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家、“轮椅上的哲人”史铁生思考生命价值的杰出之作。
? 史铁生的多部作品被选入各地中学语文教材，他直面苦难、“用生命写作”的精神和平淡拙朴、明朗睿智的文字感动了无数人的心。
? 本丛书选择史铁生所有叙事性作品中*能体现作者对生命本质思考和**人性光辉、**知名度的篇目，结成三册，适合中学生和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
【内容简介】
《绿色的梦》收入著名作家史铁生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数篇。《命若琴弦》的故事通过对老瞎子和小瞎子的悲剧命运的叙写，以一种寓言的方式触及人类的生存、死亡、困境、超越等重大主题，曾被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影响深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曾获1983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再现了荒谬特定政治时期，一部分知青的生存状态及生命状态，反思人生途路的幸与不幸。
【作者简介】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2002年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10年病逝，享年59岁。其作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和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随笔集《病隙碎笔》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散文作品奖。
史铁生多部作品被选入各地中学语文教材，他直面苦难、“用生命写作”的精神和平淡拙朴、明朗睿智的文字感动了无数人的心。本丛书选择史铁生所有作品中*能体现其对生命的思考，兼具哲理性和知名度的名篇，结成三册，适合中小学生和文学爱好者阅读。
【媒体评论】
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莫言
史铁生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在漫长的轮椅生涯里自强自尊；一座文学的高峰，其想象力和思辨力一再刷新当代精神的高度；一种千万人心痛的温暖，让我们在瞬息中触摸永恒，在微粒中进入广远，在艰难和痛苦中却打心眼里宽厚地微笑。
——韩少功
在当下喧嚣浮躁的社会，铁生作品中的那份沉静更显珍贵，他从容地阅读了生命这本大书，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立场。他的生命痛苦，灵魂却是那么纯净。
——张海迪
【目录】
兄 弟
绿色的梦
黑 黑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
命若琴弦
车 神
原罪?宿命
钟 声
【前言】
导 读
现实人生中的生命之悟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段崇轩
现实人生中的生命之悟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段崇轩
史铁生的经历是不幸的。他1951年出生在北京；16岁初中毕业正逢“文革”而中断学业；18岁在上山下乡大潮中赴陕西延安插队；21岁因双腿瘫痪转回北京开始了轮椅人生，先后在北京几家街道工厂做工；47岁又患尿毒症，不得不靠每周数次的血液透析维持生命。2010年病逝，享年59岁。但作为一个作家，史铁生该是“幸运”的。双腿残疾迫使他从较为便利的文学写作上寻找一条“生路”，初期的成功又让他成为作家协会的一位职业作家。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对残疾人群体的熟悉，使他拥有了一个独特而幽深的领域——人的形而上的生命和精神世界。这是中国作家向来忽视和陌生的领域，但史铁生却创作了一朵朵艺术奇葩。
他是一位多栖作家，小说、散文、随笔均有出色作品。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以其意蕴的深远和格式的特别，被文坛视为两部“奇特的文本”。几部中篇小说《山顶上的传说》、《原罪?宿命》等，在艺术探索上也各有特色。而真正奠定作家文学地位和代表作家创作高度的，则是他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命若琴弦》、《钟声》、《老屋小记》等，这些作品屡获重要奖项，成为新时期文学以来的经典型作品。可以说史铁生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优秀短篇小说家。作家曾说：“如果生命是一条河，我想，事业相当于一条船。”这条船正是他锲而不舍的文学创作，创作使他的逆境人生绽放出灿烂的火花，他在创作中也品味到了生命的创造和价值。
史铁生对他的第二故乡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说：“刚去陕北插队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接受些什么再教育，离开那儿的时候我明白了，乡亲们就是以那些平凡的语言、劳动、身世，教会了我如何跟命运抗争。”这种对农村、农民的认识，奠定了1982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思想情感基调。当时知青作家写上山下乡，大都表现的是“历史的荒诞”、“理想的幻灭”这样的主题。而史铁生这篇小说，深情地描述了这片土地的光荣历史、艰难现实、壮阔自然和温暖的人情，细腻地刻画了破老汉、生产队队长这些普通农民真诚、善良、乐观、坚韧的精神品格和对知青如同亲人般的关怀、教育和帮助。对作家个人来说，黄土地上农民的精神人格，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种动力和支撑。《奶奶的星星》也是一篇短篇精品，作家用隽永的抒情语言、丰富的生活细节，回忆了“我”同奶奶相依为命的儿时岁月，塑造了一位感人至深的奶奶的形象。奶奶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奶奶是优秀的，命运却是多舛的；奶奶没有文化，但一生都在追求进步。奶奶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死去的奶奶已变成一颗星，“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史铁生逐渐地从个人的悲痛中挣脱出来，从破老汉、奶奶这些老一代人身上，汲取着力量，思索着人生。
