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韩琦
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或早或迟地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运动。现代化研究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探索这个转变的过程,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的规律,用来指导我国自己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尽管少数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但占世界国家和人口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正方兴未艾,中国正在高速走向现代化。因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现代化研究仍然是一个现实意义极强的课题。
追寻工业文明是现代化作为全球历史进程的共同特征,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历史遗产、文化传统、经济技术改造和社会改革的方式、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现代化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单一模式。研究和比较各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从中寻找出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共性和个性,并使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到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也就是将现代化普遍规律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在现代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实现现代化的健康顺利地发展,这是我们从事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
在第三世界中,大多数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其现代化历史只有半个多世纪。但拉美国家则不同,如果从19世纪初的独立运动算起,至今已经有了200年的寻求发展的历史;如果从1870年算起,其现代化进程也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中一个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经济现代化战略,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新型出口导向三种发展模式的地区。拉美的政治模式也经历了考迪罗主义、寡头威权主义、民众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的演变。由于拉丁美洲是由33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各国的情况又不尽相同,充满了多样性,因此,拉丁美洲是发展中国家、丰富多彩的现代化“实验室”。这里积累了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国内拉美学界对拉美国家现代化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特别是2002年以中国社科院资深研究员苏振兴先生为首的课题组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拉美现代化道路研究”,辛勤耕耘,历时4载,终以《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面世。该书五十余万字,从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政治现代化等方面对拉美地区现代化作了比较详细全面的阐述,将国内的拉美现代化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这本著作是以“地区”为单位研究的。我们通常讲的现代化首先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因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因此,以“国家”为单位对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道路加以剖析尚是拉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丛书”总序2006年我们申报了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拉美主要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于该年年底获得比准。本丛书正是该项目的结项成果。该课题初的设计是由五本专著组成,即《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大学董经胜副教授)、《墨西哥现代化道路研究》(南开大学韩琦教授)、《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南开大学董国辉副教授)、《古巴现代化道路研究》(南开大学王萍教授)、《中美洲现代化道路研究》(南开大学王翠文副教授)。确定这样的五本著作是基于如下的考虑:我们要加强对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的国别研究。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是拉美的三个大国家,其面积和人口加在一起均占整个拉美的一半以上,它们启动现代化的时间比较早,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它们虽然都想走一条“中间道路”,但巴西现代化是在咖啡经济带动下启动的,瓦加斯的民众主义政府实行了“巴西化”的进口替代,在军政府的官僚威权主义时期,巴西现代化出现了“巴西奇迹”。墨西哥现代化在通过墨西哥革命否定了迪亚斯的早期现代化模式之后,进行了卡德纳斯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新,然后在革命制度党的领导下,现代化取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墨西哥奇迹”。阿根廷的现代化在20世纪初是拉美国家的佼佼者,但到20世纪末却被称为“破落”国家,政治长期动荡和经济由盛而衰成为人们费解的“阿根廷之谜”。古巴是西半球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一直在探索走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美洲由七个小国组成,是连接南北美洲和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十字路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是外国列强极力争夺和控制的地区,属于长期奉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的地区。应该说,这是五个特点鲜明、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但是,作为拉美主要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研究,仅仅这五个国家和地区似乎又不能反映其全貌,为了避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我们接受了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森根先生的良好建议,将美国著名拉美问题专家伯恩斯先生《简明拉丁美洲史》(王宁坤译、张森根校)的版本(第8版)纳入到本丛书中,这是一本从现代化的角度诠释拉丁美洲历史的名著,它的加盟为我们的丛书锦上添花,弥补了本丛书地区研究的不足,从而使拉美现代化的多样性和一致性在本丛书中能够得到较好的体现。在此,我们对已经驾鹤仙去的伯恩斯先生以及对第8版的修订作出重要贡献的朱莉·阿·查利普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
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1 000美元大关,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中国现代化速度的加快,中国的能源、原材料需求与日俱增,中国也需要扩大制成品的出口市场,而拉美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大的市场吸引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中国来说,拉美的战略地位愈益凸显出来。然而,正如我国拉美史专家林被甸先生所言:“近年随着中国国际交往的扩大,拉美的重要性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日益增加。但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他们丰富的自然资源,那里历史上出产过闪闪发光的白银和黄金,今天又有数不尽的铁矿、铜矿和石油。可是拉美除了这些有形资源外,还蕴藏着一份极为宝贵的无形资源,至今仍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这份无形资源就是他们200 年寻求发展的历史和经验。” “开发这份‘无形资源’,总结拉美国家寻求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正确选择发展模式,把中国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林被甸:“当代视野下的拉美史学新探索”,《世界历史》,2005年第3期。林被甸先生的这段话寓意深刻,但愿我们的这套丛书能为开发拉美的这一宝贵的“无形资源”作出微薄的贡献!
