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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结束，狂乱的二十世纪终于趔趔趄趄走到终点，福山重提过去几个世纪来伟大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人类历史是有方向的吗？如果是有方向的，它将通向什么样的终点？相对于“历史的终结”，我们正处身在哪儿？

在本书中，福山提出，有两大力量在共同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一个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一个是黑格尔—科耶夫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前者驱使人类通过合理的经济过程满足无限扩张的欲望，后者则驱使人类寻求平等的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股力量最终导致各种专制暴政倒台，推动文化各不相同的社会建立起奉行开放市场的自由民主国家。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在“历史的终结处”，政治经济的自由平等，是否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社会，让生活在其内的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抑或，“最后的人”被剥夺了征服欲的出口，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冒险一试，让历史重返混乱与流血状态？

福山对这些终极问题的当代思考，既是引人入胜的历史哲学教育，又是对人类社会及其命运这些最深刻问题的发人深思的探寻。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04）——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刘瑜专文导读“重读福山之一：历史的漫长终结”

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自由民主制会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自“历史终结论”面世，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福山初心不改，一再声称自己从未改变，一次又一次撰文、著述为自己*初的结论辩护。到底是什么让福山有底气如此坚持？不论你是被这宏大的题目所吸引，还是被这大胆的结论所激怒，此书都值得展卷一读！

【序 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

二十五年前，我为《国家利益》这个小杂志撰写了“历史的终结？”一文。那是1989年春，对于我们这些陷在冷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大论争中的人而言，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这篇文章恰好发表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那时，民主转型的浪潮正在东欧、拉美、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进行得如火如荼。

当时我认为，历史（从宏大的哲学意义上来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左派思想家所设想的结局。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和苏联宣称的那样，通向共产主义，而是走向了各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我写道，历史在自由中达到顶峰：民选政府、个人权利，以及劳资流通只需适度政府监管的经济体制。

现在回头再来看这篇文章，首先很明确的一点是：2014年的情形与1989年完全不同。

俄罗斯是一个以石油美元支撑的险恶的选举型威权政体，对邻国咄咄逼人，试图收回1991年苏联解体时失去的领土。中国仍是个威权政体，如今更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对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高度关注。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最近写道的那样，老式的地缘政治重又兴起，全球稳定在欧亚两端都面临着威胁。

当今世界的问题不仅在于威权政府在发展，还在于许多现存的民主国家运转不良。以泰国为例，其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上个月（2014年5月）导致了军事政变，再来看孟加拉，其体制仍受到两股腐败政治力量的控制。许多看似成功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土耳其、斯里兰卡、尼加拉瓜—已退回到威权体制。其他还有一些国家，包括最近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仍受腐败困扰。

然后就是发达民主国家的情形。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和欧盟都遭受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增长乏力和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尽管美国经济现在重又开始发展，但是利益没有得到共享，而且，美国派性明显的两极化政治体制也很难说是其他民主国家的卓越典范。

那么，我的历史终结论因此就被证明是错了吗？或者退一步说，即使不是错的，也需要进行重大修正吗？我认为，我的根本思想仍然是基本正确的，不过，在1989年那段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我对政治发展的本性尚是雾里看花，如今则有了更多的理解。

当我们去观察广泛的历史潮流时，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发展牵着鼻子走。持久的政治体制的标志是它的长期稳定性，而不是它在特定十年里的表现。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发生的剧烈变化。在经济方面，世界经济在产出上有了大幅度提升，1970年代早期与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间大概有四倍的差距。尽管危机是个大挫折，但整个世界的繁荣水平在各大洲仍有大幅度增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世界通过一种自由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牢牢地连在一起。甚至在中国和越南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是市场法则和市场竞争占支配地位。

政治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斯坦福大学民主问题专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数据，1974年整个世界只有35个选举式民主国家，不到整个世界国家数量的30%。到2013年，选举式民主国家已增加到近120个，占世界国家总数的60%还要多。1989年只是那股突然加速的广泛潮流的一个标志而已，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把这股潮流标记为民主化的“第三波”，它始于大约十五年前南欧和拉美的民主转型，后来又波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

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出现与民主的传播有着显然的联系。民主向来依赖于广泛的中产阶级，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各行各业富裕的、拥有财产的公民在各处猛增。无疑，更加富裕、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对他们的政府要求更多—而且由于他们纳税，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对公职人员问责。世界上最顽固的威权主义堡垒，许多都是盛产石油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委内瑞拉或者波斯湾的政权，在这些地方，所谓的“资源诅咒”可以让政府从资源中而不是从人民那里获得巨额税收。

即使认可盛产石油的独裁者有抵制变化的能力，我们还是从2005年起见证了戴蒙德博士所谓的全球性“民主衰退”。根据自由之家（其发布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指标被广泛采用）的统计，在过去的八年里，民主国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选举的完整性、新闻自由等等）都有所下降。

不过，还是让我们来透视一下这个民主衰退：我们虽然可能对俄罗斯、泰国或尼加拉瓜的威权趋势感到担忧，但我们也清楚，所有这些国家在1970年代都毫不含糊是独裁政体。尽管也有2011年开罗解放广场那些令人兴奋的革命日子，但是除了在其发源地突尼斯之外，“阿拉伯之春”似乎在别的地方尚不会产生真正的民主。然而，这可能意味着阿拉伯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变得更具回应性。因此，以为民主会很快实现是极其不现实的。我们不要忘记，在1848年革命—欧洲的“人民之春”—之后，民主制度又花了七十年的时间才得以巩固。

此外，在观念领域，自由民主仍没有真正的对手。比如，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和阿亚图拉领导下的伊朗尽管在实践中无视自由民主，但也重视民主理想。为什么还要费心在乌克兰东部就“民族自决”举行假公投？中东的一些极端分子可能梦想恢复一个伊斯兰教政权，但是，这不是生活在穆斯林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它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水平技术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体。

可是，如果要我猜测一下，五十年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有很多理由表明，中国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它依赖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随着中国设法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这样一种高速增长不会再出现。中国因土地污染和空气污染而积累了大量的隐性负担，虽然政府仍比绝大多数威权体制更具有回应性，但是，一旦日子变得艰难，中国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不可能会接受现行的家长主义体制。中国不再像毛泽东所处的革命时期那样，展现一种超出自己边界的普遍主义理想。……

然而，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满足于过去二十年取得的民主成就。我的历史终结论从来不是一种决定论，或者只是简单地预测自由民主制度势必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民主国家还继续存在并获得成功，只是因为人民愿意为法治、人权和政治问责制奋斗。这样的社会既取决于领袖、组织能力，也取决于纯粹的好运。

那些渴望民主化的社会，唯一的大问题就是，它们未能提供人民想从政府得到的实质性内容：个人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以及获得个人机遇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卫生保健和基础设施）。由于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如何限制专制国家或掠夺型国家的权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思考如何有效地进行统治。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话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控制政府，而不是使政府充满活力”。

