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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真实
柴 静
次在《读库》上看到马宏杰的《西部招妻》，看得我吓一跳。这感觉只有十年前看赵铁林拍的《阿V姑娘的日子》照片时有过。
马宏杰拍了河南残疾人老三找妻子的过程—先娶了个有精神病症的女人，但不肯跟老三过夜，母亲急疯了，去找丈母娘理论。没人有办法，老三只能听村里人的建议，把安眠药放在饮料里，但不知是不是假药，对媳妇没用。老三也不愿用暴力，只好离婚，然后就去宁夏“招妻”—实际就是“买媳妇”。
当地有不少以此为生的人，也有老人收养孩子，等长大了再把她们嫁出去收钱。
马宏杰拍父母和媒人讨价还价的过程穷让人的心都残破了。
老三后来总算定下一个媳妇，交了钱，第二天早晨领走，瞎眼的母亲在寒风里扶着墙，大哭。
下一张是女儿穿着新棉袄，蹲在脏雪里埋着头哭。
有的摄影师就停在这儿了，可是马宏杰没有。
下面的照片是等嫁过去了，这个姑娘不干活，还不断在小卖部赊东西吃，家里受不了，给了一百块钱，让她回去，她怕是假钞，让换成两个五十。
老三后来遇上一对兄妹，给了一万二，还有金戒指、耳环，人家拿了后跑了，老三被“放鹰”了。
老三再去宁夏，这次招来个叫红梅的媳妇，生了小孩。可是过了两年，红梅想家了，喝了老鼠药。老三只好让她回去，可不久又说还是这里好，回来了。
后一张照片，是一家三口自顾自地向自己的方向发着茫然的呆。
马宏杰还是没停在这儿，他还要拍下去。老三他跟拍了近30年，后来又拍了刘祥武，一个跟老三有着相同需求的湖北青年，一直拍到现在。
这些照片没有什么谴责，也没有颂扬，就是观察。马宏杰拍的都是自己愿意拍的东西。《西部招妻》里的老三，是他的远房亲戚—“想拍纪实摄影，先把自家后院拍好。”他说。
以前看过一个河南斗狗的视频，狗撕咬得极可怖，赌的人蹲在地上向狗狂喊，眼睛血红，嘴角挂下一长线口沫。
站在旁边的，全是花钱来看的人。老人妇女都有。抱着孩子在看，抿着嘴笑，还有人嗑着瓜子。
我看的时候心里难受，那个印象一直在。
跟马宏杰聊，他说他也在拍这个主题。
他跟那个斗狗的老板是朋友。对方不久前还给他打过电话，很熟稔的口气：“哥很不幸啊，又娶个新媳妇。”
很明显，他不是站在动物保护者的角度去拍的。
我问他：“你没有那种难受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他不轻易用谴责的方式，他只想“知道为什么”。
他的照片就是这样。
马宏杰拍耍猴人，一开始是在街上遇见，感兴趣，就陆续跟拍了近十年。马宏杰跟他们一起扒火车，带着馒头和十公斤自来水，众人躲在下雨的敞篷车厢里，头顶塑料布站着。猴子套着绳索，钻进人堆里避雨，都瑟缩着。晚上，马宏杰跟他们一块儿睡在立交桥下。
有张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响，一个路人上前指责猴戏艺人虐待动物，要驱逐他们。下一张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样子，捡起一块砖头向耍猴人老杨扔过来，又从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击，撵得老杨满场跑，围观者开始喝彩，把石头和水果放在猴子手里。收工之后，老杨说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响，不会打到猴子身上，否则打坏了，靠什么吃饭？这场戏有个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钱里有张五十元的，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都打翻了—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
马宏杰拍耍猴人的女人—她用乳房给小猴喂奶，小猴子亲吻她。耍猴人的小儿子爱其中一只小猴，有张照片是熟睡中的小猴子躺在小男孩胸膛上，在被子里露个头，一只细小的黑毛手掌搁在孩子脸蛋上。
这些细节，看见一点，蒙在人心上的成见就掉了一些。
我没想到的是，马宏杰曾经也是调查记者，后来没法儿再做了，就“停下来去拍普通人吧”。他说自己已经放弃了那种激烈的性格，更希望能做点平实的东西，告诉人们在激烈的背后还有这些“为什么”。他说有摄影师为了拍草原上不落的太阳，整整拍了20年，而他要拍的是人，是一个消逝就不再见的时代，要不然，拍一辈子，“白拍了，或者说，白活了”
普通人就是普通人，马宏杰没有把这个词诗化，照片里的生活就像它本身一样，笨重粗粝，人的心里都磨着沙石，吃着劲，但活着。
刊登马宏杰作品的《读库》主编老六说：他选这些照片，主要不是因为马宏杰花的“时间”和“心血”比别人多，而是往往大家都认为，拍弱者，拍穷人，拍底层的人，都要把他们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预设主题进行创作，这是一种可怕的习惯”，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我跟六哥说：做节目常犯的毛病，是刚爬上一个山头，就插上红旗，宣告到达；马宏杰是翻过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过，前面还是，等到了山脚下，看到远山还是连绵不绝。
马宏杰一直在跟拍的六组故事，都是这样。他拍东西有一个很可怕的时间长度，这种跨越有时候挺吓人的。他说他一定要活到后，一直把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们死，或者我死”。
我问马宏杰他的原则是什么。
“真实。”他说。
接地气的马宏杰
