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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许多学者和观察家都在捍卫自由市场，试图证明这种制度是可行的。无独有偶，在上个世纪的大萧条发生之后，整整一代经济学家都修正了自己的世界观。《伟大的说服》一书叙述的就是那一段思想史。安格斯·伯金追溯了战后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并对我们这个以市场为中心的世界的许多基本的假设进行了反思。
保守派人士往往认为哈耶克是最有影响的自由市场卫士。然而，通过对以朝圣山学社（由哈耶克在1947年创立，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成了它的领袖）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的深入研究，伯金令人信服地证明，对于资本主义的许多重要问题，哈耶克和他的同事们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政府干预，他们所采取的并不是一种彻底不妥协的立场，恰恰相反，他们提出了一种社会哲学，承认自由市场有严重的局限性。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主义思想比人们以往所认为的更有活力、更国际化。
仅仅是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弗里德曼和他的同时代学者才发展出了一整套更加尖锐、更加不可妥协的思想观点和政策建议，用来捍卫自由市场。他们为巴里·戈德华特和罗纳德·里根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复兴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设计了美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的政治和经济议程。伯金这部杰出的著作不仅揭示了当代人对自由市场的热情的起源，而且凸显了自由市场给人们带来的道德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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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说服》是一部极其出色的思想史著作。它以思想交流的网络与交流的过程为焦点，通过揭示20世纪30—70年代两次经济大萧条以来凯恩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们的思想碰撞和演变轨迹，尤其通过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构建大西洋两岸的传播思想的网络，在政治上对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在美国和英国主导的经济政策革新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使英美两国走出经济危机的情况，反思今天金融危机的现实，并为走出今天的金融危机提供必要的知识路径指引。
在许多时候，人们都把朝圣山学社的故事看作如下这种小概率事件的**范例：经过自己的努力，一群知识分子对所在时代的政治生活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看到，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则寓言：一群人冒险地运用意识形态影响力获得了成功。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内容是：
——一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他们又是如何解释并捍卫这些信念的；
——他们彼此之间是如何交替地相互影响和相互反对的；
——他们是怎样很好地把握着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危险关系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假设和观点又是怎样缓慢地、决定性地发生演变的。
面对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塑对自由市场的信心，需要不断重新阐述自由市场的理念。自由市场的一些观念永远不会过时。
【作者简介】
安格斯·伯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目录】
序言 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第1章 经济危机时代的自由市场主张
第2章 雄心壮志
第3章 以计划对抗计划
第4章 新保守主义
第5章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发明
第6章 道德资本
结论 一个时代的精神
【媒体评论】
有些观念永不过时
——读《伟大的说服》
温克坚
虽然每天都会趴在电脑前看各种新闻，但整部书籍我还是更习惯纸质阅读，因此那天收到朋友发来的《伟大的说服—如何重塑自由》的电子版时候，我并没有准备好完整的阅读，不过看了几个章节后，我的确被这本书吸引住了，在数个城市穿梭的间歇，这本书成了我的主要阅读对象，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看完了整本书。
这本书讲述的主题是几代经济学人对市场的认知和信念的变化。1929年经济大危机之后，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开始动摇，发端于欧洲的理性主义知识潮流，结合苏联向世界呈现出来的发展奇迹，使得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开始质疑市场内在的力量，对政府参与市场或者干预市场的容忍度开始显著提高，凯恩斯在学术上提供了有力的论证，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成为政策层面的模板。
不过凯恩斯主义对政府干预的积极引入，激起了信奉古典自由主义，信奉市场的经济学者的警惕和反驳，活跃于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一些学者成为主要的异议声音，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学者是哈耶克，他从经济哲学，商业周期和知识论等视角和凯恩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不过相互隔离的的孤立个体无法构成一个运动，只有持续不断的人际交流，相互支持和共同参与，才能形成一个观念运动。
为了协同观念接近的学者群体的共同努力，哈耶克等人还推动成立机构，作为联络和协作平台，对日后世界知识生产了巨大影响。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困境，一直要等到1947年，哈耶克他们才最终成立朝圣山学社。
