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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 《史记》是我国**部纪传体通史,为“二十四史”之首。全书一百三十卷,其记载始于传说中的黄帝,迄于汉武帝时期,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1959年,在*、周恩来等国家领导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领衔整理的《史记》点校本出版,以其分段精善、校勘审慎、标点妥贴,有关技术处理得当,成为半个世纪以来*为通行的《史记》整理本,中国历史典籍整理标志性成果。
· 修订本是二十一世纪**学术成果和学术水准的集中体现。


【内容简介】

本次修订重点

一、 广校诸本

修订组全面而系统校勘了北宋至清有代表性的多种《史记》刻本,以及十余种日本钞本、敦煌写本。其中有“世间乙部*善本”——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本《史记集解》、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南宋淳熙三年张杅刊八年耿秉重修《史记集解索隐》合刻本、日本藏六朝钞本、日本藏唐钞本、法藏敦煌残卷等。选用善本之精,校勘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

二、 新撰校勘记
  原点校本使用方圆括号表示文字增删,未撰校勘记以说明理由。修订组复核了点校本对底本所作的全部校改,包括方圆括号改补和暗改。已经厘正的从之,存疑的慎重斟酌,错误的予以纠正,统一撰写校勘记,涉及增删正乙的重要改动都出校说明。

三、 订补疏误,后出转精

  修订本对原点校本的分段优化、调整,改正破读之处,纠正讹脱衍倒。全面检核三家注相关引文,确立引文的精确起讫和来源。充分利用清代至今前贤时彦及日本、海外学者的校勘、研究成果,适度参考出土文献,择善而从。同时还订正原点校本排印错误数百条以上。

四、 尊重底本、优化完善

  金陵书局本由学者张文虎主持刊刻,参考多种版本及钱泰吉校本,系统吸收梁玉绳、王念孙、钱大昕等人的研究成果,改正《史记》正文及三家注错误甚夥,是清末以来*为流行的《史记》善本。修订本一仍点校本《史记》选用清代金陵书局本作为底本,尊重、保留金陵书局本、点校本的整体面貌和优秀成果。依据当代《史记》研究成果和读者需要,修订本对于金陵书局本删削的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补史记条例》和《三皇本纪》,重新恢复其原来面貌。保存文献,方便读者。《史记索隐·补史记条例》所缺部分补入相应篇目,《三皇本纪》作为附录增补于书末。


五、 多领域专家协作
  点校本《史记》修订同时约请天文、历法、礼制、中西交流等专门领域研究名家参与修订工作。幷约请多名文献家、史学家审读修订稿,提供专业审读意见,以供修订者参考、吸收,以期完善。


【作者简介】

《史记》修訂人员名录
原点校者 顾颉刚 贺次君 宋云彬 聂崇岐
修订主持人
赵生群,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太史公书研究》、《史记文献学丛稿》、《春秋经传研究》、《史记编纂学导论》等
修订承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
修订组成员
赵生群 王 锷 方向东 王华宝 曹红军 吴新江 王永吉 苏 芃


【前言】

修訂前言

《史記》,漢司馬遷撰,是中國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從開始撰寫到後成書,經過了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人的努力。司馬氏先人「世典周史」,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閒」,長期擔任太史令,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黄子」(《太史公自序》)。他熟悉史事,精通諸子之學,有意繼《春秋》而作史,以創作《史記》爲己任,但生前未能如願。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年),司馬談病危,囑咐司馬遷繼承父業,完成《史記》撰著。
司馬遷,字子長,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市)人,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卒年無考,約在武帝末年。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太史公自序》)。在南游之前數年間,他曾向董仲舒請教過《春秋》之學,向孔安國學習過《古文尚書》。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司馬遷任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開始蒐集史料。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司馬遷與公孫卿、壺遂等人共同修訂的《太初曆》正式頒佈施行,於是開始撰寫《史記》。天漢三年(公元前九八年),司馬遷因李陵事件得罪武帝,被處腐刑。《漢書?司馬遷傳》云,「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遭受腐刑摧殘的司馬遷,更加堅定了完成《史記》的決心。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司馬遷作《報任少卿書》,云:「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文選》卷四一)概述全書及各部分篇數,與《太史公自序》全同,可見此時《史記》已經基本完成。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漢書?楊惲傳》稱「太史公記」,《漢書?藝文志》稱「太史公百三十篇」,《風俗通?正失》稱「太《史記》」。大約在東漢桓帝時,《史記》之名已經通行。