杨锦麟
与马宏杰相识，缘起于老六的《读库》。
那篇《耍猴人江湖行》，那冷峻的笔触、冷峻的镜头、冷峻的黑白照片，以及马宏杰数年坚持不懈的记录写实过程，让我不仅甚为感动，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不清是如何与马宏杰取得联系的，是我先在《有报天天读》节目中的“浮世绘”环节里，介绍过他的采访经历和摄影作品，还是他先主动和我取得联系的。时隔多年，印象有点模糊，但这又何妨。在浮躁的、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能如此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忠于现实地记录一个新闻过程，一个人物的命运，一个大时代里小人物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何其不易。
只要记住这一点，记住马宏杰的名字，就足够了。
2008年底2009年初，我参与了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的主持和拍摄。那是另一种不可多得的人生阅历。感谢这个栏目，让我有机会在其后的数年间，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的繁华都市、穷乡僻壤，记录了中国更真实的另一面。
很荣幸，我在走读过程中，找到了像马宏杰这样的知音，这样的同行。
在《走读大中华》编导张征的居间联系下，我与马宏杰有了合作的机缘，跟随他曾经记录的河南新野耍猴人，在江西余干做了一次近距离跟拍记录。
那是个雨雪交加的寒冬，与耍猴人相处的那几天，我和我的伙伴们用摄像机，马宏杰用照相机，完整地记录了耍猴人的艰辛。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诸多反响，我和我的伙伴们真实感受和分享了马宏杰一以贯之的专业主义态度和精神，那是一般人在空调房、暖气屋里无法获得的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和体验。
再就是2010年冬天，随马宏杰一起，从湖北出发，一路记录湖北大龄青年刘祥武到宁夏固原“买妻”的过程。
这一过程，在马宏杰的书中已有详尽的记录，此不赘述。刘祥武没“买”到妻子。分手时，我将身上的军大衣脱下，送给了衣衫单薄的他。我和马宏杰一样，只是一个小人物一段命运的记录者，我无法帮助他实现“买妻”的梦想。
参与《走读大中华》节目的拍摄，是一个足以令人心力交瘁的过程，时常会在充满自责和内疚的情绪中辗转反侧、备受煎熬。这是因为你看到了太多底层人群的疾苦，看到了太多无助、太多陷入困境时的绝望面孔。你也许可以帮一些人，或完成一些事，但你根本没有能力去帮助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这会让你更加充满无力感、焦灼感，甚至负罪感。
他们告诉我，这是抑郁症的前兆。
也因此，我对马宏杰近30年如一日的坚持，对他始终如一、一本初衷的努力，越发充满由衷的敬佩。
以马宏杰的从业经验和专业技能，他大可以更多地迎合市场，拍摄一些媚俗的、商业的、可以获得更多声誉和名利的作品，他所服务的新闻单位，具有海内外极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马宏杰大可不必选择这一类吃力未必讨好的选题。但他没有选择捷径，没有选择安逸，没有选择仅仅是行走于山水之间的悠闲自在，没有选择仅仅用镜头去展现大自然的美和诸多造化。
我看过马宏杰其他的作品，比如南海西沙的那一组彩色图片。为了追求好的效果，他甚至专门去学习水下摄影，并获得了国际认可的水下摄影师资格。看得出，他是个很认真执着的新闻从业人员。
我知道他的每一次跟拍、记录，几乎都是在燃烧生命的一部分去完成，他的记录对象，几乎都是社会底层、贫困、无助的个体和人群。
他可以有更多选择，但他选择了难的。也因为难，才会有如此的灿烂和精彩。
2014年春节前，接到马宏杰的电话、短信和信函。他告诉我，浙江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老马看中国”系列的《西部招妻》《后的耍猴人》等作品，提醒我，数年前我承诺过，一旦他出版关于这段记录和历程的书，我要为他写点文字。
提笔之前，我想起了这些年自己在不同场合反复提过的六个字：“接地气，说人话。”
这六个字，其实就是一个大时代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准则和行为规则，这不仅是责任，也是担当。
马宏杰就是这样一个担当者。
他还会继续坚毅前行，还会继续负重远行，我对此深信不疑。
是为序。
甲午春于香港
我关心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
马宏杰
一个人永远走不出童年的影响。我的摄影之路，初是在寻觅儿时记忆里的环境和人。
我出生在那个全民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家里没给我留下一张小时候的照片。我的父亲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是家里学习好的孩子，本可以上大学，因为爷爷有病，为减轻家里负担，1958年7月，他中学毕业后就工作了。当时国家有政策，凡在工厂考上大学的人，一切上学费用由厂里承担。父亲打算边上班边学习，不承想赶上“大跃进”，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上大学的梦想，也就没有了。
