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重要著作！首版荣获中国出版领域**奖中国出版政府奖
全新收入韦森、余永定、张曙光、黄少安、张军等多位国内经济学家的精彩评论，更富中国视角，更贴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增加了读者普遍关心的制度分析内容。
所获荣誉：
u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u 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人文社科类
u 第三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学术著作奖一等奖
u 上海《中外书摘》2012年度人文社科十大好书
u 2012“新京报年度好书”100本侯选书以及经管类图书10强
【内容简介】
本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为研究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新古典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发展政策的新见解。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机制，然而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需要经历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升级、多元化及配套的软硬件设施的改进。这一升级和改进的过程需要与巨大的公司交易成本外部性及资本投资回报相协调。所以，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政府应该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本书为支持以上理论提供了实证经验，并为改革的实践者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
增订版新收入了韦森、余永定、张曙光、黄少安、张军五位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精彩评论，多角度解读这一全新理论，另附作者详细回应，全面破解“新结构经济学”密码，新章更富中国视角，更多思想碰撞，更贴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另收入一篇作者早年的经典文章，重点阐述读者普遍关心的制度分析内容，全面剖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迁问题。
【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人。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林毅夫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曾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和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
林毅夫于1986 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荣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获得法国奥佛涅大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媒体评论】
这部绝佳的文集，来自经济发展领域一位*的杰出专家。他参与塑造了一股新兴思潮，并将其推进实施: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蓬勃发展，而另一些则逐步衰落？林毅夫关注的那些国家，在六十年前经济还较为落后；但对于发达国家未来的繁荣前景，他的分析同样提供了非常强的启示。他的风格冷静而朴实，这反而使得文章在整体上更加生动并具有启发性。
——帕尔塔达斯古普塔爵士，剑桥大学拉姆齐经济学讲席教授
《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于雄心的作品。在一些著名学者的帮助下，林毅夫针对经济增长、产业多元化和发展，成功地描述了其复杂的微观动态结构。他还成功地说明了，作为投资者、监管者、经济活动和预期的协调者以及指导者，政府所扮演的重要的补充性角色。所有这一切论述均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而后者本身又处于大规模的结构性变化中。本书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迈克尔斯宾塞，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伯克利讲席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设立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他认为，中国的成功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取得；并明确有力地说明了哪些结构性转型是必需的，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书将成为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一座里程碑。此前多年，“华盛顿共识”引导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开发机构；如今其已丧失信誉，而本书则提供了一个替代。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校级讲席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如果说2009年林毅夫在剑桥大学所作的马歇尔讲座已经基本上奠定了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的话，那么，在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4年后，通过在当今世界范围中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路径和现实经济状况的实地观察、研究和思考，尤其是通过与多国政府领导人以及靠近政府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所进行的广泛的沟通与交流，使他更能从一个理论经济学家的高度和宽广视野来验证和发展其经济学理论框架。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过去 5 年中，林毅夫教授在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为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林毅夫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所积累的经验和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思考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宝贵财富。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他（林毅夫）受过现代经济学的系统训练，又有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经济发展做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特别是能够与国内外的高手进行交流和讨论。所有这些，也许在某一方面毅夫并不是特别出色，但综合观察，国内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其长期理论思考、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观察和研究的结果。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的成果。他对既有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是基于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和思考的，从而寻求发展经济学的创新，推动或引导发展中国家更快更好地发展。
——黄少安，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就经济发展这一范畴而言，《新结构经济学》这本书是一个崭新的尝试。《新结构经济学》续写了中断数十年的“发展经济学”。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前言】
序 言
我有幸在2008年6月作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这个位子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职位，历来均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担任。我一生中也有幸亲身经历了两次发展奇迹。1952年，我出生于中国台湾，当时的台湾与多数非洲国家一样贫穷落后。1979年，我来到中国大陆。那时的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而那时的大陆则依然如我出生时的台湾一样贫穷，甚至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还落后。[1]当我到世界银行任职时，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已经奇迹般地实现了像台湾那样的腾飞。
这两次经历让我确信贫困并非宿命。一个国家即便深陷贫困陷阱的泥沼长达数个世纪，也能够骤然改变命运，踏上快速发展转型之路，在一两代人之间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世界银行的梦想是致力于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当应邀出任其首席经济学家之时，我深感荣幸，试图以自身体验所获得的启迪去贡献于世行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作为一名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年少时我立志要奉献自己的所学来致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在世行任职时，我有机会接触到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杰出的知识分子，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也和我一样怀着报效他们祖国的志向。不论旅行到何处，我发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与我从小看到的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一样，都殷切地期盼经由自己的辛勤劳动让自己和后代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在世行的各种公务活动中碰到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迫切地想求得能够为其国家带来繁荣的良方。这些国家领导人基本上也都是理性的，都想长期执政，并且，如果执政不成问题，他们也都想青史留名。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方式就是为其国家和人民带来富强繁荣康乐。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幸运的国家之外，令人失望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深陷贫困之中。[2]
我国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直到17、18世纪之后才落后于西方国家。年少时，我总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有其现在靓丽的发展成绩，必然是因为它们拥有一部能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真经”。只要求得这部经，带回来真诚地实践，就能够贡献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帮助祖国人民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人民一样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当代经济学的圣殿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取得学位后，到耶鲁大学又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回到国内工作。
回国后我发现，我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认为有效的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价格，配置资源，政府的作用则仅限于保护产权、推行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执行根据新自由主义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消除经济中政府各种不当干预所形成的扭曲(Summers，1994)。当时还有一个共识，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不仅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而且还会滋生腐败、恶化收入分配，是比计划经济还要糟糕的制度。我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学界认为是糟的转型方式(Murphy, Schleifer and Vishny, 1992; Sachs, Woo and Yang, 2000)。
