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本书由三部分构成：曼德拉传、从南非看中国、新南非十九年。
曼德拉传自成一体，讲述从曼德拉出生，到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的一段历史。
新南非十九年，评述南非自转型以来的历史，深度反思南非2008年骚乱事件、南非的民主、南非的工会与社会福利制度，以及转型后的南非共产党在社会中的作用。
通过对南非的观察，秦晖注意到发生南非“部族冲突”的黑人多是祖籍不同的“黑人家园”而在城打工的、南非当局所谓的“流动工人”，他们的“部族矛盾”表象下有着社会地位的微妙差异：科萨族劳工多是都市贫民区的安家户，而祖鲁族劳工则多是住集体宿舍、家属留守“黑人家园”的单身劳工。由此他联想到我们国家的类似现象，如暂住证、农民工工棚、非法强拆、新农村等，并反思这些现象的制度背景，以及与两国经济发展及高速增长时期之间的联系。从而期望他山之石，能够攻玉。
【编辑推荐】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秦晖从南非发现另一个中国，反思福利、暂住证、农民工工棚、非法强拆、新农村
曼德拉不是霍梅尼式的“圣人”或曹操式的“英雄”，更不是绿林式的枭雄，他是集道义与理智、勇气与宽容于一身的圣雄式人物。圣雄不是完人，但他给南非带来了希望。因此，无论基于价值判断还是基于功效判断，曼德拉投身“革命”如果说无须被“崇拜”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不该被诅咒的。 ——“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
许多国家、包括印度与拉美的贫民主要特征就是贫困。而与此不同的是：南非的“进城黑人”与中国的“进城农民”除了贫困，更严重的问题是公民权利的缺失。他们不仅是穷人，而且是“贱人”。当然，印度民间的种姓制下也有“贱民”，但那里的“贱民”只受民间传统的歧视，国家把这种歧视视为非法。而中国与南非的贱民受到的恰恰是来自国家的“合法”歧视。 ——从南非看中国
南非共大概可以说是当代世界*“自信”的共产党之一——她的自信表现在不害怕在民主政治舞台上与别人公平竞争，自信可以靠讲理、靠做事，而不是靠“专政”，靠强权封别人的嘴来取胜。南非共从来不是“甘地主义”者，在别人武力镇压她时她会武力抗争，不会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但她也不相信武装夺权，早在武装斗争时期她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放弃了“专政”的说法，更不会用武装去摧毁宪政民主。 ——新南非十九年
【前言】
序：后事之师，他山之石
德高望重的新南非国父、首任总统、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元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尔逊.曼德拉病危入院已经一个月了。全世界又一次把目光注意到南非——这个以往多灾多难、如今多姿多彩、而未来前程无限的“彩虹之国”、“金砖”新秀。自从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新南非已经走过了19年的难忘历程。通常人们的纪念、总结高潮都会在“逢五逢十”出现，但是随着曼德拉病重，这个高潮似乎提前到来了。
新南非至今虽然只有19年，但此前四年曼德拉出狱后南非就已经开始新旧“过渡期”，1993年各种族各党派终于达成最后协议即民主南非协商会议公约（CODESA）,并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建立新南非，至今刚好20年了。而再往前回溯，30年前的1983年发生了非国大武装斗争期间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动“教堂街事件”；55年前的1958年非国大在加纳第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另一方面，今年也是1948年南非白人国民党上台开始全面实行系统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的65周年；1913年第一个种族隔离法《土著土地法》颁布的100周年；南非布尔人殖民者击败反抗的祖鲁人的“血河之战”175周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世界因曼德拉病情再次关注南非、以及南非历史上多个大事件“逢五逢十”纪念日之际，一些朋友希望我把过去关于南非的著述整理成集，于是有了这本书。