父亲至今珍藏着自己结婚前的一张相片，相片里的他很文艺，是个美男子。刚上班那会儿，父亲认识了一个女孩。那女孩胆大，很喜欢他，经常主动找他搭讪。父亲也喜欢她，就是担心自家条件差，和女孩家不是门当户对。有一次，在女孩的宿舍，两人交谈到很晚，父亲准备回家时，女孩极力挽留，还把灯给关了。这举动的言外之意，父亲当然清楚，但他不知所措地说了句“这样不好吧”，就起身离开了。从此，女孩没再找过父亲。
父亲20岁时，通过亲戚介绍，认识了母亲。母亲生在农村，和父亲没什么共同语言。1962年，父亲和母亲结婚。母亲很高兴，她嫁给了一个有文化的城里人。
后来就有了我和弟弟。从我们记事起，父母就经常吵架甚至打架。父亲遇到问题喜欢讲道理，没文化的母亲偏不吃这一套。生活中这些琐碎又巨大的矛盾，就这样伴随着他们的一生。那个年代，离婚是很丢人的事，他们只能凑合着过下去。
父亲在洛阳玻璃厂工作。我还没上学时，他总带着我和弟弟上班。玻璃厂有三个门，有的门卫看他带着孩子，经常不让进，他就绕到别的门进去。时间久了，厂里的门卫都认识了这个带孩子上班的男人，在他进门时常说一句“要斗私批修呵”，来刺激他一下。
等我稍大一些后，父亲把我送到了郊区的爷爷奶奶家。
爷爷走路时，腰是弯着的，那是接近90度的弯曲。我问父亲：“爷爷的腰是不是给地主做长工时累成这样的？”那个年代的电影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父亲说：“不是，爷爷年轻时家里穷，他用扁担挑着面粉去赶集，回家后把换来的麦子磨成面粉，再去赶集。每天挑着很重的担子赚钱生活，时间久了，腰就弯成这样了。”
爷爷家有两孔窑洞，一孔自己住，一孔给我大伯住。有天早上，奶奶盛好饭，让我坐在窑洞前的凳子上吃。当时院子里堆满了刚刚收获的玉米，爷爷对站在院子里的大儿子说：“宣立（我大伯的名字），你帮我把这些玉米扛到窑洞上的场里晒晒。”我大伯说了一句他没工夫，就走开了。爷爷开始自己装玉米。当爷爷背着一个大麻袋，身体弯成近90度，从正在吃饭的我面前走过时，那场景让我惊呆了。别人是用肩膀扛东西，爷爷是用腰扛东西，装着玉米棒子的大麻袋，像一座山压在他身上。
我放下饭碗，不作声地跟在爷爷身后。我知道他还要爬一个约30度、长近20米的土坡，才能把玉米运到我们住的窑洞上面。我跟在后面，看爷爷把麻袋放下了，我拉着他的手问：“为什么大伯不帮你把玉米扛上来？”爷爷笑笑说：“分家了，他地里有活干，顾不上了。”
奶奶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一个聪慧善良的人。她住的窑洞只有一个门，为了屋里亮一些，就在门旁挖了扇窗，找了些胶布作遮挡，常会漏风漏雨，冬天还得用砖头再砌起来御寒。我问奶奶：“我爸爸就在玻璃厂上班，让他从厂里拿一块玻璃回来装上，不就可以了吗？”奶奶说：“孩子，我们马家人不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这和偷人家东西一样不道德。”我于是跟奶奶说：“等我上班后，个月挣的工资，就去给你买一块玻璃，装在窗户上，让太阳照进来。”那时我五六岁，在奶奶的窗户上装一块玻璃，成了我的愿望。
1972年春，奶奶去世了。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没有实现对她的承诺。
同一年秋天，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时候不是躺着的，父亲拿一床被子垫在他背后，爷爷就这样弯着腰，半坐在那儿，永远和我们告别了。
爷爷奶奶的墓地在焦枝铁路旁。每次坐火车路过那里，我都会到窗口去看望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墓地周围盖起了楼房。现在我坐火车路过，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墓地了。
我小时候非常调皮胆大，经常带着小伙伴们上房掏鸟蛋，下河抓鱼虾。有一次我爬上玻璃厂30米高的烟囱，被母亲发现。我坐在烟囱上，远远看见她往这边跑，立马下来，溜得不见踪影。为此，我没少挨父亲揍。父亲的教育方式很传统，“棍棒之下出孝子”“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话，他没少跟我讲。
我的一个小学老师经常来我家做家访，她每来一次，我都得挨父亲一次揍。班上还有一个跟我家一样穷的孩子，他也经常因为老师家访而挨揍。那会儿，学校没有少先队，只有“红小兵”。除了我们俩，班上其他同学都是“红小兵”。
1976年夏，我们小学毕业了。开完毕业典礼，老师把我和那个孩子叫到办公室：“我宣布，你们俩从今天起是‘红小兵’了。”当时学校里已经没有别人了，所以至今也只有三个人知道我们俩也是“红小兵”。就这样，我小学毕业了。
我的中学老师里，有一位教英语的印尼华侨。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要求男同学一律穿白衬衣、蓝裤子。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的确良”布料，很多同学都用这种布料做了白衬衣。父亲为省钱，用农村织的白粗布给我做了件衬衣，还用漂白粉漂白了。
这位华侨老师看到全班就我一个人穿了这样一件白衬衣，在冷嘲热讽后居然踢了我一脚，让我站在队伍的后面。那一刻，我心理上受到了巨大打击，处于叛逆期的我，甚至想冲上去揍他一顿。
从那以后，我有了退学的想法。后还是班主任谢老师做我父亲的工作，我才上完中学。
1983年，我中学毕业后，在玻璃厂的待业中心打工。当时有个朋友喜欢摄影，花700多块买了一台理光5相机，我常和他骑车去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庙拍照。那年代不称“摄影”称“照相”，大家把照相馆的师傅也称为“照相的”。没有想到，我次发表的作品是用借来的相机拍摄的。
