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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
他是国内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以及有关市场化经济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在经济学理论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200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当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30年经济30人”；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性研究获得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被网易财经评为“年度*影响力经济学家”。
近年来出版的著作包括《什么改变中国》《博弈与社会》《市场的逻辑》《改革》《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竞争力与企业成长》《价格、市场与企业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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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可以铸就未来
思想的力量一定比利剑更强大，所以靠利剑征服世界的人后都失败了，但是靠思想的人成功了。
访谈人：30年前大家都是一穷二白，没有既得利益。但现在的改革都是深层次的，都要触动既得利益，是不是更困难？
张维迎：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是。首先，30年前也有既得利益。我在农村当农民时，我们生产队的书记成天背着手，什么活儿都不干，照样挣工分。村里要推荐个大学生，当然他说了算，谁都要走他的后门，那也是既得利益。然后国家政策说地要包给农民，他就没权了，原来是会种地的，好多年不干，地也不会种了，他能高兴吗？他也不高兴啊。所以一开始反对包产到户的就是这些大队书记、主任，你说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吗？
访谈人：那时候蛋糕要比现在小多了，对吗？
张维迎：蛋糕越小矛盾才越大。但目前确实已经形成了大利益集团，这是改革面临的难题，而这些大利益集团的形成，和这些年改革的心气和氛围都有关系。改革需要一鼓作气。心气和氛围像舞曲，你放舞曲了大家才会起来跳舞，然后开始搬椅子，舞跳完了，椅子已经完全换地方了。利益格局已经调整完了；如果你不放舞曲，那谁都不愿意起来。虽然现在更难了，但也不是不可以改变。我还是相信人和人之间有利益冲突，也有理念冲突。
访谈人：不是屁股决定脑袋吗？
张维迎：有时候屁股决定脑袋，但是有时候脑袋也决定屁股，你脑子里想坐哪儿，屁股就会坐在哪儿。大部分人是屁股决定脑袋，小部分人特别是伟大人物是脑袋决定屁股，因为他们有理念。如果所有的冲突都是利益冲突，那人类是没希望的。
从历史上看，好多变革都是既得利益推动的。美国独立战争后，华盛顿完全可以当皇帝，没有人会反对他，而且那时候全世界还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都是君主制。他为什么不干，当了两届总统后就回去种地？因为他有不同的理念。邓小平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也是基于理念。大卫·休谟在18世纪就讲过，虽然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支配的。凯恩斯也讲过类似的话：从长远看，真正重要的是人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既得利益的重要性远远被我们夸大了。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智慧不够，无法看到更长远的利益，所以我们才需要有智慧、有理念的领导人。每个体制都有既得利益，之所以要改，就是要改变既得利益的实现方式，改变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大家都说现在的体制对既得利益者好，你仔细想想也未必。其实一些当官的也挺可怜的，有特权没人权，贪污受贿，财产转到国外，每天都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也未必真的幸福。如果我们通过改革，让每个人拿到的都是合理合法的，都是正正当当的，每个人睡觉都踏实，这样对所有人都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并且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理念可以铸就未来。
访谈人：确实我也一直信奉一句话，好像是拿破仑说的。他说，人类强大的两种力量是利剑和思想，但是从长远看，思想的力量比利剑更加强大。
张维迎：是的，思想的力量一定比利剑更强大，所以靠利剑征服世界的人后都失败了，但是靠思想的人成功了。
访谈人：刚才所说的理念也应该包括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但经济学思维经常和直观感受不一样，比如工资规定。
张维迎：对工人好的保护，是让资本家之间竞争，竞争越充分，对工人越有利，就像怎么才能让买家得到好处呢，就是卖家越多越好。所以一定要鼓励企业发展，鼓励企业竞争，这样才能真正改善普通工人的生活。
中国的哪一个劳动力市场政府干预少？保姆市场，政府没有规定保姆的工资，但过去10年保姆的工资涨得快。2002年，一个北京保姆平均的工资是480元，2011年达到2400元，涨了5倍，年均增长20%，这就是市场的力量。所以直觉重要，逻辑更重要。一些小企业做的本来就是小生意，你推行工资规定，我就不雇人了，这样反而使失业的人增加了。希腊、西班牙和法国有一半左右的年轻人失业，因为雇了一个人就没有办法解雇他，那谁都不敢雇人，失业率反倒高了。好多公共政策，愿望是好的，但结果反而更糟，这就需要以经济学的思维加以识别。
访谈人：您如何看待房产税？