我本不是专业研究南非的。之所以对南非有兴趣完全是因为我对国内问题和一般社会转型问题的求索，如书中一组文章所说的：是“从南非看中国”的兴趣。我关于南非写的最早文字是1994年《东方》杂志第4、6期的《好望降临好望角》、《圣雄人格与和解进程》二文，当时是作为“南非种族和解进程评述”系列文章的之一、之二连发的（本书中已合为一篇）。缘于当时我国社会刚刚经历一场风暴，积累的仇恨如何化解令人担忧。而此时东欧、南非又相继发生变革，一些国家在冤冤相报中陷于仇杀，一些国家则成功地在民主化进程中化解了血仇。记得当时路透社的一篇文章说：波黑、卢旺达发生的事（指种族仇杀）本来更可能出现在南非，之所以没有，就是因为南非有曼德拉！
当然，我觉得其实还因为有德克勒克，就像当年甘地的成功离不开他那同样主张宽容与妥协的对手蒙巴顿一样。一个成功的政治转型，总是一方面有像曼德拉、甘地那样不屈不挠勇于抗争、同时又心胸广阔不计前嫌的“圣雄”，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又是思想开明能识大体，懂得顺应民心和时代潮流，而拒绝不择手段地株守既得利益的贤人如德克勒克和蒙巴顿。但是英雄造时势，时势更造英雄，为什么这样的人南非有，而波黑就没有，这就涉及到事情的社会历史背景。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就写了那两篇文章。本来还打算继续写“之三”等等，但是遇到他事就放下了。
那时南非还是一个国人非常陌生的所在，虽然北大和社科院等地都有专门研究南非的前贤，但他们基本都活动于比较小的专业圈子，在关于“公共话题”的思想探讨中没什么人提到南非，因此我这两篇文章影响似乎不小，甚至1997年中国和南非建交前南非第一个新闻界访华团听说这两篇文章后还跑到我家，十几个记者在万寿寺我当时那间斗室里拥挤着进行了汗流浃背的采访，并向南非做了报道。
也是在同时，鉴于中国南非建交在即，北京当时一些年轻学人觉得有必要向国人系统地介绍曼德拉，于是由人民大学的宣方博士提议，著名编辑冯哲先生联络，集合一批硕士博士生从网上下载、翻译了大量关于南非和曼德拉的资料，想编一本对国人有启发的曼德拉传记。冯哲请我主持其事，他在该书初版后记中称我是“一位为中国与南非早日建交而做出不懈努力的、激情而沉静的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南非问题的专家”，真是惭愧得要死，我其实除了接受南非新闻界访华团那次采访，向南非媒体讲了一通南非民主化对自己的启示和对曼德拉的崇敬之意、并祝中国南非关系不断发展外，并没有做过任何与外交沾边的事，而且也不是专业“研究南非问题的专家”。我让他不要这样写，但他说是为了销路，也就罢了。
但是我对他委托的这件事确实有兴趣，还是那句话，因为它对中国有意义。说起来，1997年时国内关于曼德拉的传记已经有好几本了，南非本森1980年代写的曼德拉传，1990年曼德拉出狱后不久就由杨立华教授组织翻译出版了；杨教授自己也在1988、1995年先后出版了一薄一厚两本曼德拉传；北大李安山教授1996年出版了《南非斗士曼德拉》；驻非记者温宪1995年出版了《黑人骄子曼德拉》；台湾在1992年也翻译出版了J.维尔的《曼德拉夫妇》。这些作者大多是南非与曼德拉的研究专家或知情人，尤其杨立华教授作为中国学者，早在曼德拉还在罗本岛狱中时就已出版了介绍他的书，以后也不断跟进研究，我的所知没法跟他们比肩。但为什么还愿做这事？第一是因为有一批青年朋友合作，第二也确实是有感而发，或者如李保平先生后来所说，我看南非算是“有一个独特视角”。读者应该不难发现这一点，见仁见智，就请多加教正了。
这本署名秦晖编译的曼德拉传记是一部集体的成果，而且也是急就章。因为想要赶在中国南非建交前出版，来不及看大量的外文书，而关于曼德拉的中文、中译传记，我那时也只看了本森、杨立华和李安山的三本。该书主要还是根据那些研究生朋友从英文网页上搜集并翻译的资料，加上我自己当初为写“之三”及后续研究而搜集的资料（基本也来自网上，说起来，我还就是从这件事起学会用电脑、上网的）编写。由于在1997年对网上资料如何引证还没有形成规范，所以全书都没有注出处。今天如果有人批评此书不符合“学术规范”，我不会争辩，事实上在清华的科研报表中我也从来没有把这本书申报为学院意义上的“学术成果”。但是我相信，这本书对于国人是“有用”的。从我后来对南非情况的继续了解看，这本书叙事的可靠性是没有问题的，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叙事为本书中第二部分的那些分析性的论著提供了背景知识，没有它，会妨碍读者对这些论文的理解。
这本一共九章的传记，前八章是在人民大学当时在读的研究生王鹏、吴全昊、赵钰、赵靖等同学以及冯哲、吴慧等人编出草稿的基础上由我修改、统稿而成，最后一章“前路迢迢”基本是我写的，而且严格地说也不是编译，而是我原来打算写的“之三”的扩充。与前八章基本是叙事的风格不同，这一章主要是分析、论说性的文字，是我对新南非头几年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形势的一个总体观察和对新政府治理的评价。可以说，当时以介绍曼德拉为主题的著述还没有写到这个时段的（几乎就是完稿的当下），而且出于对伟人的崇敬，这些著述最后多以光明的预期结局，而我则主要分析了新南非当时面临的严峻现实。事实上，这本传记初版问世后的十年内这些严峻问题仍在发展，这也就是本书第二部分中“‘彩虹’的启示”以2008年的“排外骚乱”开始继续分析的由来。