1984年，我也花700多块钱买了一台玛米亚单反相机，开始自己冲洗照片，在报刊上发表更多作品。1989年，因为没钱结婚，我把这台相机卖了。结婚两年后，我又买了人生中第二台相机：美能达700。
起初，我常在田间地头，还有车间里、马路上寻找题材，用镜头唤醒儿时记忆中的画面。慢慢地，对摄影的兴趣转换为内心深处的热爱。摄影开始成为我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摄影大师的作品：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赛巴斯提奥·萨尔加多（Sebastiao Salgado）
有一天，我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一组“喜马拉雅采蜜人”的图片，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原来摄影师还能用如此罕见的视角，传播人类的生存精神！于是我决定，我也要做这样的摄影师。
我义无反顾地从工厂辞职。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大量拍摄专题图片。一年时间里，我拍光了两千多个胶卷。
1992年，我和几个爱钻山沟的影友来到河南新安县峪里乡，发现这里都是石头盖的房子，人们还保持着原始的生活习惯。这里有血参、天麻、五灵脂等珍贵药材，都深藏在悬崖峭壁上。我认识了以采药为生的于青发，他和同伴们身系绳索，攀缘在绝壁之上，出没于黄河两岸的大山之中。从1992年起至今，我每年都会和于青发他们进一次山。每次下悬崖拍摄时，他们都用碗口粗的绳子绑着我，并且总是他们先下我后下，极力保证我的安全。当时我就是想近距离拍出真实的相片。一个摄影师想要有好作品，必须有直面生死的勇气。
为学习摄影和新闻写作，我先后读过几个学院的相关专业。1994年，我到河南经济日报社当起了摄影记者。后来，我又到河南法制报社做记者。十年间，我做了四家报社的记者。中国的变革很快，很多社会矛盾开始进入我的镜头，一些祈求正义的人也希望媒体给予他们更多关注，认为媒体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股力量。
刚开始做记者时，我很有正义感，但是在后来的工作中，发现自己的力量竟如此渺小。很多次，事实已调查清楚，报道也写出来了，却无法刊登。当老百姓跪在我面前，把我当成他们的救命恩人时，我的内心承受不起。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在中国，有些事情是我这样的摄影记者解决不了的。我开始寻找另一种记录方式。我的拍摄开始转向人文故事，记录常见的百姓生活场景。我希望观者能从这些本真而平凡的图片中，品味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有些题材和人，我一直跟拍了十多年。
从1984年有了自己的相机后，我就开始拍老三了。当时没想到以后会得到这么多关注。1989年，有些照片因无处存放，我就烧掉了，现在想想很是后悔。
2008年开始，老三“招妻”的故事开始在《读库》上发表，随后我收到了刘祥武的信，这个纪实影像专题延续到他身上，也是我没有料到的。老三是个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农民。刘祥武是个社会经验较多、固执地按自己的价值观和正义感生活的人，既愤世嫉俗，又渴望幸福安稳的家庭生活。
我一直希望能帮刘祥武改变现状，甚至答应帮他找老婆，但是很难。2013年12月2日，《西部招妻》完稿后，我又见到了他。不知他今后的路会怎样。我会一直
【编辑推荐】
柴静 杨锦麟 作序推荐，CCTV 凤凰卫视专题报道
《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12年跟拍记录，一部长篇人文纪实摄影力作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记录一个消失中的民间中国【内容简介】
本书是知名人文纪实摄影师马宏杰继《西部招妻》后*的图书作品，全新的视角，更为广域的跟拍，记录了“耍猴”这一民间艺术在当下中国的发展情况，以及以“耍猴”这门才艺为生的一群民间艺人真实的生存处境，图文并茂，真实、深切、生动地记录了一个正在消失的民间中国。
【作者简介】
马宏杰
《中国国家地理》图片编辑、摄影师，1963年生于河南省洛阳市，1983年开始摄影，做过工人、记者，2004年至今任职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
近30年来，作品持续记录社会底层人物的真实生存状况，展现扎根于中国乡土的人物故事、风景民俗。拍有《西部招妻》《江湖耍猴人》《唐三彩的故乡》《割漆人》《朱仙镇木板年画》《采石场》《家当》等二十多组专题图片。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比赛优秀奖”。《家当》参加意大利国际摄影节，并在英国SESAME画廊、瑞士Oriental Vis Art画廊及丹麦、挪威等地展出。本书部分图文曾刊于《读库》，凤凰卫视曾跟随作者镜头制作专题片。
【目录】
目录
序
002真实/柴静
005接地气的马宏杰/杨锦麟
008我关心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马宏杰
寻找耍猴工人
002四川的猴子被河南人耍了
005走近耍猴人
012个耍猴人
015耍猴人杨林贵
018耍猴人张志忠
023扒火车的血与泪
耍猴人江湖行
028杨林贵的家
031准备扒火车
040扒上火车去成都
051终于到了成都
061成都街头耍猴
