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荐
家族的谜团，民族的史诗
诺贝尔文学奖呼声**的作家之一阿摩司 奥兹**秀的作品
已被译成近30种文字，娜塔莉 波特曼执导电影开拍中！
2007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十佳图书之首
2012年台湾“开卷好书奖”年度好书
【内容简介】
《爱与黑暗的故事》被公认为以色列作家阿摩司 奥兹*秀的作品，促使奥兹一举夺得歌德文化奖和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已被译成近三十种语言。
这是关于两个好人的故事，“我”的父亲和母亲。关于两人如何相爱，如何紧紧相系；关于两个慷慨而善良的人，他们的婚姻如何以悲剧收场。这也有关一个民族的群像，虽然火山近在咫尺，人们依然坠入爱河、感觉嫉妒、梦想迁升、传着闲话……
【作者简介】
阿摩司·奥兹是以色列*重要的作家之一，当今希伯来语作家中诺贝尔文学奖呼声*的一位。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12岁那年母亲自杀，直接把他推向了写作道路。父亲懂十几种语言，却只教他希伯来文。奥兹只用希伯来文写作，主要作品有《爱与黑暗的故事》、《我的米海尔》、《一样的海》、《地下室里的黑豹》等。他擅长破解家庭生活之谜，家庭悲剧和夫妻情感是其作品常见的主题。他的作品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共鸣，多次获大奖，其中包括以色列建国50周年之际颁发的 以色列国家奖、法国的费米娜奖、欧洲颇负盛名的歌德文化奖、西语界*有影响力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以及2013年国际弗兰茨·卡夫卡奖等。
【媒体评论】
我认为《爱与黑暗的故事》具有《圣经》般的宽容与诚实，这是奥兹先生一个人的“圣经”，但我希望它能成为所有善良的人们的“圣经”。因为，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自己的灵魂的秘密。
——莫言
这部小说精妙之处在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被无限深远地没有答案地展现，唯有巨大到无言的悲怆和沉思。
——池莉
我要把《爱与黑暗的故事》拍成电影。母亲自杀，奥兹花了很长时间去构想种种情境，探问这件事为什么发生，这促使他成为一名作家。
——娜塔莉 波特曼
我自己也记不得我给多少朋友推荐过奥兹了……在过去的十年里，译林出版社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就是译介了奥兹。
——毕飞宇
奥兹先生用那支倾注了太多他自己的心灵和情感的笔，以其琐碎、质朴的诗意和中东音乐般的韵味，向我们一次次，一个个地展现、描摹了以色列那块灾难深重却文化悠久的土地上的各色各式的家庭。
—— 阎连科
如果一定要我推荐作家，我推荐纳博科夫和阿摩司 奥兹。
—— 池莉
他的每部小说里都在讲述爱——这种在今天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实际上越来越稀缺的东西，越来越稀缺的空气，是如何被我们每个人渴望，如何被我们每个人所梦寐以求。
—— 邱华栋
【前言】
中文版前言
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形容，我会说：不幸的家庭。要是你耐住性子听我用两个以上的词来形容，那就请你坐下来读我的书。
在我看来，家庭是世界上*为奇怪的机构，在人类发明中*为神秘，*富喜剧色彩，*悲剧成分，*为充满悖论，*为矛盾，*为引人入胜，*令人为之辛酸。因此，我主要描写单一的主题，不幸的家庭。
我写《爱与黑暗的故事》以揭示一个谜：聪慧、慷慨、儒雅、相互体谅的两个好人—我父母—怎么一同酿造了一场悲剧？怎么竟是如此怪诞的方程式，也许好和好相加等于坏？
我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没有找到谜底。《爱与黑暗的故事》的读者，若是你希望在读过五百多页之后发现究竟是谁犯下罪愆，那么*好去读别的书。
有些人撰写回忆录或自传为自己开脱,证明自己的敌人有罪；或者证明作家本人一贯正确，其反对派永远错误；或证明作家是一个出色的人，倘若他并不出色，便会归咎于可怕的童年及其令人生厌的双亲，那么无人可以期待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
这种痕迹，你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丝毫也找不到。我写书并非是跟我的父母清算，也不是驱除我家庭和童年时代的恶魔。我来告诉你某些充满悖论的东西：我的童年是悲剧性的—但一点也不悲惨；相反，我拥有一个丰富、迷人、令人满足而又完美的童年，尽管为此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写书并非是跟父母告别。相反，当我觉得看见父母仿佛看见子女，看见祖父母仿佛看见孙儿孙女时，我才开始写。确实，在家庭悲剧发生之际，我父母比我现在的两个女儿还要年轻。因此我可以以父母之父母的身份写这部书，怀着怜悯、幽默、哀伤、讽刺，以及好奇、耐心和同情。
我写此书把死人请到家中做客。此次，我是主人，而他们，死者，则是客人。请坐。请喝杯咖啡。吃蛋糕吗？也许吃片水果？我们必须交谈。我们有许多话要说。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你们。毕竟，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一次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谈论过你们的过去，也没有谈论过你们单恋欧洲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屈辱；没有谈论过你们对新国家的幻灭之情，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梦想和梦想如何破灭；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对世界的感情，没有谈论过性、记忆和痛苦。我们在家里只谈论怎样看待巴尔干战争，或当前耶路撒冷的形势，或莎士比亚和荷马，或马克思和叔本华，或坏了的门把手、洗衣机和毛巾。
那么请坐下，亲爱的死者，跟我说说以前你们从未向我说起的东西，我也会讲述以前不敢向你们讲述的东西。之后，我将把你们介绍给我的夫人和孩子，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你们。他们和你们相互之间了解一些或许是件好事。而后你们结束来访，将会离去。你们不会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只是要常来看看，坐上一会儿，而后离去。
不，《爱与黑暗的故事》既非回忆录，又非传记，它是一个故事。比如，当我写父母，写我父母的父母，甚至父母、祖父母的卧室，我当然不能以研究为依据进行写作。我只能问询我的基因和染色体：亲爱的基因，请把死者的秘密告诉我。基因向我讲述了一切，事无巨细—毕竟我的基因与他们的相同。
我的家人在20 世纪30 年代来到以色列。《爱与黑暗的故事》反映了他们在新家园的生活情形，同当时统治那片土地的英国人、同后来试图毁灭以色列国的阿拉伯人抗争。它并非一部黑白分明的小说，而是将喜剧与悲剧、欢乐与渴望、爱与黑暗结合在了一起。
