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人公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受上海《大公报》的派遣，以前线通讯记者的身份前往华北抗战前线，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以“小方”为笔名连续发表了多篇前线报道的中国战地记者——方大曾。但不久后他即在前线永久失踪，时年仅25岁。他是“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他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个在前线牺牲的新闻记者！他是中国的罗伯特·卡帕！他是让著名作家余华、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等人顶礼膜拜的人！本书作者从史料和研究的角度，将方大曾的经历梳理出来， 从最初的寻找不知不觉变成了对于一种高尚精神的认同和追随。
【编辑推荐】
在中国20世纪战争摄影史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与上海有关。一个是沙飞，他不仅是鲁迅的崇拜者，也是为鲁迅拍摄遗像的人。沙飞后来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和新闻出版人。再一个就是方大曾。他是抗战初期活跃的战地记者，“七七事变”后由北京离家奔赴抗日前线，由范长江介绍作为上海《大公报》前线记者进行采访，1937年就在他的《平汉铁路的变化》报道发表后失去消息。
2000年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把方大曾的事迹列入选题，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寻找方大曾》，该片入选并荣获了第十五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纪录片导演就是本书的作者冯雪松，他当年拍摄纪录片时，带领摄制组沿着方大曾走过的路，克服了很多困难，走了一圈，采访了一些人，比如说在保定、在石家庄，他这个路线完全是按照当时范长江写《忆小方》的那条路线。
2002年7月，方大曾家属挑选了方大曾的120幅作品，在成都的四川美术馆用很大一个展厅举办了一个展览。
2006年，方大曾遗留的800多张底片由家属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
15年前，纪录片的导演冯雪松是以口述历史的形式拍摄了《寻找方大曾》的纪录片，15年后，冯雪松以作者的身份，以纸上纪录片的形式将寻找和重现的旅程记录下来。
【前言】
他是中国的卡帕
代 序
如果你的照片拍摄的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
—— 罗伯特·卡帕
陈 申
提起这事很多人都会知道，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方大曾受上海大公报的派遣，以前线通讯记者的身份前往华北抗战前线，在2个多月的时间内，以“小方”为笔名连续发表了多篇前线报道。但不久后即在前线永久失踪，时年仅25岁。按照现行的说法，他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个在前线牺牲的新闻记者。这不仅仅是“想当初”，明年即将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价值的亮点还在于，方大曾的留下的800多张照相底片也已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典藏，成为了珍贵的抗战文物。
去年来上海见到了老朋友张仲煜先生，那时他还在主持出版社工作，在闲聊中提起了关于方大曾的话题，他立刻表示要作个出版社的选题，可谓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在兴奋的同时，也为他在站好最后一班岗位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一拍即合之后，我立刻想到了中央电视台的冯雪松，他是十多年前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的导演。他除了有文笔的优势外，还曾经对采访小方故事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时间投入，这个题目请他担当最好。