072耍猴人的心事
078回家
085痛失猴伴
090耍猴人张首先
093广东耍猴过年
100意外来客
104大年初一敬财神
110会唱戏的猴子
124满洲里再见
137佛山访亲
141耍猴人娶妻
147杨锦麟和凤凰卫视的关注
154再见戈洪兴
后的耍猴人
158养猴人黄爱青
166从耍猴人到猴老板
178捕获野生猴子
180消失的猴子交易市场
182神秘的耍猴人
185女耍猴人
187猴戏手工艺人
194后一次耍猴
198被骗了18万的耍猴人
212耍猴人之“罪”
【媒体评论】
普通人就是普通人，马宏杰没有把这个词诗化，照片里的生活就像它本身一样，笨重粗粝，人的心里都磨着沙石，吃着劲，但活着。 ——柴静
我知道他的每一次跟拍、记录，几乎都是在燃烧生命的一部分去完成，他的记录对象，几乎都是社会底层、贫困、无助的个体和人群。他可以有更多选择，但他选择了难的。也因为难，才会有如此的灿烂和精彩。
——杨锦麟
不给自己拍摄的选题预设判断，不甘于被拍者在事件进行中的言行举止，力求真实讲述一个又一个中国底层百姓的故事，这是马宏杰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在多年的跟踪拍摄中，他和拍摄对象同吃同住、彼此信任，于是有了一个又一个好看的故事、一组又一组真实的图片。 ——《新京报》
马宏杰镜头前的这些人，是“无法用正常的道德标准去评判的”。他一张张照片呈现出的是超乎想象的自然表情。马宏杰讲求慢工出细活，他的每一组照片都至少跟拍了六年，他更下决心将这些作品“做到他们死，或我死”。
——《新世纪周刊》
【免费在线读】
四川的猴子被河南人耍了
在中国民间江湖，那些牵着猴子、四海为家的耍猴人多半来自新野。
中国有两个地方以耍猴为生，一个是河南南阳市新野县，一个是安徽阜阳市利辛县。利辛县已经没多少耍猴人了，而据新野县的不完全统计，仅2002年一年中，至少还有2000人外出耍猴卖艺。
新野县就是《三国演义》第四十回里“诸葛亮火烧新野”的所在地。这里位于南阳盆地中心，属汉水流域，古为黄河故道，南邻湖北襄阳，土地贫瘠，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头也产不了多少粮食。在四川跟拍耍猴人时，我常听围观猴戏的人说：“四川的猴子被河南人耍了。”在人们的印象里，峨眉山才是出猴子的地方，新野根本没有猴子生活所需的高山和森林。但这里的不少乡镇有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耍猴历史，很多人终日与猴相伴，把猴子视为家庭中的特殊成员，而且这种生活状态一直持续至今。
新野耍猴人每年都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每到6月麦收后和10月秋收后，大批耍猴人忙完了地里的农活，就开始外出耍猴，卖艺赚钱。冬天，他们牵着猴子去温暖的南方；夏天，他们带着猴子赶往凉爽的北方。这些农村里出来的耍猴艺人在中国各省云游，一些年纪大的耍猴人不仅去过香港，还出国去过越南、缅甸、新加坡等地。
有意思的是，在新野县档案馆保存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和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新野县志》中，均有关于吴承恩的记载：
吴承恩，明嘉二十三年（1544年）贡生，明嘉（嘉靖年间）三十五至三十六年（1556至1557年）任新野县知县。
1991年，县文化馆的张成立老师在当时的开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找到了康乾时期的《新野县志》，后来苏州图书馆也发现了相同的版本。张老师发现《西游记》的文本中使用了大量新野方言，如“弼马温”“爱小”“不打紧”“叉耙扫帚”“刺闹”“狼牙虎豹”“脏埋人”等，有近百处。有些俚语只有在新野的某些村庄里才能听到，如“乱爬碴（乱蹬乱爬）”“风发（重感冒）”“骨鲁（摔跤）”“肉头老儿（戴了绿帽的人）”“烂板凳（游手好闲者坐在凳上拉闲话）”等。《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中还有关于耍猴人的描写：“或有那遭网的、遇扣的，夹活儿拿去了，教他跳圈做戏、翻筋斗、竖蜻蜓，当街上筛锣擂鼓，无所不为地玩耍。”
在新野县做过知县的这个吴承恩，和《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生活在同一年代。前者是安徽桐城人，后者是江苏淮安人，而其祖籍正是桐城。两个吴承恩是否为同一人，《西游记》的写作是否受到过新野耍猴人历史文化的影响，还有待考证。
走近耍猴人
我生于1963年，在当时那个文化娱乐都很贫乏的年代，我和小伙伴们常常跟着出现在街头的耍猴人，看他们和猴子的表演。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还经常在城市里看到这些走街串巷的耍猴人。1998年之后，我就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感觉这些耍猴人正在逐渐退出城市生活圈，转向边缘地带讨生活。
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洛阳东站街头拍摄时，意外地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我骑摩托车追上前一问，他们果然是新野县的。这个班子一共三人，掌班的戈洪兴告诉我，他们刚在家收完麦子，准备扒火车去东北耍猴。河南的6月已经很炎热了，气温有38摄氏度左右，这样的天气猴子是不愿意表演的。每年这个时候，要想耍猴赚钱，他们就只能到凉爽的东北去。