他们对欧洲充满失望的爱。如果要我们评判希伯来文学，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色列全然充满了渴望、创伤、侮辱、梦魇、历史性的希望和单恋—单恋欧洲，或单恋东方，单恋《圣经》时代的乌托邦，或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或小资产阶级乌托邦。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欧洲人，他们是热诚的亲欧人士，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倡导欧洲文化和遗产，推崇欧洲风光、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
我父亲总是苦涩地打趣：三种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种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第三种就是我们，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也有南斯拉夫人—然后是我们，犹太人。
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理解在这连珠妙语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
我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我母亲讲四到五种语言，但他们非常严格，只教我希伯来语。在20 世纪40 年代，他们不想让我懂任何欧洲语言。也许他们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门欧洲语言，一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就会诱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前往欧洲，在那里遭欧洲人杀害。
整个童年，父母都在告诉我，我们的耶路撒冷成为真正城市的那一天将会来临，不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而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他们所说的“真正城市”是什么意思。像我这样的小孩不知道其他城市，甚至特拉维夫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而今，我理解了，家人所说的“真正城市”是指城中央有小河潺潺，各式小桥横跨其上：巴洛克式小桥，或哥特式小桥，或新古典式小桥，或诺曼式的小桥或斯拉夫式的小桥。
我将告诉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犹太人和欧洲人的对话尚未结束，万万不能结束。我们有许多东西要探讨，我们确实有许多东西需要争论。我们有理由痛心，有理由愤怒，但是更新我们和欧洲谈话的那一刻已经来临—并非在政治层面。我们需要谈论现在与未来，也应该深入谈论过去，但有个严格条件：我们始终提醒自己，我们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未来。
我非常高兴能把这部作品奉献给中国读者。中国和以色列位于亚洲大陆的两端，代表着两种古老而深邃的文明，拥有许多共同之处，相互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了解。希望此书能够对以色列人—中国人之间进行的一场深层次谈话尽一点绵薄之力。
阿摩司?奥兹
译 序
当今以色列*富影响力的作家阿摩司?奥兹出版于2002 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一向被学界视为奥兹*秀的作品，短短五年就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的译本。尤其是英国剑桥大学尼古拉斯?德朗士教授的英文译本在2004 年面世后，这部作品更广泛地引起了东西方读者的兴趣，不仅促使奥兹一举夺得2005 年“歌德文化奖”，于2007 年入围“布克国际奖”，*近还荣获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
这部五百多页的长篇小说把主要背景置于耶路撒冷，以娓娓动人的笔调向读者展示出百余年间一个犹太家族的历史与民族叙事，抑或家族故事与民族历史：从主人公“我”的祖辈和父辈流亡欧洲的动荡人生、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后的艰辛生计，到英国托管时期耶路撒冷的生活习俗、以色列建国初期面临的各种挑战、形形色色犹太文化人的心态、学术界的勾心斗角、邻里阿拉伯人一落千丈的命运、大屠杀幸存者和移民的遭际、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和拓荒者的奋斗历程，等等。内容繁复，思想深邃，它蕴积着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历史、家园、民族、家庭、受难者命运（包括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的沉重思考。家庭与民族两条线索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相互交织，既带你走进一个犹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乐，又使你走近一个民族，窥见其得失荣辱。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墙壁涂满“犹太佬，滚回巴勒斯坦”时，作品中的小主人公“我”（以作家为原型）的祖父母、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就分别从波兰的罗夫诺和乌克兰的敖德萨来到了贫瘠荒芜的巴勒斯坦。这种移居与迁徙，固然不能完全排除传统上认定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但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心灵轨迹不难看出，流亡者回归故乡的旅程有时是迫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无奈。这些在大流散中成长起来的犹太人，受到过欧洲文明的洗礼，他们心中的“应许之地”也许不是《圣经》中所说的“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古称），而是欧洲大陆。在奥兹父母的心目中，“越西方的东西越有文化”，德国人—尽管有希特勒—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有文化；法国人比德国人有文化，而英国人在他们心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于美国，他们说不准……他们所敬仰的耶路撒冷，不是在古老民族文明的象征—哭墙赫然、大卫塔高耸的老城，更不是在自己所生活的贫寒阴郁的世界，而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宽宏大度的英国人与阿拉伯、犹太文化人共进晚餐，文化生活丰富。他们可以大谈民族、历史、社会、哲学问题，但难以表达私人情感，而且面临着巨大的语词缺失，因为希伯来语不是他们的母语，难免在表述时似是而非，甚至出现滑稽可笑的错误。
就是在这种充满悖论的两难境地中，老一代犹太人，或者说经历过大流散的旧式犹太人（Old Jew ）在巴勒斯坦生存下来。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放弃旧日的人生理想，不再耽于做作家和学者的梦幻，去务实地从事图书管理员、银行出纳、店铺老板、邮局工作人员、家庭教师等职业，并把自己的人生希冀转移到儿辈的肩头。