数十年的病痛生涯，使史铁生对残疾、患病有了一种独到的认识。他说：“我完全没想到，有一天，我对我的病竟有些感恩之情——我怕否则，浮躁、愚蛮如我者大概就会白活。”是人生的困境把他逼向了文学道路，同时与病魔为伍又使他去体验、思索生命的奥秘。他说：“人的苦难，很多或者根本，是与生俱来的，并没有现实的敌人。比如残、病，甚至无冤可鸣，这类不幸无法导致恨，无法找到报复或声讨的对象。……无缘无故的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在这里，史铁生推己及人，由个体到群体，认识到人永远面对的是困境，冲破一种困境又会有新的困境，困境的永恒构成人一生的苦难。而超越自身局限，实现人生价值，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1986年之后，史铁生在一些作品中虽然表现的仍是个人的现实生存，但内容丰厚了，意蕴深远了，增添了一种开阔向上的情调。《我之舞》写“我”在荒芜的古园流连忘返、所见所感，写得亦真亦幻、神秘苍茫。两位老人悄悄死亡，一对幽灵探讨深奥的哲学问题，一座秘密工厂突然消失……构成了一幅魔幻现实主义式的图画。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四个命运各异、性格不同的残疾人，有的在等待，有的在思索，有的在梦想……作品似乎在阐释这样一个主题：天地悠悠，世事无常，不管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他们都是渺小、脆弱的，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和梦想。《车神》中的“我”，尽管女友即将远游，但“我将摇着车在岸边等候”。虽然双腿瘫痪，可有轮椅带着“我”在遥远的“海湾跑一圈”。车神是谁？“信心告诉你她是谁，她就是谁。”这里的“我”已不再是那个叫“史铁生”的个人，而是残疾人的一个精神形象、象征形象。1996年发表的《老屋小记》，作家把目光再次投向20年前所经历的街道工厂生活，作品用极简练的写法，写出了五六位底层人物形象，用歌声寄托理想的D、向往通过长跑改变命运的K、当过兵打过仗依然耿直正派的B大爷、出身高贵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U师傅、智商很低性格火爆的傻子三子……这些人物无不处在人生的困境中，但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心存梦想、埋头苦干，在有限的环境中追求着人生的价值。
史铁生笔下，人的身体残疾被描述得触目惊心，而身体的残疾又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精神向往和生命追求。《夏天的玫瑰》中那位卖玩具风车的老头儿，因患脉管炎而截掉双腿，依靠假肢行走。倔强的老人为了不成为社会和他人的负担，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寄居在城郊小村子里。他在困厄中渴望回到养育自己的故乡，见到自己喜爱的女人，他花高价买一只青铜公牛雕像，用以激励自己的意志，显示了一位老人顽强的生命和高贵的精神。《来到人间》里那对年轻夫妻，郎才女貌，家庭幸福，但却生了一个发育不全又患肺病的女儿，而这女孩又天性聪慧、要强。于是年轻的夫妻面对着如何承担孩子的现在和将来的责任，而年幼的孩子面临着怎样直面她的残疾、开始她的人生的困境。一个残疾的孩子竟给自己以及父母，带来如此严峻的生存挑战，而这又是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史铁生以逼真、鲜活的描述，展现了人生的偶然性，“生活中随时可能出现倒运的事”，揭示了生存的苦难性，哪怕是一点残疾也会造成终生的悲剧。《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把残疾人的悲苦人生推向了极致。年轻的丈夫一条腿、脸被严重烧伤，妻子则是一个侏儒。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人生的追求，两人商定要收养一个孩子，并认真探讨了抚养、教育等一切问题。尽管他们的梦想瞬间破灭了，他们只有收养一只猫的命运，但他们对美满人生的期望和努力，令人感动。
史铁生笔下，人的精神残疾也被表现得真切有力、发人深省，精神的残疾却生长出一种美好的人情人性来。《树林里的上帝》中那个女人，在世人眼里是“疯子”、“神经病”，干着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穿着雪白的连衣裙，到河边的树林里，寻找、帮助受困的小虫子，譬如帮助一只受伤的甲虫翻身、飞走，替蚂蚁搬运面包屑，轰走正被小伙子的猎枪瞄准的麻雀……“陶醉在幸福中”，喊着“我就是它们的上帝，它们的命运之神”。她满脑子的保护昆虫、鸟类，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显示了人的自然观、世界观的觉醒。
平淡的生活、长期的病痛，使史铁生避开了尘世的喧嚣，陷入了对人类终结问题的哲学思辨之中，并把他的思辨融入了小说和散文写作。几十年来，他的思考触及了诸多的哲学课题，譬如生命、肉体、灵魂、精神、欲望、现实、梦境、宿命、困境等等。在小说中表现*集中、*突出的则有人与命运、过程与目的、生与死等主题。
