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套以人物群体为中心，通过其人其事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来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并以今天的立场加以分析的普及历史读物。
◆在作者轻松活泼、生动写实的笔触下，通过帝王穿针引线的作用，明朝政府机体内外的变化跃然纸上，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楼宇烈、雷颐、高占祥、秦晖、高全喜、杨天石、陈明、张鸣、吴思、马勇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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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届不惑的朱元璋踌躇满志地坐在帝榻之上开始，
到“靖难之役”和“英宗北狩”的悲剧性事件，
再到明武宗、神宗、光宗的纵情声色，
直至崇祯皇帝登场后明朝降下帷幕，
明朝帝王为何如此地有负祖望，一代不如一代？
【作者简介】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北京师范大学乡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民俗研究》编委。教学指导委员会历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岳麓版《历史》教科书总主编，人教版《历史与社会》总主编。代表性著作有《吏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文化地理概说》《狂欢与日常——明清时期的庙会与民间文化》《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等。
【目录】
序一
序二
卷 首 一代不如一代
朱元璋也希望自己的家天下能够二世、三世，以至千万世。可他哪里知道，自己历代为帝的子孙，到第10世的“由”字辈，也就彻底结束了。要是他地下有知，从南京的孝陵听到末代子孙朱由检在北京的太庙里对着他的遗像那凄戚的哭声时，才真要肝肠寸断呢！
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可怜天下父母心
有心无力的侄子和外强中干的叔叔
与荒唐君主相比，平庸皇帝也变成圣明天子了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章 英宗北狩与防不胜防的边事
北方蒙古部落的势力越来越强，几乎是明朝建立后所仅见的，所以正统年间终于发生英宗北狩的悲剧性事件，应该说已不属意外。不过，英宗完全不会料想到日后围绕边事而出现的一切尴尬局面，他当然也不会想到自己为后世子孙们起着何种的表率作用。
元朝后遗症
徽钦北狩，无独有偶
无可奈何花落去
干臣等于干城
“倭寇”：海防问题初露端倪
来自东北的后一击
历史的相似与不似
第二章 一个游龙戏凤的风流时世
明后期人欲横流的种种丑恶现象固然体现出醉生梦死、传统的道德规范土崩瓦解的末世景象，但另一方面，包括明武宗、神宗、光宗这样纵情声色行为在内的逐利逐欲行为，正是对过分束缚人之本性的社会规范的一种过分的反动。
子不教
大玩家
游戏人生一：时装
游戏人生二：美食
游戏人生三：色欲
时代悲剧：死人拖住了活人
商人、庙会、狂欢与社会风气
“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章 高居九重天上的孤独客
君权与阁权玉石俱焚，同归于尽：阁臣们自然不再以国事为重，避免擅权之嫌；天子发现自己虽身居九五，却并不能事事自专，于是顿有孤家寡人之感，心灰意懒之际，也不愿再为社稷操心，只顾眼前逸乐便罢。
从一位权相说起
剪不断，理还乱
嘉靖时代：责任内阁和无责任内阁
巡抚：地方上的宰相
甩手皇帝、操刻之主和空荡荡的朝廷
第四章 影子卿家
宦官专政是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产物，皇帝总是对外臣不信任，便只好信任这些“宫奴”。皇帝们该信任的文官集团总是被置于怀疑和监督之下，而他们信任的宦官却不知不觉地超越了相权和皇权，这不正是天子们的悲剧吗？
谁是始作俑者？
干政心理
有权就有钱
委曲求全与曲线救国
什么事情都不
第五章 命运在敲紫禁城的大门
对于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无所谓的大概是我们的主人公皇帝，只有说这些洋人类同于白莲教等谋逆之徒，才会触动他们的神经，而且这根神经完全可能会由于洋人进献的奇物而松弛下来。
西客再来
天平已然倾斜
吃腻了鱼肉想尝窝头
不是为了信教
上帝在中国鬼神面前吃了败仗
一叶知秋
卷 尾 颂不完的圣主 骂不尽的昏君