儿辈，即作品中的“我”及其同龄人，出生在巴勒斯坦，首先从父母—旧式犹太人那里接受了欧洲文化传统的熏陶。布拉格大学文学系毕业的母亲经常给小主人公讲述充满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启迪了他丰富的文学想象；父亲不断地教导他要延续家庭传承的链条，将来做学者或作家，因为“我”的伯祖约瑟夫?克劳斯纳乃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父亲本人通晓十几种语言，一心要像伯父那样做大学教授，但小主人公本人在时代的感召下，向往的却是成为一名拓荒者，成为新型的犹太英雄—他们皮肤黝黑、坚忍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这类新型的犹太英雄，便是以色列建国前期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们所标榜的希伯来新人（New Hebrew ）。
根据近年来社会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犹太复国主义被认作是以色列的内部宗教（civil religion ）。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不仅是要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和基地，还要建立一种从历史犹太教和现代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不仅要从隔都(ghetto) 即隔离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要从“西方的没落”中解放出来。一些理想主义者断言，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应该适应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中东文化的需要。因此，一切舶来的外来文化均要适应新的环境，只有那些在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下来的因素才可以生存下来。为实现这种理想，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从以色列还没有正式建国之时便对新犹太国的国民提出了较高要求，希望把自己的国民塑造成以色列土地上的新人，代表着国家的希望。以色列建国前，这种新型的犹太人被称为“希伯来人”（实乃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义语），以色列建国后，被称作“以色列人”。
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大流散”不光指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这一文化、历史现象，而且标志着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相背离的一种价值观念。否定大流散文化的目的在于张扬拓荒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文化。在否定大流散的社会背景下，本土以色列人把自己当作第三圣殿—以色列国的王子，在外表上崇尚巴勒斯坦土著贝督因人、阿拉伯人和俄国农民的雄性特征：身材魁梧、强健、粗犷、自信、英俊犹如少年大卫，与大流散时期犹太人苍白、文弱、怯懦、谦卑、颇有些阴柔之气的样子形成强烈反差。并且，他们应具有顽强的意志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英勇无畏，有时甚至不失为粗鲁，在战场上则勇敢抗敌，不怕牺牲。相形之下，大流散时期的犹太人，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则被视作没有脊梁、没有骨气的“人类尘埃”。
要塑造一代新人，就要把当代以色列社会当成出产新型的犹太人—标准以色列人的一个大熔炉，对本土人的行为规范加以约束，尤其是要对刚刚从欧洲移居到以色列的新移民—多数是经历过大屠杀的难民，进行重新塑造。熔炉理念要求青年一代不仅热爱自己的故乡，还要和土地建立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足踏大地。他们即使讲授《圣经》，也不是传授信仰或者哲学，而是要大力渲染《圣经》中某些章节里的英雄主义思想，讴歌英雄人物，使学生熟悉以色列人祖先的辉煌和不畏强暴的品德。这样一来，犹太民族富有神奇色彩的过去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推重的现在，便奇异般地结合起来了。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下，有的以色列年轻人甚至把整个人类历史理解成“令犹太人民感到骄傲的历史，犹太人民殉难的历史，以及以色列人民为争取生存永远斗争的历史”。
《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就有这样一个教育之家，那里也讲授《圣经》，但把它当成时事活页文选集。先知们为争取进步、社会正义和穷人的利益而斗争，而列王和祭司则代表着现存社会秩序的所有不公正。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在把以色列人从腓力士人枷锁下解救出来的一系列民族运动中，是个勇敢的游击队斗士，但是在晚年他变成了一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国王，征服其他国家，压迫自己的百姓，偷窃穷苦人的幼牡羊，无情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但是，在许多经历流亡的旧式犹太人眼中，尤其是一心想让儿子成为一名举世闻名的学者、成为家族中第二个克劳斯纳教授的父亲，把这种教育视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危险，他决定把儿子送到一所宗教学校。他相信，把儿子变成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孩子并不可怕，因为无论如何，宗教的末日指日可待，进步很快就可以将其驱除，孩子即使在那里变成一个小神职人员，但很快就会投身于广阔的世界中，而如果接受了前一种教育，则会一去不返，甚至被送到基布兹。
生长在旧式犹太人家庭、又蒙受犹太复国主义新人教育的小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那个时代教育思想的烙印。即使在宗教学校，他们也开始学唱拓荒者们唱的歌，如同“西伯利亚出现了骆驼”。对待欧洲难民，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的态度也折射出以色列当时霸权话语的影响：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选择坐以待毙等候希特勒而不愿在时间允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联手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要面对未来，而不是过去，倘若我们重提过去，那么从《圣经》和哈斯蒙尼时代，我们肯定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不需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太历史不过是堆沉重的负担。