这就是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失败的原因所在。这次革命第一次推翻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可是那些通过抵抗上台掌权的领导人—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和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却把经历浪费在内斗和黑幕交易上。要是有一个有效的民主政府掌权，整顿基辅的腐败、让国家机构更值得信任，政府就能够在整个乌克兰确立它的合法性，包括在说俄语的乌克兰东部，而不会等着普京有足够的强力来进行干预。相反，民主力量自己败坏了自己的信誉，从而为亚努科维奇在2010年重掌政权大开方便之门，进而导致了最近几个月紧张的、流血的僵局。

与威权体制的中国相比，印度也因类似的差距而受阻。印度在1947年建国之际，就团结在一起确立了民主制度，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只可远观，不可近赏。在这个体制里，腐败和寻租盛行；根据印度民主改革协会的统计，印度近来选举34%的胜选者，有针对着他们的刑事起诉，其中还包括一些严重的指控，比如谋杀、绑架和性侵犯。

印度也有法治，但是非常迟缓和低效，甚至许多情形是被告都死了，案件还没有开庭。根据《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印度最高法院积压了6万多个案件。与威权的中国相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提供现代基础设施或基本服务方面，显得完全无能为力，比如为居民提供干净用水、电或基本教育。

根据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让·德雷兹（JeanDrèze）统计，在印度的一些邦，有50%的教师不会上班。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是一位印度民族主义者，他过去曾因纵容反穆斯林暴力而麻烦缠身，却以绝大多数的选票当选为总理，人们希望他会一扫印度政治中充斥着的废话，做些实事。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常常更加不能理解有效政府的必要性，而只是集中于限制当权者。在2003年，布什政府似乎相信，只要剪除萨达姆的独裁统治，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就会自然地出现在伊拉克。它不明白，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源于复杂机构—包括政党、法庭、财产权、共有的民族认同—的相互作用，这些机构就是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也是经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演进的结果。

不幸的是，有效统治能力的缺乏扩展到了美国自身。我们的麦迪逊宪法，有意通过各级政府的大量制衡来阻止暴政，如今却成了一种否决政治（vetocracy）。在今天华盛顿两极化—实际上是有害的—政治氛围中，政府实际上既不能有效地前进，也不能有效地后退。

与双方那些狂热分子的想法不同，美国所面临的极其严重的、长期的财政问题，是可以通过合理的政治妥协来解决的。但是，国会根据自己的规则，好几年没有通过一项预算，而且在去年秋天，共和党关闭了整个政府，因为它不同意支付过去欠下的债务。因此，尽管美国经济仍是不可思议的创新之源，但美国政府很难再说是当前世界的灵感之源。

二十五年之后，历史终结论最严重的威胁，不在于出现了一个更高级、更好的模式，有一天将取代自由民主制度；无论是伊斯兰的神权政治，还是中国模式，都无法对它造成损害。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只要登上了工业化这部上升的电梯，它们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政治参与的要求就会增加。如果政治精英接纳这些要求，那我们就获得了某种民主。

问题在于，是否所有国家都必然会登上这部电梯。政治与经济相互缠绕在一起。经济增长在起飞之前，需要一些最低限度的制度，比如可强制执行的合同和可靠的公共服务，但是，这些基本制度很难在极度贫穷和政治分裂的处境下创建起来。历史地来看，社会通常是通过历史事件摆脱这一“陷阱”，借此，坏事（如战争）常常造就了好事（如现代政府）。然而，是否每个人都必然有这样的好运，目前尚不清楚。

第二个问题我在二十五年前确实没有阐述，即政治衰退问题，它是一部下降的电梯。长期来看，一切制度都会衰退。它们常常会变得僵化和保守；那些与某一段历史时期的需要相符的规则，在外部境况发生改变之际，不一定还是正确的。

此外，现代制度的非人格性是设计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常常被强势的政治行动者把持。回报亲友是人的自然倾向，这一点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都起作用，从而导致自由退化为特权。无论是在威权体制的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看看当前美国的税法），这种情形都一样。在这种环境下，并非像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的那样，富人越富是因为资本的高收益，而是因为他们能更好地进入政治体制，从而运用他们的关系去提升自己的利益。

至于技术的进步，它在利益的分配上并无定数。比如，信息技术的革新分散了权力，因为它们让信息变得又便宜又易于接近，但是，它们也损害了低技能的工作，对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的存在造成了威胁。

那些生活在稳固的民主国家的人，不应对自己国家幸好是民主体制而自鸣得意。但是，尽管世界政治有短期的起伏兴衰，民主理想仍具有巨大无比的力量。我们看到，大众抵抗运动仍继续在突尼斯、基辅和伊斯坦布尔意外爆发，在这些地方，普通民众要求政府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平等尊严。我们也看到，每年有数百万的穷人不顾一切地从危地马拉或卡拉奇这样的地方流向洛杉矶或伦敦。

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抵达那个终点，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

（本文原载《华尔街日报》2014年6月6日）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十字路口上的美国》、《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现居加利福尼亚。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04）——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刘瑜专文导读“重读福山之一：历史的漫长终结”

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自由民主制会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自“历史终结论”面世，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福山初心不改，一再声称自己从未改变，一次又一次撰文、著述为自己*初的结论辩护。到底是什么让福山有底气如此坚持？不论你是被这宏大的题目所吸引，还是被这大胆的结论所激怒，此书都值得展卷一读！

随着“冷战”结束，狂乱的二十世纪终于趔趔趄趄走到终点，福山重提过去几个世纪来伟大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人类历史是有方向的吗？如果是有方向的，它将通向什么样的终点？相对于“历史的终结”，我们正处身在哪儿？

在本书中，福山提出，有两大力量在共同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一个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一个是黑格尔—科耶夫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前者驱使人类通过合理的经济过程满足无限扩张的欲望，后者则驱使人类寻求平等的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股力量最终导致各种专制暴政倒台，推动文化各不相同的社会建立起奉行开放市场的自由民主国家。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在“历史的终结处”，政治经济的自由平等，是否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社会，让生活在其内的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抑或，“最后的人”被剥夺了征服欲的出口，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冒险一试，让历史重返混乱与流血状态？

福山对这些终极问题的当代思考，既是引人入胜的历史哲学教育，又是对人类社会及其命运这些最深刻问题的发人深思的探寻。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十字路口上的美国》、《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现居加利福尼亚。

【序 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

二十五年前，我为《国家利益》这个小杂志撰写了“历史的终结？”一文。那是1989年春，对于我们这些陷在冷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大论争中的人而言，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这篇文章恰好发表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那时，民主转型的浪潮正在东欧、拉美、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进行得如火如荼。

当时我认为，历史（从宏大的哲学意义上来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左派思想家所设想的结局。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和苏联宣称的那样，通向共产主义，而是走向了各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我写道，历史在自由中达到*：民选政府、个人权利，以及劳资流通只需适度政府监管的经济体制。

