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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秦汉这一段历史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奠基时代。无论是按照西周封建论的说法，还是战国封建论的说法，封建地主经济基础的后巩固和全部封建上层建筑的后完成，都是在这个历史时期。

首先，从经济基础方面看，虽然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方式就已经开始萌芽，但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却是一直到秦汉时期才后确定了下来。例如“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汉书·孝武皇帝纪》。这种生产关系，即是由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而明白地记载于《汉书·食货志》的。自此以后，这种生产关系直到清朝灭亡，甚至一直到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之前，都是作为主导的经济形式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村社会之中。

其次，从政治制度来看，基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如以皇帝为首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虽然这种制度早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就已经开始萌芽并趋于成熟，但是作为一种稳定、系统、有序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自秦始皇开始直到汉武帝才后巩固下来。因此，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确定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和郡县制度，在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虽名称有所变化，但实质上并无太大的变化。

再从意识形态领域看，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指导思想，也并不是一蹴而成的，它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这里还涉及到如何评价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问题。百家争鸣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次对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如何治理国家的探索活动。如儒家主张实行仁政，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法治等，他们探索的无一不是治国方略，这一探索过程，可以说一直持续到西汉武帝时期。如果说百家争鸣是从理论上对封建社会的治国方略进行探索的话，那么，秦朝和汉朝就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的探索。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专任法家，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可以说是秦朝的经验。但秦始皇把法治（实际是刑治）化了，法治搞过了头，结果成了暴力统治，故引起人民的强烈反抗，结果秦朝二世而亡。在秦末的战火余烬中建立起来的西汉皇朝，开始时统治阶层中有很多人曾亲身经历过秦朝的暴虐统治，接受了秦朝灭亡的教训，一改秦朝在治国方略上专任法家的策略，转而改用道家黄老的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这在当时无疑是适应了汉初经济恢复、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需要，但它的弊端也很快暴露出来了。一方面汉初的经济确实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局也比较稳定；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和诸侯王割据势力发展壮大的势头。由此看来，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也不足以更好地治理国家。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就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皇朝统治的指导思想。但是实际上，这一时期所谓“儒术”，并非全用儒家，而是外儒内法。所以，后来的汉宣帝在谈到汉朝的制度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实际上也就是，在统治方略上刚柔相济两手交替运用的有机结合。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统治指导思想，到了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全面确定下来了，并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

此外，如连续一、二、三次全国性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发生和农民战争后封建皇朝政策的调整，统一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外关系的沟通，文字、货币、度量衡、法令的统一等等，也无不由秦汉开其端绪。由此可见，秦汉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何等深远的影响!如果说，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历史是“流”，那么，秦汉时期的历史就是“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秦汉，也就没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如果我们对秦汉这段历史搞不清楚，就势必要影响对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认识。

所以，关于秦汉史的研究，历来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远的姑且不说，新中国建立以后，史学界讨论的五个重大历史问题，号称“五朵金花”，即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中有四个问题涉及秦汉时期。此外，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战国秦汉。这就说明，秦汉历史的重要性及其所受到重视的程度。所以，在以往的断代史研究中，有关秦汉史的论文和论著特别多，不仅大陆史学界是如此，港、台地区也如此，甚至邻近的日本、韩国也在秦汉史研究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并且建立了专门研究秦汉史的学术机构。

总起来看，关于秦汉史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和进展。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有人说秦汉史这个领域好比是经过许多年经营的一片熟地，犁来耙去，似乎再没有什么搞头了。以致选题艰难，或选题陈旧，即使写出了文章，也缺少新意。这是一个较为普遍和突出的问题。因此有些人不愿意在秦汉史方面再多下功夫，甚至本来是研究秦汉史的学者也转移了阵地，向着另一个领域发展去了，或者仅仅把它当成一种客串的副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秦汉史和中国历史上其他几个历史阶段比较起来，的确研究的基础较好，成果较多，正因如此，其难度也较大。过去的研究虽然成绩很大，但存在的问题也还不少，有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接触到，有些问题虽然有过研究但没有解决，有的还有很大的分歧，甚至在过去被大家公认的结论，也还需要进行重新审查，重新做出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结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影射史学，对秦汉史这个领域干扰破坏特别严重，被视为史学界的重灾区，其流毒尚有待进一步肃清，也就是说秦汉史的研究还有一个拨乱反正的问题。所以严格来说，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秦汉史这个领域，还大有用武之地。

二

研究秦汉史，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课题呢？

（一）关于秦汉社会性质的研究。这是属于中国古史分期中的一个问题。有的学者主张秦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有的主张汉武帝时才后完成封建社会的变革，有的主张东汉，有的主张魏晋。因而秦汉时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就成了争论不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秦汉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当然其中还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很显然，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对其他问题也很难做出正确的回答。