否定流亡、否定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重建现在。在祖辈的故乡建立家园，这便触及到以色列犹太人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伴随着旧式犹太人的定居与新希伯来人的崛起，尤其是伴随着以色列的建国，众多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踏上流亡之路，阿以双方从此干戈不断。借用美国学者吉姆拉斯—劳赫的观点，以色列犹太人具有深深的负疚感：为在两千年流亡和大屠杀时期听任自己遭受苦难负疚；为即使失去了古代信仰仍旧回到先祖的土地上负疚；为将穆斯林村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负疚。
作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演绎出以色列建国前后犹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和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再现了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从相互尊崇、和平共处到相互仇视、敌对、兵刃相见、冤冤相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超级大国等在以色列建国、巴以关系上扮演的不同角色。文本中的许多描写，均发人深省。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在此将此问题逐层展开，只想举些形象的例子：小主人公在三岁多时曾经在一家服装店走失，长时间困在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里，是一名阿拉伯工友救了他，工友的和蔼与气味令他感到亲切与依恋，如同父亲；另一次是主人公八岁时，到阿拉伯富商希尔瓦尼的的庄园做客，遇到一个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地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试图向小姑娘宣传两个民族睦邻友好的道理，并爬树抡锤展示所谓新希伯来人的风采，结果误伤小姑娘的弟弟，可能使后者终身残废。数十年过去，作家仍旧牵挂着令他铭心刻骨的阿拉伯人的命运：不知他们是流亡异乡，还是身陷某个破败的难民营。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就这样在挑战着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与以色列人的良知。
希伯来教育模式也在倡导培养新人和土地的联系，对通过在田野里劳作而取得的成就予以奖励与表彰，那么令中国读者熟知的基布兹则成为新人与土地之间的桥梁之一。早在20 世纪60 到80 年代，奥兹的基布兹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何去何从》、《沙海无澜》等）中的许多人物，尤其是老一代拓荒者就是坚定不移，往往把给大地带来生命当作信仰，甚至反对年轻人追求学术，不鼓励他们读大学。但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欧洲犹太人具有较高的精神追求，对以色列建国前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瘠的文化生活感到不适。奥兹的父亲虽然不反对基布兹理念，认为它在国家建设中很重要，然而，他坚决反对儿子到那里生活：“基布兹是给那些头脑简单身强体壮的人建的，你既不简单，也不强壮，你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一个个人主义者。你当然*好长大后用你的才华来建设我们亲爱的国家，而不是用你的肌肉。”而父亲的一个朋友，虽然对基布兹及新型农场坚信不移，主张政府把新移民统统送到那里，彻底治愈大流散与受迫害情结，通过在田间劳作，铸造新希伯来人，然而却因自己“对阳光过敏”、妻子“对野生植物过敏”，永远地离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仅困扰着旧式犹太人，也在考验着新希伯来人。
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后来违背父命，到基布兹生活，并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语意为“力量”），表明与旧式家庭、耶路撒冷及其所代表的旧式犹太文化割断联系的决心，但是却难以像基布兹出生的孩子那样成为真正的新希伯来人：“因为我知道，摆脱耶路撒冷，并痛苦地渴望再生，这一进程本身理应承担苦痛。我认为这些日常活动中的恶作剧和屈辱是正义的，这并非因为我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低人一等。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而我，“即使我的皮肤*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人公始终在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也许正是这种强烈的心灵冲突，令他柔肠百转，不断反省自身，如饥似渴地读书，进而促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
钟志清
译后记
已故以色列著名文学批评家谢克德教授（Prof. Gershon Shaked）讲过，奥兹(Prof. Amos Oz) 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贡献之一在于充满诗意与张力的语言。正因为这种诗意与张力，造成翻译的极大难度。尽管笔者在翻译过程中曾经抱定一个信念：依赖希伯来文，力求表意精当；借助英文，力求理解准确；得力于中文，力求传达或切近原作之辞彩与精神。但不时感受到驾驭奥兹在年愈花甲之际完成的这部恢宏之作的艰难，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思想上，均不同于以前翻译奥兹《我的米海尔》（译林出版社，1998）和《黑匣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时的体验。我不禁感叹，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均是作家经历、智慧、学养、思想等诸多因素的结晶，而我已经过了“无知者无畏”的年龄，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自己与奥兹之间的差距了。