在中国20世纪战争摄影史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与上海有关。一个是沙飞，他不仅是鲁迅的崇拜者，也是为鲁迅拍摄遗像的人。沙飞后来加入了八路军，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和新闻出版人。再一个就是方大曾。方大曾是抗战初期活跃的战地记者，“七七事变”后由北京离家奔赴抗日前线，由范长江介绍作为上海《大公报》前线记者进行采访。两位摄影家同为1912年出生，作品风格样式和创作观念都可以和当时西方战地记者相提并论。但他们不同的历史价值在于：同为投身于抗战前线的热血青年，沙飞在山西参加的八路军，用照相机见证了中国人们革命战争获得胜利的始末，他留下的大量价值不容低估的有关八路军部队和解放区的叙事作品。而方大曾1937年也到了山西，随后就在他的《平汉铁路的变化》报道发表后失去消息，方大曾的摄影作品的着重点是对抗战前期正面战场作战的描述，是中国乱世年代的极为优秀战地新闻记者。
方大曾的传奇故事，曾打动过无数人。早在1980年前后我在参加《中国摄影史》的集体编写时，知道小方名字是通过范长江那篇文章《忆小方》，还知道研究摄影史前辈吴群先生，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曾经写过关于小方研究的文章，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和机遇所限，他没能检阅小方留下的全部作品资料。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年，一个机会使得我与方大曾结缘。1989年初冬，方家的一位朋友李惠元从上海到北京看望方澄敏，受方家之托找到了原在上海从事革命地下工作战友陈昌谦先生，他当时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主持工作，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与李先生在只办公室见过一面，第二天陈昌谦带我去拜访比方大曾小三岁的胞妹方澄敏，过了没两三天，方澄敏已经在找到了我。在我工作单位的传达室了，她拿出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方大曾拍照的八百多张底片，说这些底片我就给你们了，你拿去做研究。并附了个条子，“今天送上方大曾底片837张”，并执意表示不需要我打收条。从这一天起这个小箱子和这些底片，我陪伴它大概有10余年。直到2000年后我把它们归还原主人。那天和以后，老人每次来单位的见面都是在传达室，老人总是推辞怕影响大家工作，而执意不肯到办公室一坐。
方大曾当年留在家中照片底片，多数底片袋上有作者本人当时的书写的编号。编号从个位数开始，断断续续以4位数的第1200号结束。全部洗印成样片后，发现有关抗战题材的作品最多，其中包括报道“冀东伪政府成立一周年”和“绥远抗战”两个专题，与方大曾在中外新闻社时所发表的新闻报道相吻合。我随后从中挑了200多幅认为价值比较重大的，在同学吴鹏所主政的北京一家出版社暗房，放了两套稍大些的照片，并请吴鹏保存一套。我后来的写作和研究多数是从这里面来选择，也是逐渐被大家所认识的方大曾作品。
1993年台湾的摄影家阮义忠来北京。我让他看了全部底片印成的样片。阮义忠暗房技术非常好，他看后表示要借走一些底片，亲手放大制作成照片，因为阮义忠当时在台湾已经办起了一个杂志社，《摄影家》杂志。他想为方大曾出一个专辑，这样我带他到到了方大曾的妹妹家里去，征得方澄敏老人的同意后，借去大约50幅底片带回台湾放大制作。阮义忠回到台北以后不久出版了方大曾专辑，也就是《摄影家》的第十七辑。
1995年的时候，恰逢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时，我专门跑到方成敏家做了一次录音采访。这是方澄敏老人的唯一的原声资料，因为其后的几年，她的老伴查士铭先生去世，她也因病瘫痪并且有了语言障碍。
我与冯雪松的相识，也是结缘于方大曾。雪松极有才华，曾多次获得纪录片和新闻类政府奖项，他当时是央视纪录片导演。2000年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把方大曾的事迹列入选题，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寻找方大曾》。雪松带领摄制组沿着方大曾走过的路，克服了很多困难，走了一圈，采访了一些人，比如说在保定、在石家庄，他这个路线完全是按照当时范长江写《忆小方》的那条路线。此后冯雪松被派往澳门常驻，担任中央电视台澳门记者站首席记者。
由于方澄敏大姐年事已高，且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这些珍贵的底片归还方家后，即由方大曾的外甥、四川日报摄影记者张在璇先生保管。2002年的时候我到四川公干，找到了当时四川省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刘光孝，由他从中牵线，足球名将马明宇先生给与了慷慨资助，当时四川报业集团也很配合，挑出了120幅作品，当年七月份的在成都的四川美术馆用很大一个展厅举办了一个展览，主办方为中国摄影出版社、四川省摄影家协会。时至此时才觉得未辜负方大曾家人的重托，肩头和心头稍有释然之感。2006年，当小方的底片由家属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时，尊敬的方澄敏大姐已经离世而去。