（二）关于秦汉经济史的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和上述问题有直接关系，要解决社会性质问题，首先应从经济基础的研究入手。如当时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究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土地所有制有什么变化？占主导地位的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地主土地私有制？租税、兵徭役征发的种类、时间、数量和对象是什么？租佃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究竟占多大比重，属于什么性质？奴隶劳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什么地位？如何看待秦汉的商品经济和国家工商业政策？以及城市的发展、乡村的变化与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等等，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关于秦汉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史的研究。秦汉社会性质问题之所以未能得到解决，阶级关系复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秦汉时期的封君、豪族是奴隶主还是封建地主？秦汉的大工商业主即司马迁称之为“素封”者，是不是奴隶主？秦汉的奴婢是不是奴隶？秦汉的自耕农、佃农、雇佣劳动者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什么？这些都要从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去考察，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尤其是对政治上、经济上，乃至思想上处于支配地位甚至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统治阶级上层集团，有必要进行重点的研究。另外，对于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性质、特点以及历史作用等问题，还需要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再做深入的探讨。

（四）关于秦汉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秦汉时期我国已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而西方一些国家则是到十五、十六世纪封建社会末期，为适应原始资本积累才建立起来的。为什么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一政治体制形成这么早？它的基础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起过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有争议的问题。另外，还有诸侯王国的问题，外戚宦官的问题，官制、兵制、法制等问题及其利弊得失，也值得作为重点去进行研究。

（五）关于秦汉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这也是秦汉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例如，在秦汉思想文化中影响较大的阴阳五行家思想、法家思想、黄老思想、儒家思想与经学、汉赋与乐府、农业手工业中生产技术的革新、天文历算医药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成就，秦汉石刻艺术的研究等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对秦汉人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宗族家庭、社会风俗、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包括道教的形成、佛教的传入）等的研究，过去是一个比较薄弱的方面，今后应当予以较多的注意。

（六）关于秦汉少数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的研究。秦汉时期我国已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和特点，他们都和汉族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例如，匈奴、西域、西羌、西南夷、群蛮、百越以及东北的乌桓、鲜卑等族，都是在中国历史上起过相当作用的民族。各族之间有和平往来（包括和亲），也有战争；有的民族曾经建立过自己独立的政权，有的则变成了秦汉皇朝的郡县。如何正确对待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慎重、仔细地研究，因为它不仅属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而且还涉及现实的民族关系问题。这就是说，既不能违背今天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又要符合客观的历史实际，我认为这应当是研究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一个准则。

（七）关于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秦汉是中外关系史的开端，朝鲜、韩国、越南、缅甸、印度、日本以至于中亚、西亚、北非、欧洲各国在那时都和中国有了外交上的来往，相互间进行了一些经济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中国与朝鲜和韩国、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为密切，如何正确对待秦汉皇朝在朝鲜半岛、越南设郡，双方战争以及历史的疆界，都是值得研究的严肃问题。

（八）关于秦汉历史人物的研究。秦汉，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号称“人才辈出、文武并兴”。在秦汉时期对历史有影响的人物很多，如秦始皇、吕不韦、李斯、蒙恬及蒙氏家族、王翦及王氏家族、项羽、刘邦、吕雉、冒顿单于、刘恒、刘启、萧何、曹参、张良、陈平、韩信、叔孙通、陆贾、贾谊、晁错、刘彻、桑弘羊、董仲舒、公孙弘、刘安、司马相如、司马迁、李广、卫青、霍去病、苏武、李陵、刘向、刘歆、扬雄、赵充国、呼韩邪单于、王昭君、冯嫽、王莽、刘、刘秀、桓谭、王充、班固、班昭、班超、许慎、马融、郑玄、何休、蔡伦、张衡、张仲景、华佗、崔实、王符、仲长统、蔡邕、张鲁、檀石槐等。以上这些历史人物，有的虽有评论文章，甚至不止一篇，也有的已写成专著，但是对他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差别也很大，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即以对大家熟知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的评价而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千年来几乎史不绝书，“盖棺难论定”。

（九）关于秦汉史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在这方面，前人特别是清乾嘉以来直到近几年，学者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包括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考证、辨伪以及索引等，但这还不够，例如重要的一部史籍——《史记》，直到现在还没有我们自己的一部详细的会注或集解（用的还是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会注考证本）。有的没有注释，或虽有注释，但还不够详细精确；有的没有新式标点，或虽有标点，但错误之处也还不少。即使在总结和继承前人特别是清代学者研究成果方面，也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当然，这样的工作，并不是治史的目的，却是一项不可少的为人作梯的工作，也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虽不必大家都去做，但总得有人去做。

（十）关于秦汉考古和文物的研究。这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研究秦汉史，仅仅依靠为数有限的文献资料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考古和文物研究，与文献互相参证补充，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就目前来说，如秦简研究、汉简研究、汉碑研究等，都还仅仅是开始，方兴未艾。日本史学界近年来就很重视秦简、汉简的研究，很多学者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解读、译注和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预计简牍学研究，在将来也可能和敦煌学一样发展成为一门显学。

以上我只是用举例的方法从几个主要方面提出一些问题，供对秦汉史有兴趣并愿意学习和研究的同志们参考，难免挂一漏万，甚至是肤浅，不准确。但我认为不管怎样，上述十个方面的问题，都是秦汉史研究上值得注意，并且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共同存在的问题。

三

……

• 书名 秦汉史十讲
• ISBN 9787101103151
• 作者 安作璋　主编
• 出版社 中华书局
• 出版时间 2014-09-01
• 开本 16开
• 纸张 胶版纸
• 包装 平装
• 是否套装 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