现在回头再来看这篇文章，首先很明确的一点是：2014年的情形与1989年完全不同。

俄罗斯是一个以石油美元支撑的险恶的选举型威权政体，对邻国咄咄逼人，试图收回1991年苏联解体时失去的领土。中国仍是个威权政体，如今更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对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高度关注。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最近写道的那样，老式的地缘政治重又兴起，全球稳定在欧亚两端都面临着威胁。

当今世界的问题不仅在于威权政府在发展，还在于许多现存的民主国家运转不良。以泰国为例，其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上个月（2014年5月）导致了军事政变，再来看孟加拉，其体制仍受到两股腐败政治力量的控制。许多看似成功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土耳其、斯里兰卡、尼加拉瓜—已退回到威权体制。其他还有一些国家，包括最近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仍受腐败困扰。

然后就是发达民主国家的情形。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和欧盟都遭受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增长乏力和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尽管美国经济现在重又开始发展，但是利益没有得到共享，而且，美国派性明显的两极化政治体制也很难说是其他民主国家的卓越典范。

那么，我的历史终结论因此就被证明是错了吗？或者退一步说，即使不是错的，也需要进行重大修正吗？我认为，我的根本思想仍然是基本正确的，不过，在1989年那段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我对政治发展的本性尚是雾里看花，如今则有了更多的理解。

当我们去观察广泛的历史潮流时，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发展牵着鼻子走。持久的政治体制的标志是它的长期稳定性，而不是它在特定十年里的表现。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发生的剧烈变化。在经济方面，世界经济在产出上有了大幅度提升，1970年代早期与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间大概有四倍的差距。尽管危机是个大挫折，但整个世界的繁荣水平在各大洲仍有大幅度增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世界通过一种自由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牢牢地连在一起。甚至在中国和越南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是市场法则和市场竞争占支配地位。

政治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斯坦福大学民主问题专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数据，1974年整个世界只有35个选举式民主国家，不到整个世界国家数量的30%。到2013年，选举式民主国家已增加到近120个，占世界国家总数的60%还要多。1989年只是那股突然加速的广泛潮流的一个标志而已，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把这股潮流标记为民主化的“第三波”，它始于大约十五年前南欧和拉美的民主转型，后来又波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

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出现与民主的传播有着显然的联系。民主向来依赖于广泛的中产阶级，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各行各业富裕的、拥有财产的公民在各处猛增。无疑，更加富裕、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对他们的政府要求更多—而且由于他们纳税，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对公职人员问责。世界上最顽固的威权主义堡垒，许多都是盛产石油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委内瑞拉或者波斯湾的政权，在这些地方，所谓的“资源诅咒”可以让政府从资源中而不是从人民那里获得巨额税收。

即使认可盛产石油的独裁者有抵制变化的能力，我们还是从2005年起见证了戴蒙德博士所谓的全球性“民主衰退”。根据自由之家（其发布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指标被广泛采用）的统计，在过去的八年里，民主国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选举的完整性、新闻自由等等）都有所下降。

不过，还是让我们来透视一下这个民主衰退：我们虽然可能对俄罗斯、泰国或尼加拉瓜的威权趋势感到担忧，但我们也清楚，所有这些国家在1970年代都毫不含糊是独裁政体。尽管也有2011年开罗解放广场那些令人兴奋的革命日子，但是除了在其发源地突尼斯之外，“阿拉伯之春”似乎在别的地方尚不会产生真正的民主。然而，这可能意味着阿拉伯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变得更具回应性。因此，以为民主会很快实现是极其不现实的。我们不要忘记，在1848年革命—欧洲的“人民之春”—之后，民主制度又花了七十年的时间才得以巩固。

此外，在观念领域，自由民主仍没有真正的对手。比如，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和阿亚图拉领导下的伊朗尽管在实践中无视自由民主，但也重视民主理想。为什么还要费心在乌克兰东部就“民族自决”举行假公投？中东的一些*分子可能梦想恢复一个伊斯兰教政权，但是，这不是生活在穆斯林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它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水平技术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体。

可是，如果要我猜测一下，五十年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有很多理由表明，中国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它依赖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随着中国设法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这样一种高速增长不会再出现。中国因土地污染和空气污染而积累了大量的隐性负担，虽然政府仍比绝大多数威权体制更具有回应性，但是，一旦日子变得艰难，中国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不可能会接受现行的家长主义体制。中国不再像*所处的革命时期那样，展现一种超出自己边界的普遍主义理想。……

然而，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满足于过去二十年取得的民主成就。我的历史终结论从来不是一种决定论，或者只是简单地预测自由民主制度势必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民主国家还继续存在并获得成功，只是因为人民愿意为法治、人权和政治问责制奋斗。这样的社会既取决于领袖、组织能力，也取决于纯粹的好运。

那些渴望民主化的社会，唯一的大问题就是，它们未能提供人民想从政府得到的实质性内容：个人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以及获得个人机遇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卫生保健和基础设施）。由于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如何限制专制国家或掠夺型国家的权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思考如何有效地进行统治。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话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控制政府，而不是使政府充满活力”。

这就是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失败的原因所在。这次革命第一次推翻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可是那些通过抵抗上台掌权的领导人—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和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却把经历浪费在内斗和黑幕交易上。要是有一个有效的民主政府掌权，整顿基辅的腐败、让国家机构更值得信任，政府就能够在整个乌克兰确立它的合法性，包括在说俄语的乌克兰东部，而不会等着普京有足够的强力来进行干预。相反，民主力量自己败坏了自己的信誉，从而为亚努科维奇在2010年重掌政权大开方便之门，进而导致了最近几个月紧张的、流血的僵局。

与威权体制的中国相比，印度也因类似的差距而受阻。印度在1947年建国之际，就团结在一起确立了民主制度，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只可远观，不可近赏。在这个体制里，腐败和寻租盛行；根据印度民主改革协会的统计，印度近来选举34%的胜选者，有针对着他们的刑事起诉，其中还包括一些严重的指控，比如谋杀、绑架和性侵犯。

印度也有法治，但是非常迟缓和低效，甚至许多情形是被告都死了，案件还没有开庭。根据《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印度最高法院积压了6万多个案件。与威权的中国相比，这个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在提供现代基础设施或基本服务方面，显得完全无能为力，比如为居民提供干净用水、电或基本教育。

根据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让·德雷兹（JeanDrèze）统计，在印度的一些邦，有50%的教师不会上班。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是一位印度民族主义者，他过去曾因纵容反穆斯林暴力而麻烦缠身，却以绝大多数的选票当选为总理，人们希望他会一扫印度政治中充斥着的废话，做些实事。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常常更加不能理解有效政府的必要性，而只是集中于限制当权者。在2003年，布什政府似乎相信，只要剪除萨达姆的独裁统治，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就会自然地出现在伊拉克。它不明白，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源于复杂机构—包括政党、法庭、财产权、共有的民族认同—的相互作用，这些机构就是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也是经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演进的结果。