本书的作者冯雪松，在20世纪90年代曾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创作了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20世纪中国女性史》而崭露才华。从《寻找方大曾》筹划之日起，雪松就成了小方的研究者，并且投入了感情，我们也因此成为知心朋友，这也是我为《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写序的可作解释又一个理由。事隔20多年后，相信此书应该是他对方大曾情感与学术研究的升华。
就在雪松新著即将搁笔的时候，我在检索北京光社资料时，在一部文献中无意间发现了小方父亲的学历纪录。在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的《京师译学馆校友录》（第）五级同学姓名录上这样记载：“方祖宝、别号振东，江苏无锡、法文、外交部主事、外交部科员”，这也许本书出版前文献的再次补充。
在这篇短文中，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很多与此案有关地人名和事件，目的是不应该忘记他们对方大曾的关注和认同，也许还应该有些值得记下的名字未被提及，但我深信在《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书中会有完整的表述。尽管如今天有互联网时代的资讯发达，但仍相信读过此书的人仍会受到感动。不久前，一位美国新闻媒体自述作家Harvey Dzodin来访，我给他看过方大曾的作品之后，他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中国的卡帕”。
【作者简介】
冯雪松，男，回族，生于1970年，南开大学硕士，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纪录片导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纪录片学会会员。多次担任建党八十周年、春节联欢晚会、澳门回归五周年、第四届东亚运动会等重大宣传报道的主创、策划和组织工作。主要作品：大型文献纪录片《使命》、大型纪录片《澳门十年》《寻找方大曾》《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澳门新闻报道集》等，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特等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人大好新闻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特等奖等奖项。
【目录】
目录
序言 他是中国的卡帕
一 一部偶然的纪录片
二 方大曾和时代
三 灰房子时期的报道
四 融入生命的黑白片
五 一个人的绥远之行
六 改变命运的战事
七 纸张上的战地足迹
八 最后的消息
九 与青春相连的记忆
十 寻找 以致敬的方式
十一 几乎触碰到的气息
十二 底片的命运和归宿
十三 没有完成的句号
后记 从寻找到追随
【媒体评论】
在书刊上，我们常常看到“小方”的作品，他对于题材的选择和对于时间性的谨严，都是引起朋友们注意的地方。绥远战争以后他更主要地以摄影记者姿态出现。
范长江
方大曾的作品像是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
余 华
在暗房的安全灯下，小方的作品一张张地显现出来，让我觉得好像在与小方的精神做某种程度的沟通。每放一张照片，我就对小方的才气又服气一回。
阮义忠
【免费在线读】
令人苦闷了好久的卢沟桥事件，终于给我们一个大的兴奋。七月二十八日早晨，记者正在保定，闻北平四郊已于二十七日夜发生战事，乃于是晨乘赴平之火车赶往视察。
平汉铁路，自所谓卢事“和平解决”后，曾经通了三天车，但是今天车站上的临时布告牌上，又写出了“客票只至长辛店”。火车误点开出，到长辛店的时候已十二时半；沿途逢站均有停留，常见树荫深处，有我们的国军隐约的前进。快到长辛店的时候，由火车的高处，又见到东边的高粮地里，走着一排二十九军；他们一半人着军衣，一半人着便服，沿着曲折的田地向永定河方面开去，全车的人，见到这一幅景象，均情不自禁的欢腾起来。
太原来的牺牲救国同盟，国民兵……等团体之代表二十余人，正在车站上；他们是随着夜间开来的货车到长辛店，预备经门头沟去北平，但是因为平郊战况激烈，未能即刻出发；其后又得当地驻防之戴守义旅长面示，说是我军已克复丰台，大井村一带之敌人，亦已退却，这消息是上午十一时传出来的，他们——太原各代表即整理行装，于下午一时徒步赴门头沟，因为预料北平是不成问题了。
记者本拟赴平，惟即知丰台收复，乃留长辛店，以便就近前往视察。铁路沿线兵士守卫森严，一列铁甲车从大铁桥上往回开来，这是回长辛店去“加水”的。车上的兵士各人都显着一副愉快的面色，随后又见许多兵士自前方下来，他们也大半是穿的便衣，颇有农民游击队的风味。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着一个坚苦的表情，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用笑容来回答。问他们前方的情况，他们也只是笑。有几个人拿着日本军官用的指挥刀，问他们从哪里得来的，他们也只是笑。总之，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愉快！（小方《保定以北》）