2009年4月30日于南开大学
序言
具有1746万人口、被夹在安第斯山脉与太平洋之间的狭长地带的智利,在2012年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它是在2010年加入被人们称之为“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012年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14,280美元,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于是,它便成为“高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这一身份在拉美国家中只有智利率先获得。另外,从人文发展指数看,智利2012年也属于世界47个“高人文发展国家”之一,全球排名第四十位,在拉美国家中排名位。透明国际组织指出,2012年智利是拉美廉洁的国家,在表示公共部门清廉程度的分数统计中,智利为72分,在世界176个国家中排名第二十位。这些骄人的数字表明,在拉美国家中,智利的现代化已经率先“毕业”,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它是个实现了拉美国家超越“不发达”梦想的国家。智利并不是拉美地区自然资源富集的国家,也不具有靠近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地缘优势,它也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但它却个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人们不禁要问,智利何以能够如此?智利现代化的经验是什么?智利现代化经历了怎样的一条道路?
我在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简要回答了这个问题。韩琦:“拉美发展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智利现代化的经验及借鉴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11期(下)。其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是,智利的现代化在文人政府上台后的近20多年进入了“快车道”。在现代化进程中,智利政府强调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转型。正确定位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作用,使三者各司其职,形成互动,协调发展。政府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并不断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智利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中间道路”,如果说阿连德执政时期是“左”的,皮诺切特执政阶段是“右”的,那么,智利文人政权执政的20多年则是不“左”不“右”,既没有受到“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的诱惑,也没有回到皮诺切特早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在坚持市场经济改革基本方向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干预主义内容,同时,增加了社会改革的措施。这是一条根据智利国情选择的务实主义的发展道路。
智利今天之所以能够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并能够比较好地把握住不让“钟摆”摇向左右两个的“度”,在我看来,是因为智利人汲取了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贺喜博士撰写的著作便是对1970—1973年阿连德政府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经验的总结。这本书以较为翔实的史料向我们展现了这段风雷激荡的岁月。
首先,阿连德政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在20世纪60年代末,智利的经济结构带有很强的依附性、垄断性特征。美资铜矿公司已经掌握着智利铜矿生产的90%,并抽走了47%的利润。智利的160家公司中,82家有外国资本的参与,外资参与率高达513%。从工业结构看,几个大家族、大财阀掌握着全国的关键性行业的命脉。如尤里家族控制了全国的纺织业;亚历山德里家族名下有69家企业;爱德华兹家族掌握着智利的报纸《水星报》,在银行业界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在农村,土地高度集中,1965年占农村人口1
贺喜,男,1986 年1 月生,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人,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拉丁美洲史方向,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国际政治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和《拉丁美洲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现就职于天津外国语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兼任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政治与国际关系。
章 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研究
阿连德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广泛传播,是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思想产生的思想源泉;20世纪智利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阿连德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提供了阶级依托;智利左翼政党的崛起,为阿连德提供了组织依托。阿连德幼年时期,目睹了智利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劳资矛盾此起彼伏,逐渐产生了改变不合理社会现状的想法。青年时代是阿连德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他的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格罗韦建立了短暂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使得阿连德看到在智利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阿连德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逐渐发展成智利重要的左翼政党。1970年,阿连德获得总统竞选的多数选票,成功入主莫内达宫,开始把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付诸实践。本章以阿连德当政期间几十篇重要的政治演讲稿、接受记者采访的访谈录为原始资料,从阿连德的成长经历及其社会背景谈起,着重从内政、外交两方面系统梳理其政治思想,力求揭示阿连德思想留给我们的遗产。
一、阿连德的成长经历
1908年6月16日,萨尔瓦多·果森斯·阿连德出生于智利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家族在智利历史上有着显赫的地位。阿连德的曾祖父格雷戈里奥·阿连德(Gregorio Allende Garces)参加过智利独立战争,曾任奥伊金斯(O’ Higgins)的贴身警卫。祖父拉蒙·帕丁·阿连德(Ramon Padin Allende)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是智利史上著名的“红色阿连德”,建立了全国个公立学校以及圣地亚哥所产科医院。阿连德祖父曾在太平洋战争中建立功勋,并积极投身政治事务。父亲萨尔瓦多·阿连德·卡斯托(Salvador Allende Castro)以律师为业,经常为那些付不起费用的穷人无偿做辩护。叔父拉蒙·阿连德·卡斯托(Ramon Allende Castro)曾就任圣地亚哥市长。母亲劳拉·果森斯·乌里贝(Laura Gossens Uribe)是法国移民的后代,她热忱于天主教事业,远离政坛纷争。
