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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第2版)》的主要分析对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类政治大灾难 ——极权主义，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的大肃反。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早出现于1925年，一般认为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人的创造，强调国家权利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本书被公认为是极权主义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与1941年弗罗姆的《逃避自由》、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9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1956年弗里德利克、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等著作一样，是那一代饱受战乱之苦的知识分子对极权政权和乌托邦思想的主要反思成果。
【内容简介】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作者从19世纪中欧与东欧历史中的反犹主义入手，追索其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然后审视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在研究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机构、组织和运作时，她集中分析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形式——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结论一章中，她出色地分析了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
【作者简介】
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为她奠定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 流亡之前，阿伦特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去美国之后，她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等；做过肯舍出版社的编辑；1952年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人的状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近年来声誉日隆。1975年12月阿伦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目录】
《极权主义的起源》译者序
初版序
*部《反犹主义》序言
第二部《帝国主义》序言
第三部《极权主义》序言
*部 反犹主义
*章 蹂躏常识的反犹主义
第二章 犹太人、民族国家与反犹主义的产生
一 暧昧的解放和犹太国家银行家
二 早期反犹主义
三 *初的反犹主义政党
四 左派反犹主义
五 安全的黄金时代
第三章 犹太人与社会
一 在贱民与新贵之间
二 权势奇才
三 在恶与罪之间
第四章 德雷富斯事件
一 案件事实
二 第三共和国与法国犹太人
三 军队与教士反对共和
四 人民与暴民
五 犹太人与德雷富斯派
六 赦免及其意义
第二部 帝国主义
第五章 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一 扩张与民族国家
二 权力与资产阶级
三 暴民与资本的联盟
第六章 种族主义之前的种族思想
一 贵族的“种族”对抗平民的“国家”
二 种族统一作为民族解放的替代
三 开启历史的新钥
四 “英国人的权利”与人权
第七章 种族与官僚政治
一 黑色大陆的幻影世界
二 黄金与种族
三 帝国主义的特性
第八章 大陆帝国主义：各种泛运动
一 部族的民族主义
二 无法律性的继承
三 党派与运动
第九章 民族国家的衰落与人权的终结
一 “少数民族的国家”与无国籍的人民
二 人权的窘困
第三部 极权主义
第十章 无阶级社会
一 群众
二 暴民与精英的短暂同盟
第十一章 极权主义运动
一 极权主义的宣传
二 极权主义的组织
第十二章 执政的极权主义
一 所谓的极权国家
二 秘密警察
三 全面统治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参考书目
【书摘与插画】
《极权主义的起源（第2版）》：
新的反犹主义政党的第二个*重要的特点是，它们立即着手建立欧洲所有反犹团体的超民族（supernational）组织，向流行的民族主义主张公开表示反对和蔑视。它们以倡导超民族组织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它们的目标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政治统治，而且早已计划好下一步建立“高于一切民族”（aboveal lnations）的全欧政府。①这第二种变革性的因素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这一点常常被人忽略，因为反犹分子们部分地出于传统习惯，部分地出于他们有意撒谎，在宣传时总是使用反动政党的术语。
犹太人生存的奇特条件和这种组织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超越民族之上的团体组织中比在创建一个政党之上的政党中更引人注目。在国家化的欧洲里，犹太人很显然是*的欧洲国际性成分。所以*合乎逻辑的是，他们的敌人必须根据同样的原则组织起来，才能和一切民族政治命运的秘密操纵者斗争。
当这种论点作为一种宣传肯定可以令人信服时，超民族反犹主义的成功取决于范围更广的考虑。在19世纪末，尤其是普法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欧洲的民族组织已经陈旧不堪，因为它再也不足以应对新的经济挑战。这种感觉使国际社会主义组织获得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并且反过来因后者而强化。在群众的信念中，广泛认为全欧洲都有相同的利益。①而国际社会主义组织依然很消极，对一切外交政策问题不感兴趣（也许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的国际主义将受到检验），反犹分子们从外交政策问题开始，甚至还许诺以国际问题为基础来解决国内问题。如果较少地看重意识形态的表面价值，较多地观察各个政党的实际计划，就能发现社会主义者们比较关心国内问题，比反犹分子们更能适应民族国家的需要。
当然，这并非说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信念不真诚。相反，他们的信念更强烈，而且更早于发现冲破民族国家疆域的阶级利益。但是，对阶级斗争*重要性的觉察导致他们忽视一种传统，即法国革命给工人政党的遗产，仅凭这种遗产便可能使他们获得一种清楚明白的政治理论。社会主义者含蓄地保留了“民族中的民族”的原始概念，一切民族都属于人类大家族，但是他们从未发现一种方法，用以将这种观念转变成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有用的概念。结41果，他们的国际主义仍然只是一种每一个人共有的个人信念，而他们正常地不关心国家主权却转变为一种十分不正常、不现实的对外交政策的漠然。既然左派政党在原则上不反对民族国家，而只反对国家主权；再者，既然它们自己无法言喻的希望是建立联邦结构，*终根据平等条件统合一切民族，并多少以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由和独立为条件，那么它们就能够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运作，甚至在民族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衰落时，作为全体民众中*一个不陷于扩张主义幻想、不打算摧毁其他民族的团体而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