张维迎：要征房产税，首先要明白税的含义，什么样的税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小，对收入分配的伤害小，这两个层次的问题都得考虑，所以征房产税不仅仅是调节房价的问题。我特别反对政府老用短期政策调节经济。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首付降低等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买二套房，政府恨不得送你房子，半年不到又开始压房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怎么行？另外，我们现在的好多公共政策后变成了数字崇拜，比如2009年的“保八”，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要“保八”，然后就得了一身病，你看现在病怏怏的，这就是我反对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没那么聪明，但是我们假装很聪明，假装能看清未来，这时候该刺激，那时候该打压，你咋知道？房价半年就折腾了好几回。我们很无知，如果我们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无知，麻烦就会少很多。你身体不舒服，我一会儿给你出这主意，一会儿出那主意，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糟糕。
访谈人：您刚才说到利益和理念的关系，但面对一项公共政策时，普通老百姓更多的还是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
张维迎：这是自然的。
访谈人：比如房价，没买房的希望房价降，买了房的特别是买了几套房做投资的，希望房价涨。每项公共政策，都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
张维迎：你说的太重要了，过去我们老有个错误的宣传，说大家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公共政策就是要在这些利益之间做平衡。而且，现代社会就是要利益多元，这样社会才稳定。同一项政策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要放到台面上公开讨论，才能找到好办法。
普通老百姓按照自己的利益判断政策的好坏，是对的，这才是有希望的社会。如果你连痛都不知道，那说明你已经死了。我们在乎自己的利益，利益受损时发出声音，继而施加压力，公共政策就是在各种声音和压力之间找平衡。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个好的社会，要尽可能让个人做决策，而不是集体做决策。举个例子，今天晚上我们怎么吃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大家各吃各的，另一种是每人交50块钱一起吃。第二种办法就有各种矛盾，去哪儿吃、点什么菜等，这些矛盾用种办法都可以避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因为个人缺乏做决策的自由，所以才出现了太多的各种矛盾。农地变商用，农民自己没有这个权利，都是国家征地再卖给开发商，一大堆矛盾就出现了。土地私有化，这些问题可能就都解决了。
访谈人：什么政策是好政策，什么政策是坏政策，您有定义和标准吗？
张维迎：好政策一定要稳定，要透明，以不变应万变，帮助大家预测未来。坏政策都跟捉迷藏似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谁也看不清未来。近这么多年，没有几项公共政策是有说服力的。包括前面讲的产业政策，政府怎么知道未来哪个产业是有竞争力的？我们不要太迷信专家，未来是企业家用不断试错的办法测试出来的。我们无知，又不承认自己无知，一开始是因为无知犯了错误，后又故意掩盖错误，就是无耻了。
访谈人：好政策背后必须要有正确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
张维迎：对。政府管不了那么多事，这是重要的正确认识，如果没有这个正确认识，那其他的就都没用了。政府管的事越多，矛盾就越大。我们过去有“菜篮子工程”、“猪肉工程”等一大堆工程，后也不了了之了。
访谈人：但是政府要对得起老百姓啊。
张维迎：管得多的政府，是对不起老百姓的政府。老百姓需要的是自由，从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能。给老百姓充分自由的政府就是对得起老百姓的政府。你们年轻人找对象，父母管这管那，都说是为你好，但他们不了解你的偏好，不了解你的心思，一味按自己的偏好关心儿女，结果又怎么样呢？更何况政府不是父母。
改革与改革家
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依赖某一个圣人，老百姓都可以生活得很好，社会可以不断地发展。但是，你必须承认，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权威和领导力相当重要。
我希望未来是个凡人的世界，但建立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伟大的领导力，意味着领导人要有很强的理念，要有坚强的意志推行这种理念，还要有一些技巧克服那些阻力，就是懂得怎么让理念战胜利益。这样的领导人是比较稀有的。
访谈人：中国各级政府在改革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出台了很多惠民政策。但我们也注意到，围绕改革的争论还是比较多，老百姓对一些部门和领域的改革还有意见。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是改革的步子太快还是老百姓的要求太高？
张维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讲，也许十多年前是对改革不满，但现在我理解更多的是对不改革不满，正是因为改革在一些领域逐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使老百姓产生了不满情绪。
主要问题出在，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上存在问题，在满足老百姓需求的方式上有问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句谚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用再分配的方式，还是创造财富的方式？如果在再分配当中，又有腐败，那大家意见就会更多。
俗话说，“吃饭穿衣量家当，搽脸抹粉看人样”。就是说，你应该吃什么、穿什么取决于你的家庭收入状态；应该打扮成什么样，看你长什么样。也就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你过高地给大家做一些许诺，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兑现的话，就会引起好多人不满。为什么大家不满意？我想，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非常重要。
访谈人：2004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分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围绕改革的争论也多了起来。你在《什么改变中国》中用了很大篇幅描述改革的进退得失。前面我们提到人们对一些部门和领域改革倒退有意见，请你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