我的博士导师之一浦安迪教授（Prof. Andrew H. Plaks）称这些挑战正是对翻译工作者的*好考验，也是在迎接这些挑战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我慢慢地感受到奥兹，一位十多年前便已经相识、并在同一个系工作四年、曾抽出多少个清晨课前一小时帮我解决《黑匣子》中翻译难点的师长，慢慢向我走来，通过我，向他所向往的中国大陆的读者倾诉心声。感谢奥兹在我翻译此书时的鼓励与帮助：慷慨地允许我随时参考他和剑桥大学德朗士教授（Prof. Nicolas de Langer）密切合作翻译而就的英文译本（Chatto & Windus, 2004），并把一份近半尺厚的希伯来文复印书稿赠送给我（在此之前笔者曾经从他那里得到过一本希伯来文原版《爱与黑暗的故事》，Keter，2002），上面有他给英译者的眉批手迹，包括难点解释、翻译建议与删节提示，而我在翻译时主要依据的就是这部复印读本。，笔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书中原始注文一一予以标示，未加标示者均为译注。译文与注文中有任何错误或不妥之处，请大家不吝赐教并海涵。此外，笔者在翻译过程中曾经参考大量历史文献，对书中所涉猎的文学作品一并参考了相关中文译本，谨向相关作者与译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初和奥兹谈起接受译林出版社邀请决定翻译奥兹时，奥兹曾经许下一个美好的承诺：“等《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付梓之际，我将赴中国和你一起庆祝。”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邀请，奥兹终于在2007年8月踏上他所向往的中国大地。诺奖得主莫言先生在社科院外文所主办的奥兹作品研讨会上指出：在这部长达500多页的巨著中，奥兹先生不仅写了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百年历史，而且始终把这个家庭——犹太民族社会的细胞——置于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之中，产生了 “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惊人效果。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显示了奥兹先生作为小说家的卓越才华，也为世界文学的同行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光辉样本。奥兹先生不仅仅是个杰出的作家，也是一个优秀的社会问题专家，尽管他没有刻意地表现小说之外的才华，但这部书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他在民族问题上、语言科学上、国际政治方面的学养和眼光。译林出版社与外文所在涵芬楼主办了《爱与黑暗的故事》的首发式，多家媒体竞相采访，一时间文坛上掀起了不大不小的奥兹热。
大凡优秀的作品，均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七八年过去了，中国读者对奥兹的这种热诚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减退，他们不间断地发表对《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看法与评论，对译文予以多方鼓励与建议，并以各种方式呼唤这部巨著的再版。作为译者和希伯来文学研究者，我深为广大读者的热诚感动。在2014年新版《爱与黑暗的故事》即将付梓之际，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感谢读者厚爱，感谢译林出版社的旧友新知多年来执著地坚持在华语世界推介奥兹所付出的所有心血与努力，再次希望我与译林出版社和奥兹的书缘能够继续下去。
钟志清 2013年岁末于北京
【免费在线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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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楼房*底层一间狭小低矮的房子里出生，长大。父母睡沙发床，晚上拉开的床从墙这头摊到墙那头，几乎占满了他们的整个房间。早上起来，他们总是把床上用品藏进下面床屉里，把床垫翻过来，折拢，用浅灰色的床罩罩得严严实实，上面放几只绣花靠垫，于是夜间睡觉的所有痕迹荡然无存。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房间用作卧室、书房、阅读间、餐厅和客厅。
对面是我的小绿屋，一个大肚子的衣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过道昏暗、狭仄而低矮，有点弯曲，像监狱里的逃跑地道，将两个小房间之间的简易厨房和厕所连接起来。一只囚禁在铁笼里的光线暗淡的灯泡，即使白天也向走廊投射出阴郁的微光。两个房间的前部都只有一扇窗子，窗子由金属遮帘护卫着，眯起眼睛使劲要看看东边的风景，然而看到的只是一棵布满尘埃的柏树，还有粗石垒就的矮墙。透过厨房和厕所后墙上的小窗口，可窥见一座小型监狱的院落，院子为高墙环绕，铺着水泥地面。一棵栽在锈迹斑斑的橄榄罐中的没有神采的天竺葵，见不到一丝阳光，正渐渐死去。小天窗的窗台上，长年累月放着密封的腌黄瓜罐，还有一只有裂缝的花盆被用作花瓶，里面是棵顽强的仙人掌。
实际上，这是一间地下室，是从小石山坡上挖出来的，是楼房的*层。小山是紧挨着我们的邻居，一个沉重、内向、安静的邻居，苍老、忧郁的小山，具有单身男子的习性，总是一言不发，昏昏欲睡、孤高冷漠的小山，从来不吱吱拖动家具，不招待客人，不发出响声，不打扰我们，但这阴郁的邻居总通过它和我们的共用墙渗透过来阴冷暗淡的沉寂和潮湿，如一股轻微而执拗的霉味。
这样一来，即使在盛夏，我们家也会领略到一丝冬意。
客人们会说，在热浪中，你们这里向来蛮舒服的，这么凉爽、清新，凉飕飕的，但你们冬天怎么受得了呢？潮气不会从墙上渗进来吗？冬天在这里不会觉得有点沮丧吗？
家里到处是书。父亲能读十六七种文字，能说十一种语言（都带有俄语口音）。母亲讲四五种语言，能看懂七八种。不想让我听懂他们的谈话时，他们便用俄语或波兰语交谈。（这样的情况居多。母亲偶尔当着我的面用希伯来语提到大种马时，爸爸便会愤怒地用俄语冲她咆哮：你这是怎么啦？没看见孩子就在那里吗？）出于文化方面的考虑，他们大多读德语和希伯来语书，大概用意第绪语做梦。但是他们只教我希伯来语。也许他们害怕懂多种语言会使我受到奇妙而富有杀伤力的欧洲大陆的诱惑。
按照父母的价值标准，越西方的东西越被视为有文化。虽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贴近他们的俄国人心灵，但我认为，德国人—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文明；法国人—比德国人文明。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于美国人—他们还拿不准，毕竟那里在屠杀印第安人、抢劫邮政列车、淘金、骚扰女孩。
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教堂尖顶、遥远的村庄、矿泉疗养地、一片片的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
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它们具有真正舒适世界里的感官韵味，远离布满灰尘的白铁皮屋顶，远离满是废铁、蓟草的城市荒地，远离承受炎炎夏日重压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就能听到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闭上双眼，就能看到赤脚的牧鹅女，在我什么都还不懂时，她的性感就让我落泪。
一年年过去，我逐渐意识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城市，有着伟大的商人、音乐家、学者和作家，例如马丁?布伯 、格肖姆?肖勒姆和阿格农 ，以及许许多多杰出的研究者和艺术家。有时，当我们经过本—耶胡达街或者本—梅蒙大道时，爸爸会悄声对我说：“瞧，那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国际知名与两条瘦腿有关，因为被谈及的人大多上了年纪，用拐杖探路，两只脚跌跌撞撞，甚至在夏天也穿着厚毛衣毛裤。