对人生与命运的思索：史铁生创作伊始，反思的就是人的命运问题。《兄弟》里的表哥与志强，曾经是一块玩大的朋友，但表哥后来成为法官，志强沦为犯人。这种人生的巨大反差，不是因了他们后来的品德和行为，而是因为他们出生成长在不同的阶层和环境里，是外部世界支配着他们的人生。《钟声》是表现人生与命运的一篇出色作品。叙事人“我”的父母决然离开大陆，远走海外。他们为什么要走？去了哪里？始终是个谜。亲人们讳莫如深，“我”想揭开这个谜总是不能。由于父母的失踪，“我”从农村投奔城市，寄居姑姑门下，求学、工作而成为城里人。偶然性改变着人生命运。姑夫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基督教牧师，但受到革命宣传的鼓动，辞去圣职成为进步人士，设计了一座红色居民大楼蓝图，信仰中的上帝的“乐园”与共产主义的“天堂”竟殊途同归。人生的道路真是扑朔迷离。正如“我”所感慨的“……生命中有很多神秘的事”，“你*数不清都是哪些事在对一个人的命运起作用”。但这些芸芸众生的背后，有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即1949年的改朝换代。正是这场革命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只不过置身潮流的人们还看不清、也无力把握自己的路向。
对过程与目的的破译：人生中的过程与目的是一个永恒的课题。现实生活中的人更看重的是目的，而往往忽略了过程。史铁生在多篇散文中谈到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他说：“痛苦和幸福都没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完全是自我的感受。……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就是命运，任何人都是一样，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他甚至认为：人生就是一场苦难，从根本上说就是荒诞的。唯有过程可以变得十分精彩、美好，值得体验和享受。因此“过程就是目的”。《命若琴弦》讲的是一个现实故事，又似一个传说故事，更像一个寓言故事。老瞎子与小瞎子师徒二人，相扶相搀、到处弹琴说书，目的就是弹断一千根琴弦，得到封藏在琴槽中的药方，就可治好眼睛见到光明。这是一个诱人的、遥远的目标，鼓舞着师徒二人翻山越岭、备尝艰辛，终于弹断了师父的师父嘱咐的琴弦根数。但让老瞎子想不到的是，那张药方竟是一页白纸。他在又惊又悲的时刻，“怀恋起过去的日子，才知道以往那些奔奔忙忙兴致勃勃的翻山、赶路、弹琴，乃至心焦、忧虑都是多么欢乐！那时有个东西把心弦扯紧，虽然那东西原是虚设。”人生的目的往往是虚幻的、自造的。有了它才能使生命的琴弦拉紧绷直，弹出*美的旋律。这个过程正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于是老瞎子又把药方藏入琴槽，传给小瞎子，说自己记错了老师父的嘱咐，把一千二百根记成了一千根，他要和徒弟从头开始弹起。在史铁生关于人生的过程与目的的思辨中，既有道家看破世事的睿智与超脱，又有儒家面对现实的执着与进取。
对生与死的揭示：史铁生小说中*突出的主题是关于生与死的探索。在中国，人们更注重的是现世，即活得如何，而忽视了“天国”，即死后怎样。史铁生以他直面人生的勇气和特立独行的思考，对生与死作了深广的探寻。《黑黑》中的“我”为革命奋斗一生，“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妻离子散，作好了自杀的准备。但死前的故乡之行，却使他坚定了生的信念。乡亲们面对天灾人祸坚韧豁达的生存精神，那个叫黑黑的狗，对主人的忠心不二和对“爱情”的执着寻找，使他深深认识到：“万物都是本能地不愿意死的，何况人！”小说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在死亡的边缘走过一回，你才能理解生的意义。《毒药》也是一篇熔传奇与寓言为一炉的佳作。那个一心要养“怪鱼”以获取名利而终于失败的年轻人，自觉无颜活着，带了两颗剧毒药丸决心客死他乡。抱着“只当我已经死了”，“干吗不再试试干点什么”的念头，竟又活了60年。辛勤劳作，娶妻生子，成为一个自满自足的老头儿。唾手可得的死，使他重新尝试生、体验生，获得了人生的乐趣和幸福。这两篇小说都表达了作家对生的留恋和肯定，而这种对生的认识是在“死过一回”后得到的。正所谓“未知死，焉知生”。对生与死的探索*深切透彻的作品是《我与地坛》。在那座“荒芜但并不衰败”的地坛里，史铁生流连、沉思了十五年。地坛成为他的精神家园、思想摇篮。地坛四百年的历史沧桑、年复一年的四季轮回、树木花草的枯枯荣荣，使他感受到了个体生命的渺小和偶然，使他认识到人的生死只是上帝或自然法则的一种安排，不必担惊害怕，也不必“急于求成”。几度自杀的念头终于打消，他超越了生。地坛里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特别是母亲深厚而细微的关爱，使他下定了“试着活一活看”的决心。为了使活着有成就、有自尊，他找到了文学写作道路。“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他终于“为生存”找到了“可靠的理由”。他超越了死。史铁生在生与死的思考、探索中，领悟了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奥秘。
在绝大多数作家沉浸在现实的社会人生题材的时候，史铁生孤军深入了人的精神、灵魂世界乃至主宰宇宙的上帝那里。在人们热衷于当下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之际，史铁生关注和思考的是生命、困境、宗教这些人类的终极课题。他是一个真正的独辟蹊径的作家，有人称他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这主要不是就他的文学实绩而言，而是指他在艺术上的这种纯粹性和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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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弯去，顶架也厉害，而且皮实、好养。对北方的黄牛，我多少懂一点。这么说吧：现在要是有谁想买牛，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看体形，看牙口，看精神儿，这谁都知道；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关键是得看脾气。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声，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左蹦右跳。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走得欢。疲牛呢？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闭一下眼睛，忍了。这样的牛，别要。