张维迎：从2004年开始，在很多领域出现了新情况，这包括我们一般讲的所谓“国进民退”，还有政府出台的倾斜的产业政策，政府对企业进入一些领域的管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幅度提高政府的投资比例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例，有一些地方，比如山西，煤炭行业实行了国有化。
这一切跟老百姓的意见有什么关系？就像我前面讲的，如果找到了正确的方法解决他的不满，他的不满就会降低。但是，如果思维方式不对，他可能会越来越不满。比如，政府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老百姓自然就更不满意。
现在很多老百姓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与腐败有关。腐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一部分人有特权，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不公正。同样做企业，去找政府关系、贿赂官员的人可以很快赚到很多钱，而勤勤恳恳、为老百姓服务的企业赚钱非常难。一些民营企业也赚钱但仍然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赚钱不公平。有的人赚得多不是因为他作为企业家的能力强，不是他更勤奋，而是他去讨好官员，有政府关系。
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看到的就是更不公平，凭什么少部分人可以赚那么多钱？如果市场相对公平竞争的话，我相信老百姓不会有那么大怨气。李彦宏、马化腾也很富有，但我确实没听到多少人抱怨他们富有。
腐败自古以来就有，我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与一些经济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当时讲过，只要腐败增长的速度低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这个社会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一方面有不满，另一方面财富在增加。
这几年发生了一个变化，尽管我们的GDP增长速度还是蛮快的，但是，它已经没有办法掩盖或者平衡由腐败带来的问题，而且腐败现在还有一种加速的现象。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我们不真正改革体制，腐败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访谈人：我知道你对凯恩斯主义是有看法的。但凯恩斯有一本书，叫《预言与劝说》，比较恰当地描述了经济学家承担的社会角色，经济学家要不断地对未来做出预测，要劝说政府、劝说老百姓。首先，假设面前坐的都是老百姓，你如何劝说他们支持改革？
张维迎：首先一点，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财富只能来自生产，只能来自创造，而不可能来自分配。如果按照市场的逻辑，我们每个人去追求幸福，那你就必须给别人创造价值。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总想着怎么去再分配，后就会要求政府给我们一种再分配的方式，而政府怎么能做到再分配呢？一定是靠权力集中。而从历史上各国的情况来看，如果老百姓脑子里想的都是平均主义，满足平均主义的方式就是权力更集中的政府。
还有就是我们对企业家的看法。人类社会面临着不确定性，怎么去判断未来？我们需要那些有能力、有远见卓识的人，这类人其实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对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到对私有财产保护的重要性。人有个特点，就是想占别人的便宜。但我们要认识到，如果我们都想占别人的便宜，那财富终怎么来？谁会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没有积极性创造财富，大家都去偷、都去抢，到后对谁都不好。
所以，每个普通人都必须明白这些道理。大家一想到什么就喊政府，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特点。我们以为政府花钱对老百姓是免费的，但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定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遗憾的是每个人都希望吃免费的午餐。别人请你吃饭，你脑子里还觉得欠他一个人情；而政府请你吃饭，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久而久之，这就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财富可以不劳而获，世界是有免费午餐的。
后这个关系就完全颠倒了，本来政府是老百姓养活的，而政府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好像老百姓是政府养活的。计划经济下我们每次涨工资、分房子都要感谢政府，为什么？因为经济关系的本质已经被掩盖了，造成一种错觉，后的结果就是大家竞相花钱，而不是竞相创造财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这点，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整体，只有大家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每个人才有希望活得更好。
怎么样才能创造财富？前提是每个人的自由和安全都能够得到保障。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自由，当我们说到“市场”两个字的时候，它本质上和另外两个字是一样的，就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市场。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主张自由的话，就应该认识到，只有在市场制度下你才能真正达到自由。
访谈人：所以你一直都在呼吁按市场的逻辑而不是其他逻辑办事。
张维迎：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提到“仇富”心态，为什么大家不仇视李彦宏、马化腾？“仇富”里面有一部分因素是我们的体制导致的不公平，也就是有人用大家不认可的致富方式来致富。
