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礼”，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礼仪、礼制，它囊括了周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刑法、科学技术诸多内容，是当时社会各种制度的总称。本书除简介《周礼》的源流派别之外，还依据《周礼》的基本内容，概括出相对集中的若干专题，用通俗的语言，围绕六大系列职官所掌之职，阐述周代宗法制度和政治权力体制的种种内涵，使读者较轻松地读懂这部古奥的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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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是现存《十三经》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是一部具有多学科史科价值的古代典籍。全书以“设官分职”为框架，通过对六大系列职官的三百多个职官职能的记述，全方位汇集了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敎育制度。眞实记载了我国古代的科技成果，热情讴歌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对国家体制的构想和治国的方略，它对古代封建国家体制的确立、完善具有历史性的深远影响，对当今国家的治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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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启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周礼》的作者及书名中“礼”的含义
第一节 《周礼》的作者
第二节 《周礼》书名中“礼”的含义
第二章 《周礼》的“设官分职”
第一节 天官系列职官
第二节 地官系列职官
第三节 春官系列职官
第四节 夏官系列职官
第五节 秋官系列职官
第六节 冬官系列职官
第七节 《周礼》“设官分职”的特点及其影响
第三章 《周礼》的王邦之治
第一节 官府之治
第二节 都鄙之治
第三节 万民之治
第四章 《周礼》的“地政”构想
第一节 土地的分配
第二节 土地的使用和管理
第三节 土地的“赋”、“贡”
第五章 《周礼》的“教化”构想
第一节 礼法教化
第二节 德行教化
第三节 职业教化
第六章 《周礼》说“礼”
第一节 《周礼》说“邦礼”
第二节 《周礼》说“邦仪”
第七章 《周礼》的“军政”构想
第一节 军队建制
第二节 军事训练
第三节 军务管理
第八章 《周礼》的“刑狱”构想
第一节 “刑罚”构想
第二节 “狱讼”构想
第三节 《周礼》的刑狱特点
第九章 《周礼》的“市贸”构想
第一节 市场设置和市贸活动
第二节 市贸管理
第十章 《周礼》记载的古代工艺
第一节 造车工艺
第二节 兵器制造工艺
第三节 青铜器制作工艺
第四节 陶瓷制作工艺
第五节 木器制作工艺
第六节 建筑工艺
第七节 治皮工艺
第八节 施绘工艺
第九节 雕刻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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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周礼》的作者及书名中“礼”的含义
《周礼》是现存《十三经》中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史上颇有影响，瞭解和熟悉《周礼》，不仅能加深对中华民族的不平凡的昨天的认识，而且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坚定爱国信念，满怀豪情地展望中华民族灿烂的未来。?
第一节 《周礼》的作者
《周礼》一书的作者，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汉朝，就成为一大疑案，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激烈争辩。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圆满的结论。引起纷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周礼》一书流传较晚，据有关史料记载，《周礼》是汉武帝时代在山岩石壁中被发现的。它被发现后，卽被献入汉祕府，未曾公之于世。到汉成帝时，才达通人的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祕书，《周礼》才正式公开。刘歆是最早提出《周礼》的作者的学者，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迹”而作。之后，经学家郑玄注释《周礼》也赞同刘歆的说法，他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唐代著名的注释家孔颖达、贾公彦也都一致认为《周礼》是周公所作。清末经学大师孙诒让也沿袭周公作《周礼》的说法。周公作《周礼》的说法尚有一些疑点，经不起后人的仔细推敲，首先是《周礼》中的官职名称、公田的大小跟周初的实际情況不合，其次是文字风格也与当时的实际不符。因此，有不少学者对周公作《周礼》持异议，有人甚至怀疑不是周公之作，而是刘歆伪造的。清代学者康有为力主此说。康有为怀疑《周礼》是刘歆伪造的说法证据不足，破绽明显。因为早于刘歆的《大戴礼记?朝事》已记载了《周礼》中的“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职方”等职文，刘歆是个才智过人的学者，不可能疏忽到有文在前而后伪作，況且《周礼》中有关礼仪的记载也与当时流行的《仪礼》、《礼记》多有不同。如果《周礼》是刘歆伪作，为什麽不弥合这些裂缝，让人有把柄可抓呢？这些都是解说不通，难以使人信服的。在排除《周礼》旣非周公之作，亦非刘歆伪造的同时，又有人提出更新鲜的看法。清代学者毛奇龄、皮锡瑞认为《周礼》出自战国时人之手。这实际上是东汉何休的“六国阴谋之书”的翻版。他们的主要依据是《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好古，孝文帝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的记载，由此并根据其他书的一些记载，而认定六国时已有此书。