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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十七世纪英国博物学盛极一时,并在随后两个世纪中蔚然成风。这既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也与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个人的工作有很大关系。英国的科学史家将约翰·雷与牛顿、波义耳相提并论,并誉之为“现代博物学之父”、“英国的亚里士多德”。
  本书采用新的史学视角,从十七世纪英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语境出发,将约翰·雷在植物学、动物学、语言学、分类学、地质学和自然神学等多个看似独立,然而实际关系错综复杂的领域所做的工作统合起来,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他的博物学思想,及其在同时代人和后世学者中的影响。
  本书是第一部阐述约翰·雷及其博物学思想的中文著作,有助于纠正传统上偏重数理科学、轻视博物学的观念,拓宽博物学史学研究的领域,同时也丰富了历史上博物学的内涵,对于普通读者理解17世纪英国科学的全貌和西方博物学的发展,均不无助益。


【编辑推荐】
  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是人类在宏观尺度上与大自然打交道、求得可持续生存的一门学问和技艺,涉及对大自然的观察、描述、分类、系统感知和利用。作为一种古老知识形态、认知方式的博物学在十九世纪迎来辉煌时代,随着各门学科的逐渐专门化而走向衰落,并退出各级课程体系。
如今, 恢复、传承博物学,有着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修习博物学能丰富人生体验,便于个体洞悉进化之奥妙、发现自然之美,进而有助于提升环境伦理。基于博物学编史纲领的史学研究,也将重写人类文明进程的过去。
【前言】


【作者简介】
  熊姣(1984- ),湖北天门人。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博物学史。译著有:《达尔文爱你》(乔治·莱文著,熊姣、柯遵科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2年);《植物学通信》(卢梭著,熊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013年第二版);《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约翰雷著,熊姣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看不见的森林:林中自然笔记》 (戴维·乔治·哈斯凯尔 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
【目录】

绪 论
1 为何关注约翰·雷
2 博物学与科学革命
3 约翰·雷研究现状
4 文献简要说明及本书创新点和主要内容

第1 章 约翰·雷的植物学研究
——“阅读”每一片叶子
1 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契机
2 旅行与著述
3 主要的植物学问题
4 约翰·雷植物学研究的特点及启示

第2 章 约翰·雷的动物学研究
1 研究成果及后世学者的评价
2 研究的主要问题
3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养护思想

第3 章 “自然神话学”时期的地球理论
1 两种模式: 从地球博物学到现代地质学
2 约翰·雷的地球博物学
3 约翰·雷地球博物学的主要特点及影响
4 地学领域“神话学”的回归

第4 章 语言学中的博物学
1 十七世纪英国语言研究的动机和主要活动
2 约翰·雷的语言学著作及其影响和意义
3 语言学中的博物学内容:以谚语为例

第5 章 分类学与物种问题
1 分类学的定义与特点
2 约翰·雷在分类学史上的地位及相关争议
3 约翰·雷分类体系的形成过程
4 分类学语言与物种概念
第6 章 博物学、自然神学与“神圣生活”
1 约翰·雷的宗教倾向与他的博物学
2 历史上的自然神学
3 建立在博物学基础上的自然神学

