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荣会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某出版社副编审。在《人民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人民文学》《雨花》《散文》《散文百家》《散文海外版》《天涯》《文学界》《百花洲》等报刊发表作品,在《长沙晚报》《钟山》《美文》等报刊开设散文专栏,发表作品计300余万字,尤以江南风物、人物为题材的历史文化散文为文坛关注,先后被《作家文摘》《读者》《读库》《书摘》《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中外书摘》《中外文摘》《经典美文》《特别文摘》等报刊转载,被《广州日报》等连载,并被收入《中国散文60年》《中国散文年选》《中国年度文史精品佳作》《高中语文实验教科书·写作》等;出版散文集、随笔集《风生白下》《风景旧曾谙》《生怕情多》《薄命是红颜》《无用是书生》和长篇人物传志《叶名琛传》等18种;获第六届南京市文学艺术(政府)奖、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第八届金陵文学奖、首届孙犁文学奖优秀散文奖、全国首届人文游记征文一等奖、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等。书法作品曾参加“江苏省书坛新人新作展”、“福字杯·全国书法展”、“全国文人书法展”和“全国作家书法邀请展”(获荣誉奖)等;书论发表于《书法导报》《中国书法》等书法专业报刊。
“落后”的《校官碑》从今天出土的一些简牍帛书来看,早在秦国统一文字之时,甚至之前,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形体结构相对简单的楚篆,甚至简书、帛书、隶书等了,它们在一定区域或一定的阶层使用,甚至几乎达到了流行的地步,而秦朝规定以李斯小篆为法定规范文字,其政治意义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千百年来我们一直都给予其高度肯定,但实际上之于文字发展本身来说,是一种舍简取繁,是一种开历史的倒车。好在秦国很快就灭亡了,所以小篆实际上作为法定规范文字使用的时间也没几年。紧接着秦朝后面的西汉,通用文字就成隶书了(虽然西汉隶书还带有些篆意,但已完全不是篆书),且似乎这也没见西汉政府对此多么强行推广,一切似乎是一种顺应民意的自然而然。
隶书之所以称之为隶书,是因为它早只是在下层隶卒间使用的一种书体,而其竟然很快就被汉代统治者接纳和推广使用了,这是否与汉朝统治者原本就是造反成功的下层人士有关,我没有做过考证,不敢乱下论断。但是,从今天出土的西汉简牍和碑刻来看,如果前者代表了民间隶书发展的程度,后者代表了统治者对此的承认和接纳程度,我们不难看出其步骤几乎同步,据此我们不妨设想,如果秦朝不灭亡,且又有着以小篆为法定文字的规定在那儿,其统治者能如此快地接纳隶书吗?答案十有八九是否定的吧!当然,隶书的成熟公认要到东汉,但是这种成熟也并非如一块地里的庄稼,说成熟就一起成熟了,事实上在不同地区也有前后,《校官碑》或许可为此提供一证。
《校官碑》刻于东汉光和四年(181),历著名的几块标志汉隶成熟的碑刻,都刻于它刻成时间的前后三四十年间——《乙瑛碑》刻于东汉永兴元年(153),《礼器碑》刻于东汉永寿二年(156),《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张迁碑》刻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因此,今天的许多溯古代碑帖的书籍,提到《校官碑》,一般都会作如此介绍:“《校官碑》为汉隶成熟期之重要碑刻……”(见《中国历代书法名家名帖名碑集锦》,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3年2月版。)如此若只是对事实的叙述大体也并不算错,但给一般人带来的语义理解,则多少有些歧义,甚至会使人产生误会,以为其言下之意是,《校官碑》也是一块标志“汉隶成熟”的作品。其实非也!清代金石家方朔则认为,“(《校官碑》)有西京(指西汉)篆初变隶风范”,显然,他以为《校官碑》并不是一件“成熟”的汉隶作品,而只是一件“篆初变隶”的“过渡”性书体作品。
的确,《校官碑》书体的“过渡性”特点十分明显,这只要将它与上面所提几块标志汉隶成熟的碑刻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甚至是并不需具备多高书法水平的人也可以看出——是明摆着的事实。《校官碑》实际上是一块呈现着西汉隶书风格的东汉碑刻。