不幸的是，有效统治能力的缺乏扩展到了美国自身。我们的麦迪逊宪法，有意通过各级政府的大量制衡来阻止暴政，如今却成了一种否决政治（vetocracy）。在今天华盛顿两极化—实际上是有害的—政治氛围中，政府实际上既不能有效地前进，也不能有效地后退。

与双方那些狂热分子的想法不同，美国所面临的极其严重的、长期的财政问题，是可以通过合理的政治妥协来解决的。但是，国会根据自己的规则，好几年没有通过一项预算，而且在去年秋天，共和党关闭了整个政府，因为它不同意支付过去欠下的债务。因此，尽管美国经济仍是不可思议的创新之源，但美国政府很难再说是当前世界的灵感之源。

二十五年之后，历史终结论最严重的威胁，不在于出现了一个更高级、更好的模式，有一天将取代自由民主制度；无论是伊斯兰的神权政治，还是中国模式，都无法对它造成损害。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只要登上了工业化这部上升的电梯，它们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政治参与的要求就会增加。如果政治精英接纳这些要求，那我们就获得了某种民主。

问题在于，是否所有国家都必然会登上这部电梯。政治与经济相互缠绕在一起。经济增长在起飞之前，需要一些*限度的制度，比如可强制执行的合同和可靠的公共服务，但是，这些基本制度很难在极度贫穷和政治分裂的处境下创建起来。历史地来看，社会通常是通过历史事件摆脱这一“陷阱”，借此，坏事（如战争）常常造就了好事（如现代政府）。然而，是否每个人都必然有这样的好运，目前尚不清楚。

第二个问题我在二十五年前确实没有阐述，即政治衰退问题，它是一部下降的电梯。长期来看，一切制度都会衰退。它们常常会变得僵化和保守；那些与某一段历史时期的需要相符的规则，在外部境况发生改变之际，不一定还是正确的。

此外，现代制度的非人格性是设计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常常被强势的政治行动者把持。回报亲友是人的自然倾向，这一点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都起作用，从而导致自由退化为特权。无论是在威权体制的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看看当前美国的税法），这种情形都一样。在这种环境下，并非像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的那样，富人越富是因为资本的高收益，而是因为他们能更好地进入政治体制，从而运用他们的关系去提升自己的利益。

至于技术的进步，它在利益的分配上并无定数。比如，信息技术的革新分散了权力，因为它们让信息变得又便宜又易于接近，但是，它们也损害了低技能的工作，对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的存在造成了威胁。

那些生活在稳固的民主国家的人，不应对自己国家幸好是民主体制而自鸣得意。但是，尽管世界政治有短期的起伏兴衰，民主理想仍具有巨大无比的力量。我们看到，大众抵抗运动仍继续在突尼斯、基辅和伊斯坦布尔意外爆发，在这些地方，普通民众要求政府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平等尊严。我们也看到，每年有数百万的穷人不顾一切地从危地马拉或卡拉奇这样的地方流向洛杉矶或伦敦。

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抵达那个终点，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