阿连德少年时期,随家庭先后迁徙于瓦尔帕莱索、塔克纳、伊基克、瓦尔迪维亚、圣地亚哥等地。他的高中时代是在故乡瓦尔帕莱索度过的,这里是智利通往世界的门户,也是各种思想的汇聚之地。他的早期政治观点深受胡安·德马尔契(Juan Demarchi)的影响,此人是意大利籍鞋匠,持无政府主义观点。阿连德在他的影响下,阅读了一些德国哲学、俄国无政府主义如巴枯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的著作,首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6—1933年间,阿连德求学于智利大学医学院,他阅读了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并且成长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1932年6月,阿连德的老朋友马马杜克·格罗韦(Marmaduque Grove)建立了“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该政权仅存在了12天就被推翻,但是格罗韦的政纲却对阿连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有观点认为“格罗韦的政治规划和阿连德1969年的竞选宣言在具体内容上没什么两样”。同年,由于发表反对当局的演说,阿连德被捕入狱,他的父亲也因病重去世。阿连德在父亲的葬礼上发誓要为智利的社会问题和自由事业而战斗到底。
1933年,阿连德完成了题为《精神卫生学与犯罪行为》的论文,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由于学生时代的政治活动引起了智利官方的不满,导致阿连德未能进入大医院工作。他的份职业是病理分析助理。同时,阿连德萌生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只有革命性的民主社会主义,才能解决智利面临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苏共内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派之间的争论也对智利左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智利共产党在经过分裂之后,选择了彻底追随共产国际的道路,这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智利共产党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左派运动中间出现了政治真空。智利社会党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种权力真空,社会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主张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道路。阿连德参加了智利社会党的创建活动,并担任瓦尔帕莱索党支部的负责人。
1937年,由智利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激进党人组成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选举阿连德进入议会下议院工作。1939年,阿连德出任卡雷拉政府(Pedro Aguirre Cerda)卫生部长,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倡导给儿童供应免费的午餐,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工人的权益,并首次把公共医疗服务引入智利。1943年,阿连德出任社会党秘书长。然而,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总统(Gabriel González Videla)时期,在美国政府和美资铜矿公司的压力下,智利政府制定了《永久捍卫民主法》(Law of Permanent Defense of Democracy),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断交。阿连德强烈谴责了魏地拉的做法,将其斥之为“智利的麦卡锡主义”。
1952年,阿连德重组了社会党并首次参加总统选举,但负于伊瓦涅斯(Carlos Ibáez del Campo)。1958年与1964年,阿连德都代表智利左翼政党联盟参加了总统职位的角逐,可惜先后输给了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和弗雷(Eduardo Frei Montalva)。这一时期的阿连德是活跃的议会政治家,先后担任参议院副议长(1953年)和议长(1966—1969年)。
1969年,阿连德组织了“人民团结阵线”(The Unidad Popular)参加下一年度的总统竞选,这是一个多党派的政治联盟,其构成党派有六个,分别是: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 PSCH)、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Chile, PCCH)、激进党(Partido Radical, PR)、社会民主党(Partido Social Democracia de Chile, PSD)、统一人民行动运动(Movimiento de Accion Popular Unitario, MAPU)和独立人民行动(Accion Popular Independiente, API)。阿连德提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口号,他的施政纲领是:在遵守宪法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国有化改革,实施收入再分配计划,废除大庄园制,建立一院制立法机构,发动民众参与经济管理和政治决策,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1970年9月4日,选举结果揭晓,他取得了36.3%的微弱优势。根据智利宪法,当选举人没有取得多数选票时,由该党来决定总统的终人选。由于当时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着议会,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阿连德作出了很多让步:总统不干涉公民的权利;不对军队施加影响;保留上一届政府的行政架构;尊重新闻自由;尊重大学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权等。作为回报,智利议会于10月24日以153∶35的表决结果,确认了阿连德的总统地位。11月3日,阿连德正式宣布就职,开始实施他的政治理想:“通过民主、多元主义和自由的方式建成社会主义”。
二、20世纪60年代智利社会发展的症结
阿连德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任智利总统的,当时智利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如何?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势?我们可以从阿连德的相关演说稿中找到答案。
阿连德宣称,他从弗雷政府那里继承了一个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社会。智利社会正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经济上对外资的依附也越来越深;外资公司及智利国内相关的利益集团掠夺了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而民众并没有分享到应该得到的收益;不同阶级之间的贫富分化逐步加大,阶级冲突也进一步加剧。智利探索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梦想被一再打断。尽管智利取得政治独立已经一百多年,但其在经济文化层面仍然处于严重的对外依附地位。
阿连德重点关注了智利国内愈发尖锐的民生问题。1969年12月,他在代表“人民团结阵线”发表竞职演说时,明确指出当前智利国内贫富差距越拉越大;50万家庭无家可归,相当多的家庭得不到合格的配套生活设施;普通工人的工资收入甚至不能满足其家庭的生活保障标准,每一个家庭都有人在打黑工;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过去10年,智利生活成本上涨了10倍;有相当多的民众吃不饱饭,在15岁以下的儿童中,有一半以上营养不良;国内好的土地大部分被地产主占据着,但是却不能得到合理利用,相当多的土地存在着利用不良或者抛荒现象;与此同时,尽管智利每年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去进口粮食,依然面临着粮食短缺问题。那么智利现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阿连德指出:智利过去是殖民主义社会,现在仍然处于新殖民主义阶段。智利落后的根源在于,整个国家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带有严重的依附性质。这种体制在国内层面上,造成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在国际层面上,导致大国压榨小国,广大发展中国家用
尽管阿连德政府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失败告终,但仍然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是研究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拉美左派政治史时绕不开的重大问题。进入21 世纪以来,左翼政治家在一些拉美国家上台执政,甚至数个国家开始探索“21 世纪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深入研究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