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总在塌方，顺着沟、渠、小河，流进了黄河。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树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窖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儿就都佩服，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
在山上拦牛的时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麦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沟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树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总是“吸溜吸溜”地抽着旱烟，笑笑，说：“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英语中的“poor”就是“穷”的意思。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声音拉得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巍巍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挎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①去。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单说春种吧，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天不亮，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上山了。太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垃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天都是黄的。太阳白蒙蒙的。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刷啦啦”响。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
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
陕北的风俗，清明节家家都蒸白馍，再穷也要蒸几个。白馍被染得红红绿绿的，老乡管那叫“zì chuī”。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跟着叫“紫锤”。后来才知道，是叫“子推”，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的。破老汉说，那是个刚强的人，宁可被人烧死在山里，也不出去做官。我没有考证过，也不知史学家们对此作何评价。反正吃一顿白馍，清平湾的老老少少都很高兴。尤其是孩子们，头好几天就喊着要吃子推馍馍了。春秋距今两千多年了，陕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黄河。譬如，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说“喊”，要说“呐喊”；香菜，叫芫荽；“骗人”也不说“骗人”，叫作“玄谎”……连*没文化的老婆儿也会用“酝酿”这词儿。开社员会时，黑压压坐了一窑人，小油灯冒着黑烟，四下里闪着烟袋锅的红光。支书念完了文件，喊一声：“不敢睡！大家讨论个一下！”人群中于是息了鼾声，不紧不慢地应着：“酝酿酝酿了再……”这“酝酿”二字使人想到那儿确是革命圣地，老乡们还记得当年的好作风。可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酝酿”不过是一种习惯了的口头语罢了。乡亲们说“酝酿”的时候，心里也明白：球事不顶！可支书让发言，大伙总得有个说的；支书也是难，其实那些政策条文早已经定了。*后，支书再喊一声：“同意啊不？”大伙回答：“同意——”然后回窑睡觉。
那天，队长把一碗“子推”放在炕沿上，让我吃。他也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地抽烟。“子推”浮头用的是头两茬面，很白；里头都是黑面，麸子全磨了进去。队长看着我吃，不言语。临走时，他吹吹烟锅儿，说：“唉！心儿家不容易，离家远。”“心儿”就是孩子的意思。
队里再开会时，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坐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在那个地方，担粪、砍柴、挑水、清明磨豆腐、端午做凉粉、出麻油、打窑洞……全靠自己动手。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能够代替人力的牛简直是宝贝。老乡们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