我们是不杀俘虏的，反之我们还尽可能的把日本军阀侵略中国，而以日本民众为炮灰的大意讲给他们听，并且送回他们去，有一个俘虏，告诉了我们批示日本飞机何处为自己的阵地的标志，后来在南口迂回线上我们就用了这办法，果然敌机就向标志所示明地方投下了一些子弹和一封信，内容写着叫他自己的士兵节用子弹，并谓后方运输非常困难等，彼时的情况是日本已入重山叠岭中，他们的接济都须以飞机来输送。
从十三日起，敌人的炮火更烈，他们把重炮每四个一行的排成三行纵队，四团用坦克车圈起来，以防我们的进袭。一圈一圈的向着南口战线摆列起来，从早到晚不停的施放。我们的工事都是临时掘的，当不起重炮的轰击，兵士们每两个人为一单位，在山石上掘成一个小小的隐避洞，反正你的炮打上，也只能打掉我们两个人。每一方尺的地方都有炮弹落过，他们企图将整个的山打平。进南口的路途上，都是一步一弹，目的是击响我们的地雷，然后可以进袭我们的阵地。每天都有二十架以上的飞机在空中威胁着。但是飞机的力量与作用几乎等于零，没有一个人怕它。十三军的将士们真了不得！他们奉到的命令就是死守阵地，但是这里何来阵地？一些临时工事亦被炮火轰平，居庸关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它的模样了，有的是由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所筑成的一座新的关口！（小方《血战居庸关· 新的长城》）
战斗是惨烈的，小方深入最前沿，“三昼夜得不到水喝，马鞍山上，第四连全体只剩下一个弟兄，但是他还沉着的把守阵地而不稍退，直到我们补充上去的生力军到达了，才把他接下来。”他看到“一个机关枪连的班长，他指挥着机架机关枪在一座山头上作战，敌人冲上来了，他痛骂着他的机关枪手打得太慢，但随后他眼前的一个放射手阵亡了，他自己就把这架枪接过来，继续着干，一不小心，他顺山坡跌滚下去了，但机关枪确仍旧抱在怀里。他再爬上来，敌人已到面前，他凭空手把一个日本军官的指挥刀夺下来，立即还手砍去，第一下砍到对方的钢盔上，第二下才把敌人弄死”。
前面的人快牺牲完了，五三三、五三四两团补充上去。
敌人没有肉搏作战的能力。只要是面对面，他们十回有十一回是要吃亏的。有一次我们十几个人，把敌人二百名骑兵全部歼灭了，他们只仗着大炮。我们也并非没有炮，但是炮弹缺乏，只要放出一炮，他就会对准着你的炮位回敬一百炮。在火线上，许多人的耳膜震破了，枪声根本就被埋没了，说话尽管说，但是谁也没有本事去听到对方的言语。千万的人都变成了聋了。
兵士们好像是“凶神下界”一样，这样激烈的情势，谁也没有表丝毫动摇的情绪，每个人都理智的相信自己，想念队伍，并且相信命令。在从前内战的时代，兵士们拿起了枪，往往是满不理会的瞎放乱放。但是如今呢？谁都知道仔细瞄准。不浪费子弹，并没有官长去嘱咐他们，确全是出于自动的本能。
王仲廉师长，他有强壮的体魄，高大的身量，黑而坚实的脸，师部设在居庸关山洞里，一辆火车作了办公厅，他本人和两位旅长四位团长，都在前线指挥，炮弹曾把他的头打伤了，若不是还有一个钢盔戴在头上，就不堪设想了。战争剥夺了他的睡眠的权利，又瘦又黑表现着他是一个为国宣劳的忠勇的将官。
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这的确利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条命决心拼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了。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绥东见到他的那样状态，他穿一件短衬衣和短裤，手指被香烟熏得黄透了，从战争发动以来就没有睡眠的时间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烟维持着。瘦得像“鬼”一样，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领，原来一定是很合适的，但是现在看去，已经特别的肥大了，大得足足能伸入一只手去。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那些卫兵勤务兵呢，早已加入火线去了，他到前方去指挥？对着兵士沉痛的说：“你们好好的打呀。”他只能说出这样简单的话了，他简直就不会再说第二句话。一看到自己的兵士，眼眶里就充满了泪水，怎么能流出泪来呢，只好又从鼻子里噎了进去，兵士们见到这样一个人，猛然间是认不得他是谁了。“噢，这是军长”，当他们想过来这个人与他们的关系之时，也感动得流出泪来。这种共鸣和一致，使十三军在南口能给我们的民族解放战争造成不朽的光辉。
从南口到居庸关有十五里路，八十九师一共只有四团人，战至二十日，已不足一团，王仲廉在居庸关把余剩的部队集合起来，再向侵入南口之日军反攻，士气绝未稍馁，当夜又夺回来三个山头，汤恩伯曾苦笑着说：“残兵镇守居庸关！”所以自军事观点立论，居庸正面之将士，当已无愧于军人对国家应有之职守了。（小方《血战居庸关· 铁汉之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