1998年初这本曼德拉传初版后，我仍然保持了对南非的兴趣。缘起于我在关注1990-1994年民主化过渡期南非黑人间严重流血冲突时，注意到一些学者对这些“部族冲突”的社会学分析，这些发生冲突的黑人多是祖籍不同的“黑人家园”而在城打工的、南非当局所谓的“流动工人”，他们的“部族矛盾”表象下有着社会地位的微妙差异：科萨族劳工多是都市贫民区的安家户，而祖鲁族劳工则多是住集体宿舍、家属留守“黑人家园”的单身劳工。由此我联想到我们国家的类似现象，以及两国类似现象的制度背景，后来又看到这些现象、这些背景与两国经济发展及高速增长时期之间的联系。这时我对南非的兴趣就不仅是对曼德拉这一伟人的崇敬和民主化转型中的政治和解问题，而是深入到了民主化前南非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演变以及与我们的对照。
2007-2008年间，我就此写了一些小文章，做过几次学术演讲，引起了相当激烈的讨论。其中尤以2008年11月我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后与杨立华教授、姚洋教授等多位专家的讨论为激烈。根据这次讨论所涉及的问题，我继续做了思考和研究，后来形成了约七万字的一组论文，即《从南非看中国》上、中、下三篇，当时连载于《领导者》杂志上，后来也引起了更多的讨论，据说还传到了南非华人社会中。讨论涉及到了经济奇迹的可持续性、经济模式、城市化进程、农民工问题、土地制度和城市贫民的居住权等方面。
这些文章引起的第一个争议，就是南非和中国是否“可比”的问题。不过我发现，以“不可比”论来对我进行最激烈批评的一些先生，其实非常欣赏比我更早、而且也更有影响的一种“中国南非比较说”。仅此一点已说明真正的分歧其实根本不在可比不可比，而在于比较的事实与逻辑是否成立。几年前美国新左派学者乔万尼?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引起了我们这里的轰动，许多名人专写书评“强烈推荐”，有些人还点名说此书可以用于反驳秦晖。该书高度评价“中国模式”，说它不仅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且还是“无剥夺的”增长。从书中可知，阿里吉这个说法引自另一位左派学者吉莉安?哈特的观察，她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民主南非德班附近的台商投资企业做调查，听到台商老板抱怨说这里的工会厉害，既要高工资，还要高福利，而我们台湾地区的工人工资、福利的要求都没有那么高。而哈特由此想到中国大陆农民工的工资、福利比台湾地区还低得多，无怪乎新南非的经济疲软和中国大陆强劲的竞争力对比鲜明了。
到此为止，哈特的观察不会引起争议，因为不仅在德班地区，民主化后在整个南非各地都不难听到这类说法，这几乎已经是常识了。但非常独特的是哈特对此的解释：她认为上述现象体现了南非“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严重“剥夺”了劳动者，而中国则体现了效率公平双完美的“无剥夺”高增长！信不信由你！哈特的分析是：新南非非国大政府被左派批评为搞了“新自由主义”，在这个主义下劳动者受到“剥夺”失去了土地，于是不能不提出很高的工资和福利保障要求。而中国的农民工由于没被“剥夺”土地，所以他们不但工资要求很低，而且更不在乎福利保障，以至于工资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很大一部分”他们也能忍受，因为他们可以靠留守家属务农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这是多么公平又有效率的模式啊！
说实话，听到一些中国学者津津有味地欣赏这种“中国南非比较”（他们是否歪曲了哈特是另一个问题，我在书中有所分析）我简直要傻掉了！按这种逻辑，低工资（低到大大少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而且无任何福利的工业对劳动者是“无剥夺”的，而高工资有福利的工业却是“剥夺”性的，这么惊人的逻辑仅仅是因为前者的工人“有地”而后者“无地”？！如果是这样，那么欧洲瑞典式的福利国家岂不比南非更残酷更具“剥夺”性，因为瑞典工人虽然有高工资高福利，但他们当然是无地的；而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流动工人”按白人政府的规定，他们在“黑人家园”是“有地”（集体所有的部落土地）的。甚至按这种逻辑，那时南非白人工人也要比黑人更惨，因为他们虽然工资福利都远高于黑人，却也是“无地”的呀。当然，南非黑人家园人均土地很少（不比中国农民更少），这确实是过去被白人剥夺的结果。可这与所谓新自由主义有何关系？今天批评非国大政府的左派有说她搞“新自由主义”的，但是过去的白人国家，黑人骂他们搞奴役，乃至搞“法西斯”，却连南非共产党也没用新自由主义这个词骂他们。新自由主义也许很坏，但过去的这种剥夺能归咎于现在的“新自由主义”吗？哈特观察的是民主南非与台商所说的台湾地区情况，可是她用一句“新自由主义”就把旧南非的账算到新南非头上，又用一句“东亚类型”把台湾地区的“无剥夺”套到大陆的农民工头上，结果就得出了南非“新自由主义的剥夺”和中国大陆农民工享受的“无剥夺”的对比！