我喂十头，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饲养场建在村子的*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清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又嚷，闹翻了天。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心儿家不晓得愁，”他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短工来到清平湾，就住下了。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绥德还出吹手。农历年夕前后，坐在饲养场上，常能听到那欢乐的唢呐声。那些吹手也有从米脂、佳县来的，但多数是从绥德。他们到处串，随便站在谁家窑前就吹上一阵。如果碰巧那家要娶媳妇，他们就被请去，“呜里哇啦”地吹一天，吃一天好饭。要是运气不好，吹完了，就只能向人家要一点吃的或钱。或多或少，家家都给，破老汉尤其给得多。他说：“谁也有难下的时候。”原先，他也干过那营生，吃是能吃饱，可是常要受冻，要是没人请，夜里就得住寒窑。“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饭……”他唱着，给牛添草。破老汉一肚子歌。
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场院上的婆姨、女子们嘻嘻哈哈地冲我嚷：“让老汉儿唱个《光棍哭妻》嘛，老汉儿唱得可美！”破老汉只作没听见，调子一转，唱起了《女儿嫁》：“一更里叮当响，小哥哥进了我的绣房，娘问女孩儿什么响，西北风刮得门栓响嘛哎哟……”往下的歌词就不宜言传了。我和老汉赶着牛走出很远了，还听见婆姨、女子们在场院上骂。老汉冲我眨眨眼，撅一根柳条，赶着牛，唱一路。
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
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嗞——嗞——”地叫。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口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他又想起了什么。
夏天拦牛可不轻闲，好草都长在田边，离庄稼很近。我们东奔西跑地吆喝着，骂着。破老汉骂牛就像骂人，爹、娘、八辈祖宗，骂得那么亲热。稍不留神，哪个狡猾的家伙就会偷吃了田苗。*讨厌的是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它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它假装吃着田边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着头，眼睛却溜着我。我看着它的时候，田苗离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儿；我刚一回头，它就趁机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调头便走。我识破了它的诡计，它再接近田苗时，假装不看它，等它确信无虞把舌头伸向禁区之际，我才大吼一声。老家伙趔趔趄趄地后退，既惊慌又愧悔，那样子倒有点可怜。
陕北的牛也是苦，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草也不想吃，“呼哧呼哧”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我真害怕它们趴架。尤其是当那些牛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我几次想给它们买些盐，但自己嘴又馋，家里寄来的钱都买鸡蛋吃了。
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待到十一二点，一遍遍给牛添草。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破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疙节打起一堆火，干的“噼噼啪啪”响，湿的“嗞嗞”冒烟。火光照亮了饲养场，照着吃草的牛，四周的山显得更高，黑魆魆的。留小儿把红薯或者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如果是玉米，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啪”的一响，爆出了一个玉米花。那是山里娃*好的零嘴儿了。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 “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噢，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这些话她问过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她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
“山里的娃娃什么也解不开。”破老汉说。破老汉是见过世面的，他一九三七年就入了党，跟队伍一直打到广州。他常常讲起广州：霓虹灯成宿地点着，广州人连蛇也吃，到处是高楼，楼里有电梯……留小儿听得觉也不睡。我说：“城里人也不懂得农村的事呢。”“城里人解开个狗吗？”留小儿问，“格格”地笑。她指的是我们刚到清平湾的时候，被狗追得满村跑。“学生价连犍牛和生牛也解不开。”留小儿说着去摸摸正在吃草的牛，一边数叨：“红犍牛、猴犍牛、花生牛……爷！老黑牛怕是难活下了，不肯吃！”“它老了，熬了。”老汉说。山里的夜晚静极了，只听得见牛吃草的“沙沙”声，蛐蛐叫，有时远处还传来狼嗥。破老汉有把破胡琴，“嗞嗞嘎嘎”地拉起来，唱：“一九头上才立冬，闯王领兵下河东，幽州困住杨文广，年太平，金花小姐领大兵……”把历史唱了个颠三倒四。