通过《伟大的说服》这本书的描述，我们看到朝圣山学社的成员们，虽然在基本立场上大家是一致的，但对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对于自由放任理念，还是充满了分歧。来自欧美不同文化传统的学人，以各自擅长的知识工具，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争论。这种争论在内部并没有形成一种细致的统一，但其外在后果是，但以某种方式帮助重塑了自由市场的正当性和美誉度。当凯恩斯主义在政策层面如日中天的时候，社会大众的认知却像钟摆一样往回摆动，对市场的偏好开始回归。
哈耶克本人的知识兴趣转向了法学，知识论，心理学等领域，并以《自由宪章》等著作为自由哲学提供了跨学科的精典阐述，而在公共知识舞台，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成为推动自由市场理念复兴的主要倡导者。哈耶克个人并不喜欢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但弗里德曼却是如鱼得水，他热衷各种公共事务，喜欢并擅长利用公共传闻，社会舆论和商业，政界等的多种资源，不停的撰写专栏，发表演讲，参与听证等等。在市场的道德伦理问题上，弗里德曼也显示了和经济学同行不同的立场，和许多同行对市场的道德基础保持疑惑不同，弗里德曼认为市场强调个人责任，是一种能激励美德的社会安排，只有个体才可能是利他主义者，资本主义是一个自足的美德生成器。他对政府提供医疗保健，公共住房，对外援助，农业补贴等等做法进行了大肆抨击，最后几乎毫无争议的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并在政治上对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构成了重大影响。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在美国和英国主导的经济政策革新，显著的刺激了经济自由化，提升了经济活力， 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个时候，可以说，曾经风靡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已经式微，而自由市场的信徒们重新主导了经济学知识图景。从观念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艰辛的说服，这也是一个伟大的观念说服过程。
不过人类是健忘的，对市场理念的信心需要一代一代重新传递，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成长，需要重新理解自由，需要重塑对自由市场的信心。人们需要明白自由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的，即使是理所当然存在的自由，也需要努力去理解其存续机制并懂得如何捍卫。在这个意义上，有些观念永远不会过时，需要的是不断的重新的阐述。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很自然的又会倾向于相信政府救市的必要，以及政府救市的能力， 这点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两种不同程度和性质的市场体系下，皆有反应。而2014年，中国经济再度面临危机，政策何去何从再度引发大众关注。有效借鉴过往的观念和智慧，才能理解当下发生的问题，《伟大的说服》这本书的阐述，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必要的知识路径指引。
这本书出色地重新解读了现代保守主义思想史，使我们对保守主义运动的各位主要人物都有了新的认识。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在某些固定的预设前提的基础上沿着一条直线从哈耶克发展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竞争的过程，它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从而形成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轨迹。”
——丹尼尔·罗杰斯 《断裂的年代》的作者
伯金的著作叙述了朝圣山学社改变“市场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公共辩论的过程，并出色地解释了这种改变得以发生的原因。伯金的研究态度很认真，他的考证很细致，头脑非常清晰，叙述流畅得如行云流水一般。他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布鲁斯·考德威尔 《哈耶克的挑战：哈耶克的思想传记》的作者
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历史上真正重要的是思想观念，而不是利益。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部著作，堪称观念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巨大成就。在这本书中，伯金有力地阐明了少数几个人以及他们的观念是如何将凯恩斯的福利主义正统思想撕得粉碎的。不过，很可能即便是凯恩斯本人，也会欢迎这样的结果，因为伯金最终证明，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思想，包括今天统治世界的自由市场理念在内，是完全无懈可击的，至少对于那些坚持认为它是错误的人来说，肯定是这样。
——塞缪尔·莫因 《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上的人权》的作者
《伟大的说服》是一部极其出色的思想史著作，它揭示了一小群理论家是如何在市场为中心的政治保守主义取得胜利和保持胜利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往往以沉闷乏味而著称，但伯金却成功地使它们呈现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动态性，因为他娓娓动人地讲述了两代思想家构筑网络、普及思想、推动政治变革的故事。 ——大卫·霍林格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书摘与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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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经济危机时代的自由市场主张
