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量巨大。226万字，近两千页的篇幅，是*全面的*传记版本，详细记录了*一生的所有事件。
★客观。与其他*传记**的区别在于，本书**没有作者的主观评价，只是客观记述，并且全文未做任何技术性的修整。
★细节。本书收录了273人的观察和描述，这些人曾在不同时期与*有过近距离接触，细节回忆，寓意深远。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了*的老师、同学、战友、身边工作人员、亲属以及外国领导人、驻华大使等273人的回忆，全面、客观、翔实地记录了*的一生。
本书对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详细深刻的记录，从历史背景、内中原委、事实真相，以及当事人的亲身感受等方面作了客观生动的写照，细节回忆，寓意深远。
第1卷，由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陈潭秋、萧三、毛宇居、杨昌济、李维汉、罗章龙等人讲述1893—1927年*在求学、参军、创办新民学会、推行湖南自治、参与建党、领导工人运动、在国民党中任职、研究农民运动、经历大革命失败等事件。
第2卷，由谭震林、徐海东、胡乔木、埃德加?斯诺、杨成武、习仲勋、程子华、何长工讲述1927年—1945年*领导秋收起义、首创农村根据地、指挥反“围剿”、从兵权被夺到重掌兵权、引领长征、延安休养整风等事件。
第3卷，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陈赓、杨尚昆、薄一波、伍修权、李银桥、师哲等人讲述1945-1956年*到重庆谈判、统筹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出访前苏联、调整工商业、发起“三反”“五反”、发起农业改革等事件。
第4卷，由陈云、彭德怀、李锐、张玉凤、赫鲁晓夫、米丘诺维奇等人讲述1956年—1976年*开展整风、反右、发动“大跃进”、召开庐山会议、与前苏联决裂、重提阶级斗争、发动“文革”、与尼克松握手、重病的日子等事件。
【作者简介】
李捷：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党组书记，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参加撰写《*传》（1949—1976），出版著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
于俊道：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一部主任，编审。参加编辑《朱德军事文选》，参加撰写《朱德年谱》《朱德传》，主编《共和国领袖生活丛书》系列、《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元帅交往实录》系列、《将军交往实录》系列、《*交往录》等，著有《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朱德红扁担》等。
【目录】
卷
编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一、韶山少年
二、乡间私塾
三、初到长沙
四、峥嵘岁月
五、新民学会
六、在“五四”激流中
七、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编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建党前后
二、在清水塘
三、领导湖南劳工运动
四、在国共合作的洪流中
五、农民运动之王
六、心潮逐浪高
第二卷
第三编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红旗卷起农奴戟”
二、非凡的创举
三、“红旗跃过汀江”
四、“横扫千军如卷席”
五、来自“左”的排斥
六、伟大的历史转折
七、“三军过后尽开颜”
八、迎接抗日救亡高潮
第四编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统筹全局
二、养精蓄锐
三、高瞻远瞩
第三卷
第五编 “天翻地覆慨而慷”
一、为“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
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三、扭转乾坤的决战
四、将革命进行到底
第六编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一、出访苏联
二、“谈笑凯歌还”
三、创造新世界
四、新的追求与探索
第四卷
第七编 “桃花源里可耕田”
一、从整风到反右
二、在“大跃进”中
三、反思与自责
四、庐山会议
五、主权之争
六、“乱云飞渡仍从容”
七、重提阶级斗争
第八编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失误
二、惊心动魄的斗争
三、开创外交新格局
四、重病的日子里
附 录
毛泽东生平大事年表
【免费在线读】
两个巨人的会晤
1949年12月16日中午，在苏方精心安排下，毛泽东专列到达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时，车站的大钟正打了12下。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顾这一情景时写道：
雅罗斯拉夫车站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车站的大自鸣钟敲打了12下，坐的专列到达了。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的从车厢里走下来。走上去迎接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元帅、对外贸易部部长孟希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市卫戍司令长官西尼洛夫中将以及其他有关领导人。朝鲜、蒙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的大使、公使等外交官都来迎接。我使馆全体人员也前来迎接。仪仗队已排列在站台上，先演奏了中苏两国国歌，检阅了仪仗队后，站在麦克风前发表简短的演说，博得暴风雨般的掌声。
毛泽东在演说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一行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这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不但有华丽的会客室、饭厅和卧室，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毛泽东、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师哲住在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在二层。
毛泽东吃过中饭稍休息，王稼祥向他汇报了大使馆建馆以来的情况，请示了这次访苏的计划和安排。
当天下午莫斯科时间6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邱静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一文里，叙述了两位伟人首次会谈的情景：
为了事先摸清苏方的底牌，奠定好中苏新关系的基础，党中央和毛泽东曾经在建国前夕派刘少奇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商谈。在同斯大林的会谈中，刘少奇介绍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和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全面地阐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内外大政方针，提出了中苏新关系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处理旧的中苏条约问题，并表达了毛泽东在中苏建交后以公开的身份访问苏联的意向。
当时，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情况介绍表示满意，认为中国新政府将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答应中国新政府一成立，苏联将立即予以承认，并给新中国以援助。他还说：“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过去曾经给中国的革命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带来困难，干扰了你们。”他还表示学生一定会超过先生，世界革命的中心正向东方转移……斯大林在回答中苏旧约这一实质问题时说：“我们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那个时候不得不采取那样的政策，对日和约未签字，美国不从日本撤兵，苏联在旅大驻军是为了抵制美蒋的进攻；如中共愿意苏联撤兵，我们就马上撤出。”“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请毛泽东同志马上来，如不便来，我们可派代表团去中国。”
明眼人会发现：斯大林对中苏旧约问题的表态是在为他自己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辩护。考虑到中共没有海军，需要仰仗苏联，他才表示苏联可以从旅顺撤军。但斯大林显然是不愿废旧约、订新约的，不愿放弃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和特权，特别是决不同意改变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
刘少奇访苏，斯大林显出少有的热情，作出对新中国给予援助的承诺，然而，他对中苏条约的意见，却加重了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问题的难度。