我和戈洪兴约定，等他秋天回新野收庄稼时去找他。戈洪兴说只要到新野县樊集乡冀湾村一问，就可以找到他，村里耍猴的人都知道他。
2002年10月3日，我和洛阳的影友张牛儿一起坐火车到新野，而后辗转坐车到了樊集乡。晚上在一家小店住下，我向店主打听樊集乡是不是有很多耍猴人。店主回答说“是”，反问道：“你们俩是干吗的？”我们说：“是照相的。”我们再问店主其他问题，他就开始闪烁其词，不正面回答了。
第二天，我们找了辆三轮车，一路开到冀湾村。当时正是秋收玉米、种植小麦的时候，用拖拉机耕过的黄土地上弥漫着潮湿的气息。田间地头在焚烧秸秆，烟气混杂着新鲜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让人感觉既新鲜又压抑。
在通往沿途村庄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房子的外墙上写着很多标语：“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远离毒品，远离艾滋病”“坚决贯彻计划生育条例”“打击违法上访行为”“打110不收费”等。我走过中国的很多村庄，知道只要有什么新的政策、口号，以及当地经常发生、值得引起重视的事，就会有与之相关的标语出现在墙上。这种标语大多能起到警示和预防的作用，也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出该地区的政策、民生、经济等情况，是一种中国特色。
寻找耍猴人的过程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俩像往常一样，背着相机进了村，逢人就打听耍猴人戈洪兴的家在哪儿。村里人先把我们俩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然后问我们找戈洪兴干吗，我说找他拍猴子，人家顺手一指，有板有眼地说：“前面就是。”
我们俩在村里转了一阵，没有找到。村民们都是打量我们一番，然后很客气地说：“前面就是。”住在村东的人告诉我们戈洪兴家在村西，住在村西的人却说戈洪兴家在村东。有些人看到我们俩拿着相机，干脆就说不认识戈洪兴。
后，我们俩跟一位老人说，我们在洛阳见过戈洪兴，是戈洪兴告诉我们他是这个村里的耍猴人，我们是约好来找他的，要拍摄关于耍猴人生活的照片，我们俩既不是公安局的便衣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在这位老人的指引下，我们终于找到了戈洪兴的家。
我们已经站到戈洪兴家门口了，邻居们还是说不认识戈洪兴这个人。在我们向邻居解释的时候，戈洪兴家出来了一个妇女，看到我们就马上把大门锁上。我上前问：“这是不是戈洪兴的家？”她很不高兴地说：“这里不是戈洪兴的家。”锁上门就走了。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锁门的正是戈洪兴的老婆。
以前我们这些摄影师到村里拍摄时，纯朴的村民都很愿意接待我们，这次搞得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虽然我反复跟他们解释我们此行的目的，但这些邻居还是用戒备的眼神打量着我们。
后来，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们：“戈洪兴是不会见你们的，因为他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刚才已经被你们吓跑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们还是走吧。”这时候我才明白戈洪兴确实是躲起来了。在戈洪兴家门口围着我们问这问那的这群人里，有不少妇女操着外地口音。我由此联想起那些墙上写的“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的标语，才有些明白村里人为什么如此警觉。
我的感觉后来得到了证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野一带的村庄因为贫穷，很多年轻小伙子娶不起媳妇，于是人贩子把一些四川、安徽等地的女子骗到这里贩卖。村里一些穷人便买了这些女子来做媳妇，他们是怕有关部门来暗查非法买卖人口的事。此外，村里的养猴人因为在家里养猴子，也经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的名义进行查处和罚款。因此，他们对来这里的陌生人一直有很强的警惕性。
看来不可能见到戈洪兴了，无奈之中，我们俩打算离开冀湾村。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死心，张牛儿说：“要不咱俩去找村支书，他是领导，不可能不接待我们。”于是我们俩前往村支书家，边走边问，村里人远远地指着一道围墙，说：“那就是支书的养猪场。”
他家养了好多猪，闻着臭味就找到了。在养猪场门口，一个正在收拾饲料的妇女打量了我们好一阵，一脸不信任地说：“支书不在家，你们要卖什么东西还是去别的村看看吧，我们村里没有钱。”她这么一说，把我们俩弄糊涂了。我说：“我们什么也不卖呀！”她一脸疑惑地问：“不卖东西，找村支书干吗？”我们俩费了好大的劲给她解释：“我们是来拍摄照片的，是拍村里耍猴人生活的题材，就像中央电视台那个《百姓故事》一样。”她又问：“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能不能让我们富起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下子被她给噎住了。她接着说：“前几天有个女的拿了很多笔记本、钢笔和圆珠笔，还拿着县里领导的条子来找村支书，非让买她的东西，还有一些人拿着衣服、帽子来找村支书卖。你们俩肯定也是来卖什么东西的，是不是卖照相机的？就直说了吧。”我说：“我们真不是来卖东西的，你把支书找来一说就明白了。”