当人们为明朝的这些荒唐君主扼腕叹息、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怒发冲冠、或捧腹发噱、或愤愤不平的时候，不知是否想到，那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悲剧。
皇权：专制社会的中心
明朝君主为什么一个赛一个地荒唐？
这到底是谁的悲剧？
后 记
再版后记
【内容简介】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年届不惑的朱元璋终于踌躇满志地坐在了帝榻之上，但他肯定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们竟是如此地有负祖望，一代不如一代。本书以明朝帝王为引线，通过天子个人命运的悲欢离合来揭示明朝各个时期社会的演变。从朱元璋立国，到“靖难之役”和“英宗北狩”的悲剧性事件，再到明武宗、神宗、光宗的纵情声色，直至崇祯皇帝登场后明朝降下帷幕。君权与阁权玉石俱焚，而宦官却不知不觉地超越了相权和皇权。这样，明朝的决策机器便几乎停止不转，明代的政治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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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不完的圣主 骂不尽的昏君
比如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尽管有种种缺点，也还算是励精图治，却无力挽回明朝覆亡的命运。对皇权本身来说，皇帝本人的特点如何也十分关键，比如某个皇帝刚柔相济、内圣外王，他的位子就必坐得稳；而那些懦弱、昏庸、残暴或者幼主登基的帝王，必会给觊觎皇位者以可乘之机，皇权便易于旁落。自然这也不，像隋文帝那样的创业之主，居然也被自己的儿子杀掉，血溅宫屏。就一般而言，王朝之初的君主比较贤明、能干，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国初的皇帝。原因在于他们参与创业，深知立国的艰难和社会的实况，有可能采取相对明智的政策。王朝之末则庸主居多，如两汉唐宋的末代皇帝，都几乎是傀儡。王朝中间的大多数皇帝则都是庸庸碌碌的“中主”，有的较好些，有的稍坏些，还有的成为“中兴之主”，但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于是，中国两千年王朝史的盛衰荣辱，是与这个皇帝群紧密相连的。
清朝的唐甄说过一段很尖锐的话：“皇帝生而富贵，习惯于骄纵放肆，怎么能成为贤者呢？所以一代之中，十几世有两三位贤君，也就算不错了。其余不是暴君就是昏君，不是昏君就是性格古怪之主，不是性格古怪之主便是懦弱之主。”［1］这些人必然造成社会动乱。
唐甄虽是泛指，但却是在明朝诸帝所留印象之后说这番话的。明朝的皇帝真是可怜得很，像样儿的顶多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可他们父子俩还跻身不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个圈儿里去。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丰功伟业呢？他们没有像秦始皇、隋文帝、宋太祖那样统一过分裂已久的疆土，也没有像清圣祖康熙皇帝那样把西北的广大疆域固定下来，甚至连“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名言都没留下来。
后人想起朱元璋，除了他是农民起义领袖出身以外，就是他那疯狂的杀戮和多疑的性格，还有什么呢？朱棣要好一些。人们可以联想到他的创举有郑和下西洋、《永乐大典》和征蒙古、征安南。但姑且不论其效果如何，识者总是不由自主地怀疑他动机不纯，总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这不太可怜了吗？
明朝的皇帝没有留给后人什么父慈子孝、兄弟情笃的亲情故事。相反，倒有叔父朱棣与侄儿朱允炆兵刃相见、后取而代之的“靖难之役”；有朱棣之子高煦、高燧的夺嫡之叛；有景帝朱祁钰与英宗朱祁镇兄弟之间的相互疑忌，后南宫政变；还有武宗时的宁王宸濠之叛等等。明朝也没有留给我们君臣相得、鱼水无间的动人传说，就像刘先主之于孔明、唐太宗之于魏徵那样。相反，倒是可以如数家珍似的摆出“胡蓝之狱”、“空印案”、文字狱、杀建文遗臣，以及于谦、熊廷弼、袁崇焕等人的冤死；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元辅太师”张居正，却在死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明朝皇帝给我们留下的，只是暴虐残杀、骄奢淫逸、宦官干政和连绵不绝的内忧外患。
我们或许可以与和明朝同处中国王朝史末期的清朝诸帝比较一下。