留小儿*常问的还是天安门。“你常去天安门？”“常去。” “常能照着*？”“哪的来，我从来没见过。”“咦？！他就盛在天安门上，你去了会照不着？”她大概以为*总站在天安门上，像画上画的那样。有一回她趴在我耳边说：“你冬里回北京把我引上行不？”我说：“就怕你爷爷不让。”“你跟他说说嘛，他可相信你说的了。盘缠我有。”“你哪儿来的钱？”“卖鸡蛋的钱，我爷爷不要，都给了我，让我买褂褂儿的。”“多少？”“五块！”“不够。”“嘻，我哄你，看，八块半！”她掏出个小布包，打开，有两张一块的，其余全是一毛两毛的。那些钱大半是我买了鸡蛋给破老汉的。平时实在是饿得够呛，想解解馋，也就是买几个鸡蛋。我怎么跟留小儿说呢？我真想冬天回家时把她带上。可就在那年冬天，我病厉害了。
其实，喂牛没什么难的，用破老汉的话说，只要勤谨，肯操心就行。喂牛，苦不重①，就是熬人，夜里得起来好几趟，一年到头睡不成个囫囵觉。冬天，半夜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五更天给牛拌料，牛埋下头吃得香，我坐在牛槽边的青石板上能睡好几觉。破老汉在我耳边叨唠：黑市的粮价又涨了，合作社来了花条绒，留小儿的袄烂得露了花……我哼哼哈哈地应着，刚梦见全聚德的烤鸭，又忽然掉进了什刹海的冰窟窿，打个冷战醒了，破老汉还没唠叨完。“要不回窑睡去吧，二次料我给你拌上了。”老汉说。天上划过一道亮光，是流星。月亮也躲进了山谷。星星和山峦，不知是谁望着谁，或者谁忘了谁。“这营生不是后生家做的，后生家正是好睡觉的时候。”破老汉说，然后“唉，唉——”地发着感慨。我又迷迷糊糊地入了梦乡。
碰上下雨下雪，我们俩就躲进牛棚。牛棚里净是粪尿，连打个盹的地方也没有。那时候我的腿和腰就总酸疼。“倒运的天！”破老汉骂，然后对我说，“北京够咋美，偏来这山沟沟里做什么嘛！”“您那时候怎么没留在广州？”我随便问。他抓抓那几根黄胡子，用烟锅儿在烟荷包里不停地剜，瞪着眼睛愣半天，说：“咋！让你把我问着了，我也不晓球咋价日鬼的。”然后又愣半天，似乎回忆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唉，球毛擀不成个毡，山里人当不成个官。”他说，“我那辰儿要是不回来，这辰儿也住上洋楼了，也把警卫员带上了。山里人憨着咧，只想打罢了仗就回家，哪搭儿也不胜窑里好。球！要不，我的留小儿这辰儿还愁穿不上个条绒袄儿？”
每回家里给我寄钱来，破老汉总嚷着让我请他抽纸烟。“行！”我说，“‘牡丹’的怎么样？”“唏——‘黄金叶’的就拔尖了！”“可有个条件。”我凑到他耳边，“得给后沟里的送几根去。”“憨娃娃！”他骂。“后沟里的”指的是住在后沟里的一个寡妇，比破老汉小十几岁，村里人都知道那寡妇对破老汉不错。老汉抽着纸烟，望着远处。我也唱一句：“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递给他几根纸烟，向后沟的方向示意。他不言传，笑眯眯地不知想着什么。末了，他把几根纸烟装进烟荷包，说：“留小儿大了嫁到北京去呀！”说罢笑笑，知道那是不沾边儿的事。
在后山上拦牛的时候，远远地望着后沟里的那眼土窑洞，我问破老汉：“那婆姨怎么样？”“亮亮妈，人可好。”他说。我问：“那你干吗不跟她过？”“唏——老了老了还……”他打岔，“算了吧！”我说：“那你夜里常往她窑里跑？”我其实是开玩笑。“咦！不敢瞎说！”他装得一本正经。我诈他：“我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他不言传了，尴尬地笑着。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
破老汉望着山脚下的那眼窑洞。窑前，亮亮妈正费力地劈着一疙瘩树根；一个男孩子帮着她劈，是亮亮。“我看你就把她娶了吧，她一个人也够难的。再说，也就有人给你缝衣裳了。”“唉，丢下留小儿谁管？”“一搭里过嘛！”“她的亮亮也娇惯得危险①，留小儿要受气呢。后妈总不顶亲的。”“什么后妈，留小儿得管她叫奶奶了。”“还不一样？”山里没人，我们敞开了说。亮亮家的窑顶上冒起了炊烟。老汉呆呆地望着，一缕蓝色的轻烟在山沟里飘绕。小学校放学的钟声“当当”地敲响了。太阳下山了，收工的人们扛着锄头在暮霭中走。拦羊的也吆喝着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响成一片。老汉还是呆呆地坐着，闷闷地抽烟。他分明是心动了，可又怕对不起留小儿。留小儿的大 ②死得惨，平时谁也不敢向破老汉问起这事，据说，老汉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秋天，在山里拦牛简直是一种享受。庄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山洼、沟掌里的荒草却长得茂盛。把牛往沟里一轰，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是把牛赶上山，在下山的路口上坐下，看书。秋山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单调：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杜梨树的叶子黄了，酸枣棵子缀满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枣……尤其是山坡上绽开了一丛丛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从黄土坷垃后面探头探脑；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来，扑棱棱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人捕食这些小动物。也许是因为没有枪，也许是因为这些鸟太小也太少，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譬如：春天燕子飞来时，家家都把窗户打开，希望燕子到窑里来做窝；很多家窑里都住着一窝燕儿，没人伤害它们。谁要是说燕子的肉也能吃，老乡们就会露出惊讶的神色，瞪你一眼：“咦！燕儿嘛！”仿佛那无异于亵渎了神灵。
