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梁启超倾力创作！晚清重要权臣，近代史颇具争议的人物
★李鸿章的局限仍是今日国人的局限！看他如何突破内政、外交的困局
★建功立业者总有其独特的人生沉浮进退、得失成败之道
★为官从政、为人处世传记经典
★百万畅销书作家雾满拦江潜心译写
【内容简介】
梁启超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从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四十年，这样的人物无论如何都应该被重视和铭记。
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镇压太平天国，创办洋务运动使其声望达到顶点，再到甲午战争撞碎其强国梦，迅速由盛而衰，*后只能周旋于列强的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悲壮一生。
甲午年洋务运动的破产，让人感到“以一人而敌一国”的无望与悲恸，梁启超也由此发出“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叹。
梁启超把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加富尔、伊藤博文等人做了比较，指出李鸿章是怀着忍辱负重、死而后已之心为清政府“修修补补”的，只不过他缺少长远的政治眼光，不懂得为后世立百年大计。
李鸿章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在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处处受制。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作者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得志，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1890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3年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语言、宗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他是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播者，是民智的启蒙者。在清末民初这个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时代，能将舆论、政治、学问三者集于一身并能登峰造极者，唯梁一人而已。
【媒体评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且不得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困局。在新一轮的历史大螺旋中。没有了亡国灭种的紧迫感，也仍未建成一个理想完善的公民社会，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章立凡
李鸿章其实不知道国家事务，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不知道国家与政府是怎样的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的权限，不知道当大臣应尽的职责。他对西方富强的原因其实是不知道的，以为我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赶不上的不过是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我们就学这些，洋务运动就完成了。这就是现在举国异口同声的论调，而李鸿章实际上是他们三十年前的前辈他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只不过让他们的丑陋更加暴露出来，终究不会成功是必然的。
李鸿章这么忠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他又长时间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大权，但成就却仅仅到了今天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还有国民。每天责备他人看不清时局，而他自己对时局就没有弄明白；每天责备他人搞派系，旧习气难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他不知道今天的国际竞争，不靠国家而靠国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国能够消除派系、消除旧习气，通过新政而富强的，那种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
——梁启超
【目录】
重读《李鸿章》
李鸿章传（白话文）
序 例
*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发达以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
第四章 军事家李鸿章（上）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李鸿章（下）
第十章 赋闲时期的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序 例
*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前言】
重读《李鸿章》
章立凡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中学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耳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一九○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部传记。是年二十八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大有深意焉。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
“饮冰子”。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一八六○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梁启超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流的关键人物，因此也称自己的这部著作为同治、光绪以来的大事记。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对此，梁启超问道：“李鸿章真的知道洋务吗？为什么他国通过洋务富强了，而我国大办洋务之后却衰落了呢？”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道出了自己的答案：“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李鸿章以为中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不如人的无非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只需学会这些，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已，他没有真正懂得西方富强的原因。
但梁启超也指出，通过李氏奏折中对现状的深切忧虑，可知其见识也确有过人之处：李鸿章深知中国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因循现状是无法苟且偷生的，希望找到安内制外的长久良方；如不变法维新，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抱定门户之见则积习难除，终将一事无成；偌大一个中国，越来越缺乏人才，将永无自强自立之日。李氏的历史局限性在于“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也不知西方国家能够化除门户之见，通过新的宪政走向富强，其改革动力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造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种“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时髦的说法已变成了‘公仆’）当尽之责任”者，仍大有人在。不学必然无术，身处晚清变局百年后的“学习型社会”，社会转型仍未完成，学习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二、弱国外交之辨