在1933年的春天，在凯恩斯发出“自由放任主义行将终结”的宣言将近10年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走上了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简称LSE）的讲台，发表就职演讲。虽然与凯恩斯一样，他演讲的主题也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轨道，但是在他做演讲的时候，所有其他方面的情况都已经与凯恩斯演讲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在这些年里，世界经济进入了严重的萧条期，经济学界的主要人物对传统的范式产生了怀疑，尽管他们在公共领域里的声望仍然在不断地攀升。在牛津大学演讲时，围绕在凯恩斯周围的都是一些有教养的博学之士，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哈耶克的听众则是来自一个创建不足40年的机构——伦敦经济学院——的师生，在当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对临时性的学生很有吸引力，而且旁边不远处就是一个著名的贫民窟。哈耶克比凯恩斯小17岁，虽然在他的祖国奥地利已经颇有声名，但是在英国，除了社会科学家的小圈子之外，还鲜为人知。由于他在演讲时带有浓重的维也纳口音，哈耶克的许多听众都觉得要理解他的演讲很费力。虽然哈耶克同意凯恩斯的观点，认为自由市场至上这种社会哲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是，他发表这个演讲的目的是哀悼，而不是庆祝它的衰微。
在哈耶克的听众当中，有一些经济学家是赞同他的观点的，其中包括爱德温·坎南和莱昂内尔·罗宾斯。坎南是一位年老的保守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的设想发展起来的；莱昂内尔·罗宾斯是坎南的“门徒”，正是他邀请哈耶克前来伦敦经济学院的，并为他提供了一个教授职位。在简单地征询了听众的意见之后，哈耶克对听众指出，在经济学界内，支持自由市场理念的大有人在。他强调，问题在于，支持自由市场理念的这些人没有能力去影响广大的公众。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而且很少有政府的官员会对计划经济的优点提出质疑。“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悲哀地总结道，“到目前为止，不信奉社会主义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对于那些对政府干预持异议的经济学家来说，公众的不认同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了，给出的建议公众既不愿意听，也不可能对当前事务产生任何影响”。不过他认为，他与他的同事们其实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明显与现实世界有关的科学知识，所缺的只是一座桥梁，把理论与现实世界连接起来。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早期，哈耶克就已经时常感到他的观点有悖于时代的“主旋律”了，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时候，这种对比更为明显。当政府不断采用激进的方式来对付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时，在学术界，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者们感到自己更加被边缘化了。但是在大西洋两岸的一些学术机构里，还是聚集了一大批反政府干预者，他们也因为敢于挑战主流思想而倍感自豪，这些学术机构包括哈耶克自己所供职的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还有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eva）。这些机构的经济学家们对当前公众舆论的倾向表示绝望。在哈耶克到达伦敦之前，莱昂内尔·罗宾斯就已经明确表示，广大公众永远不可能掌握经济理论。在1930年，他宣称，“如果希望经济学能够变成一个没有经过经济学训练的外行也能理解的东西，那么注定会遭到永远的失败”。在近10年的时间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大多时候都处于抑郁状态，部分原因是他在公众辩论中的挫败感，他感到民主政治体制维持不下去了。直到1934年，他还坚信，民主政治体制能够维持的时间不久了，“在我们看到类似于对自由主义的研究这种事情在美国和所有其余实行自由主义的欧洲国家彻底衰亡之前，至多不会超过两个10年的时间”在到达日内瓦之前，流亡海外的德国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威廉·罗普克就曾经断言，“即使在战术上仍然未被击败，但是承认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战略优势地位”的时机已经来临了。那些支持自由企业制度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他们是这个正处于消失当中的社会哲学的最后捍卫者。
虽然这些耶利米哀歌式的预警有些过头，但是他们的冷酷无情的断言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对于支持政府干预的学术竞争对手（即支持自由主义的人）来说，这是一段异常孤立的时期。公众报刊迅速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只当他们是一群过时了的怪人在作无稽之谈。即便是各保守主义政党，就如他们在国内应对经济危机一样，也不再为正统经济学提供可靠的避难所了。现有的各工业部门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不值得信任的共谋者，只热衷于维系保护性的关税和在与监管部门谈判时的垄断性优势。尽管哈耶克强调的观点与此相反，但是在经济学界内部，即使是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也越来越对此熟视无睹了。在美国社会科学家当中，拥有左倾历史主义倾向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拥有的势力最为强大；而在英国，不管是在学术世界里，还是在公众的心目当中，凯恩斯都被看成是一个卓越的经济学家。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之后不久，凯恩斯主义盛行于大西洋两岸的各个经济部门。在伦敦与芝加哥的经济学家们发现，不管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在公众当中，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已经越来越少了。
在盎格鲁-美利坚世界里，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中期被排斥到了边缘地位，这算得上是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事件。这部分地归因于伴随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来的对市场信任的丧失。随着众多事件的发生，这个世界变得更混乱了，但是自由市场倡导者们所组成的团体的意识形态却依然显得不完整。然而，在公共辩论领域，不管经济学家们会感到多么沮丧，他们所持的观点、论据、假设都有助于丰富它的内容、塑造它的结构。在经济形势动荡时期，当既定的假设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里突然变成了被争论的对象时，这种影响是最明显的。哈耶克所遭到的挫折部分地归因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状况，部分地归因于他与他的同仁们在传播他们的信息时在修辞上的缺陷和修辞力量的不足。