（本文原载《华尔街日报》2014年6月6日）

　　【导读：历史漫长的终结】刘瑜
　　很少有一本书的命运，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样“坎坷”。自1992年出版以来，它穿越了无数掌声和同样多的臭鸡蛋。粗暴的政治氛围，使一本说理之作逐渐演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符号。二十多年过去，也许有必要重温此书，以这二十多年的时代变迁去反思此书的是非对错，也以此书为一个坐标去分析时代的走向。
　　毫无疑问，对《历史的终结》热烈的拥抱或批判，源于它爆炸性的核心结论—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将是“最后的人”。
　　历史怎么可能终结于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放眼望去，二十年来，有东欧转型的“阵痛”；有俄罗斯、委内瑞拉此类国家民主的倒退；有宗教*主义在很多地区的兴起；有美国向阿富汗、伊拉克“移植”民主的失败；有“中国模式”的崛起；更不用说今天我们在中东、泰国、乌克兰等地所看到的各种“民主”乱象……如果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那么，为什么在历史“终结”之后还有这么跌宕起伏的“历史”发生？如果西方发达国家里的布尔乔亚是“最后的人”，那么这“最后的人”之后为什么还会有本拉登这样的宗教*分子、查韦斯这样的“反西方强人”、屠杀图西族的胡图族人，或者以经济发展为由拒绝政治西化的无数中国人？
　　这些批评当然有它们的道理。显然，冷战的胜利并没有使整个世界一夜之间“西化”。无论是宗教*主义势力的复兴，还是“反新自由主义”话语的高涨，或是“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委内瑞拉模式”等“其他道路”的兴起，都显示出一种意识形态“突围”的努力。但是，基于这些现象对此书进行的批评，似乎都存在一个问题：他们批评的与其说是这本书本身，不如说是这本书的标题。也许是因为，大多批评者都没有读过这本书本身，而只是读过它的标题。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是一本论著，而不是一个宣言。更公平也更有收获的，或许是进入这本书内在的理路，以此为基础，而不是依赖它被贴上的意识形态标签，对其进行评说。
　　一
　　仔细阅读此书，会意识到，当我们用当前“民主国家的乱象”以及“威权国家的韧性”来批驳福山时，是基于对此书的误解。事实上，即使是二十年前，福山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现象将在“历史终结”之后持续存在。他在书中很多地方都准确预测了此类现象的长期性，比如，“当前的威权主义危机并不必然导致自由民主体制的出现，而新生的民主国家也不都安全稳定。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正经历着痛苦的经济转型，而拉丁美洲的新兴民主国家则受阻于先前的经济混乱这一可怕的遗产。东亚的许多快速发展的国家，虽然经济上实现了自由化，但仍不接受政治自由化的挑战。相对而言，像中东那样的地区，自由革命仍未波及。而像秘鲁或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面对严重问题的压力之下，重新恢复独裁，这是完全可能的”（见本书第65页）。也就是说，无论是转型的痛苦、民主的倒退、历史和经济对民主化的制约，还是“威权式增长”的诱惑，福山在作出“历史的终结”这一论断时都从未否认。
　　问题在于，“我们所见的胜利与其说是自由主义实践，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理念”（见本书第66页）。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到冷战结束之后，自由民主这种观念已经没有了显著的替代方案。不错，今天世界上还存在参差不齐的意识形态，比如，“中国模式”的崛起就是一个有力例证。但即使是今天“中国模式”的捍卫者，大多也只是试图论证“中国模式”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合法性原则”加以论证，更没有多少人会像当年“输出革命”一样，充满激情地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
　　同样，我们今天的确还能见到各式各样的独裁者，但是，从这些独裁者要么以“民主外衣”来装饰其独裁，要么以“紧急状态”或者“特殊情况”来为其独裁辩护来看，即使是独裁者也承认“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的合法性。否则，何以当代世界上那些最著名的威权统治者—萨达姆、金正日、米洛舍维奇、穆加贝等等—都要披上“选举”的外衣？在“自由民主”这一合法性话语尚未普及的时代和国家，专制者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比如，朱元璋或者乾隆从不觉得为了赢得民心，需要举行哪怕虚假的选举。同样，今天即使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人政府，也要表明他们这么做是“紧急状态”下的暂时戒严或管制，也往往要承诺举行选举—比如最近，对泰国实行军管的军方宣布他们将在一年之后允许选举。
　　二
　　即使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理念，的确在大多数地区确立了合法性，但是，我们何以知道这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胜利”不是历史周期性循环中的昙花一现？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能够说它“终结”了历史？
　　这触及了此书的核心观点。福山指出，或者说，福山站在黑格尔的传统中指出，历史根本上而言，由人们寻求“承认”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者利益的需要—所推动，这种对“承认”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共产主义体制、法西斯体制等）所包含的“承认形式”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构成了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导致了制度的更新。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所以它导致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可以看出，福山的论证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他并不是从自由民主制“社会功能”的角度为之辩护。虽然他指出了经验上自由民主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但由于这种相关性的不稳定性和循环性，他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打算以此为基础对自由民主制进行论证。事实上，他指出，如果人们关心的仅仅是满足欲望和理性的“经济”指标，也许自由民主制并非*选择：“如果人们只有欲望和理性，那他们就会满足于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比如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军人统治下的韩国或巴西。可是，他们对于自身的自我价值有一种充满激情的自豪，正是这种充满激情的自豪促使他们向往民主，因为民主政府待他们如成人而非孩童，并且承认他们作为自由个体的自主权。”（见本书第16页）
　　也就是说，为了找到一种衡量制度“稳定性”—如果“优劣”这个词太扎眼的话—的尺度，他必须诉诸一种超历史的标准，而不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之类的社会学标准。这个标准，在他看来，就是人性中普遍的寻求“承认”的心理需求。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仅仅用“理性人”的概念来理解人性，但是福山借助柏拉图的观点指出，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欲望、理性和激情。那种普遍流行的“经济人”的人性观，恰恰忽略了人寻求“激情”的那个部分。无论古代王族发动战争，还是现代人勤奋工作，都不能简单地用“理性人”来解释—除了逐利，也是为了追求荣耀—即“承认”。
　　固然，在自由民主制获得普遍合法性之前，人们也通过其他政治制度寻求承认。无论奴隶制、君主制还是贵族制，其创立和维持都是某些人追求承认的结果。但问题在于，严格等级制下的“承认”是不能令人满足的。首先，它不是相互的—奴隶主对奴隶、君主对臣民、贵族对农奴的承认远不及反方向的承认，而这种不均衡构成“社会矛盾”，“矛盾”则推动制度演变。其次，即使是奴隶对奴隶主、臣民对君主、农奴对贵族的承认，由于它建立在强制和依赖的基础上，也是不能令人满足的。武力威胁或者利益收买下的“爱戴”并没有自发基础上的“爱戴”来得甜蜜—只有对方是具有伦理选择能力的自由人，其“承认”才真正给我们带来快感和满足。这合乎我们的经验感受—一个美丽姑娘真正爱上了某个男人“这个人”，而不是被他用枪胁迫或者用钱收买，她的爱才真正令这个男人感到由衷的满足；如果所有学生都自主选择留在一个老师的课堂上聚精会神听讲，而不是因为老师要点名、老师可能给低分才留下来，这个老师获得的“承认”才真正令其满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仅社会的弱者，而且社会的强者，也需要通过自由民主这种社会形态来得到最有意义的“承认”—唯有赋予他人自由与权利，强者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有意义的承认。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历史不是终结于冷战结束，而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之后—即“人民主权原则”通过战争得以确立之际。事实上，黑格尔在1806年耶拿战役之后，就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此后的历史不会有国家间的战争或者制度间的竞争，而是说人类普遍的、相互的承认形式已经被找到并开始通过强力传播。此后的历史，则是某种意义上自由民主制的传播史。即使是共产主义这种制度，貌似是自由民主制的对抗者，其实更像是其变异体—同一“人民主权原则”下的不同制度衍生物，并由于其制度形式和制度理念之间的内在矛盾而被淘汰。至于法西斯制度，则更像是制度演进过程中暂时的“返祖现象”—毕竟，即使是历史进步论者，也不会认定这一进步一定会以线性方式前进。