她说她要喂猪，等她把猪喂完再给村支书打电话。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原来是村支书的老婆。
我们俩等了近一个小时，村支书鲍白祥才骑着摩托车回来。他身高差不多有一米八，身板很壮实，有村干部的范儿。冀湾村和鲍湾村相邻，鲍白祥是鲍湾村的老支书，年轻时是一名空降兵。跟他讲明我们的拍摄意图后，我又拿出我当时的河南省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证给他看。我留了个心眼，没有给村支书看记者证，那样会让他心存疑虑—作为村干部，他是怕记者来曝光什么事的。
在我们和鲍支书交谈的过程中，鲍支书的老婆在旁边不时地问：“他们是来卖啥东西的？”边说边使眼色，怕他上当受骗。鲍支书对她一挥手，说：“去去去，瞎说啥。人家是摄影家协会的，来拍耍猴的，不是记者，也不是卖东西的。”鲍支书这么一说，他老婆这才对我们施以笑脸。
谈完之后，鲍支书骑着摩托车又出去了，一会儿，他带来了鲍湾村猴场的一位老板张云尧，说：“这就是村里养猴子的，有什么事情找他就行。”
于是，我们跟着张云尧去了他家。张云尧30多岁，身材比鲍支书还魁梧。他不像村里其他的耍猴人那么怕事，但也很谨慎，跟我们说话时谨慎有礼，还有些江湖气，感觉得出是见过世面的人，有其他人缺少的胆量和气度。
认识张云尧以后，在他的帮助下，我才得以进入江湖耍猴人的群体中，开始拍摄他们的真实生活，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和这些牵着猴子走江湖的人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感情。
新野耍猴人主要聚集在施庵乡、樊集乡。鲍湾村、冀湾村同属樊集乡沙堰镇，这里是耍猴人主要的聚集地。沙堰镇位于城南13公里，总面积80平方公里，有21个行政村、69个自然村。据村里老人讲，20世纪50年代以前，这里都是很高的沙丘，一个挨着一个，有些比房子还高，能种的地很少。这里虽说是平原地带，但历史上也是白河流域泛滥区，土地多为沙化土壤，沙壤地贫瘠，不适耕种，土地的亩产不过100多斤粮食。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这里的人们开始通过耍猴来寻找另一种养家糊口的方法。鲍湾村和冀湾村的耍猴人除了收麦、收秋时回家忙农活外，其余时间几乎都在牵着猴子游走江湖。
我关心村里个耍猴人是谁。当我问起村里什么时候开始有猴子时，这些耍猴人没有一个能说清楚，只是记得他们高祖父时就有了。2003年，我到新野县文化馆找张成立老师，他送给我一本《新野文史资料》，上面有这样一段记载：
与鲍湾村相邻的沙堰镇李营村，有一个叫李程怀的耍猴人，一家世代以耍猴为生，一家人从其曾祖父开始算起，耍猴的历史可以推算到明代。
张云尧告诉我，在附近村里发现的汉墓中出土了很多汉砖，上面就刻有人和猴子一起嬉戏的场景。
新野县和南阳市各有一个汉画像石博物馆，馆里收藏的几块汉砖上，能在一些杂技场景里看到猴子的身影。据说“百戏源于汉”，新野县出土的汉画砖上，就有人牵狗耍猴的画面。新野博物馆里的三块汉砖上都有杂技表演的画像。平索戏车、斜索戏车中，在砖上倒挂的猴子影像很小，似人似猿，超长的手臂、细长的下肢、灵活的动作、轻飘的身体，全方位诠释着猴的信息。据新野博物馆馆长田平信和文化馆的张成立老师说，那样的动作和难度，人是无法达到的，只有猴子才能完成。这些汉砖上的猴子戏车等杂技画面应该是新野的猴艺表演早的记载。
中国早有猴戏记载的文献是《庄子·齐物论》：“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这里的“狙”指的是猴子，“狙公”为耍猴的人。
据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耍猴儿》里记载：“耍猴儿者，木箱之内藏有羽帽乌纱，猴手自启箱，戴而坐之，俨如官之排衙。猴人口唱俚歌，抑扬可听。古称沐猴而冠，殆指此也。”
张华的《博物志》记载：蜀山“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像人一样行走。见到路上的妇女，貌美的便“盗”之离去，人不得知，甚至与被盗妇女生子在张华的笔下，猴子成了盗贼、好色之徒。《博物志》里记载猴子好色的行为倒是有真实的部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在跟着杨林贵他们在街头耍猴时，我不止一次见到猴子有“色情行为”，有些年纪大的公猴见到身着漂亮裙子的女孩，会去掀人家的裙子，还会对女性翘起红屁股。这时猴子的主人会打骂猴子，制止它这种猥亵行为。
历史上的诗画有的也与猴有关。宋代有《聚猿图卷》《猿鹭图》等。前者刻画群猴形象，惟妙惟肖；后者画一只长臂猴正在抓一只白鹭，而旁边另一只白鹭神情紧张，绘形传神，姿态生动。
近年来，古代书画名家创作的与猴子有关的绘画作品在艺术市场上不断亮相，其艺术价格在拍卖市场上创造了一个个的新纪录。在2011年6月9日举槌的“九歌春季凝翠轩书画拍卖专场”中，一幅北宋旷世佳作《子母猴图》甚为引人注目，估价1.2亿1.6亿元，终以3.15亿元高价落槌，加上佣金，总价高达3.6225亿元，掀起本次拍卖会的高潮。