这种说法的附和者颇多，有人进一步把齐国的文献《管子》与《周礼》作对比，从其中的什伍组织，授田制度“足甲兵”的法令与《周礼》记载的相似中，断定《周礼》是战国时齐人的作品。这种从类比中得出的结论仍有不少疏漏。第一，战国时代早已有了铁器和牛耕。如《孟子滕文公上》：“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而《周礼》中尚未提到铁器和牛耕。第二，战国中期以后文献中的语言数的表示与《周礼》的数的表示有明显的差别。战国中后期文献中，表示整数和零数的关系已不用“有”字，而《周礼》中表示整数和零数的关系，都在整数和零数之间加一个“有”字，这种数的表示法，据一些专家考证，是春秋中期以前才有，今人朱谦之、洪诚据此认为《周礼》成书当于西周宣王中兴时代，最晚不会晚于东周惠王后（参见朱谦之《周礼的指导思想》，洪诚《读周礼正义》。近年来，有些学者鉴于西周制度不见于文献记载，从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得的只是一鳞半爪，依靠先秦文献《左传》、《国语》作为旁证十分有限，为了摆脫传统的注重考证的研究方法的束缚，着眼于《周礼》的思想体系的研究，从《周礼》一书中所反映的阴阳五行思想，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来推定《周礼》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汉高祖和汉文帝之间，而且出自一人之手（参见彭林《周礼的指导思想与成书年代》）这种从《周礼》的思想体系出发，探求并弄清《周礼》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确有可贵之处，但上古文献终究是上古文献，要想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礼制等作出全面的系统的规划，无疑是困难的。而且《周礼》一书中还存在一些互相牴牾的地方，要出自一人之手，并非易事。可能性也不大。从《周礼》所表现的思想来看，固然与汉初相合，然而哲学思想的形成总是有它的源头，而源头与其盛行之时，其间有一个漫长的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实践中的表现与形成于理论而见之于文字中有先后的分别。汉初盛行的哲学思想，追溯它的源头，当在几百年之前。因此，完全撇开传统的考证方法，单纯地从一书中的思想进行推论，将有悖实情，不可能使人心悅诚服。?
《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的争辩，持续了一千多年，可谓各抒己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尚未形成一致性的看法。但由此可看出《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是一个悬而未決的疑案，解決这一悬案是《周礼》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笔者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虽未进行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但从诸家的看法中受到一些启示。笔者以为，要考察《周礼》的作者，不仅要考证《周礼》中的职官，文字形态，语言风格，剖析《周礼》所表现的思想，而且应该了解《周礼》流传的历史背景。考察《周礼》的职官，文字形态语言风格及《周礼》的思想方面的工作，不少专家学者已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至于从《周礼》流传的历史背景中探讨《周礼》的作者，虽然微不足道，然而小中亦可见大，说不定可探出一些有关作者的眉目。?
《周礼》一书是汉初发现，汉成帝时代流传的。假定《周礼》是周公所作，从西周到汉成帝已历千年之久，其间跨越了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王朝和汉初的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时代。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千年之后才得以流传，确实值得怀疑，而且“敏而好学，信而好古”竭力推崇周公的孔子在谈论礼制时也只言“夏礼”、“殷礼”。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见《论语?八佾》）。（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够说出来，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商朝的礼，我能够说出来，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并未提及《周礼》。那么，春秋时代是否有《周礼》的存在也自然而然地引起一些学者的猜测，要弄清楚这一连串的疑问，须考察从春秋时代到汉初的历史背景。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急剧变革的动荡时代，各国诸侯互相争夺吞并，征战频繁，把战争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虽然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曾经出现过为文人所啧啧称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这种瑰丽多姿的美景，犹如七彩闪电，瞬息卽逝，蚕食鲸吞的诸侯战争的烟雾淹没了文化人的美好的憧景。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中受到最大冲击的莫过于儒家思想，一些学者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纷纷著书立说诋毁和贬低儒家学派。如著名的思想家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把它列为“五蠹”之首，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为了推行儒家思想，实行他的政治主张，曾四出奔走，周游列国，结果到处碰壁，劳而无获，被人斥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最后，无可奈何地发出“礼崩乐坏”的慨叹。孔子的忠实信徒孟子也曾多次奔走于齐国和魏国之间，竭力宣扬儒家的“仁政”，都是以失望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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