李鸿章谤满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师覆灭，继之以外交连连失败，以“卖国贼”之罪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时已逾百年。而梁启超记述之逸闻中谈及李氏与洋人交涉，态度尤为轻侮，视其为市侩之徒。认为洋人既然逐利而来，我也要把握算盘，与之计较争利。这倒很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一注脚。
对于李氏之外交风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赞誉，但梁启超持相反评价，称之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他认为外交手段狡狯，并不代表外交家品德恶劣；在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中，外交家只能唯利是图。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虽然算得上一流，但在*的外交家中并不出色，李鸿章的惯用手法是“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合，又不靠平时交往维系，不过临时挑唆而已。这种外交思想不外乎《战国策》伎俩的翻版。
梁启超的判断可谓切中要害，李鸿章式的中国外交无非承袭两千年前的纵横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势，又无长远坚定之立场，唯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纵横捭阖为能事。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败的教训，认为天下不存在徒靠别人就能生存的道理，西方的外交家同是殷勤地与别国联盟，但都有自己的自立之道，做到制衡他人而不受制于人。而中国外交动称联合某某国家，且不论人家是否认同，即便联合了，无异于为人奴隶任人鱼肉。李并非不知此情，但又拿不出别的办法。梁氏感叹：“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在汉语词汇中，“卖国贼”与“汉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为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对其后果负责；而后者则有较强的主动性，意味着彻底地卖身投靠。中国士大夫饱读圣贤之书，无不知晓春秋大义。纵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名臣，个个算得上一时人杰。但形势更比人强，列强环伺，兵临城下，不签字画押、割地赔款，仅仅靠玩弄战国策式外交伎俩是过不了关的。李鸿章逝世前一小时，俄国使节还来催逼他在密约上签押。
弱国确无外交，强时未必有之。梁氏“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之论，确为灼见。清代出卖的国家权益，特别是被强邻陆续侵占的国土，已是彻底交割，永无回归之日了。
三、专制体制之弊
李鸿章以一介词臣入幕，平发捻、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位极人臣，其见识才具远在同僚之上。但观其一生功业，论武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论洋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外交，则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一言以蔽之，他输在其背后的专制政治体制。作者认为，凡一个国家当今的社会现象一定与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故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要评论李鸿章，就须观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并由此入手，分析其致败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指出：李鸿章所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上述视角切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满汉民族矛盾*终演变为排满革命之根由。
关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梁启超从春秋战国说起，下至两汉魏晋唐宋元明，历数中国封建社会由贵族政体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之流程，指出中国的专制政体也是按照进化的公理逐渐发展成熟的，到当世已完备到极致，权臣手中的权力迄今已被剥夺殆尽。他将历代权臣分为贵族、豪杰、布衣、佞臣四类，时代越古，权臣越多；时代越近，权臣越少。权臣的数量和实权的消长与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个重要原因：“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
所谓“教义之浸淫”，作者指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这种教化既已深入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至于“雄主之布划”，作者认为贵族执掌政权的旧例到汉末已经绝迹，并举汉光武、宋太祖以厚秩解功臣兵柄，以及汉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为例，指出对付功臣的手段或宽厚或残忍，但在削臣权、固君权上是相同的。沿袭到近世，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度已经消失，朝臣和地方官相互牵制，皇帝可以任意驱策他们，群臣“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定义及分期，学界历来众说不一。中国自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看到的西欧封建主义是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西欧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像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由此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宪，权力不受制约，专制垄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四、部族政权之私心
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作者曾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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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只有平庸之人既不会挨骂，也不会得到赞誉。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在骂一个人，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奸雄；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在赞美一个人，那么他则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豪杰。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差不多都是些平常人，有见识、有才干的几乎一个也找不到，那么让平常人评论超乎寻常的人，难道是一件可信的事？所以，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媚俗趋时的伪君子；谤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伟人。俗话说“盖棺论定”，我却发现有些人死了几十年、几百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评价。说好的还在说好，说坏的还在说坏，让后世论者无所适从。比如说，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但诋毁他的人也不下千万个；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致，骂他的人却把他贬到极致；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恰好可以抵消从前得到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恰好补偿了从前所受到的诋毁。