我是应该像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那样，以现有的主流理论为依据，把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咎于中国政府过度干预，未能彻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还是应该放弃现有的主流理论，以开放的心态把中国政府当作是一个以实现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而面临各种现实约束条件的理性决策者，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我选择了后者。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3]一书。通过该书的分析，我理解到，中国转型前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旨在保护那些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一方面为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并因势利导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这种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同时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但是因为扭曲的继续存在从而会伴随着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所以，这本书的分析建议中国应该放弃赶超战略，改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并在转型过程中创造条件解决传统部门中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本书也预测到，如果像华盛顿共识主张的那样试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势必导致先前优先发展的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引起大规模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出于对这种严重后果的担忧或是对那些仍然被认为是因国防安全与民族自豪感需要而必须存在的“先进产业”的考虑，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了休克疗法、取消了先前“明”的扭曲所给予的保护补贴后，再度引入各种“暗”的扭曲和干预以保护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私有企业对这种隐性保护补贴寻租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更高，代价会更为高昂，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也会较之双轨、渐进的改革更为严重(Lin and Tan，1999)。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在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结果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预言一致。不管采取何种转型方式，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的情形都将存在，总的来讲，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会更加严重(World Bank，2002)。少数几个在转型期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转型的中国、越南和老挝，以及70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都采取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糟糕的渐进双轨式转型。那些遵循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休克疗法的国家却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如六七十年代，且危机频仍(Easterly，2001)。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让我感觉到迫切需要对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锁，取得了政治独立，在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论思潮建议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建立起当时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那种资本密集型的先进现代化大产业。这种思潮的逻辑似乎令人信服：除非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否则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收入水平，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被认为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和发达国家同一劳动力生产率水平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在当时，市场失灵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未能建立起这些先进的大产业的原因。因此，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版发展经济学理论，建议政府克服市场失灵，以进口替代战略的方式，通过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大产业。推行该战略的国家通常会出现一个短时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之后，经济便会出现停滞并危机不断。少数几个实现奇迹式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则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小规模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起步，根据当时的主流理论，这种战略是错误的。
构建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讳言的事实是，现代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构建的。但是，从1987年回国后的切身体验以及对西方主流理论演进史的学习，让我认识到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一本“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经。为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和发达国家有差异，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不见得适用。更何况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就像时尚一样，不断被新的理论所扬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理论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总是适用。倘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根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作决策，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也和我国一样都做了许许多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尚无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死抱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容易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变成一个批评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若想要对本国现代化的建设有所裨益，需要自己去认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各种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建立起新的理论、概念，产生新的思想，并据此提出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在《中国的奇迹》出版以后我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努力，200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了以我在芝大时的导师之一D.盖尔·约翰逊教授命名的年度讲座，请我去做首讲，我借此机会把过去十来年的研究做了一个总结，发表了题为“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的演讲[4]，会后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在接受芝加哥大学的校报Chicago Maroon采访时称，根据我的研究“过去15年出现的新发展理论是无用的，……包括许多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所做的研究是无用的”[5]。他所说的新发展理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盛行的“内生增长理论”，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教授在这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是他在1995年获得诺奖的原因之一。
2005年我又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英国剑桥大学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国际经济学界的圣殿，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罗宾逊夫人、卡尔多等经济学界耳熟能详的大师云集。马歇尔本人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是继亚当·斯密之后的另一位集大成者。该校为纪念他的贡献，从1946年开始每年邀请一位经济学家去做以他名字冠名的讲座，邀请信提前两年发出，给主讲者充分的时间做准备。我是第61位主讲者，也是第2位登上这个讲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在我之前的60位主讲者中有15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1968年才开始颁发的，获奖者必须在世，因此，在我之前的主讲者中有资格得到诺奖的应该超过15位。我利用这个机会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理论，并以《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做了经验检验。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为名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6]这本书共有5位诺奖获得者写下推荐序，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纪录。其中贝克尔写道：“林毅夫的观点虽然颇有争议性，但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福格尔则说：“林毅夫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界的思想，而且影响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诺斯指出：“林毅夫的马歇尔讲座集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一方面去理解过去几十年中为世人所瞩目的亚洲之崛起，另一方面也对经济学家有关发展问题的标准化解释投以怀疑的眼光。”斯宾塞评价：“这本书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本重要的著作。……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但是，将其转化为自成体系的增长战略和政策的动态分析则是一项重要的成就。”斯蒂格利茨则称赞：“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解释了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任职，在去世行之前我是以中国的经验为切入点去反思主流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世行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更高、更广阔的平台去观察和了解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经验，检验我根据熟悉的中国和东亚经验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的适用性。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直接主管的发展研究部有300多位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间接主管的经济学家则超过1 000位。此外，还有许多机会和来自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发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