有些垄断国企攻城略地，没有人能阻拦得了。有些重要产业规定只有国有企业能做，民营企业不能做。还有，有些民营企业不是通过讨好老百姓，通过伺候普通人来赚钱，而是通过讨好官员来赚钱。所以，这些民企赚的钱实际上也是财富的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还有一类，是具有特权的人办的企业，比如你要办个投资公司，有人就要占股份，因为他有政府的关系。所以这都类似于强盗逻辑，这种逻辑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访谈人：一个网友委托我向你提一个问题：你曾经说过，20世纪80年代，是理念压倒了利益，而现在则是利益压倒了理念。他想请你解释一下。另外，刚才你劝说老百姓要支持改革，现在请你再劝说一下利益集团，如何说服他们支持改革、推动改革？
张维迎：劝说利益集团是比较难的，不是我的能力能达到的。大家不要以为利益集团现在才有，不要以为阻碍改革的力量现在才有，“文革”结束后刚开始推行改革的时候，阻力也很大。但为什么改革能推进呢？因为有邓小平、胡耀邦这样有坚定改革理念的人，这些人的理念战胜了一个个阻力。这跟领导力有很大关系。
我们怎么说服这些既得利益者？实际上，历史上好多改革当中，有不少既得利益者积极推动，甚至成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早期起来干革命的人，多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富农、政府官员家庭。这些人为什么要闹革命呢？是由于他们的观念，不是既得利益。中国的妇女在旧社会缠脚，让妇女放开脚的人不是妇女自己，而是男人。再比如美国的黑人解放，领导人绝大多数是白人，不是黑人。
所以，千万不要完全以阶级利益的视角来看我们的变革，如果那么看的话，就会走进死胡同，只能是你死我活，是个零和博弈。特别是处于重要位置的人，要有改革的理念才能推进改革。一个人要抵得住利益的诱惑是很难的，为了利益放弃理念的人，我们说是“出卖灵魂”。
我们怎么说服既得利益者？有很多种理论。大家谈到政府时，首先要有一个观念，我们要政府干什么？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活得更好、更自由、更幸福，没有其他的目的。所有人都要明白这个道理，包括政府官员。其实，这就是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政府不能有自身的利益，政府的利益都要拿老百姓的利益衡量，20世纪80年代好多改革都是按照这种理念推进的。
大家会觉得我说得有点儿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官员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什么要为你着想？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的体制弊病，其实对政府官员也不好。
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对大人物是这样，对一般官员也是这样。你看现在一些贪官，其实是有特权没人权。特权就是，你可以不守规矩，你可以获得老百姓不能获得的好处。人权是什么？人权是对自由、安全的保障。有特权没人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有今天没明天，今天可以耀武扬威，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明天就可能突然下台了、被“双规”了。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政府官员的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他们还能这样吗？
我希望大家逐步地认识到，保护这种所谓的既得利益或者特权、人治大于法治，后对每个人都不好。伟大的人物就看到了这点，所以邓小平复出后就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邓小平是20世纪全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而在中国，他是伟大的。他也是所有未来中国领导人学习的榜样。
访谈人：后，我想请你谈一谈，未来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排个序的话，你怎么排？
张维迎：经济改革走到今天，还有没有改革的空间？还有。但是，这个空间已经不像原来那么大了，已经不像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大了。
空间在哪儿？首先是国有体制的改革，国有工业企业占整个工业部门资产的比重比产值的比重高15个百分点，比增加值的比重高12个百分点。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很低的，所以，即使没有其他方面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也是能够增加财富的。我们20世纪80年代做过、90年代做过，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做了呢？
还有，我们可以废除很多审批。整个改革你也可以理解为不断地废除审批的过程。原来价格都是由国家定的，现在很多不是了，但现在仍然有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可做，像金融的自由化，使民间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创办金融机构，等等。
但确实有个问题，由于既得利益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其他方面的改革，这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即使搞也会被扭曲。好比民间成立金融机构，弄到后，可能都是有关系的人成立的，普通人找不着关系就成立不了。中国有一些银行是私营的，但50%以上的股票是被有特权的人持有的。有特权的人可能没有出钱，但他可以拿到批件，所以别人就愿意给他股权。
我还是这样认为，未来30年，前15年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建立法治社会上，也就是说把政府的权力放在法律之下，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组织可以超越法律。这样，我们的人权、自由才可以得到保证，企业家创造财富才会更充满信心，因为他不害怕被人掠夺。
后15年，是实现民主化。当然这两个过程不是分开的，会有一些交叉，但从重点来讲我想可以按这样的顺序。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英国历史。英国大概在19世纪初期之前建立了宪政制度。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到1300年英国议会的建立，一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这个过程一直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斗争，后形成了宪政制度，就是把国王放在法律之下，原来国王是超越法律的。
