相同的一个巨证，似乎也可说明《穀梁传》成书之前还参考了前代诸“子”有关《春秋》大义的言论。
(四)、《穀梁传》“源于子夏《春秋传》”的说法基本可信。虽然已无先秦的史料以供考证，但是，离先秦未远的汉人都笃信此说；自从唐人杨士勋《春秋穀梁传序疏》明载“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门”以后，清代中期以前的学者也极少有对此产生怀疑的。即使有些学者怀疑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门的说法，可按清代钟文烝《穀梁补注论传》所论“盖穀梁受业于子夏之门人，因遂误以为子夏门人”，《穀梁》也还是子夏所传的。其实，只要作传者有大部分参考子夏所传的《春秋传》，就可算是源于子夏了。而从可证《公》、《穀》同源的材料进一步分析，《公》、《穀》二传很可能都是以子夏所传的《春秋传》为主体加以改编的。正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我们才改“同出子夏所传”的说法为“源于子夏《春秋传》”的特定说法。至于，那些对传统说法提出质疑的学者，因为他们所持的论据并非坚强有力、无可争辩，所以我们只能吸收其中的合理成份并入也许是更合理的说法中。这些在后面的章节都会加以说明。
还应当声明一下，肯定或倾向于“《穀梁》源于子夏《春秋传》”的说法，也并非认为《穀梁》是子夏所传《春秋》隐义的实录。由于《春秋》经文，本源于旧史，其文外之义仅在孔门师徒间秘相口授；《穀梁》在写定成书之前，曾长期流传于众经师之手。所以，今天所见到的《穀梁》，其所传之义仅有部分合于《春秋》作者的本意。倘若其本意是由“书法”、“义例”而见，则所谓“书法”也应包括四部分：其一、周代史官(主要是鲁国)的书法；其二、删定《春秋》使之由史变成“经”并传解“经义”者(相传是孔子)的书法；其三、由师承或揣测而作《穀梁》传文者(可能是穀梁子)的书法；其四、流传过程中历代著名传经者补录的书法。因为，它不止源于子夏，根源是周代史官和删定者创制的书法义例雏形，但同时又是这些书法义例雏形因流传久远所导致的变异和发展。其中，子夏所独传的《春秋传》，很可能就是《穀梁传》最主要的来源。
以上观点是笔者针对前面所提两种传统权威说法中不合理的地方，加以修正后所得出的带有一定假设性的推论。由于这个来源问题的推证，涉及到《春秋》的书法和《穀梁传》一书的真伪、作者、成书时间、早期的流传、传经特色、蕴含思想等许多方面，所以本问题的探讨尚有待于对其它方面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才能得到更理想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