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离我们的居住区十分遥远，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是在雅法或者本—耶胡达街上的三四家咖啡馆，那里悬挂着镀金枝形吊灯；是在基督教青年会或大卫王酒店里的大厅。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富有教养的英国人举止得体；在那里，梦幻一般、脖颈颀长的女子身穿晚礼服，在着藏青色笔挺西装的绅士怀中翩翩起舞；在那里，宽宏大度的英国人和犹太文化人或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共进晚餐；在那里，举行独奏会、舞会、文学晚会、茶话会，以及赏心悦目的艺术座谈会。也许这样的耶路撒冷，和枝形吊灯与茶话会一道，只能出现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居民—图书管理员、教师、职员和装订工人—的梦中。无论如何，它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居住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区，属于契诃夫。
多年后，我阅读契诃夫时，确信他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万尼亚舅舅就住在我们楼上，萨莫连科医生在我发烧或得白喉时弯下腰，用宽大有力的双手为我做检查，患有习惯性偏头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妈妈的二表哥，我们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宫礼堂听特里格林。
的确，我们周围有着各式各样的俄国人，有许多托尔斯泰式人物。有些人甚至长得就和托尔斯泰一模一样。在某本书的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尔斯泰画像时，我确信自己已经在我们当中看见他很多次了：他沿着马拉哈伊大街闲逛，要么就是顺着俄巴底亚大街走去，头上没戴帽子，微风吹乱了他银白的胡须，如同先祖亚伯拉罕那样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用手里的树枝做拐杖，一件俄式衬衫罩在灯笼裤外，用根长绳系住腰身。
我们附近的托尔斯泰式人物（父母称之为“托尔斯泰式奇科姆”）无一例外，都是虔诚的素食主义者，对自然怀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派，追求符合道德准则的生活，热爱人类，热爱世上一切生灵，长期向往乡村生活，向往在田野和橘园从事简朴农耕。然而，他们连自己的盆栽植物都种不好：也许会把植物浇死，也许会忘记浇水。要不就归咎于可恶的英式管理，在我们的水里放氯气。
他们中有一些是则仿佛是直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走出来的托尔斯泰式人物：饱尝折磨，喋喋不休，欲望备受压抑，对理念着迷。但是所有的人，无论是托尔斯泰式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人都居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为契诃夫工作。
世界的其余部分都被笼统地看作一个“大世界”。不过这个大世界也另有修饰词：开明，外在，自由，虚伪。我几乎只能从集邮册上认识这个大世界：但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乌班吉—沙里河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湖。那个大世界是如此遥远、醉人、美轮美奂，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危险，充满了威胁。它不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虽然聪明、机智、成功，但喧闹、粗鲁。它也不喜欢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为它就连给我们这样一个由沼泽、卵石和沙漠组成的狭长地带都很勉强。在那个大世界里，所有的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你的巴勒斯坦去！”于是我们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现在整个大世界又朝我们叫嚷：“犹太佬，滚出巴勒斯坦！”
不光整个世界是那么的遥远，就连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遥远。在那里，在山那边，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正在涌现。他们皮肤黝黑，坚忍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与凯里姆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也完全不一样。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在漫漫黑夜中交好，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在青年男女关系上也没有任何界限。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亚历山大爷爷有一次说：“他们认为将来这样的事情会很简单，小伙子只是到一个姑娘那里提出要求就行了，或许姑娘甚至连等都不等小伙子提出要求，自己就会向小伙子提出要求，就像讨杯水。”缺乏想象力的贝茨阿勒尔伯伯则带着克制的愤怒说道：“这些十足的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把所有的神秘感都毁了？就这样把所有的情感都抹杀了？就这样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变成了温吞水？”尼海米亚大叔从角落里突然冒出两句歌词儿，听起来像走投无路的野兽在咆哮：“啊，道路是如此的漫长曲折，越过高山，越过平原，啊，妈妈，我在热浪中、在风雪中寻找你，我思念你，可你越来越遥远，嗨勒嗨……”接着，琪波拉用俄语说：“行了，行了。你们发疯了吗？孩子会听见你们说话的！”就这样他们说起了俄语。
拓荒者们生活在加利利、沙龙平原和山谷里，不在我们的视野中。那些小伙子粗犷热心，少言多思，姑娘们高大强壮，坦率自律，他们看起来什么都懂，什么都理解。他们了解你，了解你为何羞怯不安，他们依然深情、严肃，满怀敬意地待你，不把你当孩子，而是把你当作成人，尽管是小一号的成人。
在我眼中，这些男男女女的拓荒者强悍，认真，老成持重，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唱令人心碎的渴望之歌，唱讥讽嘲弄的歌，唱肆无忌惮的贪欲之歌；或者疯狂地跳舞，仿佛超越了肉体。但是他们也能够享受孤独与内省，能够露宿户外，睡帐篷，从事艰苦的劳作，唱着“我们总是整装待发”、“你的小伙子曾用犁铧带给你和平，而今他们用枪杆子带来和平”、“把我们派往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他们能骑烈马，或者驾驶履带宽宽的拖拉机。他们讲阿拉伯语，知晓每个山洞和每个幽谷，会打枪，会投，还阅读诗歌和哲学。他们勤学好问，含而不露，就连夜晚躺在帐篷里那短短的时间里，也会借着烛光低声地谈论着生活，谈论着在爱情与责任、民族利益与普遍正义之间所做的严酷抉择。