因此我认为，“从南非看中国”还真是太有必要了，就让读者看看我的比较和（一些中国学者转述的）哈特的比较哪个更合理吧。
这时南非其实脱离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十多年，但是我的这组文章仍是以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为主要观察对象。在天则所的那次讨论中，我国著名的南非研究专家杨立华教授就对此很不以为然。我在此前10多年关注曼德拉时就读过她的著作，受到不少教益。我知道她对曼德拉及南非黑人的解放斗争很崇敬，对种族隔离制度很痛恨，对新南非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前景有着高度的评价。她觉得新南非的十几年经济发展成就很大，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之处，认为我应该多介绍新南非。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如此？作为一个并非专业研究南非出身的学人，我当初关注曼德拉和南非民主化本来就是带着一种榜样情结的，曼德拉是我心中的圣雄，新南非是圣雄奋斗的成果。而介绍旧南非“低人权下的经济增长奇迹”本来就是作为一面不人道且不可持续的镜子来促使人们反思的。反思后看到一个高度繁荣的新南非可以大增我们推进民主化的信心，当然也是我的希望。我在曼德拉传的末章对新南非初期的严峻形势作了分析，此后十多年没有再写新南非，也是期待一个符合这一愿景的繁荣景气。
十多年来新南非确实在很多方面成就斐然，然而应该承认，我期待的繁荣愿景至今尚未出现。相反，新南非的繁荣之路比人们预想的要坎坷，1997年我为曼德拉传写的末章“前路迢迢”，倒成了这19年的写照。《从南非看中国》这一组文章发表后这几年我一直听到两种反映，一是习惯歌功颂德的朋友对我搬来旧南非这面镜子不高兴，认为“不可比”，二是觉得可比的朋友就会接着问：那么改了又会怎么样呢？你为什么不讲讲后来这十几年？
当然，对这十多年我也可以只讲成绩斐然的一面而对作为“代价”的坎坷一笔带过。不过我们必须面对民间，十多年前南非与东欧其实属于当时全球同一波民主化，但这些年来我们的消息却形成有趣的对比：正如我书中提到的，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1990年代我国官方“主旋律”对转型期东欧的报道基本都是负面的，但民间对“新欧洲”的观察却正面得多。而同一时期我国官方对南非不多的报道应当说还是很正面的，但中国南非建交后这些年急剧增加的旅南非同胞却经常传回来一些负面的民间观察，诸如治安恶劣、城市衰败等。
经过思考我还是觉得应该遵循那句老话：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而且作为严肃的学者，我越是倾向于民主化，越应该侧重于“问题要讲透”。所以就有了讲新南非的《“彩虹”的启示》这一组文章。它是从2008年“排外骚乱”这一负面事件开始分析的。
我从负面开始分析，并不是由于我对民主化的方向有什么怀疑，相反，我对曼德拉在民主、自由、人权事业上“圣雄”式的贡献深怀敬意，对南非民主化实践所蕴含的启示意义也是高度评价的，我认为这些意义不亚于东欧、韩国、台湾、西班牙等人们谈论很多的民主化案例。而且我对新南非长远的预期实际上也相当乐观。
但是我一直认为，为民主而辩护不能建立在“民主浪漫主义”的基础上，真正有说服力的辩护是要在比那些指责民主制度的人对民主化过程案例中的负面现象看得更透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回避这些负面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的。有个宋鲁郑先生仅以新南非供电不能保证为由，就得出了“这样的民主不要也罢”的结论，如果他看了我这本书对约翰内斯堡旧中央商务区变成“鬼城”的叙述又该说什么？
其实在新南非的种种“负面”中，供电不足应该是最容易理解的了：旧南非的确人均用电水平相当高，而且电费低廉，供电充裕，有段时间还有余电出口。但是那时主要是白人用电和工业用电多，黑人地区却有很多是不通电的。新南非发电量增加了，但黑人用电的增加却快得多，于是出现了过去少见的供电紧张，这当然也不好，但是这就可以狂言“这样的民主不要也罢”？如果他看了本书下面这段话又该如何？“新南非1994年实现民主化，至今也已19年了，成就固然巨大，问题也比大多数中东欧民主化国家多，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更表现为社会治理的困难，如惊人的犯罪率，城市治理困境、人均寿命、包括黑人人均寿命的明显下降等等。”供电不足就可以不要民主，这样严重的问题是不是就连奴隶制都可以容忍了？希特勒德国在其点燃的战火返烧自己之前上述问题倒是一概没有，是不是也很令人羡慕呢？