结语:“ 拼凑的裁缝”与“拼凑”的历史
附录: 译名对照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免费在线读】
  绪论
  1 为何关注约翰·雷
  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是牛顿的同时代人,他与牛顿分别被视为科学史上十七世纪英国博物学传统和数理传统的代表。约翰·雷曾经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教并正式受封神职,也是十七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正式会员之一。这三重身份极显著地展示出十七世纪英国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及新旧传统之间的更替。约翰·雷与当时学术界有大量通信往来,并曾在英国国内以及一些欧洲国家进行大量旅行考察。他终生致力于博物学研究,编著有《剑桥郡植物名录》、《鸟类志》、《鱼类志》、《植物志》、《昆虫志》、《英语谚语汇编》等博物学作品,对自然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约翰?雷的研究为后来维多利亚时代博物学的黄金岁月做了坚实的铺垫,其著作在西方不仅成为博物学家的“圣经”,也引发了学者们的众多评论。
  约翰?雷在英国和博物学界均享有盛名。在中国,对约翰·雷的博物学一直缺乏研究,也鲜有系统的介绍。究其原因,首先要从传统的科学编史观念说起。在历史上,科学活动一直存在两种传统,即数理科学传统和博物学传统。然而自十九世纪以来,在进步主义的影响下,现代科学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在这种话语权下,历史被一再重构,各种神话奠定了现代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基础: 十七世纪是现代科学的发端,是自“黑暗”的中世纪向现代的过渡,其间发生了影响巨大、界限分明的“科学革命”; 现代科学承担着探索真理、解放思想的使命,科学理性经过与宗教迷信之间的激烈斗争,最终大获全胜。与此同时,十七世纪的数理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等人被尊为现代科学的先驱,数理科学传统之外的其他研究活动则相对受到忽视。
  近代以来,这种单一化的编史纲领与线性的进步观念相辅相成,不仅使科学史研究蒙受巨大损失,也加速了现代人与自然界的疏远和割裂。随着环境伦理思想、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新思潮的出现,史学视角更为多元化,也更具开放性,历史上一度被强大的数理传统所遮蔽的区域和现象日渐受到重视。近代以降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与唯科学主义的结合所导致的危机,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对数理科学传统,博物学传统更重视地方性知识和口传知识,更强调主客体之间的情感交流。对于消解唯科学主义的霸权与独断,博物学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研究进路。反过来,博物学文化在现代的勃兴,也给传统的科学编史纲领带来有力的冲击,使科学史家不得不正视博物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新的文化氛围与史学语境下,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重新受到关注。然而自十八世纪至今,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全面系统地探讨约翰·雷的博物学,有助于深入了解博物学传统,拓宽历史上“科学”的范围与定义。
  写作本书的意义主要在于三点:
  (1)从十七世纪以来,数理科学在科学史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数理科学之外其他领域的研究则遭到了忽视。直到近几十年,博物学才开始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并出现了一些博物学史著作。然而由于起步较晚,很多研究不够深入细致,在方法上也仍沿用数理科学模式主导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未能真正体现博物学区别于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
  就约翰·雷而言,传统科学史著作中通常只关注他在植物分类学方面的工作。然而结合时代背景和博物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特征来看,我们可以重新界定博物学的范围: 从狭义的动物、植物研究,拓宽到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研究,从而将约翰?雷在地质学和语言学等看似无关领域所做的研究囊括进来,更全面地分析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了解他在当时的影响,以及他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2)在博物学史内部,约翰·雷作为“现代博物学之父”,对后来包括林奈在内的博物学者影响极大,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关键人物。但是约翰·雷的博物学著作多采用拉丁文写作,这限制了他思想的传播,导致后来很多研究者忽视了他的影响。林奈甚至并未提及约翰·雷对他起到的实际影响。研究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当代博物学的发展方向。
  (3)剖析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与自然神学、伦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我们研究十七世纪科学、宗教和社会三者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对于反思现代科学危机、寻求健康良好的生存之道,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2 博物学与科学革命
  2.1 博物学与博物学编史纲领 
  很长一段时期内,博物学一直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 要么是被正统科学排除在外的业余活动,要么是经过精心调整后成为科学的真子集。博物学家的工作也时常被视为无足轻重的,或是零散不成体系的研究活动。针对流行观念中的偏颇之处,本书首先要对“博物学”(naturalhistory)一词做简略的界定。