清王朝继明朝而立，除了关外时期的开国之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外，一共10位皇帝，除了同治帝稍弱一些而外，又康、雍、乾几位伟大君主毋论，并没有什么昏庸、暴虐、或是无心治国的皇帝，也没有出现过外戚或宦官干政致使皇权旁落的现象。至于末世带来的腐败等不治之症、鸦片战争导致的外国强权入侵，使这些皇帝在现存体制之下无法应付，乃是一种时代的必然。“无可奈何花落去”，不是帝王们的微力所能挽回的。
究其原因，传统与现实造成的清朝皇位继承原则并非立嫡立长、而是皇子范围内的选贤任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传统，就是努尔哈赤晚年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1］结果皇太极以第八子继立；皇太极死后，经过争斗及会议，福临以第九子继立；福临死后，遗诏以第三子玄烨继立。这个现实，就是康熙晚年企图以嫡长预立太子，引起大混乱和大失败。结果皇四子胤禛竞争得位后，便开创了“秘立皇储”制度。皇帝自己在所有皇子中选择有才能者，考虑成熟后便将其写入密诏，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之后，等去世前后再拿出宣布。这就避免了生前为争夺皇位兄弟相残、父子喋血的历史悲剧，也相对保障了新君的才学品德。清王朝临终临了，还给中国的统治者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
对于盛行了几千年的嫡长继承制度来说，这个贡献来得太迟了。如果明朝统治者懂得这个妙法儿，虽不能避免“靖难之役”和“英宗北狩”，却或许可以避免武宗的荒嬉，从而避免嘉靖朝的“大礼议”，避免神宗朝的“国本之争”和相关的“三大案”。明王朝或可省去许多黑暗和混乱。甚或可以假设，如果明太祖朱元璋在长子朱标早逝后，直接立雄才伟略的燕王朱棣继嗣，也就可能不会发生“靖难之役”，不会有“诛十族”，也就免去成祖为遮盖丑事而花大气力进行的那些“盛举”。
明朝皇帝们的表现与人们通常得出的论断还有两个不同之处。一个是说明王朝的皇权空前加强，专制独裁体制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明朝有许多皇帝却空前软弱，至少是色厉内荏；另一个是说明朝诸帝昏庸荒唐者多，而此时期的中国社会却并非停滞不前或一落千丈，而是进入了一个繁荣期。的确，除了明太祖、成祖和世宗等几位皇帝外，明代的皇权都不甚强大，即使太祖废除了丞相制度，希望大权独揽，日理万机，但内阁的萌芽却很快滋生出来。并不像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乃至嘉庆等几位皇帝，一再强调“乾纲独断”、“太阿从不下移”，并在实践上切实做到这一点。美国学者伦斯基（Gerhard
E.Lenski）也在对比中国和欧洲的情况时讲到：“水利区”亚洲的统治者并不总是独裁者，在欧洲也不像魏特夫讲的没有独裁政治。比如法国的路易十四大概从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但如果他说过这句话的话，他讲得肯定比明代中国的后几个皇帝更真实（这几个皇帝是有名的弱君）。［1］
明朝多次出现宦官专权，皇帝形同傀儡；或是在许多问题上遇到文官集团的制约，很多问题（如神宗时的“国本”问题）并不能由皇帝说了算；甚至张居正当权时，也可以达到“震主”的效果。这都说明皇权是否高度集中，并不能由皇帝个人的主观意愿来决定，却取决于皇帝个人的能力。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加以引申，皇权的至高无上是因为皇帝本身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克里斯玛特质（Charisma），即超自然的神秘性质。因为社会传统认为，皇权是天赋的，是天经地义的，于是对皇权的无条件服从也是天经地义的。比如传说汉高祖斩白蛇而起，清世祖出生时的紫雾充庭云云，都是传统赋予皇权超人性质的手段。但是，一旦现世中所发生的事情使其失去那种克里斯玛特质，人们不再认为皇权具有超凡的、神圣的、或具特殊价值意义的特性时，人们便会疏远它，并不为其献身，皇权也就被请下了神坛。本书中提到的明末清初士大夫不愿为旧朝殉节，就是皇权神圣性消失的产物。明朝诸帝追求色欲、物欲，或委政于宦官，或不理朝政，或为爱妃爱子斤斤计较，在士大夫和百姓的眼里，龙椅背后那轮神圣的光环就必然黯然失色。皇权的克里斯玛是需要不断地增光添彩的，从三皇五帝以降，动人的传说便层出不穷。但从宋朝以来，几代君主只是享用传统赋予的神圣性，并不设法、也无法使它发扬光大，那种光环自然日益暗淡，这原是皇帝制度日薄西山的体现。