种完了麦子，牛就都闲下了，我和破老汉整天在山里拦牛。老汉不闲着，把牛赶到地方，跟我交代几句就不见了。有时忽然见他出现在半崖上，奋力地劈砍着一棵小灌木。吃的难，烧的也难，为了一把柴，常要爬上很高很陡的悬崖。老汉说，过去不是这样，过去人少，山里的好柴砍也砍不完，密密匝匝的，人也钻不进去。老人们*怀恋的是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打倒了地主，分了地，单干。“才红了那辰儿，吃也有得吃，烧也有得烧，这咋会儿，做过啦！”老乡们都这么说。真是，“这咋会儿”，迷信活动倒死灰复燃。有一回，传说从黄河东来了神神，有些老乡到十几里外的一个破庙去祷告，许愿。破老汉不去。我问他为什么，他皱着眉头不说，又哼哼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是才红了那辰儿的歌。过了半天，使劲磕磕烟袋锅，叹了口气：“都是那号婆姨闹的！”“哪号？”我有点明知故问。他用烟袋指指天，摇摇头，撇撇嘴：“那号婆姨，我一照就晓得……”如此算来，破老汉反“四人帮”要比“四五”运动早好几年呢！
在山里，有那些牛做伴，即便剩我一个人也并不寂寞。我半天半天地看着那些牛，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什么，我全懂。平时，牛不爱叫，只有奶着犊子的生牛才爱叫。太阳一偏西，奶着犊儿的生牛就急着要回村了，你要是不让它回，它就“哞——哞——”地叫个不停，急得团团转，无心再吃草。有一回，我在山洼洼里睡着了，醒来太阳已经挨近了山顶。我和破老汉吆起牛回村，忽然发现少了一头。山里常有被雨水冲成的暗洞，牛踩上就会掉下去摔坏。破老汉先也一惊，但马上看明白了，说：“没麻搭，它想儿，回去了。”我才发现，少了的是一头奶犊儿的生牛。离村老远，就听见饲养场上一声声牛叫了，儿一声，娘一声，似乎一天不见，母子间有说不完的贴心话。牛不老在母亲肚子底下一下一下地撞，吃奶。母牛的目光充满了温柔、慈爱，神态那么满足、平静。我喜欢那头母牛，喜欢那只牛不老。我*喜欢的一头红犍牛，高高的肩峰，腰长腿壮，单套也能拉得动大步犁。红犍牛的犄角长得好，又粗又长，向前弯去；几次碰上邻村的牛群，它都把对方的首领顶得败阵而逃。我总是多给它拌些料，犒劳它。但它不是首领。*讨厌的还是那头老黑牛，不仅老奸巨猾，而且专横跋扈，双套它也会气喘吁吁，却占着首领的位置。遇到外“部落”的首领，它倒也勇敢，但不下两个回合，便跑得比平时都快了。那头老生牛就好，虽然比老黑牛还老，却和蔼得很，再小的牛冲它伸伸脖子，它也会耐心地为之舔毛。和牛在一起，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然怎么办呢？方圆十几里内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山。偶尔有拦羊的从山梁上走过，冲我呐喊两声。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远远看去像是悬挂着的棋盘；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是白棋子。山沟里有泉水，渴了就喝，热了就脱个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饿肚子。
破老汉有个弟弟，我就是顶替了他喂牛的。据说那人奸猾，偷牛料；头几年还因为投机倒把坐过县大狱。我倒不觉得那人有多坏，他不过是蒸了白馍跑到几十里外的车站上去卖高价，从中赚出几升玉米、高粱米。白面自家舍不得吃。还说他捉了乌鸦，做熟了当鸡卖，而且白馍里也掺了假。破老汉看不上他弟弟，破老汉佩服的是老老实实的受苦人。
一阵山歌，破老汉担着两捆柴回来了。“饿了吧？”他问我。“我把你的干粮吃了。”我说。“吃得下那号干粮？”他似乎感到快慰。他“哼哼唉唉”地唱着，带我到山背洼里的一棵大杜梨树下。“咋吃！”他说着爬上树去。他那年已经五十六岁了，看上去还要老，可爬起树来却比我强。他站在树上，把一杈杈结满了杜梨的树枝撅下来，扔给我。那果实是古铜色的，小指甲盖儿大小，上面有黄色的碎斑点，酸极了，倒牙。老汉坐在树杈上吃，又唱起来：“对面价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那是《信天游》。老汉大约又想起了当年。他说他给刘志丹抬过棺材，守过灵。别人说他是吹牛。破老汉有时是好吹吹牛。“牵牛牛开花羊跑青，二月里见罢到如今……”还是《信天游》。我冲他喊：“不是夜来黑喽①才见罢吗？”“憨娃娃，你还不赶紧寻个婆姨？操心把‘心儿’耽误下！”他反唇相讥。“后沟里的可会迷男人？”“咦！亮亮妈，人可好！”“这两捆柴，敢是给亮亮妈砍的吧？”“谁情愿要，谁扛去。”这话是真的，老汉穷，可不小气。
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去喂牛，借着一缕淡淡的月光，摸进草窑。刚要揽草，忽然从草堆里站起两个人来，吓得我头皮发麻，不禁喊了一声，把那两个人也吓得够呛。一个岁数大些的连忙说：“别怕，我们是好人。”破老汉提着个马灯跑了来，以为是有了狼。那两个人是瞎子说书的，从绥德来。天黑了，就摸进草窑，睡了。破老汉把他们引回自家窑里，端出剩干粮让他们吃。陕北有句民谣：“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汉和两个瞎子长吁短叹，唠了一宿。
第二天晚上，破老汉操持着，全村人出钱请两个瞎子说了一回书。书说得乱七八糟，李玉和也有，姜太公也有，一会儿是伍子胥一夜白了头，一会儿又是主席语录。窑顶上，院墙上，磨盘上，坐得全是人，都听得入神。可说的是什么，谁也含糊。人们听的是那么个调调儿。陕北的说书实际是唱，弹着三弦儿，哀哀怨怨地唱，如泣如诉，像是村前汩汩而流的清平河水。河水上跳动着月光。满山的高粱、谷子被晚风吹得“沙沙”响。时不时传来一阵响亮的驴叫。破老汉搂着留小儿坐在人堆里，小声跟着唱。亮亮妈带着亮亮坐在窑顶上，穿得齐齐整整。留小儿在老汉怀里睡着了，她本想是听完了书再去饲养场上爆玉米花的，手里攥着那个小手绢包儿。山村里难得热闹那么一回。