　　三
　　即使我们将“承认”作为衡量政治均衡性的尺度，在平等、相互和有意义的基础上将“承认”制度化，自由民主制真的做到了吗？
　　如果说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兴起以及民主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受挫代表着“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的话，福山更关注的或者说更担忧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后历史世界”内部的矛盾。似乎在他眼里，“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对自由民主制并不带来根本性的威胁，因为“后历史世界”军事、经济、科技乃至文化工业的*优势不但足以抵挡这种挑战，还很可能—正如过去二百多年历史所显示的—通过一个也许漫长曲折但最终渗透扩展的过程征服“历史世界”。我们当然有理由不相信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乃至宗教*主义会逐渐消退，但是，福山指出，几百年前，西方世界的人们也不相信基督教引发的狂热和战争可以从政治舞台上逐渐退出。“宽容”和“理性”是可以习得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习得的过程甚至会比历史上进展得更快—虽然它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福山花更大力气真正严肃对待的，是“后历史世界”内部的矛盾，即，自由民主制是否真的能带来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承认”？如果不能，那么自由民主制衰败于“内爆”的可能性将远远大于被“历史世界”摧垮的可能性。事实上，对此提出怀疑的有两种角度。
　　首先是左派的角度。是的，“平等的承认”给人带来尊严上的满足，但是自由经济之下人们并不平等。无论是今天全球显而易见的贫富差异，还是哪怕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都是不容否定的现实，否则世界各地“反新自由主义”的口号不会这么有市场，各种形式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不会席卷全球。对此，福山的回应角度，是试图区分“问题”与“矛盾”。不错，自由民主国家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不平等这个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构成根本性的“矛盾”。之所以不构成根本矛盾，是因为自由民主制作为一个具有内部纠错功能的机制，能够在制度内部解决这些“问题”，无需诉诸制度更替本身。比如，二十世纪福利制度的兴起，即是自由民主制这种自我调校能力的一个体现。相比之下，其他政治制度则由于权力结构的缺陷，缺乏如此之有弹性的自我调校空间，而这正是它们一一衰败的原因。
　　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欧美各国为赤字问题而焦头烂额，看到风起云涌的左派运动和抗议，看到各国政府首脑常常低到令人尴尬的支持率，不禁会怀疑福山是否低估了来自左派挑战的能量。有人说民主是“好政策的军备竞赛”—不错，政治竞争激发自由民主国家政策创新的能力，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民众既要求享受高福利又不许政府提高税收，既无法忍受通货膨胀又要求政府刺激经济，当“权利”这个概念被无限延展……这种“政策的军备竞赛”是否会触及“自我调校能力”的边界则成了一个问题。
　　但就当年而言，更令福山感到棘手的，并不是左派对“承认的政治”的质疑，而是右派对它的质疑。典型的右派会认为，不错，自由民主制带来了“平等的承认”，但是“平等的承认”是不合理的。在一个人人能力、智慧、德性不平等的世界里，为什么要“平等地承认”每一个人？在这里，福山大量地引用了尼采，因为在尼采看来，自由民主国家代表着“奴隶”的*胜利。当我们把“承认”与“成就”脱钩，“平等的承认”就成了价值相对主义的外衣—如果一个毫无进取心、成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吃土豆片的人，也可以理直气壮要求社会“平等的承认”，那么这种“承认”的价值何在？
　　如果说福山可能低估了左派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那么在这里他似乎又高估了右派的挑战。如果说尼采、托克维尔等人在民主制度兴起之初将“自由民主制”等同于“奴隶或庸众的胜利”的悲观看法情有可原的话，今天，这一制度及其后果逐渐清晰呈现之后，仍抱有同样的悲观则未免是一种傲慢。事实上，至少就过去二百多年的历史而言—虽然我们未必能保证以后会依然如此，“精英主义”的社会冲动及其带来的创造力并没有消失，甚至可以说比之历史上更为拓展了：无论是乔布斯这样的商业精英，还是乔丹这样的体育精英，或者海明威这样的文学精英，无论是个人电脑这样精巧的科技产品，还是心脏搭桥手术这种精湛的医疗技术，或者人类对月球乃至火星的探索，都显示自由民主制未必扼杀人的创造力、勇气和技艺，只是将过去往往由出身决定的机械精英主义替换成了现在更与能力相联系的有机精英主义。现代自由民主制下，“一个毫无进取心、成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吃土豆片的人”并没有同等地获得乔布斯、乔丹或者海明威所获得的“承认”—无论从收入还是社会声望而言，后者所得到的“承认”远大于前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自由民主的胜利并非如尼采所言，就意味着“奴隶的胜利”。它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容纳承认的差序格局—承认智慧甚于承认平庸，承认勤劳甚于承认懒惰，承认勇气甚于承认软弱。
　　或许自由民主制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它既包含了“自由”，又包含了“民主”。福山乃至尼采的悲观，也许是因为他们眼中的民主只能是“不自由的民主”。左派厌恶“自由”所驱动的不平等，而右派厌恶“民主”所要求的平等权利。如果一个制度只有“自由”，它可能迟早内爆于人们对“平等”的渴望；如果一个制度只有“民主”，那么它也可能很快由于“多数暴政”而活力衰竭。但是一个既包含“自由”也包含“民主”的制度，恰恰由于其内在张力而获得蓬勃的生命力。这种结合是动态的—今天可以为了增进福利加税，明天可以为了增加活力而减税，也是多样的—欧洲、美国、日本各国，民主和自由结合的方式并不相同。只要这种动态性和多样性持续存在，自由民主制就仍然具有相当灵活的适应性。如果有一天自由民主制陷入系统性危机，多半也是因为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动态平衡被一方的*优势打破。
　　四
　　在左派、右派的质疑之外，对自由民主制还有一种不满，或许可以称之为“无名的”不满。这种不满与现实问题比例如此不当，以至于很难说是什么具体社会问题导致了这种不满，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后历史世界”中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问题这一点，导致了这种不满。福山书中提到两个情形，一个是一战爆发之前德国许多民众的好战情绪；一个是1960年代法国的学生运动。在这两个情形中，无论是“要求战争的德国游行民众”，还是“饱食终日却高举毛语录的法国学生”，与其说困扰他们的是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不如说是持续的和平和繁荣所带来的空虚和无聊。
　　在这个意义上，就算历史到达了“终结”，但人性中或许有一个部分，永恒地渴望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终结”之后布尔乔亚式“最后的人”。“历史”意味着矛盾，矛盾意味着冲突，冲突激发人的力量、英勇和意志，而“历史的终结”则意味着在前人所开拓的道路上，根据他人制定的交通规则做一个规规矩矩的行人。“历史”意味着拓荒的悲壮，“历史的终结”则意味着耕种的枯燥。一战前呼唤战争的德国人，1968年的法国学生，甚或今天西方国家那些永远在“抗议”的青年，在表面的具体诉求之下，根本上他们所表达的，或许是对错过“历史列车”的愤恨，以及驰骋于“历史”原野的渴望。对他们来说，“承认”不仅仅意味着权利，还意味着确立权利的权力。这种创造历史的英雄情结，或许将终结“历史的终结”，使其“从头再来”。
　　而自由民主制的特点，又为这种“无名的不满”提供了发酵和释放的土壤。开放性是自由民主制的*优势，但同时也恰恰是开放性，使其腹背受敌。福山引用雷韦尔的观点表示：“一个以持续批判为基本特