在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虽然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对当时推进政府干预都共同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们的观点却鲜有统一的时候，不但如此，它们的观点甚至还时常相互对立。在伦敦，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最初都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对于纠正经济危机，政府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经济低迷是一种商业周期，首先应该归咎于政府的过度干预。他们认为，政府进一步的干预只会导致这种灾难的再次发生。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这个主张无为而治的团体更加被人们所忽视了，因为经济学家们和公众都渴望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法来应对看似非常顽固的经济危机。在芝加哥大学，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瓦伊纳与亨利·西蒙斯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则显得更加合适一些。虽然在政府公共事务的项目、累进税制、社会保险与强有力的反垄断政策方面，他们各自持有不同的态度，但是他们三个人都谴责市场的过度自由放任。这使他们比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行们更接近于经济学的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他人较难把他们与任何一个确定的思想流派或学术纲领联系起来。从总体上看，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这些经济学家的言行表明，自由市场理念的倡导者们的内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陷入了分裂状态。有一些“死硬分子”坚持极端的“反动立场”，但是很少有人同意他们的立场；而另一些人则更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清晰地阐明一个与流行观念相对立的内在一致的世界观。
大西洋两岸的主要经济学家们都不情愿让他们自己的学术机构成为公共辩论中被猛烈抨击的对象，相反地，他们首先力求去影响经济学界的同行。他们也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讨论他们的观点、形成新的修辞策略的平台，没有建立起相互交流的网络，也缺少可以为那些对他们的观点持有同情态度的年轻同行们提供帮助的机构。恰恰相反，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大学里各自为政，独立地进行研究，只有通过学术演讲或者通过私人之间的交往才能建立起一些联系。他们之间的友谊偶尔也会鼓励他们横跨大西洋见上一面，但是那意味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旅行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花很多精力进行相互攻击，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与观点完全不同的人的辩论。他们四分五裂，所坚持的观点也支离破碎，未能形成一个共同的声音。事实证明，企业组织并不愿意为这类以研究自由市场观念为目的的人提供资助，在学术界，也很少有人尝试着努力让他人来认同自己所做的研究。请参阅罗伯特·柯林斯的《商界对凯恩斯的回应：1929—1964年》，第50页。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着什么内在的凝聚力，也不拥有任何重要的制度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去影响那些已经被组织得更好的、立场和观点更一致的思想团体所吸引的公众。
哈耶克是一个细心的观察家，他关注制度的变化，开始估量他与同事之间所面临的许多挑战，并且把这种挑战视为重要的学习机会，从中学习到了许多经验教训。未来的岁月将证明，他这样做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他1933年的就职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同时代的政治的看法，他的悲观主义倾向已经有所缓和，他甚至在那次演说中给出了一个积极的判断：观念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告诉他的听众，现在的公众舆论“很明显可以追溯到大约一代之前的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因此事实是，经济学家的教学并不是没有任何影响，恰恰相反，它的影响非常之大”。他的同事们需要记住的是，思想观念“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让人感觉到它的影响力”。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在这颇具挑战性的10年里所认识到的这些问题将帮助他们形成自由市场理论的结构框架。出于对内部成员持续处于四分五裂并且一直各自为政的状态的不满，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通力合作，创办了许多组织机构，并通过它们发展和传播他们的思想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以下一些问题上（尽管对于这些问题，他们的意见仍然并不一致）：他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是什么？他们的经济理论与社会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可以接受的政府干预的形式、结构和程度是什么？最有可能说服别人采纳他们的世界观的修辞策略又当如何？他们的这些行动帮助他们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重新建构了公共生活中的主导观念，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从根本上讲，应该让市场自由发展，任何试图利用自己的意愿与判断去干预市场的行为都具有误导性。