我倒宁愿去看牛顶架，那实在也是一项有益的娱乐，给人一种力量的感受，一种拼搏的激励。我对牛打架颇有研究。二十头牛（主要是那十几头犍牛、公牛）都排了座次，当然不是以姓氏笔画为序，但究竟根据什么，我一开始也糊涂。我喂的那头*壮的红犍牛却敬畏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红犍牛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肩峰上的肌肉像一座小山，走起路来步履生风；而老黑牛却已显出龙钟老态，也瘦，只剩下一副高大的骨架。然而，老黑牛却是首领。遇上有哪头母牛发了情，老黑牛便几乎不吃不喝地看定在那母牛身旁，绝不允许其他同性接近。我几次怂恿红犍牛向它挑战，然而只要老黑牛晃晃犄角，红犍牛便慌忙躲开。我实在憎恨老黑牛的狂妄、专横，又为红犍牛的怯懦而生气。后来我才知道，牛的排座次是根据每年一度的角斗，谁夺了魁，便在这一年中被尊崇为首领，享有“三宫六院”的特权，即便它在这一年中变得病弱或衰老，其他的牛也仍为它当年的威风所震慑，不敢贸然不恭。习惯势力到处在起作用。可是，一开春就不同了，闲了一冬，十几头犍牛、公牛都积攒了气力，是重新较量、争魁的时候了。“男子汉”们各自权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自然地推举出一头（有时是两头）体魄*，实力*强的新秀，与前冠军进行决赛。那年春天，我的红犍牛正处在新秀的位置上，开始对老黑牛有所怠慢了。我悄悄促成它们的决斗，把它们引到开阔的河滩上去（否则会有危险）。这事不能让破老汉发觉，否则他会骂。一开始，红犍牛仍有些胆怯，老黑牛尚有余威。但也许是春天的母牛们都显得愈发俊俏吧，红犍牛终于受不住异性的吸引或是轻蔑，“哞——哞——”地叫着向老黑牛挑战了。它们拉开了架势，对峙着，用蹄子刨土，瞪红了眼睛，慢慢地接近，接近……猛地扭打到一起。这时候需要的是力量，是勇气。犄角的形状起很大作用，倘是两只粗长而向前弯去的角，便极有利，左右一晃就会顶到对方的虚弱处。然而，红犍牛和老黑牛都长了这样两只角。这就要比机智了。前冠军毕竟老朽了，过于相信自己的势力和威风，新秀却认真、敏捷。红犍牛占据了有利地形（站在高一些的地方比较有利），逼得老黑牛步步退却，只剩招架之功。红犍牛毫不松懈，瞧准机会把头一低，一晃一冲，顶到了对方的脖子。老黑牛转身败走，红犍牛追上去再给老首领的屁股上加一道失败的标记。*回合就此结束。这样的较量通常是五局三胜制或九局五胜制。新秀连胜几局，元老便自愿到一旁回忆自己当年的骁勇去了。
为了这事，破老汉阴沉着脸给我看。我笑嘻嘻地递过一根纸烟去。他抽着烟，望着老黑牛屁股上的伤痕，说：“它老了呀！它救过人的命……”
据说，有一年除夕夜里，家家都在窑里喝米酒，吃油馍，破老汉忽然听见牛叫、狼嗥。他想起了一只出生不久的牛不老，赶紧跑到牛棚。好家伙，就见这黑牛把一只狼顶在墙旮旯里。黑牛的脸被狼抓得流着血，但它一动不动，把犄角牢牢地插进了狼的肚子。老汉打死了那只狼，卖了狼皮，全村人抽了一回纸烟。
“不，不是这。”破老汉说，“那一年村里的牛死的死，杀的杀（他没说是哪年），快光了。全凭好歹留下来的这头黑牛和那头老生牛，村里的牛才又多起来。全靠了它，要不全村人倒运吧！”破老汉摸摸老黑牛的犄角。他对它分外敬重。“这牛死了，可不敢吃它的肉，得埋了它。”破老汉说。
可是，老黑牛*终还是被人拖到河滩上杀了。那年冬天，老黑牛不小心踩上了山坡上的暗洞，摔断了腿。牛被杀的时候要流泪，是真的。只有破老汉和我没有吃它的肉。那天村里处处飘着肉香。老汉呆坐在老黑牛空荡荡的槽前，只是一个劲抽烟。
我至今还记得这么件事：有天夜里，我几次起来给牛添草，都发现老黑牛站着，不卧下。别的牛都累得早早地卧下睡了，只有它喘着粗气，站着。我以为它病了，走进牛棚，摸摸它的耳朵，这才发现，在它肚皮底下卧着一只牛不老。小牛犊正睡得香，响着均匀的鼾声。牛棚很窄，各有各的“床位”，如果老黑牛卧下，就会把小牛犊压坏。我把小牛犊赶开（它睡的是“自由床位”），老黑牛“扑通”一声卧倒了。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它一定是感激我了，它不知道谁应该感激它。
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劲儿了，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都开始萎缩。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乡亲们捎给我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
那个同学*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背后用一条白纸相连。
“我对他说这是陕西省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破老汉不信，说：‘咦！你们北京就那么高级？我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咋啦不能用？’我只好带给你。破老汉说你治病时会用得上。”
唔，我记得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了的，他以为北京也和那儿一样。
十年过去了。前年留小儿来了趟北京，她真的自个儿攒够了盘缠！她说这两年农村的生活好多了，能吃饱，一年还能吃好多回肉。她说，黑肉真的还是比白肉①好吃些。
“清平河水还流吗？”我糊里巴涂地这样问。
“流哩嘛！”留小儿“格格”地笑。
“我那头红犍牛还活着吗？”
“在哩！老下了。”
我想象不出我那头浑身是劲儿的红犍牛老了会是什么样，大概跟老黑牛差不多吧，既专横又慈爱……
留小儿给他爷爷买了把新二胡。自己想买台缝纫机，可是没买到。
“你爷爷还爱唱吗？”
“一天价瞎唱。”
“还唱《走西口》吗？”
“唱。”
“《揽工调》呢？”
“什么都唱。”
“不是愁了才唱吗？”
“咦？！谁说？”
关于民歌产生的原因，还是请音乐家和美学家们去研究吧。我只是常常记起牛群在土地上舔食那些渗出的盐的情景，于是就又想起破老汉那悠悠的山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如今，“好光景”已不仅仅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了。老汉唱的本也不是崖畔上那一缕残阳的红光，而是长在崖畔上的一种野花，叫山丹丹，红的，年年开。
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