有时，我和朋友一起去塔努瓦发货场看他们乘坐装满农产品的货车，远远地从山那边来到这里，“身着工作服，脚登笨重的胶鞋”，我通常走到他们的近旁，呼吸干草的气息和远方飘来的醉人芬芳—那里，的确发生着巨变。那里，土地正在开垦，世界正在改革，那里正在建造着一个新型的社会。那里他们正在自然景观和史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正在耕耘田地，种植葡萄园，他们正在谱写新的诗篇，他们正拿起枪支，骑上马背，还击进犯者，是他们把我们这些悲惨的躯体铸成了战斗的国民。
我悄悄地梦见，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我一起带走。把我也铸造成战斗的国民。我的人生也变成了一首新歌，那人生纯净直白又简单，就像热天里的一杯水。
在群山后的远方，是激动人心的城市特拉维夫。从那个地方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和关于戏剧、歌剧、芭蕾、卡巴莱的种种传闻，还有现代艺术、党派政治、激烈争端的反响，以及含含糊糊的流言蜚语。在特拉维夫有了不起的运动健将。那里有大海，大海里满是会游泳的古铜色皮肤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谁又会游泳呢？谁听说过游泳的犹太人？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是一种突变，“像蝴蝶从蛹中奇妙地再生”。
特拉维夫这个名字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我一听到“特拉维夫”这个词，脑海里就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身穿藏蓝色男式背心、强健鲁莽的小伙子，古铜色皮肤，肩膀宽阔，一个诗人—劳动者—革命家，一个无所畏惧的小伙子，那种他们称之为“哈维尔曼”（非常容易相处的人）的人，拳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破帽子，样子随意但撩人，嘴上叼着烟，在世界上无拘无束；白日，他要么在田野里勤奋务农，要么搅拌沙子和泥浆，晚上，他拉小提琴，夜间，他和姑娘们跳舞或者为她们唱深情的歌，皎洁的月光映衬着沙丘，黎明时分，他带上手枪或者轻机枪从掩体走出，潜入夜色之中，守护着房屋和田野。
特拉维夫是那么的遥远！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至多去过特拉维夫五六次，我们偶尔到那里和姨妈们一起过节。那时不光是特拉维夫的日光与耶路撒冷的日光同今天相比大为不同，就连万有引力定律也截然不同。在特拉维夫，人们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健步如飞，如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飘浮。
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参加葬礼，或者像听音乐会迟到，先踮起脚尖，测试地面，一旦放下脚，他们就不急着前行了。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立刻离开。我们一抬脚，别人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夺走。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脚抬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谁知道你是不是有踩到蛇窝的危险呢。几千年来，我们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了血的代价，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敌人的魔爪，因为我们没看地方就落了脚。这多少就是耶路撒冷人的脚步吧。但是在特拉维夫，呵！整座城市就像只大蚱蜢。人在腾腾跳动，房屋、街道、广场、海风、黄沙、林荫大道，甚至连天上的云彩都在跳动。
一次，我们到特拉维夫去庆祝逾越节之夜，第二天早早起来，大家都在睡觉，我穿上衣服，走出家门，独自到一个小广场去玩。小广场上有一两条长椅，一架秋千，一个沙坑，三四棵小树，鸟儿已经在上面叽叽喳喳了。几个月后过新年，我们又到特拉维夫旅行，那个小广场已经挪地方了。它同小树、长凳、沙坑、飞鸟和秋千一起被搬到了街道的另一头。我大吃一惊，我搞不懂本-古里安和适时组成的行政管理机构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怎么回事？谁一下子把整个广场给搬走了？明天是不是该搬橄榄山？搬大卫塔？会不会把哭墙搬走？
耶路撒冷人带着嫉妒、骄傲、羡慕和稍许一点信心谈论特拉维夫，仿佛特拉维夫是犹太民族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规划，一个*好不宜过多谈论的规划，似乎隔墙有耳，处处潜伏着敌方间谍和特工人员。
特拉维夫，大海、日光、蓝天、沙地、脚手架、林荫大道两旁的电话亭，一座正在兴建的新城，线条简单，在柑橘园和沙丘间崛起。不仅是你买票乘坐埃格德公司公共汽车去旅行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不同的大陆。
我们多年来和特拉维夫的亲戚通过电话定期联系。我们每隔三四个月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尽管我们和他们都没有安装电话。首先我们给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写信，信中写道，本月19 日星期三（星期三那天茨维三点钟从健康诊所下班），五点钟我们会从我们这里的小药房往他们那里的小药房打电话。信提前许久就发出了，我们等着回复。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让我们放心，本月19 日星期三那天对他们*合适，他们当然会在五点钟之前就在小药房里等，要是我们五点钟没打成电话也不要着急，他们不会走开。
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穿上*好的衣服去小药房给特拉维夫打电话，但要是穿了也不足为奇。那是一项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对妈妈说：范妮娅，你记得这星期要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吗？星期一妈妈会说，阿里耶，后天可别回来晚了，别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们二人对我说，阿摩司，千万别给我们弄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你听见了，不要生病，你听见了，别冻着，明天下午之前别摔跟头。头天晚上他们会对我说：早点睡吧，这样明天打电话时才会有力气，我不想让你被那边听上去像没吃饱饭似的。
兴奋之情就这样酝酿出来。我们住在阿摩司街，离泽弗奈亚街上的小药房有五分钟的路，但是三点钟时，爸爸对妈妈说：
“现在你别再做什么新活计了，这样就不会把时间搞得紧巴巴的。”
“我一点事也没有，可你，在读书呢，你可别忘得一干二净。”
“我？我会忘？我一会儿就看一下表。阿摩司会提醒我的。”
你瞧，我只有五六岁，已经承担了重大责任。我没有手表，也不可能有，所以每隔一会儿我就奔向厨房看看挂钟，接着我就会宣布，就像发射宇宙飞船倒计时那样：还有二十五分钟，还有二十分钟，还有十五分钟，还有十分半钟—那时我们就会起身，仔细地把前门锁好，走出家门。我们一行三人左转走到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右转到泽卡赖亚街，左转到马拉哈伊街，右转到泽弗奈亚街，径直走进小药房说：“您好啊，海涅曼先生，您怎么样？我们是来打电话的。”