像这样的一个人，该怎么评价呢？答案是他是个非凡的人。这个人是非常的奸雄还是非常的豪杰先不说，单是他所处的位置与层次，就不是普通庸人的眼光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普通庸人所能随口胡说的。只有理解我这话的意思的人，才可以看我的这本《李鸿章》。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我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我同情李鸿章的遭遇。李鸿章环游欧洲之时，在德国见到了其前首相俾斯麦，问他说：“如果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见都与他不合，合起来拉他的后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想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该怎么办呢？”俾斯麦回答说：“*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他的支持就能独揽大权，那还有什么事办不了？”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要是这样，这个大臣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一个当大臣的，假如用真心操劳国事，估计没有不被君主体谅的，唯独在妇人女子手底下办事，就不好说了。”（这些话是从西方报纸翻译过来的，普通华文报刊如《星轺日记》，所登载的内容，因为有所忌讳而不敢全译。）李鸿章听了这话沉默不语。唉！每次我看到这段对话，就知道李鸿章心里的气愤和忧愁、牢骚与烦闷不是寻常旁观者所能理解的。我之所以批评他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之所以理解他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自从李鸿章扬名于世界，五大洲各国各界几乎只知道有李鸿章，而不知道有中国。简单地说，这是因为李鸿章已经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名人代表。这些人以外国人的身份评论中国的事，是没法儿了解真相的，原因固不待言，但李鸿章却称得上是中国近四十年历史上*流的关键人物。凡是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可避免地看到李鸿章的名字，而读《李鸿章传》的人也必须要拿着本
《中国近代史》做参考，这已经成为共识了。这样说来，我写的这本书换个名字叫作“同光以来大事记”也是可以的。
不但如此，凡是一个国家的当今社会现象一定与这个国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
所以此前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鸿章和今日中国的关系既然如此之深，那么想要评论李鸿章，一定要用准确的眼光观察中国几千年来政权变化更迭的大趋势、民族灭亡与兴盛的规律，以及现在中国外交的内幕秘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孟子曾说过“知人论世”，社会大事固然不容易说明白，难道人就是那么好了解的吗？
今天，中国从事时事评论的人往往把平定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叛乱作为李鸿章的功劳，把数次议和谈判作为李鸿章的罪过，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功罪评价都是很不恰当的。从前，俾斯麦曾经对李鸿章说过：“我们欧洲人把抵御外侮当作功劳，而为了一家的利益残杀同胞，我们不认为这是荣耀。”而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叛乱、平定捻军叛乱的业绩是兄弟相残，如果哥哥打弟弟也能被当成功劳，那么天下的兄弟都会因此而不安。如果我们的国人常因为国耻而愤怒，痛恨和议，而因此将怨恨全部转移到李鸿章身上，事出虽然有因，但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在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份、一九○○年八九月份，假如把批评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那么他的行为、决定、处理方法当真能比李鸿章强吗？这些人之所以对李鸿章横加指责，是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只会指手画脚、笑人骂人的只图口舌痛快的旁观者而已。因此，我对李鸿章的功过评论是和这些说法大不一样的。
现在李鸿章已经死了。外国人在评价他的时候，都认为他是中国*人。有一种说法是：“李鸿章之死，势必会令中国今后的局势发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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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李鸿章到底能不能称得上是中国*人，我说不好，但是现在那些超过五十岁的人，三四品以上的官没有一个可以望其项背，这个我敢保证是一定的。李鸿章的死会不会影响中国全局，我也说不好，但现在这个政府失去了李鸿章，就如同老虎失去了伥，瞎子失去了说唱的本领，前景堪忧，麻烦越来越多，这也是我敢断言的。我倒真心希望外国人的说法不是真的，要是真是那样的话，我们这样大的一个中国居然要靠李鸿章一个人来支撑，中国还有救吗？
西方有句哲言叫“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像李鸿章这样一个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即便如此，他也只是时势所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时势所造就的英雄都是寻常英雄。天下这么大，历史这么久，什么社会没有时势？所以翻一下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的英雄，简直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但是，能造就时势的英雄千年也找不出一个，这就是中国历史陈陈相因缺乏新意而不能产生光耀世界、震撼人心的大事件的原因。我在写这本书时，这种感觉始终存在心中。
历史学家在评论霍光的时候常常感叹他不学无术。在我看来，李鸿章之所以不能成为*别的伟大英雄，也是因为这四个字。李鸿章不清楚民众的实质，不通晓世界发展趋势，不懂得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还尝试着小修小补的改良，贪图一时偏安，不想着扩充国民实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威名远播的富强国家，却仅仅学习西方的皮毛，取水忘记寻找源头，便安于现状，更靠着一点儿小聪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大政治家相抗衡，出让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如果不是鞠躬尽瘁，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孟子曾说：“在尊长面前不知避讳地大吃猛喝，却还讲求不要用牙齿咬断干肉，这就叫作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李鸿章在晚年所遭遇的桩桩失败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这样，也不必过分苛责李鸿章吧。那李鸿章毕竟不是个能造时势的英雄。一个生在社会里的凡人，一定会被这个社会数千年所形成的传统思想和习俗羁绊、困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没有出生在欧洲而出生在中国，没有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是他同时代的人还是他的前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帮助他，而同时代、同环境的人物已经是那个样子，停留在那个水平上，自然不能把责任都归在李鸿章头上，而且李鸿章的遭遇也和他的志向不能完全实行有关吧？所以我说：“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同情李鸿章的遭遇。”但是以后有人能沿袭李鸿章的旧路而成就大事的吗？那时时势已经变了，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也变了，千万别把我替李鸿章脱责的理由拿来宽恕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