　　【导读：历史漫长的终结】刘瑜
　　很少有一本书的命运，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样“坎坷”。自1992年出版以来，它穿越了无数掌声和同样多的臭鸡蛋。粗暴的政治氛围，使一本说理之作逐渐演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符号。二十多年过去，也许有必要重温此书，以这二十多年的时代变迁去反思此书的是非对错，也以此书为一个坐标去分析时代的走向。
　　毫无疑问，对《历史的终结》热烈的拥抱或批判，源于它爆炸性的核心结论—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将是“最后的人”。
　　历史怎么可能终结于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放眼望去，二十年来，有东欧转型的“阵痛”；有俄罗斯、委内瑞拉此类国家民主的倒退；有宗教极端主义在很多地区的兴起；有美国向阿富汗、伊拉克“移植”民主的失败；有“中国模式”的崛起；更不用说今天我们在中东、泰国、乌克兰等地所看到的各种“民主”乱象……如果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那么，为什么在历史“终结”之后还有这么跌宕起伏的“历史”发生？如果西方发达国家里的布尔乔亚是“最后的人”，那么这“最后的人”之后为什么还会有本拉登这样的宗教极端分子、查韦斯这样的“反西方强人”、屠杀图西族的胡图族人，或者以经济发展为由拒绝政治西化的无数中国人？
　　这些批评当然有它们的道理。显然，冷战的胜利并没有使整个世界一夜之间“西化”。无论是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复兴，还是“反新自由主义”话语的高涨，或是“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委内瑞拉模式”等“其他道路”的兴起，都显示出一种意识形态“突围”的努力。但是，基于这些现象对此书进行的批评，似乎都存在一个问题：他们批评的与其说是这本书本身，不如说是这本书的标题。也许是因为，大多批评者都没有读过这本书本身，而只是读过它的标题。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是一本论著，而不是一个宣言。更公平也更有收获的，或许是进入这本书内在的理路，以此为基础，而不是依赖它被贴上的意识形态标签，对其进行评说。
　　一
　　仔细阅读此书，会意识到，当我们用当前“民主国家的乱象”以及“威权国家的韧性”来批驳福山时，是基于对此书的误解。事实上，即使是二十年前，福山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现象将在“历史终结”之后持续存在。他在书中很多地方都准确预测了此类现象的长期性，比如，“当前的威权主义危机并不必然导致自由民主体制的出现，而新生的民主国家也不都安全稳定。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正经历着痛苦的经济转型，而拉丁美洲的新兴民主国家则受阻于先前的经济混乱这一可怕的遗产。东亚的许多快速发展的国家，虽然经济上实现了自由化，但仍不接受政治自由化的挑战。相对而言，像中东那样的地区，自由革命仍未波及。而像秘鲁或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面对严重问题的压力之下，重新恢复独裁，这是完全可能的”（见本书第65页）。也就是说，无论是转型的痛苦、民主的倒退、历史和经济对民主化的制约，还是“威权式增长”的诱惑，福山在作出“历史的终结”这一论断时都从未否认。
　　问题在于，“我们所见的胜利与其说是自由主义实践，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理念”（见本书第66页）。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到冷战结束之后，自由民主这种观念已经没有了显著的替代方案。不错，今天世界上还存在参差不齐的意识形态，比如，“中国模式”的崛起就是一个有力例证。但即使是今天“中国模式”的捍卫者，大多也只是试图论证“中国模式”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合法性原则”加以论证，更没有多少人会像当年“输出革命”一样，充满激情地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
　　同样，我们今天的确还能见到各式各样的独裁者，但是，从这些独裁者要么以“民主外衣”来装饰其独裁，要么以“紧急状态”或者“特殊情况”来为其独裁辩护来看，即使是独裁者也承认“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的合法性。否则，何以当代世界上那些最著名的威权统治者—萨达姆、金正日、米洛舍维奇、穆加贝等等—都要披上“选举”的外衣？在“自由民主”这一合法性话语尚未普及的时代和国家，专制者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比如，朱元璋或者乾隆从不觉得为了赢得民心，需要举行哪怕虚假的选举。同样，今天即使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人政府，也要表明他们这么做是“紧急状态”下的暂时戒严或管制，也往往要承诺举行选举—比如最近，对泰国实行军管的军方宣布他们将在一年之后允许选举。
　　二
　　即使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理念，的确在大多数地区确立了合法性，但是，我们何以知道这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胜利”不是历史周期性循环中的昙花一现？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能够说它“终结”了历史？
　　这触及了此书的核心观点。福山指出，或者说，福山站在黑格尔的传统中指出，历史根本上而言，由人们寻求“承认”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者利益的需要—所推动，这种对“承认”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共产主义体制、法西斯体制等）所包含的“承认形式”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构成了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导致了制度的更新。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所以它导致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可以看出，福山的论证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他并不是从自由民主制“社会功能”的角度为之辩护。虽然他指出了经验上自由民主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但由于这种相关性的不稳定性和循环性，他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打算以此为基础对自由民主制进行论证。事实上，他指出，如果人们关心的仅仅是满足欲望和理性的“经济”指标，也许自由民主制并非最佳选择：“如果人们只有欲望和理性，那他们就会满足于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比如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军人统治下的韩国或巴西。可是，他们对于自身的自我价值有一种充满激情的自豪，正是这种充满激情的自豪促使他们向往民主，因为民主政府待他们如成人而非孩童，并且承认他们作为自由个体的自主权。”（见本书第16页）
　　也就是说，为了找到一种衡量制度“稳定性”—如果“优劣”这个词太扎眼的话—的尺度，他必须诉诸一种超历史的标准，而不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之类的社会学标准。这个标准，在他看来，就是人性中普遍的寻求“承认”的心理需求。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仅仅用“理性人”的概念来理解人性，但是福山借助柏拉图的观点指出，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欲望、理性和激情。那种普遍流行的“经济人”的人性观，恰恰忽略了人寻求“激情”的那个部分。无论古代王族发动战争，还是现代人勤奋工作，都不能简单地用“理性人”来解释—除了逐利，也是为了追求荣耀—即“承认”。
　　固然，在自由民主制获得普遍合法性之前，人们也通过其他政治制度寻求承认。无论奴隶制、君主制还是贵族制，其创立和维持都是某些人追求承认的结果。但问题在于，严格等级制下的“承认”是不能令人满足的。首先，它不是相互的—奴隶主对奴隶、君主对臣民、贵族对农奴的承认远不及反方向的承认，而这种不均衡构成“社会矛盾”，“矛盾”则推动制度演变。其次，即使是奴隶对奴隶主、臣民对君主、农奴对贵族的承认，由于它建立在强制和依赖的基础上，也是不能令人满足的。武力威胁或者利益收买下的“爱戴”并没有自发基础上的“爱戴”来得甜蜜—只有对方是具有伦理选择能力的自由人，其“承认”才真正给我们带来快感和满足。这合乎我们的经验感受—一个美丽姑娘真正爱上了某个男人“这个人”，而不是被他用枪胁迫或者用钱收买，她的爱才真正令这个男人感到由衷的满足；如果所有学生都自主选择留在一个老师的课堂上聚精会神听讲，而不是因为老师要点名、老师可能给低分才留下来，这个老师获得的“承认”才真正令其满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仅社会的弱者，而且社会的强者，也需要通过自由民主这种社会形态来得到最有意义的“承认”—唯有赋予他人自由与权利，强者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有意义的承认。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历史不是终结于冷战结束，而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之后—即“人民主权原则”通过战争得以确立之际。事实上，黑格尔在1806年耶拿战役之后，就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此后的历史不会有国家间的战争或者制度间的竞争，而是说人类普遍的、相互的承认形式已经被找到并开始通过强力传播。此后的历史，则是某种意义上自由民主制的传播史。即使是共产主义这种制度，貌似是自由民主制的对抗者，其实更像是其变异体—同一“人民主权原则”下的不同制度衍生物，并由于其制度形式和制度理念之间的内在矛盾而被淘汰。至于法西斯制度，则更像是制度演进过程中暂时的“返祖现象”—毕竟，即使是历史进步论者，也不会认定这一进步一定会以线性方式前进。