  关于博物学,目前的观念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博物学是科学研究的两大范式之一(另一为数理科学范式),虽然现在已经不再占据重要性,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许能起到补充作用; 其二,科学是诞生于十九世纪的产物,早期历史上不存在真正的科学,博物学是这类早期粗糙的科学形态之一,充其量是某些现代学科的雏形,仅能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有限的参考。总体而言,这两种观念都试图将博物学纳入科学的范畴。实际上,博物学是一种古老的地方性知识,它是人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最基本方式,产生于人类与自然的直接交往与对话。博物学关注的不仅包含现代科学特别强调的“手段”,而且包含被现代科学拒之门外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博物学曾经是科学的几大传统之一,当现代科学凌驾于其他认知模式之上,成为一门唯我独尊的科学时,“科学”一词实际上已经不再适于囊括人类所有的智识活动。因此,本书强调,博物学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生物学”的早期形态; 博物学应当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模式,为制止“现代”霸权的扩张、促进科学的有益发展,提供全新的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十七世纪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已有一定的了解,约翰·雷本人虽然未曾到过中国,但是也通过一些西方采集者和传教士接触到中国的物种资源。然而就思想和学术背景而言,约翰·雷的博物学受亚里士多德、塞涅卡、普林尼和盖伦等人的影响极深,与西方古典思想一脉相承。因此,文中提到古代博物学时,仅限于古希腊时代,即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特的博物学。这并不表示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不重要。中国古代存在丰富的博物学知识,但是西方所谓的“naturalhistory”,并不完全对应于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中国古代博物学有其自身的特征。在“博物学”一词的内涵尚未得到彻底阐明之前,本书有必要做出界定,避免概念过于宽泛而带来讨论上的不便。
  在此基础上,本书试图以一种新的史学视角来考察约翰·雷的博物学。这种新的视角主张采用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田野调查”入手,将“二阶工作密切结合一阶工作”(刘华杰,2011: 7)。这意味着,研究者应当了解博物学家的研究方法,以及博物学家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力求以博物学家本人的思考方式来考察他的工作。首先,要全面理解一名博物学家,需要将他的全部工作结合起来。所谓“一分为二”看问题的方式,对辉格史非常有用,但是会妨碍我们认识真正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博物学家的思想是不可分割的。很多看似零散不相干的工作,恰恰反映出博物学家工作的真实内涵。此外,考察博物学家的历史地位,不仅要看他的观念对于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作用,而且要看这些观念对当时社会以及同时代人生活的影响。尽管思想史上的“英雄”通常超前于其时代,但社会情境和文化对其思想的影响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博物学史上的“英雄”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对人的关注,以及一种内在的时代责任感。博物学家的这种代表性特性,或许是扭转传统科学史上冷酷无情的科学家形象的最佳切入点。博物学编史纲领与传统编史纲领的不同还在于,后者侧重于纵向研究,力图呈现动态的线性发展图景,而博物学编史纲领试图横向展开静态的历史画面。博物学史着力于呈现历史的一个横截面,在这个意义上,博物学史十分接近社会史。但它同时也是观念史。一方面,不同时期的博物学研究背后的社会语境和自然观念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博物学家关注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思想和学说,依然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因此博物学史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并非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理论知识主体”。然而,博物学本身的复杂性,博物学与社会文化的紧密联系,使科学史家很难通过研究博物学去建立一条确定的线性博物学发展之路。博物学编史纲领的目的仅在于,以更开放的视角,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博物学家的工作和思想。在此之外,博物学编史纲领始终为新的历史材料和新的解释方法留有余地。
  传统科学编史纲领与博物学编史纲领的区别,首先在于关注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博物学编史纲领不排斥传统的编史纲领,在内容上有重合之处,方法上也不截然对立。退一步说,博物类科学与数理科学之分或许只是一定时期的产物,人类知识的统一,终将结束现代这种划分模式。从性质来说,博物学史近似于文化史和社会史。然而,博物学史更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与相互作用。“博物学编史纲领包括对唯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反省、对西方中心甚至人类中心论的反省,包含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思考。”(刘华杰,2011:7)博物学编史纲领试图将人与自然、伦理世界与物质宇宙、神灵和上帝等要素相互交织成的、无法割裂的历史网络纳入科学编史学范畴中。这种新的编史纲领,目的在于使科学回归社会,消除“两种文化”之间日益加大的鸿沟,整合渐行渐远的“分科之学”。
  环境史家休斯曾说:“ 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对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作为一种方法,是使用生态分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Hughes, 2005: xv)借用这一说法,同样可以说,博物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是有关自古至今人们对自然的探索、理解与记录的研究; 作为一种编史方法,是从博物学家看待世界的视角出发,使用博物学的观察、描述与记录,来作为理解历史(既是人类史,也是自然史,或者是广义的科学史)的手段。如果说博物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博物学史的目的就是研究这种生活方式中体现出的人类智慧。然而无论一个词语还是一个纲领,其意义和内涵都难以用语言简单阐释。本书将以“现代博物学之父”约翰?雷的博物学作为一个案例,通过在具体运用和实施中的展开,进一步阐释博物学编史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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