我直面上述问题当然不是为了给宋先生这样的人提供反民主的炮弹。其实这样的炮弹也不难找，辛亥革命后的共和中国兵荒马乱，很长时期比清末“新政”时的秩序更糟，但是忧患中的国人只能向前求索，有几个人希望清廷复辟、重返帝制？世界上很多前殖民地独立后发展都上不去，今不如昔之处甚多，但又有几个人希望重返殖民时代？人类有些追求是不可抗拒的，有之并非万能，无之万万不能，问题需要解决，倒退绝非出路。民主化就是这样。而且平心而论，世纪之交的这轮民主化的“负面”（所谓转型危机或过渡期阵痛）比起过去法国大革命、比起清帝国、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专制瓦解后的混乱要小得多了。人们常提的东欧（前南斯拉夫的某些地区和前苏联的高加索地区除外）、韩国、台湾、西班牙等都比较顺利地迈过了这个坎，而相比之下南非这个坎算是迈得比较艰难的。但是由于南非的民主化是冲着白人统治者来的，相比冲着别的一些人，在我们这里似乎就更无争议些。分析南非的转型危机在我看来因而就更有意义。这意义主要有三：
第一，转型本身的正面意义（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而是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远大于转型危机的负面。即便南非那样比较严重的转型危机也是如此，就以在南非也算严重的“约翰内斯堡变成索韦托加桑顿”而言，我们旅南非同胞时常提到的“约堡沉沦”也不应当遮蔽索韦托的前进和桑顿的繁荣。南非人民从来没有因这些“负面”而降低他们对摆脱种族隔离制度和实现民主化的自豪，世界人民也从来没有因这些“负面”而像宋先生那样嘲笑南非人“不值”。相反，这些“负面”更凸显了人们为追求光明而义无反顾克难前行的志向。
第二，对这些“负面”形成机制的分析也表明它们，至少是它们中的许多与其说是民主化的“不良后果”，毋宁说是旧制度的后遗症。南非的过渡期危机其实在种族隔离末期已经出现，甚至约堡主城区的失序也是1980年代就已滥觞。它们证明旧制度的“增长奇迹”已昨日花黄，旧制度本身也已不可持续。尽管新南非没能很快结束这些后遗症，甚至很多过去种下的前因到新南非才暴露出后果，从而以转型危机的形式变成了新南非的“负面”，但是也正需要人们去直面，而不是回避这些现象，才能把这些形成机制剖析清楚。
第三也更重要的是，用这些“负面”图景吓唬人，以否定民主化的努力固然不足取，但是相反的逻辑：即既然民主化是正确的，那就什么代价都不在话下，这种逻辑肯定也是不对的。这种“政治正确”的逻辑恰恰是导致很多转型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后人不应被“负面”吓唬住，另一方面这些负面也应该尽可能避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人的民主化应该学习经验吸取教训，比前人做的更好。这也要求我们对负面不回避，而是要正视。南非转型期的“负面”有的如前所述，本是旧体制的后遗症，但在民主化中如何克服这些后遗症仍值得研究，还有一些负面属于南非特有因素的产物，不具普遍意义，厘清这些也可以避免用它们吓唬人。另外有的是个案性的决策失误，可以单独引以为戒而不必把它与转型绑在一起。最后，有的问题可能确实是民主化过程逻辑上会伴生的，那么后人也要尽可能改善应对，减轻其影响。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写下这组介绍新南非转型的文章。我相信，“问题讲透”之后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新南非。当然这是我的主观愿望，限于我的浅陋学识，“问题”找的准不准，讲的透不透，实际上很难说，还期待方家的教正。我的这些文字，尤其是第二部分那些分析性的论文在单行发表时就引起了不少商榷和批评，我希望结集后也能继续引起讨论。
最后还是要感谢有关的朋友，江苏文艺出版社的黄孝阳先生、责任编辑李占芾先生以及尚洪科先生等。还有我的妻子金雁和女儿秦蓓蓓，她们不但在家务上呵护我，也是我讨论问题的伙伴。更应该感谢那些直接对本书有贡献的朋友，特别是“编译”的那部分本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前面提到姓名的那些当时的青年朋友（现在都已是中年）应该与我一起分享，但是事过15年他们都已与我失去联系，如果他们看到本书后能与我恢复联系，那就太好了。
秦晖
2013年夏于蓝旗营
【作者简介】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主编了《农民学丛书》首批六本。主要著作有：
《南非的启示》
《共同的底线》
《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合著）
《天平集》
《耕耘者言：农民学文集》
《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
《学问中国》（合著）
【目录】
第一部分 南非之魂：曼德拉传
【第一章】 好望之源
一、乡村童年
二、篝火旁的少年
三、走向茫茫世界
【第二章】 指点江山
一、初露锋芒
二、重振非国大
【第三章】 蔑视恶法
一、和平的“蔑视”
二、我的祖国——非洲
三、为自由辩护
四、最后的非暴力抗争
【第四章】 “民族之矛”
一、“非暴力”已经死亡?