在大萧条发生数十年之后，自由市场观念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要归功于它早些年所经历的失败。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伦敦经济学院集中了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政府干预无助于解救持续发展的经济危机，伦敦经济学院也因此而闻名于世。当时，在大西洋的两岸，即使那些最主要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也在提倡实施公共工程和其他一些应急措施。但是莱昂内尔·罗宾斯和他的同事们却在认真地思考着政府干预的危险性。当然，遗憾的是，他们没能找到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由于他们年轻、具有非凡的魅力，观点上又相对大胆，因此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在经济学界，他们便成功地俘获了一部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在这个日益突出的领域里，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中心，学生们与教师们都意识到，他们的讨论意义非凡，其影响将远远地超出他们会议室的范围。不过，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充满在讨论过程中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已经消失了。有些教师，比如说哈耶克，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似乎已经与经济学没有多大关联了；而其他一些人，比如说罗宾斯，他们的观点已经开始接近于主流经济学了。尽管声名渐起的哈耶克与罗宾斯都表示，自由市场观念的基础已经开始改变，但他们在态度上的急剧变化表明，如果希望自己的观点获得公众的支持，那么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就需要重构他们的思想观念。
伦敦经济学院能够发展成极端保守的经济学的制度家园，这实在可以说是一种异数，给许多观察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伦敦经济学院的历史不算悠久，它是约四十年前由费边社的成员们创办的。他们创校的宗旨是，让学生们在经济学与政治学方面接受全面的教育，以便更进一步地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由于费边社的宗旨非常独特，结构也自成体系，这使得费边主义者在同样信奉社会主义的同行中显得非常与众不同。正如乔治·肖伯纳在回顾他们这个群体时所写的那样，毫无疑问，费边主义者都是卓尔不群的精英分子，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文化怪客式的少数派以及真正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战术家”，“对于文盲以及在政治上一无所知的幼稚人士，他们没有时间去改造、去进行基本的社会主义教育”相反，他们致力于促进知识开放的政策的研究；他们相信，如果他们与那些“不友好”的听众共享他们的观点，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已经改变了信仰的人组成的小圈子内，那么，他们的观点将会成功地“渗透”到更多的听众心底里去。他们避免使用革命性的语言，用悉尼·韦伯的话来说，他们在追求社会变革时更喜欢这种社会变革是通过“必然的、渐进的”过程而实现的。因此，伦敦经济学院所关注的是针对社会科学的高级训练，而不是对工人和大众进行基础教育；它欢迎代表着各种各样观点的师生群体的加入，而不要求他们坚持某种特定的思想观念；它致力于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而不是鼓吹激进的行动。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回顾起创社时所提出并一直坚持下来的精英主义、开放性与渐进主义宗旨时，费边主义者们颇有些踌躇满志的感觉。肖伯纳在1931年重版的《费边社文集》（Fabian Essays）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下，费边社呈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发展态势。”有一个费边社会主义者成了首相；费边社的两位创始人都成了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下议院内则“充满了费边社会主义者”。学院的基础设施也迅速增加，这为学校赢得了一个绰号——“建筑物日不落帝国”。相对于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来说，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国籍范围更加广泛，有着不同的经济背景的学生也更多，学院本身也以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而著称。
伦敦经济学院之所以充满活力，这得归功于它的创校宗旨，即创造一个开放性的学术研究环境。伦敦经济学院以兼容并包著称，它甚至在制度上规定，必须聘用非正统的学者，鼓励他们提出“异端”学说。当然，这种规定的代价是无法掌控全体教师的政治观点；而且有的时候，办校思想也出现了不连续性，例如，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后来成了一名保守党国会议员。不过，最令费边社成员恼火的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越来越以思想“反动保守”而出名了。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比阿特丽斯·韦伯在日记中提及学院的经济学教师的有关理论时，总是充满着轻蔑的语气。例如，虽然她发现在人际交往方面，罗宾斯“相貌迷人”、“令人愉悦”，但是在学术方面，她发现罗宾斯与他的同事们是“教条主义的、纯理论化的”，“都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一心为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辩护”，是“狂热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家”，是“拿索·西尼尔和赫伯特·斯宾塞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追随者。总之，在伦敦经济学院，他们就是“我们的对立面”。有意思的是，正因为费边社成员们恪守承诺，坚持了开放性的学术研究，才使得伦敦经济学院演变成了一个特定经济学理论倡导者们的避难所，而他们当初创办这个机构的目的，正是为了“战胜”这种经济学理论体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