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得窥学术门径之过渡津梁。
法史学者案头之教学参考书。
《中国法史导论》是台湾著名法学家黄源盛任教政治大学、兼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期间的呕心之作。该书积著者三十年中国法史教学与研究经验，贯通古今，达观中外，以深厚丰富之学养，温情细腻之笔触，论析数千年中国法史长河中诸多重大关键问题，轻其所轻，重其所重，要言不烦，切中肯綮，识见高远，持论公允，使读者于欣赏优美文字同时，亲切感受中华法文化不朽魅力，启悟思考中国法律之前世今生，堪为当代法史学界难得之上乘佳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李贵连
作者全史在胸，于总体文化背景之下寻绎法制传统，而于梳理法制中抉发法意。义理阐释和规范解析并举，行文质朴；案例引证与立法理据共存，叙述流畅。谋篇布局，化繁杂于简约，娓娓道来，一脉流连；揽名责实，于法制深层阐明德性资源，用心拳拳，同条共贯。揣其用心，不仅在于讲明吾国法制的起承转合，而且，尤在凸显华夏法律文明的精神品格。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
【内容简介】
《中国法史导论》是台湾著名法学家黄源盛教授任教政治大学、兼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期间的呕心之作。作者采取“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书写方式，有选择性地集中阐释了几个重要的核心课题。从规范的源流到法系的形成（溯源），总述传统中国法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及下自先秦以迄民国，以“历史时期”区分为经，从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到法律思想、法律意识乃至司法实践，以“问题导向”解析为纬，兼采“变”与“不变”的静态与动态书写方式，从时间、空间和事实三个向度呈现了中国法史演变的面貌。
【作者简介】
黄源盛，1955年生于台湾云林。台湾大学法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研究。政治大学法学院前特聘教授，现专任辅仁大学法律学系教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先后兼职于台北大学、台湾大学、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刑法。专长法史学、刑法学，著有《中国传统法制与思想》（1998，五南）、《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2000，台湾政治大学法学丛书 47)、《法律继受与近代中国法》（2007，台湾政治大学法学丛书 55）、《汉唐法制与儒家传统》（2009，元照）、《民初大理院与裁判》（2011，元照）以及《中国法史导论》（2013，犁斋社）等书，另有法史学相关学术论文多篇。近二十年，主要致力于“民初司法档案”与“晚清民国立法史料”的整编与研究，论著颇丰。
【目录】
1.1 法史学的名称、性质及其定位
1.2 法史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1.3 研究中国法史的目的和方法
绪编 路漫修远，上下求索
2 规范的源流与法系的形成
2.1 人类社会规范的起源及其衍化
2.2 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习惯与习惯法
2.3 历史中的罗马法系与中华法系
3 传统中国法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3.1 天人感通的法理论基础
3.2 以刑为主的规范混同编纂体例
3.3 以家族伦理义务为本位的法律实质精神
3.4 司法与行政合中有分
3.5 法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
上古篇 古典法文化的原型
4 先秦时期的封建社会与法理思想
4.1 西周的封建体制与法理念
4.2 先秦诸子的法理论
4.3 春秋晚期成文法公布的争议
4.4 中国体系化成文法典的始原
5 秦汉法制与两汉春秋折狱
5.1 《睡虎地秦墓竹简》与秦律
5.2 汉初法制的规制与运作
5.3 《张家山汉墓竹简》与汉初法制
5.4 春秋折狱与儒家传统
中古篇 成文法典的成熟与因袭
6 唐律中的礼刑思想
6.1 唐律的前世今生
6.2 唐律立法思想的理论基础
6.3 唐律礼本刑用观的具体内容
6.4 唐律礼本刑用观评述
7 宋元时代的法律文化
7.1 宋代的立法与司法
7.2 宋朝法制的变与不变
7.3 宋朝的司法考试及案牍判语
7.4 元朝法制的变化及其特点
7.5 元代的刑制与司法机构
近世篇 中国法文化的盘整与转化
8 明清社会与法制的发展
8.1 明朝法律的基本内容与特色
8.2 明朝的司法制度
8.3 清朝的立法素描
8.4 清朝的司法制度
现代篇 西潮冲击与新旧法文化的交替
9 晚清社会变迁与中国法律的近代化
9.1 从固有法到继受法
9.2 法律西化过程中的配套措施
9.3 晚清变法修律中的礼法争议
9.4 晚清西法东渐中国法律的重大转折