二、“靠枪活着的人将死于枪下!”
【第五章】 谁是“被告”?
一、对自由的审判
二、“曼德拉，继续战斗!”
三、被告席上的“法官”
四、一个黑人在白人法庭上
五、风云再起
【第六章】 漫漫长夜
一、把牢底坐穿
二、铁窗之谊——访马哈拉吉
三、“勇气与艰危并长”
四、“曼德拉大学”
五、“释放曼德拉!”
六、自由之路无坦途
【第七章】 摩西归来
一、“全人类将为之骄傲”
二、“我的余生将为你们而奋斗”
三、马拉松谈判
四、问鼎南非
【第八章】 鸳梦难温
一、庞多姑娘
二、铁窗柔情
三、劳燕分飞
【第九章】 前路迢迢
一、治国之道
二、“既没有奇迹，也没有灾难”
三、“民主不能输出，但正义没有国界”
第二部分 南非的启示
“好望”降临好望角：“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
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
一、吾国吾民：背景的比较
二、其人其地：体制的比较
三、何去何从：前景的比较
附录 另一个奇迹：南非经济发展中的低人权优势
“彩虹”的启示：新南非十九年评述
一、2008年排外骚乱说明了什么？
二、在什么意义上“南非仍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三、民主政治的“中庸之道”
四、“非洲的瑞典”：民主南非的工会与福利制度
五、繁荣之路无坦途：南非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前景
六、“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加桑顿”：新南非的城市治理困局与“美国式城市化”趋势
七、“民主社会主义”的南非共产党
作者简介：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主编了《农民学丛书》首批六本。主要著作有：
《南非的启示》
《共同的底线》
《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合著）
《天平集》
《耕耘者言：农民学文集》
《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
《学问中国》（合著）
【媒体评论】
理智、勇气与宽容于一身的圣雄式人物。圣雄不是完人，但他给南非带来了希望。因此，无论基于价值判断还是基于功效判断，曼德拉投身“革命”如果说无须被“崇拜”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不该被诅咒的。
——“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
许多国家、包括印度与拉美的贫民主要特征就是贫困。而与此不同的是：南非的“进城黑人”与中国的“进城农民”除了贫困，更严重的问题是公民权利的缺失。他们不仅是穷人，而且是“贱人”。当然，印度民间的种姓制下也有“贱民”，但那里的“贱民”只受民间传统的歧视，国家把这种歧视视为非法。而中国与南非的贱民受到的恰恰是来自国家的“合法”歧视。
——从南非看中国
南非共大概可以说是当代世界最“自信”的共产党之一——她的自信表现在不害怕在民主政治舞台上与别人公平竞争，自信可以靠讲理、靠做事，而不是靠“专政”，靠强权封别人的嘴来取胜。南非共从来不是“甘地主义”者，在别人武力镇压她时她会武力抗争，不会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但她也不相信武装夺权，早在武装斗争时期她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放弃了“专政”的说法，更不会用武装去摧毁宪政民主。
——新南非十九年
【免费在线读】
“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
就负面消息而言，2008年应当是国际上对新南非预期相对最悲观的一年。我们对南非转型期问题的观察就从这一年开始吧。
2008年5月中下旬以来，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等地发生了本国籍贫民以暴力手段驱逐外籍劳工的大规模排外骚乱。从5月12日在约堡的亚历山大镇贫民区开始，然后蔓延到德班、开普敦等地，西开普省南部和姆普马兰加省、西北省和自由邦省的部分地区也受波及。事后统计，这次事件共造成62人死亡，几乎等于新世纪以来此前8年多（2000年至2008年3月）“排外暴力”案件遇难者（67人）的总和。死者中虽有21人是南非公民，但据认为他们是混乱中被“误伤”的，攻击显然还是针对外籍劳工，主要是来自马拉维，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贫困黑人，而且相当部分还是在南非境内有同胞的祖鲁、坎瓜尼、恩德贝莱等跨境部族的外劳。南非时任总统姆贝基于5月21日下令出动军队平息暴力，这是1994年南非民主化、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第一次为国内治安事件动用军队。当时拘捕了1400多人，绝大部分事态平息后获释，有137人被定罪。