他当然知道，星期三我们会打电话给远方的特拉维夫，他也知道茨维在健康诊所上班，哈娅在劳动妇女同盟担任要职，伊戈尔长大要当运动员，他们是果尔达?迈耶森（即后来的果尔达?梅厄）和米沙?阔罗德尼的挚友，后者在这里被称作摩西?库勒，但我们还是会提醒他：“我们来给特拉维夫的亲戚打电话。”海涅曼先生会说：“行，当然可以。请坐。”接下来，他会给我们讲经常讲的一个有关电话的笑话：“一次，在苏黎世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旁屋里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可怕响声。伯尔?洛克问哈兹菲尔德出什么事了，哈兹菲尔德解释说，是鲁巴晓夫同志在对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讲话。‘对耶路撒冷讲话，’伯尔?洛克说，‘他怎么不用电话呢？’”
爸爸会说：“我现在拨号。”妈妈说：“还早呢，阿里耶。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分钟呢。”他会说：“没错，可接通也需要时间。”（那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妈妈说：“是啊，可要是我们一下子就接通了，怎么办？他们还没到呢。”爸爸回答：“若是那样的话，我们过会儿再试一次不就得了。”妈妈说：“不行，他们会担心的，他们会认为没接到我们的电话。”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当口，时间差不多就五点钟了。爸爸拿起电话听筒，站在那里，在对接线员说：“下午好，女士。请接特拉维夫648 。”（要么就是诸如此类的话，我们还是处在三位数字的世界。）有时接线员会说：“请等几分钟，先生，邮电局长正在打电话。”或者是西顿先生，或者是纳沙什维先生。我们有些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他们在那边会怎么想呢？
我能够想象，这样一条单线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连接在了一起，又通过特拉维夫与世界相连。倘若这条单线占线，实际上它总在占线，我们同世界的联系则被切断。这条线蜿蜒而去，穿越荒野和岩石，穿越小山和峡谷，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我颤抖起来—要是野兽夜里来咬线会怎么样呢？要是坏人把电话线切断会怎么样呢？要是雨水渗进去会怎么样呢？要是着火会怎么样呢？天晓得。这条线弯弯曲曲，那么脆弱，没有人把守，被日头晒，天晓得。我对架设这条线的人充满了感激，那么勇敢无畏，动作那么灵巧，从耶路撒冷往特拉维夫架条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从自己的体会中得知这件事有多难：一次我们从我住的房间向爱里亚胡?弗里德曼家拉条线，中间只隔着两家住户和一个花园，那是一个怎样的工程啊，要经过树、邻居、棚屋、篱笆墙、台阶、灌木。
等了一会儿之后，爸爸确信邮电局长或者纳沙什维先生一定说完话了，于是再次拿起听筒对接线员说：“请原谅，女士，请再给我接特拉维夫648 。”她会说：“我记下来了，先生。请等一等。”（或者：“请耐心一点。”）爸爸说：“我等了，女士，等很正常，可别人也在电话那头等着呢。”他这样来对她加以礼貌的暗示，尽管我们是真正的文化人，但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很有修养，但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种谁都能对犹太人为所欲为的想法，已经彻底结束了。
接着，药房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响声总是那么激动人心，那是个奇妙的瞬间，谈话基本是这样的：
“嗨，茨维？”
“讲话。”
“这是阿里耶，耶路撒冷的。”
“是的，阿里耶，我是茨维，你们好吗？”
“我们一切都好。我们在药房里给你们打电话。”
“我们也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什么新鲜的。你们那边呢，茨维？有什么情况吗？”
“一切都好。没什么特别的。就那样呗。”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这里也没有新情况。我们都挺好。你们呢？”
“也挺好的。”
“太棒了。现在范妮娅要和你们说话了。”
还是那套：你好吗？有什么新情况吗？接着：“现在阿摩司要说几句。”
那就是整个谈话。你好吗？挺好！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再聊天。很高兴跟你们聊聊。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写信约定下次打电话的时间。我们再聊。好啊。肯定要聊的。再见。希望不久的将来。再见。好好照顾自己。一切顺利。你们也是。
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
那些谈话现在显示给我的则是，当时对他们—对所有的人，不光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表达个人情感多么艰难。对他们来说表达公共情感没有丝毫困难—他们都是有情人，他们知道如何说话。啊哈，他们多会说话啊！他们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谈论尼采、斯大林、弗洛伊德、杰伯廷斯基 ，能将所知道的一切倾囊相告，掬同情之泪，抑扬顿挫地论证殖民主义、反犹主义、正义、“农业问题”、“妇女问题”、“艺术对生活问题”；但是一旦要表达私人情感时，他们总是把事情说得紧张兮兮，干巴巴，甚至诚惶诚恐，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压抑与否定的结果。事实上是双重否定，双重约束，欧洲资产阶级的规矩强化虔城犹太社群的限制。似乎一切均遭到“禁锢”，或“不得如此”，或“不雅”的否定。
除此之外，还有语词的巨大缺失。希伯来语仍旧不算足够自然的语言，它当然不是一门亲密的语言，讲希伯来语时，你难以知道说出之后的真正含义。他们从来不能确保说出来的事情不滑稽可笑，滑稽可笑是他们日里夜里所惧怕的。怕滑稽可笑真是怕死了。即使像我父母那样希伯来语好的人，也不能说完全掌握了希伯来语。为追求准确，他们讲话时放不开。他们经常改变主意，再次系统阐述刚刚说过的话。大概近视眼的司机就是这种感觉，深夜开着陌生的车子在陌生的城市里试图驶出弯弯曲曲的小路。
一个星期六（安息日），妈妈的一个朋友前来看望我们，她是老师，名叫莉莉亚?巴—萨姆哈。每当客人在谈话时说“我胆怯”或者说“他处在胆怯状态”时，我就放声大笑。在日常希伯来文俚语里面，她所用“胆怯”一词意为“放屁”。他们不知道我干吗要笑，也许知道，却佯装不知。爸爸在说“军备竞赛”或者抗议北约国家决定重新武装德国以威慑斯大林时，也是一样。他不知道他所使用的书面语“军备”在时下希伯来俚语里是“性交”的意思。
爸爸在我说“搞定”，一个*无辜的词汇时，总是把脸一沉，我总也不明白这个词干吗让他那么紧张。他当然从来没有解释过，我也不可能问。多少年过去，我知道了在30 年代，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搞定”是指使一个女子怀孕又不跟她结婚。有时习语“搞定她”似乎就是指睡了她。“深夜在货仓里，他把她搞定了，早晨某某人方知他与她素不相识。”于是，要是我说“乌里姐姐给搞定了”什么的，爸爸便会噘起嘴唇，耸耸鼻梁。他当然不会向我解释什么—能怎么解释呢？
他们私下相处时，从来不讲希伯来语。大概在*私密的时刻，他们什么话也不说。一言不发，因为害怕看上去滑稽可笑或者听上去滑稽可笑，这给一切蒙上了阴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