北宋画家易元吉的传世之作《猴猫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与猴子有关的一幅价值不菲的画卷。《猴猫图》卷中描绘一只拴在木桩上的猴子同两只小猫嬉闹的情景。猴子看似刚被主人捕捉而来，面对两只欲与其玩耍的小猫，禁不住好奇心抑或野性大起，伸手抓起一只小猫揣在怀中，惊得小猫咪咪直叫。画面中的另一只小猫则赶紧跳开，但又难舍同伴，遂禁不住回头望之，显现惊惶徘徊状，欲逃不忍，欲救不敢，只能呼唤其伴，陷于两难之境地。猴子的野性未泯、调皮灵性，小猫的天真可爱、惊惧之态，被画家精准地捕获，一一呈现。画法纯用细笔轻色勾勒、梳渲，精细入微，一丝不苟。毛色的鲜润、形象的准确、神态的生动，显示出画家精湛的功力，特别对于猴子善意的恶作剧心理的刻画，更是淋漓尽致。
个耍猴人
当问到究竟谁是村里个耍猴人时，鲍湾村和冀湾村村民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只知道从高祖父开始，这里的人就以耍猴为生，没有文字记载这里的耍猴历史。
村里个有名有姓的耍猴人，就是张云尧的爷爷、传奇的耍猴人张西怀。曾经和张西怀老人一起搭班子外出耍猴的张书伸告诉我：“那时候村里的年轻人，都是跟张西怀老人学的耍猴。”
张西怀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也许是猴年出生的缘故，他十几岁就开始耍猴了。猴子是从哪里来的，已无人知晓。在当时的新野县，男人们一般都游走江湖，卖艺谋生，一来是为了逃避“抓壮丁”，二来是为了赚钱回家娶媳妇、盖房子、养家糊口。
民国时，张西怀曾到过香港和台湾，也到过越南、缅甸、新加坡等国家耍猴，把赚到的外币在香港兑换成中央票子，再带回家使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西怀从香港回来，入境时被以“汉奸”的罪名逮捕。在广东即将被枪毙时，张西怀在牢房里用豫剧唱腔唱猴戏里的一段唱词，被一位河南籍上校军官听到，他把张西怀从枪口救下，安排他回到新野老家。从那时起，直到1953年，张西怀都没有再外出耍猴。
1953年开始，因为吃不饱肚子，村里人开始跟着张西怀学猴戏，并利用农闲时外出耍猴。张西怀70岁时还会外出耍猴，并且能给家里带来不错的收入，老人在村里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张西怀老人于1986年去世。张云尧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墙上糊满了国民党的“中央钞票”。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兵荒马乱，耍猴人把赚的钱都埋在地下。那时候信息闭塞，等村里的人知道全国解放时，那些钞票都已成了废纸。张云尧的奶奶把这些钱从地里翻出来，糊到墙上作装饰，还用这些钞票做了个纸盆。直到现在，村里许多耍猴人家里还有国民党时期的“中央钞票”。
1988年，张云尧也开始和村里的耍猴人一起外出谋生，后来也成了一个老江湖。张云尧告诉我：
按照江湖规矩，三六九往外走，耍猴人出门前要在家里上香、拜财神，出门后是不能再回来的，即使走不了也要露宿在外面。以前，由于耍猴是一个“下等行业”，艺人都是天不亮就出门，出门时不能说不吉利的话，而且出门时不能碰见女人—如果碰见女人，那今天就不能走了，改天再走。如今有些规矩还保留着，有些已经变了。
2002年10月，我次进村时，张云尧已经不出去耍猴了，他办了一个猕猴养殖场。他对猴子的习性很熟，驯化猴子很有一套。养殖场里饲养的猴子供给动物园，也供科学实验，收入比走江湖卖艺高得多。
耍猴人多年行走江湖，是一个戒备心很强的群体。我们在张云尧家住了一个星期，便于沟通，也能加深感情，更深入他们的生活。在家里，张云尧的老婆笑着跟我说：
1991年，有人给我介绍张云尧。一看，是个耍猴的，家里又很穷，一开始是看不上眼的。后来我到广东打工，没想到他在广东耍猴，他找到我打工的地方，天天在我们工厂门口耍猴。我的好多老乡都说：“你看你对象又在咱厂门口耍猴呢。”我让他走，他就是不走。没办法，我只好回来跟他成亲了。
耍猴人杨林贵
张云尧把杨林贵带到我们面前。他管杨林贵叫二哥。杨林贵瘦小精干，听说我要跟他去扒火车，拍他耍猴，他根本不信，头摇得像拨浪鼓，说：“不行，不行，这个罪你可受不了，这个苦不是人受的。你穿得这么体面，怎么可能去跟我们干这个？”那时我也没想到，我不仅会跟拍这个耍猴人，而且一拍就是10年。
当时46岁的杨林贵已有17年走江湖耍猴的经历。17年前，100元可以买只猴；2003年，一只会表演的猴子要卖2000多元。杨林贵清楚地记得，次跟着别人外出耍猴时，他不小心让一只猴子挣脱缰绳跑了。这只猴子就是他的饭碗。追猴子的时候，他又不小心把靴子跑掉了，他一个人在雪地里，光着脚上树去抓猴子，在树上、地上穷追猛赶，才终于把猴子给抓回来。这些年他先后去过黑龙江、西藏、内蒙古、海南，还到过越南、缅甸、俄罗斯等国家，也是个老江湖了。
杨林贵说，10年前他们一行三人扒火车去安徽，半路上被一个铁路警察发现了，那个警察问：“你们是想继续走，还是想被赶下车？”杨林贵一听就明白了，三人在身上找了半天，拿出仅有的10元钱递给那个警察。警察看他们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就说：“算了吧，罚你们10元钱实在不值，你们还是自己留着吧。”
在郑州北站，有一个保安盯上了这些耍猴人，每次他们从这里扒车都会被抓住，每次身上的钱都会被搜刮干净，保安还调侃地说：“欢迎再来！”所以，每次在郑州北站扒火车前，他们身上都只留一些买馒头的钱，买好馒头再去扒火车。保安抓到他们，搜不出一分钱，就罚他们干活—打扫办公室，除院子里的杂草。干上一天的活，等天黑才会放他们走。
1996年，杨林贵的哥哥想去当兵，村里有人举报，说他父亲去香港耍过猴。结果政审没有通过，哥哥没当成兵。
耍猴人张志忠
在张云尧家的第三天下午，我们正在院子里聊天，50多岁的耍猴人张志忠来了。坐下后，他的上衣口袋里露出一只小猴崽。看到我们这些生人的面孔，小猴崽有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