南非治安问题虽然一向很严重，但是种族隔离废除后十多年还发生如此规模的暴力仍然令人震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南非国内主流舆论在谴责排外暴行的同时，主要是批评非国大政府处置不当，没有及时制止暴力，没有尽到保障外籍劳工人权的责任。同时，这次事件也被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治形势相联系。姆贝基政府的一些官员和反对党民主联盟的议员都提到，很多排外暴徒声称是非国大青年联盟（祖马曾长期领导该联盟，并以此为其在非国大内的权力基础）的人，有人在施暴时高唱时任非国大主席雅各布.祖马（当时已与姆贝基总统闹翻，后来取而代之成为南非总统，并迫使姆贝基一派离开非国大另组反对党）的竞选歌曲《温希尼.瓦米》，有人还提到暴徒唱的祖马另一首更激烈的竞选歌《把我的机枪给我》。这些报道意指祖马的“黑人南非民粹主义”倾向要为排外情绪的蔓延和排外暴力的发生负责。而祖马则强烈反驳，并反指政府处置危机不力。不过祖马也承认他的竞选歌曲被暴徒使用，并表示遗憾。
但是尽管互相指责，南非各政治力量对排外暴力本身还是与国外舆论一样一致谴责的。事态中与事态平息后南非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制止暴力，惩治凶徒，救济和安置受害者，处理善后事宜。此后几年南非迄未再发生如此规模的排外事件。即便此后不久南非就发生政府更替，被认为是更加“民粹主义”的祖马通过竞选把据说更倾向“自由主义”的姆贝基赶下了台，使人们担心南非的排外倾向会更加抬头。但是祖马执政这几年确实没有再出现5.12式的暴力事件。尽管由于下文述及的种种原因，外籍劳工在南非的存在空间日益狭小，人们对南非人的“排外心理”之担忧也始终挥之不去。
恰恰在不久前，因笔者的一次报告引起的关于“贫民区”问题的讨论中，南非案例也被提到。而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15年、南非本国黑人取得了迁徙自由与大城市居住权后的今天，对这次由民间（请注意不是政府）爆发的驱逐外国（请注意不是本国黑人或农民）打工者的事件，我国传媒也像世界传媒一样再次注目于南非，诸如“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的惊呼不绝于耳。
这次骚乱中最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今天南非对外籍劳工施暴的那些暴徒基本都是本国黑人贫民，种族隔离时代他们只能待在城外的索韦托，“白人的约翰内斯堡”是不许他们安家的。15年前由于民主化的胜利他们刚刚取得了不被驱逐的权利，如今他们却要驱逐比自己更弱势的外籍黑人劳工。这次成为骚乱中心的约翰内斯堡市亚历山大地区，几十年前就曾经发生过南非本国黑人贫民的“违章建筑”被白人当局捣毁导致举世震惊的大事件。换言之，那些如今野蛮地驱逐别人的人当年自己也正是被白人驱逐的对象！这说明了“完全平等”说来容易做来难。许多人抱怨强者对自己的不平等，却往往把不平等施加于更弱者。
其实南非当年的“穷白人”不也是这样吗？当年的“穷白人”向白人资本家要平等，但是他们恼怒“进城黑人”抢了自己的饭碗，对黑人的排斥却比中产白人更厉害。正是他们构成极端种族隔离势力的社会基础——这很容易理解：乐于雇佣廉价劳动力的白人资本家对黑人劳工的歧视倒不像面临黑人劳工竞争的白人劳工那么强烈。事实上，当年南非白人两大族群——英裔白人与荷裔白人（即布尔人或阿非利堪人）中，在种族问题上前者较开明而后者更顽固，其原因也正在于当时英裔白人中多为中产阶层与企业家，而传统上从事农牧业的布尔人进城后多从事蓝领工作，直接面临与黑人劳工的竞争。由此不难理解：甚至连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旗号的南非共产党，成立之初也因其社会基础为白人劳工而一度陷于“白人沙文主义”不能自拔。只是在当时共产国际基于“世界革命”需要而严加训斥后，该党才转向了依托黑人解放运动求发展的正确道路。
人类权利平等的“三阶段”和中国与南非的可比性
实际上，权利平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无论中外东西，基本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在历史上都曾经是残酷的事实。西方各国经历过主人和附庸身份壁垒森严的野蛮中世纪，中国古代也曾经是“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权利平等的实现是一种近（现）代化现象。而追求权利平等的过程一般都是三步走：
在第一阶段，权利平等首先是从某个民族（族群）内部开始的。人们首先废除了族群内部的身份壁垒和等级压迫，走出了中世纪，在西方这表现为人权宣言，自由平等，民主共和。接着在第二阶段，人们又实现了国家内部的族群间平等，在欧洲这表现为从近代直至二战结束，通过清算纳粹最终消除了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和穆斯林各族群的制度性歧视和排斥，在美国则表现为从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最终消除了制度性种族歧视在某些地区和领域的残留痕迹。