当然，朱元璋以取消丞相制度为代表的强化皇权举措，已经作为“祖制”确定下来了。如果某个皇帝不足以在此框架之内处理政事，搞一些代理人出来，比如内阁大学士或司礼监秉笔太监，那也没办法；如果该皇帝能干，便可以在此框架之内专权独裁。比如清朝的皇帝们不但继承了明朝的制度，而且敢于把内阁的权力继续缩小，使它名存实亡，代之以纯粹是私人秘书班子的军机处，自己大权独揽，而且根本不用宦官帮忙。即使是在明朝中期，也还有个专断的明世宗，阁臣与宦官都遭到压抑。所以，尽管皇帝本人的无能极大地削弱了理想中的皇权力量，由于制度的巨大惯性，使皇权在任何时候都具有超乎其他的权威。
皇帝的英明伟大固然可以带来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繁荣，正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的过分英武也可能使国力由盛转衰，比如汉武帝和明成祖；同样，皇帝的无能也不必然导致社会的迅速崩溃，就像明朝这样，在荒怠的神宗统治时期，社会经济达到了繁荣的顶点。城市商业的发展与服务业的兴旺应该是经济繁荣的集中体现，如北京，万历时仅城市贫民便近百万，总人口可想而知；同时期北京的铺户（坐贾）即有4万户左右［1］。再如天津，原是一片荒芜的海滩，明代变得“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之所杂处……名虽为卫，实则即一大都会所莫能过”［2］。至于毗邻乡村的市镇，明中叶以后成倍增加，有从明初的小村发展成千百家人户的镇子的。与此同时，服务业、娱乐业大兴，酒肆饭馆、茶馆戏园、挑夫轿夫、船娘歌妓，如雨后春笋般增多。它们的出现与社会的资金剩余有关，即如小说中描写的小本经营者卖油郎秦重，也愿意用辛苦积攒的一大锭银子，去换取与花魁娘子的一夜风流。
通常以为洪武朝当元末凋敝之时力行恢复农业、工商业的措施，自成祖继续太祖时的政策而后，中期开始见成效，至万历时达到鼎盛，与此同时统治者却是一代不如一代。这说明统治者的政策、制度有一种相对的稳定性。这不仅是说明初皇帝的政策在当时可能效果不著，而需稍俟时日才能生根开花，而且是说明，嬉戏胡闹如明武宗，忠奸不辨如明英宗，荒于政事如明神宗等，在发展农业经济、商业等方面，并没有着意反太祖之道而行。他们只是通过搜刮民财（如神宗时的矿监税使）、凭特权敛财（如设皇店、皇庄等）等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政治方面的黑暗间接地危害社会经济，却不会主动希望国瘠民穷。
更重要的是，在皇帝不理朝政的情况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阁臣可以负起决策的责任，官员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措施，政府机器可以基本正常地运转，从而保证国家仍沿着健康的轨道、起码是偏离轨道不大地向前发展。一般来说，无道昏君并不轻易否定正常的经济决策或建议，像明世宗，只是恼火大臣“议礼”；明武宗呢，主要是讨厌臣子谏他出游；而明神宗则不满众臣“争国本”。
当然，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隋唐宋元以来长期发展趋势的继续。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对稳定是一种“长时段”的东西［1］，如果我们断定，明时期的城市或乡村社会结构与唐、宋时期相较在总体上变化不大的话，那么就有理由认为明时期社会经济表现出的种种现象，在唐宋或更早的时期就已确定下来了。尽管会发生某些突发事件打断、加速或延迟正常的趋势，但总会很快走上正轨——即使是遇到1840年以后对传统社会结构造成巨大挑战的事件时，也基本上是如此。
【媒体评论】
历史，不在教科书里。
它在更新的史料里，在逼近真实的多方叙事里，在学人借助新的方法论和史观获得的洞见里，在当代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到的清晰风景里。
——《新周刊》
我们研究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历史中的国家、民族、阶级，包括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事件及其后果等，其基本构成和生成的原因，也就是人或人的作用。
历史不是“无用之学”，它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过去的很多错误，包括当今的很多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它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历史的渐进性，避免无谓的冒进与牺牲。它因而也就能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提供很多解决问题、避免犯更多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杨奎松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