《史記》敍事,始自黄帝,下迄西漢太初。《太史公自序》云「余述歷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又云「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又云「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其他各篇也多次提及太初斷限。《太史公自序》云:「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太初下限的確定,也與其時漢朝文治武功臻於鼎盛有關。今本《史記》中涉及太初以後之事,多爲後人增補。
《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太史公自序》、《漢書?司馬遷傳》皆有明文。但在司馬遷去世之後不久,《史記》便已殘缺。《後漢書?班彪傳》引班彪《略論》云: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漢書?藝文志》云:「《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録無書。」《漢書?司馬遷傳》也説其中「十篇缺,有録無書」。所謂「有録無書」,指劉歆《七略》雖有著録,而其書已亡。《漢書?藝文志》係據《七略》節縮而成,而《七略》本於劉向《别録》,據此可知劉向、劉歆時《史記》已有亡佚。實際上十篇亡佚的時間,當更在劉向父子之前。漢宣帝、元帝之時,褚少孫已稱求《三王世家》、《龜策列傳》不能得,因未盡見諸本,所以他不敢斷言亡闕與否,實則其篇已佚。
《漢書?司馬遷傳》注引三國魏張晏列舉十篇亡書云:「遷没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按即《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討論此十篇存亡,多有爭議:或以爲十篇草創未成(如劉知幾),或以爲部分亡佚(如吕祖謙),或以爲十篇未亡(如李長之)。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折衷群言,詳加考證,多精當之論,可以參看。
今本《史記》十篇俱在,當出後人續補。張晏又云:「元成之閒,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張晏所云褚少孫補《史記》四篇,其中《三王世家》、《龜策列傳》二篇,褚氏明言求《史記》原書不能得,因而補其缺,所補文字標明「褚先生曰」;《日者列傳》雖未明言爲補亡之作,但褚補文字俱在,亦稱「褚先生曰」,應無疑義;今本《孝武本紀》鈔《封禪書》成文,篇中無「褚先生曰」,當非褚少孫手筆。錢大昕云今本《孝武本紀》「或魏晉以後,少孫補篇亦亡,鄉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數爾」(《廿二史考異》卷一)。褚少孫續史篇目有六篇,分别爲《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傳》、《滑稽列傳》,亦皆標明「褚先生曰」。至於《孝景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傅靳蒯成列傳》六篇,爲何人所補,今已難以考定。余嘉錫云:「張晏雖能知十篇之目,然於其六篇不言爲誰何所補。雖明知《景紀》爲劉歆、揚雄、馮衍、史岑等所記,而終不能得其主名。」(《太史公書亡篇考》)
褚氏之後,繼作者頗多。劉知幾《史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録。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衞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班彪以爲各家所撰續書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史記》,「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後漢書?班彪傳》),班固等在此基礎上撰成漢書百篇,而各家續書遂亡。

《史記》一百三十篇,分爲五體:《本紀》記帝王及王朝之事,爲全書之綱領;《表》載録各個歷史時期王侯將相及相關事件;《書》分門别類記述歷代典章制度和重要專題;《世家》記載王侯貴戚及其家族興衰;《列傳》敍述各色人物事迹及周邊民族歷史。趙翼《廿二史劄記》云:「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卷一《各史例目異同》)歷代所謂「正史」,從《漢書》到《明史》,門類或有增減,名目或有異同,篇目或有損益,但都有《紀》有《傳》,絶無例外地沿襲了《史記》體例。
劉知幾《史通?六家》云:「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榷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史通通釋》卷一)劉知幾分敍六家,統歸二體。所謂「二體」,就是「編年體」和「紀傳體」。《史記》採用的是一種綜合性的敍事模式,囊括了記言、記事、編年、國别等形式,編年與紀傳兼而有之。《史記》縱貫兩千餘年,歷經五帝、三代、春秋、戰國、秦漢,政權更迭,社會形態極爲複雜,採用綜合性的敍事模式,與其所承載的歷史内容有關。就内容而言,《史記》是對前代史學的一次總結;就體例而論,《史記》也是集大成之作。