而在南非，1910年代南非联邦成立，英语白人与布尔人关系正常化，白人内部就基本实现了公民权利平等。但是黑白之间却全无平等可言，从17世纪以来，开始是黑奴制，后来是黑人劳役制和种族隔离制，黑人的地位从类似奴隶、农奴到类似“外籍劳工”，共同的特点都是没有公民权利。而且，由于南非黑人是人口中的多数，不同于占人口少数的欧洲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美国的印第安人与黑人，南非工业化和原始积累依赖于剥夺和牺牲这一多数群体的压迫性制度安排的程度，是远远高于欧美国家的——要强调的是：这并非马克思所谓自由交换下的“剥削”，所谓“形式平等掩盖的实质不平等”，而是连形式平等也没有的赤裸裸的身份壁垒和强制奴役，是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内的近代文明人类都要谴责的不公正。为了摆脱这种突破近代文明底线的不公正，南非又经历了80年的黑人解放运动，到1990年代建立民主新南非，终于实现了南非公民中的种族平等。南非的这一进步使其跟上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意义极为重大。
但是超越国籍的权利平等，在至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仍然还是有待争取的理想，尽管社会主义者“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的歌曲已经回荡了一个多世纪，自由主义在欧洲联盟尤其是申根国家的实践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总体上看，人类离这一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可以断言，正如在民族内部没有权利平等可言的中世纪，不可能有什么民族之间的平等那样，超越国籍的权利平等也只有在各国都实现了国内权利平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争取。无论申根国家之间还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雏形的跨国公民权，即“超越国籍的权利平等”都是在国内人权标准很高的民主国家之间首先实现的。非洲南部的现状距离这种条件还很远。而人类权利平等的“三阶段”虽然不是什么“历史规律”，却有一定的逻辑依据（即前一阶段平等是后一阶段平等的前提）。因此南非外籍劳工的人身、财产权利和司法公正诉求当然还有待改善，也完全可能改善，但是他们的入境、居留、就业、福利乃至政治参与等权利要与南非公民（哪怕是南非黑人乃至黑人贫民）平等，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不过，我国的一些媒体要说到“南非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却有点让人啼笑皆非。毕竟在今天南非这些受到制度性排斥的人是外国穷人，不是本国黑人。南非过去的白人政权要把本国黑人当成外籍劳工来歧视，这个企图已经失败，并且永远不可能再现了。然而“工业化和原始积累依赖于剥夺和牺牲多数群体的压迫性制度安排的程度远远高于欧美国家”这种南非过去的大弊，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奇迹”中不是依然存在（尽管也有改善）吗？这个“多数群体”在南非是本国黑人，在我国则是“农民”——其实大量的是“城居农民”即与当年南非黑人一样的“流动劳工”。不同的是，当年南非歧视黑人属于种族歧视，即前述“人类权利平等三阶段”中的第二阶段所针对的问题。而第一阶段的问题即白人内部的基本公民权利不平等他们早在1910年代“南非联邦”成立时就解决了。
可是我们国家过去的户籍身份壁垒和制度性歧视，却恰恰是在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内部的“基本公民权利不平等”，亦即在第一阶段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有人因此反对把中国和南非相提并论，认为这两种歧视“性质不同，是不可比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也同意这个说法：中国歧视“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确实不应该与南非当年歧视持暂住证居留城市的黑人“可比”，而应该与同一种族的南非白人内部歧视“可比”——比如英语白人对“布尔人”的歧视或者“富白人”对“穷白人”的歧视。
问题是：这样的歧视在南非有吗？不要说英裔与布尔人虽同为白人其实也是两个民族，而且曾经是英布战争中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和我国的身份壁垒完全属于同一民族不同，而且早在1910年后这种歧视就已不存在，就是“穷白人”，在1920年代的“白人社会主义”运动后也早已在白人内部民主制度下“当家作主”，在“白人福利社会”中成了既得利益者，甚至成了种族隔离体制最坚定的维护者！
所以，中国的“农民工”其实最“应该”与南非的“穷白人”构成“可比”——可是这样的比较难道会使我们更舒服？会让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更心安理得？会让我们的“模式”更加好看？旧南非的种族隔离是上述“第二阶段”人类平等的大障碍，而我们的“族内隔离”连“第一阶段”的平等都谈不上，几乎可以说是中世纪的东西。中国“农民工”的权利如果说与旧南非的黑人劳工都不如，还能与过去南非的白人劳工和“穷白人”相比？这不是更令人不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