1950年12月16日当晚10时（北京时间），苏方安排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便说，你真年轻，很健康。毛泽东一方面很敬重斯大林，另一方面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指导上的失误很不满，所以“情不由己”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讲。”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接着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和对毛泽东作出的巨大贡献，说了一些赞扬的话。然后两位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交换了意见。由于对处理中苏旧约问题坦率地提出不同的意见，双方发生了分歧。
次会晤后，毛泽东于10月18日是这样电告刘少奇的：（一）16日到莫斯科，下午10时与斯大林谈了两小时，情意恳切。谈了和平的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问题。（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而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雅尔塔协议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新订新约，会牵涉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就有理由要拿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界30年这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合法性是必要的，唯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他说，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作相当大的修改。（四）斯大林说，签个声明，外长不必飞来。我说，我考虑一下，想将商务、借款、航空等协定一起签，总理还是去，条约问题如何解决请政治局讨论并提意见。
刘少奇接电后，召集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21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电复毛泽东称：“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斯科）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问题加以考虑，并给予指示。”毛泽东22日致电党中央，告以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
柳暗花明
斯大林70寿辰即将到来，毛泽东于12月19日就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生日，盛大祝寿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师哲对这一活动回忆说：
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寿，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斯大林和各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挨着斯大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我在身边担任翻译。
的祝词是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
毛泽东在12月21日24时给中央的电报中写道：“本（21）日庆祝会除苏联各共和国代表讲话外有13个国家的代表讲话，在这13个国家中由我代表中国个致词，受到盛大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
在祝寿词中毛泽东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这次有可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70寿辰的盛会，衷心至为愉快。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邦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师哲对祝寿大会的若干细节，也作了意味深长的回忆：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说话。但无论斯大林和拉科西怎样引逗，都未激起的一丝微笑，他一直沉默寡言，庄严静思。
大会以后，举行宴会并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坐在一个包厢，这是旧时沙皇的专用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举手向群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持续了好几分钟。
祝寿之后，欧洲各国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我们仍留在莫斯科。
关于斯大林对中国送的寿礼的反应，朱仲丽写道：
世界各国共产党、团体、政府、有关人士和劳动人民，送给斯大林的寿礼很多。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也向斯大林送了寿礼，有斯大林绣像、斯大林著作中译本、用象牙雕刻的宝塔和古瓶等。听苏联外交部的同志说，斯大林非常喜欢中国送给他的这些寿礼。苏联党按斯大林的指示，把各国送来的寿礼，在莫斯科普希金美术博物馆展览。我们大使馆人员也都参加了这个展览的开幕式。进门处，首先是中国展览室，那五星红旗下面就是中国礼品和寿堂。寿堂上有亲笔写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八个大字。
驻莫斯科的各兄弟国家大使还向斯大林致送了贺词。中国大使的贺词是用中文和俄文书写的字。在苏联找不到中国书法家，中文是稼祥亲自挥笔写的。由稼祥和戈宝权文化参赞一块儿送到苏联外交部，呈送给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
热闹非凡的祝寿活动过后，毛泽东立即考虑与苏联订立条约之事。他于22日凌晨3时就准备对苏贸易条约问题，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
中央：
（一）据稼祥说，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似此，除苏联外又有这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二）21日来电已收到，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
12月2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第二次会谈。斯大林根本不提签订中苏条约的问题，这使毛泽东非常失望。这以后，斯大林再也没有约毛泽东会谈。因此，毛泽东非常焦急，有一次对看他的苏联人发了火。师哲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他们有时来看看主席。有一次他们来到别墅交谈时，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其实他们是难得见到，甚至是见不到斯大林的。柯瓦廖夫当年随少奇见过一次斯大林，斯大林问他话时，他十分紧张，像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立正回答问题。主席发脾气一事，他们怎敢向上汇报呢？
柯瓦廖夫和费德林离开时，我送他们出门，发现柯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
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
我向主席解释说：“柯瓦廖夫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也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他不能这样说，也不敢这样说。如果他这样说了，他就会受到指斥或处分的，柯瓦廖夫将采取什么办法摆脱窘境，还得等等看。”
不出所料，柯瓦廖夫回去之后写了一封污蔑中国的长信。斯大林收到信后，即刻转交给我们，并说：“这是柯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须知，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
薄一波在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了柯瓦廖夫的这封“长信”，并认为此信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已有的误解，可能起了加剧的不良作用：
恰在这时（1949年12月24日），陪同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柯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这说明，高岗从那时起，就在制造党内纠纷了——作者注）。这份报告，对我党高层的政治生活作了不真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我党中央进行挑拨离间，起了很恶劣的作用。到苏联后，一段时间内，苏方不够主动，闭门不出，可能与此有关。在苏联接待人员面前发了脾气，说：我来苏联并非专来祝寿，还有两国双边关系等重要问题要商量。斯大林得知后，很快就同谈判，并将柯瓦廖夫总顾问的那份报告交给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但仍有些猜疑尚未完全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