《史記》的史料價值,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漢書?司馬遷傳》云:「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實録」二字,反映出前人對《史記》史料價值的肯定。隨着時間的推移,《史記》作爲一部歷史著作的價值,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一些原來有爭議的記載也得到了確證。例如,《殷本紀》中有關殷代先公先王的載述,在殷墟甲骨文出土之前,其正確與否無從證實,學者對此疑信參半。自王國維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二文(《觀堂集林》卷九),將殷代先公先王從卜辭中剔發出來,使殷本紀所載殷代王統得到了物證。陳直説:太史公作《殷本紀》,多合於殷墟甲骨文,由此推論,《夏本紀》「雖無實物可證,亦必然有其正確性」(《史記新證?自序》)。
雖然《史記》在史料方面並非盡善盡美,但就總體而言,它是一部價值極高的信史,無愧於「實録」之美譽。由於這一時期的相關文獻大多已經散逸,《史記》的史料價值顯得尤其寶貴。

據《太史公自序》和《漢書?司馬遷傳》,《史記》寫成後,「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司馬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魏晉時期,《史記》流傳稍廣。晉末徐廣,研覈衆本,兼作訓釋,作《史記音義》。劉宋裴駰,增演徐氏,採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説,作《史記集解》;至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隱》,張守節作《史記正義》,二人在裴駰《集解》基礎之上探求異文,考證史實,訓釋音義,《史記》三家注由此具備,奠定了《史記》通行文本的基礎。
《史記》三家注原本各自單行。《隋書?經籍志》及《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録裴駰集解《史記》八十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録《史記索隱》、《史記正義》皆爲三十卷。《集解》八十卷本早已失傳,今本《集解》散入《史記》各篇之中。《史記正義》舊本亦已失傳。《史記索隱》今有明末毛晉汲古閣單刻本三十卷。三家注中,《集解》早與《史記》正文相附,至南宋出現了《集解》、《索隱》二家注合刻本,再由二家注本合以《正義》,終形成了三家注合刻本。在這一過程中,因爲裴駰、司馬貞、張守節所據《史記》正文並不完全相同,所以時有正文與注文不相吻合的現象,後人依據注文改動正文的情況也屢有發生,增加了《史記》及三家注文本的複雜性。現存早的三家注合刻本爲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一百三十卷。
《史記》存世版本很多,賀次君《史記書録》著録《史記》版本六十餘種,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所列《史記》版本、鈔本資料尤爲豐富。明清時期通行的主要有明嘉靖、萬曆間南北監刻二十一史本、毛晉汲古閣刻十七史本,以及清乾隆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近代以來以武英殿本爲通行,黄善夫本因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據以影印,也流傳甚廣。
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刊行《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一百三十卷,由張文虎主持校刻,根據錢泰吉校本和所見其他各種舊刻古本、時本加以校勘,系統吸收梁玉繩、王念孫、錢大昕等人的研究成果,並以《史記》各篇本校,與《漢書》等書互校,參校《太平御覽》等類書,對《史記》予以全面綜合校勘,改正《史記》正文及三家注錯誤甚夥。張文虎據此撰寫了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五卷,共計近九千條,其中多數與文字校改相關。金陵書局本是清末以來好的《史記》精校本。