1832年，英国的选举权扩大到男性公民的14.5%；1867年又一次改革，1884年通过第三改革法案，选举权进一步扩大；1918年，所有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获得了普遍的选举权；1928年，所有的妇女跟男人一样获得了同等的选举权。这是个很长的过程。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人类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参照系，人类有好多共同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违反的。所以，如果你问我未来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法治的建立。当然，这需要很强的领导力，任何改革没有很强的领导力都是没有办法实施、没有办法推进的，这可能是中国下一步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现场提问一：您刚才谈到观念对改革的重要性。我们知道，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教育，您以前在北大主持过一些改革。请问，什么样的中国教育才能跟中国的改革相配？
张维迎：我对教育的改革总体上是比较失望的，当然，这与这个国家气质的变化有关，大环境会影响到每个部门。教育的“官本位”或者“行政化”的速度，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在提高。我们对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多，大家认为办“世界一流大学”、改进教育，好像有钱就行了，这完全是错的。
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不能变革，大学钱越多反而越坏事。教育经费，包括科研经费，导致各种腐败。比如有些部门，你申请一个项目，它可以给你经费，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留下20%~30%的回扣，那它就给别人了。还有很多其他的腐败。
……
【内容简介】
这两年，中国改革风起云涌，重启改革、全面改革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但是，改革怎样才能成功呢？在《改革新启蒙》一书中，张维迎教授坚信，中国的未来取决于理念和领导力。他认为，没有好的、正确的理念，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力，中国的未来就会问题重重。
自出版《什么改变中国》之后，时隔两年，张维迎教授再次系统谈论中国的改革和未来。在《改革新启蒙》中，作者针对当下中国严峻的现实，以及全面重启改革的迫切性，从理念的力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国企改革、民主和法治建设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观点。
借新书《改革新启蒙》，作者呼吁中国需要更多的思想碰撞和激荡。
·真改革就是把权力由政府放给民间，由政府放给市场，这其实也是我们过去市场化改革的一条主线。让市场变得更自由，这是本质的东西。
·每一种体制变革，一定是个创新。做这种创新的人，必须要有很强的理念，敢于冒险，有突出的领导才能。
·所谓思想解放就是你原来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现在我们所想的都是原来想过的，甚至还有些原来想过的现在都不敢想了。改革只是一个口号，这是不行的。
·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因为监管太多。政府的管制太多，破坏了市场本身有序运作的功能，破坏了市场本来有的声誉机制，市场上就存在很多不健康的东西。
【目录】
序改革需要新启蒙
开篇 改革的理念比顶层设计更重要
篇 理念和领导力决定改革走多远
理念可以铸就未来
改革与改革家
什么是真改革
邓小平是伟大的制度企业家
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家命运
我对改革仍然抱有期待
社会有深层的变革力量
普通民众的观念变革很重要
重启被中断的改革
改革不能闭门造车
走出脑子里的深水区
不要以为中国多特殊
国家气质亟待改变
第二篇 中国需要新启蒙
市场和自由是一回事
市场逻辑的权利基础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启蒙者
权利启蒙任重道远
权利正当性来自天赋
我的思想更接近奥派
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不矛盾
莫干山会议的启蒙作用
《为钱正名》30年
第三篇 破除对国企与政府的迷信
国企与公平竞争不兼容
国企并不真赚钱
国企的无形资源垄断
政府的正确定位
监管越多问题越多
第四篇 正确理解法治与民主
人治大于法治对谁都不好
法律要合乎天理
民主建立在自由基础上
从博弈论看腐败
尾篇 追求沉思与顿悟的快乐
致谢
【编辑推荐】
《改革新启蒙》，时隔两年，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再谈中国未来之路。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改革！
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还是人心的改革、理念的改革？
国内**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其新书《改革新启蒙》中称，靠利剑征服世界的人*后都失败了，但是靠思想的人成功了。伟大的变革由观念的变革引发，改革的理念比顶层设计更重要，中国的改革需要新启蒙。
【前言】
改革需要新启蒙
决定社会变革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理念可以正确也可以错误，领导力可以弱也可以强。好的组合是正确的理念、强的领导力，差的组合是错误的理念、强的领导力。当然还有次好的或次坏的组合。强的领导力两个都有可能，但变革期间没有强的领导力真是不成。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对中国过去60多年的历史给出一个解释，前30年领导力强但理念错了，所以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改革前25年有好的理念和比较强的领导力，所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后来的10年，改革进程之所以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是因为我们的理念倒退了。