为什么会这样呢?《校官碑》的产生地是当时的溧阳县,其地处江南腹地的吴头楚尾,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在两汉时代,其社会总体发展水平肯定是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的发达程度和发展需求也一定都落后于中原地区。因此,当中原书风已进入汉隶的成熟期了,这儿落后个半拍或一拍,应该是十分自然和正常的事;出现在这儿的《校官碑》,在书风上跟不上成熟的中原典型风范,大体上还停留在西汉隶书的面貌,也便很自然而然、合情合理、顺理成章。
《校官碑》因其书风“落后”,而在书法史上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我们真应该感谢汉代统治者对这种“落后”的容忍——试想,如果汉代统治者,如秦始皇一般,曾规定以某种文字作为“标准体”而颁行全国,《校官碑》一定不会是这种面貌;而不是这种面貌的《校官碑》,或许就不会具有这样的历史地位与艺术地位了。
对于历史稍稍熟悉的人都知道,虽说统治者的本质都一样,但在统治方式上汉代统治者与秦朝统治者的确有很大不同:秦朝高度统一,汉朝则相对自由;秦朝强调标准,汉朝多顺其自然;而为了推行其统一和标准,秦朝事实上多高压、强制甚至强迫,而汉朝则因为其事实上相对注意自由和自然,所以其统治明显宽容了许多。正是这种宽容,才成就了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的个高峰。仅就中国汉字形体的演变,众所周知,其重要的一次便是所谓“隶变”,即从篆书变为隶书的这一次;而这次变化,为什么会出现在汉代?当然有着众多原因,但是与汉代这种相对较为自由、宽松和宽容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文化风气一定不无关系。因此,我常常想,如果秦朝不那么快灭亡,汉字的“隶变”或许会更晚吧。
秦统一文字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进步行为,但是这种进步意义更多只是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其对于汉字本身的发展,明显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政治的“进步”,有时并不等于文化的进步;而文化的“落后”,有时也并不等于政治上的倒退和反动,甚至有时候,“落后”的文化,其价值还恰恰就在其“落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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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鼓舞·人心——《石鼓文》斯人斯言斯书
“落后”的《校官碑》
鹤鸣悠悠——《平复帖》
书法图腾——《兰亭序》
《鸭头丸》
《奉橘》《送梨》
动静《张猛龙》
“擦边球”——《郑文公碑》
《张黑女》《董美人》
天地玄黄——智永《真草千字文》
《上阳台》
《祭侄稿》
性情书写——《肚痛帖》
病中的脆弱——《食鱼帖》
《韭花帖》
黄州·寒食诗·帖
花气熏人
“米甚贵”
说
假又如何——《快雪时晴》
“小者胜”——说王献之
唐风浩荡说唐楷
“瘦筋”与“瘦金”
两极——祝允明其书其人
老实——文徵明其人其书
透视汉碑的他的目光——金农与“漆书”
真假虚实间——董其昌其人其书
大明孤臣——黄道州其人其书
“书非其人”说——以翁同龢书法为例
种瓜得豆——说康有为书法
“康梁”与“梁康”——说梁启超书法
仕途不畅书大道——赵之谦其书其人
“悲欣交集”——以弘一为例说“书如其人”
“社何敢长”——以吴昌硕为例说“人以书名”
访
龙门二十“品”
曲靖访“二爨”
他成全的是艺术——访赵孟頫故居\
一抔黄土掩风流——谒唐寅墓
发现——瞻傅山纪念馆
通人心——访郑板桥故居
在潭渡看见一道彩虹
文房四宝游
论
《校官碑》释疑
历代论《瘗鹤铭》者多自相矛盾背后
当书法遭遇“简化字”
“特征性关系”抑或“关系性特征”——当代人文视野中书法艺术标准论
文心·诗性·哲思——书法文化精神三支点
当代人文视野中书法的文化性特征
论当代书坛“书写本位”的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