　　三
　　即使我们将“承认”作为衡量政治均衡性的尺度，在平等、相互和有意义的基础上将“承认”制度化，自由民主制真的做到了吗？
　　如果说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兴起以及民主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受挫代表着“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的话，福山更关注的或者说更担忧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后历史世界”内部的矛盾。似乎在他眼里，“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对自由民主制并不带来根本性的威胁，因为“后历史世界”军事、经济、科技乃至文化工业的绝对优势不但足以抵挡这种挑战，还很可能—正如过去二百多年历史所显示的—通过一个也许漫长曲折但最终渗透扩展的过程征服“历史世界”。我们当然有理由不相信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乃至宗教极端主义会逐渐消退，但是，福山指出，几百年前，西方世界的人们也不相信基督教引发的狂热和战争可以从政治舞台上逐渐退出。“宽容”和“理性”是可以习得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习得的过程甚至会比历史上进展得更快—虽然它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福山花更大力气真正严肃对待的，是“后历史世界”内部的矛盾，即，自由民主制是否真的能带来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承认”？如果不能，那么自由民主制衰败于“内爆”的可能性将远远大于被“历史世界”摧垮的可能性。事实上，对此提出怀疑的有两种角度。
　　首先是左派的角度。是的，“平等的承认”给人带来尊严上的满足，但是自由经济之下人们并不平等。无论是今天全球显而易见的贫富差异，还是哪怕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都是不容否定的现实，否则世界各地“反新自由主义”的口号不会这么有市场，各种形式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不会席卷全球。对此，福山的回应角度，是试图区分“问题”与“矛盾”。不错，自由民主国家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不平等这个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构成根本性的“矛盾”。之所以不构成根本矛盾，是因为自由民主制作为一个具有内部纠错功能的机制，能够在制度内部解决这些“问题”，无需诉诸制度更替本身。比如，二十世纪福利制度的兴起，即是自由民主制这种自我调校能力的一个体现。相比之下，其他政治制度则由于权力结构的缺陷，缺乏如此之有弹性的自我调校空间，而这正是它们一一衰败的原因。
　　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欧美各国为赤字问题而焦头烂额，看到风起云涌的左派运动和抗议，看到各国政府首脑常常低到令人尴尬的支持率，不禁会怀疑福山是否低估了来自左派挑战的能量。有人说民主是“好政策的军备竞赛”—不错，政治竞争激发自由民主国家政策创新的能力，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民众既要求享受高福利又不许政府提高税收，既无法忍受通货膨胀又要求政府刺激经济，当“权利”这个概念被无限延展……这种“政策的军备竞赛”是否会触及“自我调校能力”的边界则成了一个问题。
　　但就当年而言，更令福山感到棘手的，并不是左派对“承认的政治”的质疑，而是右派对它的质疑。典型的右派会认为，不错，自由民主制带来了“平等的承认”，但是“平等的承认”是不合理的。在一个人人能力、智慧、德性不平等的世界里，为什么要“平等地承认”每一个人？在这里，福山大量地引用了尼采，因为在尼采看来，自由民主国家代表着“奴隶”的绝对胜利。当我们把“承认”与“成就”脱钩，“平等的承认”就成了价值相对主义的外衣—如果一个毫无进取心、成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吃土豆片的人，也可以理直气壮要求社会“平等的承认”，那么这种“承认”的价值何在？
　　如果说福山可能低估了左派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那么在这里他似乎又高估了右派的挑战。如果说尼采、托克维尔等人在民主制度兴起之初将“自由民主制”等同于“奴隶或庸众的胜利”的悲观看法情有可原的话，今天，这一制度及其后果逐渐清晰呈现之后，仍抱有同样的悲观则未免是一种傲慢。事实上，至少就过去二百多年的历史而言—虽然我们未必能保证以后会依然如此，“精英主义”的社会冲动及其带来的创造力并没有消失，甚至可以说比之历史上更为拓展了：无论是乔布斯这样的商业精英，还是乔丹这样的体育精英，或者海明威这样的文学精英，无论是个人电脑这样精巧的科技产品，还是心脏搭桥手术这种精湛的医疗技术，或者人类对月球乃至火星的探索，都显示自由民主制未必扼杀人的创造力、勇气和技艺，只是将过去往往由出身决定的机械精英主义替换成了现在更与能力相联系的有机精英主义。现代自由民主制下，“一个毫无进取心、成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吃土豆片的人”并没有同等地获得乔布斯、乔丹或者海明威所获得的“承认”—无论从收入还是社会声望而言，后者所得到的“承认”远大于前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自由民主的胜利并非如尼采所言，就意味着“奴隶的胜利”。它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容纳承认的差序格局—承认智慧甚于承认平庸，承认勤劳甚于承认懒惰，承认勇气甚于承认软弱。
　　或许自由民主制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它既包含了“自由”，又包含了“民主”。福山乃至尼采的悲观，也许是因为他们眼中的民主只能是“不自由的民主”。左派厌恶“自由”所驱动的不平等，而右派厌恶“民主”所要求的平等权利。如果一个制度只有“自由”，它可能迟早内爆于人们对“平等”的渴望；如果一个制度只有“民主”，那么它也可能很快由于“多数暴政”而活力衰竭。但是一个既包含“自由”也包含“民主”的制度，恰恰由于其内在张力而获得蓬勃的生命力。这种结合是动态的—今天可以为了增进福利加税，明天可以为了增加活力而减税，也是多样的—欧洲、美国、日本各国，民主和自由结合的方式并不相同。只要这种动态性和多样性持续存在，自由民主制就仍然具有相当灵活的适应性。如果有一天自由民主制陷入系统性危机，多半也是因为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动态平衡被一方的绝对优势打破。
　　四
　　在左派、右派的质疑之外，对自由民主制还有一种不满，或许可以称之为“无名的”不满。这种不满与现实问题比例如此不当，以至于很难说是什么具体社会问题导致了这种不满，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后历史世界”中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问题这一点，导致了这种不满。福山书中提到两个情形，一个是一战爆发之前德国许多民众的好战情绪；一个是1960年代法国的学生运动。在这两个情形中，无论是“要求战争的德国游行民众”，还是“饱食终日却高举毛语录的法国学生”，与其说困扰他们的是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不如说是持续的和平和繁荣所带来的空虚和无聊。
　　在这个意义上，就算历史到达了“终结”，但人性中或许有一个部分，永恒地渴望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终结”之后布尔乔亚式“最后的人”。“历史”意味着矛盾，矛盾意味着冲突，冲突激发人的力量、英勇和意志，而“历史的终结”则意味着在前人所开拓的道路上，根据他人制定的交通规则做一个规规矩矩的行人。“历史”意味着拓荒的悲壮，“历史的终结”则意味着耕种的枯燥。一战前呼唤战争的德国人，1968年的法国学生，甚或今天西方国家那些永远在“抗议”的青年，在表面的具体诉求之下，根本上他们所表达的，或许是对错过“历史列车”的愤恨，以及驰骋于“历史”原野的渴望。对他们来说，“承认”不仅仅意味着权利，还意味着确立权利的权力。这种创造历史的英雄情结，或许将终结“历史的终结”，使其“从头再来”。
　　而自由民主制的特点，又为这种“无名的不满”提供了发酵和释放的土壤。开放性是自由民主制的最大优势，但同时也恰恰是开放性，使其腹背受敌。福山引用雷韦尔的观点表示：“一个以持续批判为基本特

• 书名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理想国译丛004，当代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成名作、代表作！
• ISBN 9787549555291
• 作者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陈高华　译，孟凡礼　校
•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4-09-01
• 开本 16开
• 纸张 胶版纸
• 包装 精装
• 是否套装 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