现在人们老讲改革阻力，现在改革阻力确实很大，但我们不要以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没有阻力，没有既得利益集团。任何体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不可能维持那么久。改革前25年和我们现在的区别不是那时没有改革的阻力，也未必是现在的阻力比那时强大得多，而是那时改革动力比现在强得多，那时候从上到下有一批人以改革本身作为使命，他们没有那么多计算，现在不是这样了，大家都在等着别人改。
中国未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领导力。正确的理念来自思想市场的竞争，只有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才能使我们走出错误理念的陷阱，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观念。
人类历史上，我觉得有两个500年是创造思想、创造观念重要的时期。这两个500年所创造的思想，就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
个500年就是在公元前的那500年，所谓“轴心时代”。大体来讲，也就是从孔子到耶稣那500多年。这500多年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释迦牟尼、耶稣，等等，都出现在那个时代。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奠定了整个后来的人类文明的基石。
第二个500年就是从公元14世纪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一直到公元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一般认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标志性人物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其实不光是法国，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如大卫·休谟，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都对启蒙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500年跟前一个500年不太一样。前一个500年的伟大的思想家想的是什么？当时天下大乱，人类面临的问题是怎么从“天下无道”变得“天下有道”，他们更多强调的是对人的内心的改造，无论是创造宗教，还是创造像儒家这样的道德哲学，目的都是为天下立道。第二个500年里，思想家们更多强调的是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他们不再认为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必须接受神权的统治，而是认为每个人有自然的权利，自由和平等与生俱来，别人不可剥夺。在这个基础上，人类又要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启蒙思想家认识到，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我们能做到的是约束人的“行”。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我们用法治和民主的方式约束政府，都是为了人的幸福，让人们相争而不相害，不仅不对别人形成伤害，而且给别人带来价值。比如，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人如果想赚钱，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否则你不能赚钱。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人类的和谐和进步需要政府，但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法治和民主的约束。当权者的权力是哪里来的？过去说是上帝给的，也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或者如我们中国人说的统治者是“天子”，现在人们不再这样认为了。所有的统治权都来自人民的授予，也就是人民的同意。而且，所有的统治者和普通人一样，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怎么能够约束他们恶的这一面？就是通过一整套的权力制衡体系，让一切权力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人民的监督。这就是法治和民主的含义。
个500年，东方和西方一样辉煌。但坦率地讲，第二个500年里，我们中国没有出现非常伟大的思想家，至少没有办法和西方出现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相比。到100多年前，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我们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开始了中国的启蒙运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其实“五四”之前我们中国人就开始了启蒙，包括自由、法治、民主思想的引进。很遗憾，“五四”之后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启蒙基本中断了。我们用“主义”代替了“启蒙”，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启蒙没有完成，我们做了一顿夹生饭。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好多理念，我觉得还不如100年前。今天我们知识界的一些思想，也不如100年前知识界的那些思想。这也意味着，人类并不总是在进步，倒退是可能发生的，并且实际上也确实发生了。
30多年前，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但这个启蒙大致只持续了10年时间就停止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今天面临着与100多年前同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时代，这个时代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启蒙是一场思想和观念的变革。新的思想和观念初总是由少数人提出来的，但只有当这些新的思想和观念变成多数人的共识的时候，真正的社会进步才会发生。
本书是我2012年出版的《什么改变中国》的续篇，传递的是我有关市场、自由、法治、民主的理念，有关人类进步和社会变革的理念。我把传播这些理念当作自己的学术使命，希望以此对中国的体制转型做出自己的贡献。
张维迎
2014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