點校本《史記》,由顧頡剛、賀次君標點,宋雲彬參考顧頡剛、賀次君標點本重新標點並編輯加工,後由聶崇岐覆校,於一九五九年九月由中華書局出版,是點校本二十四史系列中先出版的一種。一九七七年四月,出版點校本《史記》綫裝大字本。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點校本《史記》第二版印行。
點校本《史記》以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本《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一百三十卷爲底本,主要根據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及清代以來諸家之説,訂正《史記》正文及三家注的文字譌誤,用方圓括號標示字句的增删脱衍,部分校勘意見附見于《札記》整理本。點校本分段精善,校勘審慎,標點妥貼,有關技術處理得當,出版後受到學術界好評和廣大讀者的歡迎,成爲半個世紀以來爲通行的《史記》整理本。
點校本《史記》的修訂,遵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總則體例和工作程序,以原點校本爲基礎,遵守適度、適當修訂和完善的原則,統一體例,彌補不足,以期形成一個體例統一、標點準確、校勘精審、閲讀方便的新的升級版本。
修訂本仍以金陵書局本爲底本,兼顧不同印次的文本差異。校勘所用通校本、參校本涵蓋宋元明清各個時期不同系統代表性的《史記》版本。
通校本五種:
(一)北宋景祐監本《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有配補),二十五史編刊館影印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本。此本爲現存北宋時期重要的《史記》刻本,對《史記》正文和《集解》的校勘,釐清三家注的混淆,有重要參考價值。近人研究或以爲此本爲北宋刻南宋初遞修本,爲求方便,仍以「景祐本」稱之。
(二)南宋紹興初杭州刻本《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有配補),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此本爲北宋刻十四行本《史記集解》覆刻本,其校勘價值與北宋本相當。
(三)南宋慶元建安黄善夫《史記》三家注合刻本一百三十卷,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此本爲現存早的《史記》三家注合刻本,對於保存《史記正義》,功不可没。嘉文勝義,彌足寶貴。但作爲建安刻本,校勘不精,誤倒衍脱,不時可見。
(四)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史記索隱》三十卷,清華大學圖書館藏。《索隱》單刻本保存大量《史記》及《索隱》異文,張文虎校刊金陵書局本《史記》,《索隱》主要依據此本。
(五)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史記》三家注合刻本,中華書局圖書館藏。此本以明北監本爲底本,經過精心校勘,是清代影響的《史記》版本。
參校本五種:
(一)南宋淳熙三年張杅刊八年耿秉重修《史記集解索隱》一百三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此本爲較早、較爲精善的《史記》二家注合刻本,對於《集解》、《索隱》及其相互關係的辨正具有獨特價值。
(二)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史記》三家注合刻本一百三十卷,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此本以黄善夫本爲底本校訂刊刻,爲黄善夫本之後時間早、承前啓後的三家注合刻本。
(三)明嘉靖四年柯維熊校金臺汪諒刊《史記》三家注合刻本一百三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此本亦出於黄善夫本又經校勘而成。
(四)明萬曆年間李光增補凌稚隆《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此本爲明代有代表性的《史記》版本之一。
(五)《史記會注考證》本,日本《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年刊行。此本爲晚出而具有重要影響的《史記》版本。
本次修訂以版本對校爲基礎,充分運用本校、他校,審慎使用理校,適當參考相關文獻、舊注引文、類書等資料。全面檢核了點校本對底本所作的校改,包括方圓括號改補和徑改,已經釐正者從之,存疑者慎重斟酌,錯誤者予以糾正。原點校本無校勘記,修訂本不再使用方圓括號標識,凡涉及底本的重要改動、重要版本異文、前人重要異説,均出校記説明所據。
點校本《史記》完成於現代古籍整理規範逐步建立的初始階段,在標點方式上作出了可貴的探索。此次修訂對原點校本標點作了全面梳理甄别,力求統一體例,修正失誤。對三家注引書作了較爲全面的校核,對於釐清三家注文本,完善引文標點等,有較明顯的作用。
點校本《史記》出版以來,學術界和廣大讀者提出了不少校勘或標點方面的意見,或見諸專書,或散在報刊,我們儘可能搜求參考,限於體例,不能一一標示,謹此一併致謝。
《史記》及三家注内涵廣博,版本複雜,歷代研究資料豐富,懸疑之處尚多,加之水平有限,時間匆迫,修訂工作一定還有不少遺憾和不當之處,敬祈各界讀者批評指正。

點校本《史記》修訂組 二○一三年七月


【书摘与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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