9.5 晚清继受外国法的历史与时代意义
10 民国法制的继承与新创
10.1民初北京政府时期的过渡性法制（1912－1928）
10.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六法全书”的成形与实际（1928－1949）
10.3民国法律文化的几点省思
11 结语
附录
附录一 帝制中国法文化纪事
附录二 晚清民初法制要事年表
附录三 关键词索引
附录四 黄源盛作品一览表
【前言】
【免费在线读】
序
凡事讲求实效的当代人，每逢学校新开一门课，总喜欢问：为什么要学？学什么？怎么学？
传统中国，明代以前，法制史的研究乃属史学的一部分，自清代开始，专门从事斯学的研究者才姗姗来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门学科要在学术界确立地位，为世人所承认，必须在大学里正规系统地讲课。而“法制史”课程列为大学法律系所必修者，可远溯自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修律大臣沈家本所筹办的“京师法律学堂”，当时所开列的科目为“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可以说，沈氏是中国法史学科的奠基人。后历经民初北京政府颁布的《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其中所订法科课程中均列有“法制史”一科；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几经修定后，“中国法制史”列为必修课，已趋于定型。
时移势迁，近些年，时人常将法史视为“冷僻之物”，学生对于修习法史课程的意义与价值，多少有些疑惑，甚至有畏难和排斥的情绪；法律学研究所更少有人选修这方面的课程，每多以为“学而不能求现，所学何用？”时也！势也！早在数十年前，论者对于法制史教育就有“办学者既轻其事，教学者益懈其责，修学者至于虚应故事！”的感叹，至今仍未多改善，何以致之？
现实如此这般，法史学教育究竟该如何重新定位？要如何避免这门学科被“边缘化”？这须要认清真相，也要勇于承担与善加应对。多年来，我一直以为，一门学科进步的迟速，往往视其修习的兴趣以为衡；兴趣浓厚，无须鞭策，水到渠成；兴趣淡然，勉强督促，也难有功。
或许要问：怎么样才能提升年轻人对法史修学的兴致？首要之务，或在于师资的适才适所；其次，是教材内容的脱俗中肯以及教学方式的生动深刻；尤其重要的，恐怕是观念的改变，要让学子能意识到，过去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思想，对于眼前的法文化仍有抽刀断水的关联性；历史告诉我们，传统与当代并非那么地泾渭分明，也没有所谓的楚河汉界；传统既是一宗包袱，也是一笔资产。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法文化作一番深入的考察与评价，便无法理解中华法系是如何从传统过渡到近现代，也就不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镜与启示，更不能为未来的法制改革获得机先。
青春是留不住，年少时爱好文史的初衷犹在，而今发已苍苍，生命悄悄地来到了秋天的季节，“秋者，天之别调”；和往常一样，喜欢悠游于山林之间。宁心静观万物，一粒种子，从大树上掉下来，不到三秒钟，就被小鸟吃了；一粒种子，从大树上掉下来，落在石头上，过了三天就被烈日晒干了；一粒种子，从大树上掉下来，刚好掉在温沃的土壤里，数月之后，长出幼苗，幸得有心人士的呵护，逾三五十年之后，又是一棵耸秀大树！同样是一粒种子，“因”相同，“果”何以如此不一样？或许，这就是我年轻时不太能体悟的所谓“万般因缘”吧！
“飞花坠叶当中，可作因缘观。”这些年来，经常引用这句话。三不五时，漫步于居家附近的内双溪畔，空山素月，水自潺潺，遥想起当年孔夫子在川上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想起李白《把酒问月》的片段：“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自出入海内外各大学法史讲堂以来，流光也似水，忽忽已历三十个年头，一直想写一本既能通达也能扼要的教科书，无奈心长手短，蹉跎迄今！前年岁杪，忽觉众缘和谐，乃翻检过去积稿盈尺的讲义，而当面对两三千年漫漫中国法文化长河，到底该如何拣择？思量者再。
作为一本大学教课用书，当然无法纵横深论，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既要避免陷于断烂朝报式的堆砌，也要不落入天马行空式的议论，尤要顾及讲教时数的局限；古今多少事，欲说还休；后，只能“轻其所轻、重其所重”，有选择性地集中讲述其中几个核心课题而已；自先秦以迄民国，以“历史时期”区分为经，从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到法律思想、法律意识乃至司法实践，以“问题导向”解析为纬，兼采“变”与“不变”的静态与动态书写方式，删简修并既有讲稿，勉以成编；不求完整，但求“阙”中有料，如此足矣！希望有助于年轻学子人文素养的提升；也至盼有缘人，能提供高见，以利来日的正谬补阙。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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