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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觉寺诸天造像》是一本关于西山大觉寺明代诸天造像图片集，并配有说明性文字。该画册照片由中国文物学会文物摄影专业委员会会长祁庆国拍摄，拍摄效果形神俱佳。北京西山大觉寺正殿内南北墙有泥制二十诸天像，是北京乃至全国具有代表性的明代诸天造像，保存完好，是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代表了北京地区的明代佛教造像水平，同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目录】
北侧第一尊
北侧第二尊
北侧第三尊
北侧第四尊
北侧第五尊
北侧第六尊
北侧第七尊
北侧第八尊
北侧第九尊
北侧第十尊
南侧第一尊
南侧第二尊
南侧第三尊
南侧第四尊
南侧第五尊
南侧第六尊
南侧第七尊
南侧第八尊
南侧第九尊
南侧第十尊
【作者简介】
姬脉利，1955年生，北京市人，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主任，代表作有《雍正皇帝御制大觉寺诗的历史价值及赏析》、《暘台集》等。
【前言】
前言
诸天是佛教中对护法天神的称谓。“天”并非我们通常所指的天空，而是沿用了南亚次大陆对神的称谓习惯，《金光明经疏》有云“外国呼神亦名为天”，所以天即是神的意思。此外，在佛教中，天又可以被理解为六道中的“天界”。根据研究，诸天在不同时期数量并不固定，且同样数量的诸天，在不同时代或地区，其范围又可能不同。总之，诸天的数量基本遵循了由少到多的规律，虽然范围会有变化，但主要天神相对固定。关于诸天的位置和排序，诸天像一般供奉在大雄宝殿中释迦佛的两侧，其排序则按照法会或熏修道场的规定进行排列，具体排列方式在诸多记载及研究著作中都有详细说明，不再赘述。而关于大觉寺诸天造像及其他寺院中的诸天形象，则有几点需加注意，在此略加阐述。
一为大觉寺诸天造像的塑造时间。关于大觉寺诸天造像的塑造时间，史料中并没有明确记载。而最早的描述见于御制大觉寺碑阳面碑文，该碑位于大觉寺内山门北侧碑亭中，碑阳为明宣德三年（1428）所撰写的碑文。碑文记载“北京旸台山，故有灵泉佛寺，岁久敝甚，而灵应屡彰。间成慈旨，撤而新之。木石一切之费，悉自内帑，不烦外朝。工匠杂用之人，计日给佣，不以役下。落成之日，殿堂门庑，岿焉奂焉。像设俨然，世尊在中，三宝以序，诸天参列”。这段碑文记载了大觉寺的原名以及重新修缮的原因，其中“诸天”二字当指大雄宝殿中的诸天护法神造像。此为大觉寺存有诸天造像的最早信史。而在该碑的阴面则刻有明正统十一年（1446）的另一篇碑文，碑额为“御制重修大觉寺之碑”，正文中亦有寺院修缮的内容，即“乃命易其故廓其隘，凡像设与夫供佛之具，居僧之舍，亦皆新而大之”，此为大觉寺造像修缮的又一记载。又有成化十四年（1478）御制重修大觉寺碑，其阳面刻有“矢心重造”等内容。此三条为明代大规模修缮大觉寺的明确记载，这些修缮，应当都包括造像的修缮甚至新造像的塑造。大觉寺山门内南侧碑亭中则有另一通清代石碑，碑阴刻有清乾隆十二年（1747）的碑文，其中有“爰加修葺，工既告竣，勒石以纪岁月”的记载，此应为清代大规模修缮大觉寺的一次记载。由这些史料可以暂定大觉寺诸天造像为明代造像，而在清代乾隆朝也曾经修缮过。此外，还有传说雍正皇帝为亲王时曾出资修缮大觉寺，而在近年修缮大觉寺殿顶天花板彩绘时曾发现大雄宝殿正脊附近钉有一块长方形木牌，上写“中华民国十年修缮”字样，这些有关大觉寺修缮的信息或无记载或记载不详细，暂不参考。
二为中国其他寺院中的诸天形象。除北京西山大觉寺外，尚有一部分寺院或洞窟中存有古代诸天造像或彩画。在北京地区，则有海淀区大慧寺观音殿诸天及天龙八部泥塑、西城区白塔寺诸天造像、石景山区法海寺诸天壁画等较有特色。其中大慧寺诸天像为明代造像，因体量高大，不易移动，且保留比较完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法海寺彩画则保留极为完整，且彩画中每尊诸天位置固定不能变动，因此亦极具参考价值。白塔寺造像为明代铜质造像，原属拈花寺，拈花寺原存诸天造像二十四尊，其中四尊挪至法源寺，二十尊挪至白塔寺，在挪动中诸天位置变动。在山西地区则有大同云冈石窟、善化寺、华严寺等存有诸天造像或彩画。其中云冈石窟因建造时期较早，属南北朝时期，所以存在诸天的早期形象，比如第五窟入口的十六诸天彩画，其中某些诸天形象与明清时期类似，而有些则不同；而在一些其他石窟的入口处则有单独的摩醯首罗天形象石刻。在善化寺大雄宝殿中则存有二十四诸天造像，这些造像身高在3.7米左右，不易移动，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华严寺大雄宝殿中有二十诸天造像，造像因向前倾斜17°~19°而极有特色，造像与地面相连，不能移动，所以也极有参考价值。而善化寺和华严寺诸天像一般被认为是辽金时期造像。此外，在四川平武报恩寺、新津观音寺等寺院中存有诸天形象彩画，但绘画技巧及艺术价值并不及法海寺。在河北正定隆兴寺亦存有诸天彩画，画风细腻，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山西长治观音堂中有诸天形象木雕，亦较有研究参考价值。在浙江杭州灵隐寺、江苏苏州紫金庵、云南束河大觉宫等地也都存有诸天的古造像或壁画。
三为诸天及其造像的研究现状。关于诸天的研究著作，古今皆有，但数量并不多。古代诸天研究主要是南宋时期释行霆所著的《重编诸天传》，将佛经中对诸天的描述进行了总结，并对部分诸天的形象进行了归纳。清代释弘赞则著有《供诸天科仪》，其中有“附诸天行仪”，也对诸天的值守神迹以及形象进行了归纳记载。今人研究则有周叔迦的《二十四诸天考》，白化文的《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看“诸天”的变化》（上、下），谢路军的《佛教中的二十四诸天》，邢鹏的《大慧寺彩塑造像定名研究——兼谈“标准器比较法”》等，以上为论文，对诸天造像的背景内涵、形象特征以及流传演变进行了研究。专著则有陈志勇、张卫东等编著的《善化寺大雄宝殿彩塑艺术研究》，以及张卫东、陈智勇合著的《善化寺二十四诸天彩塑技法初探》。这两部著作对善化寺的诸天像及大雄宝殿内其他塑像的塑造技法和艺术风格等进行了探讨，对造像所代表的宗教内涵也进行了研究。
四为诸天造像形象特征的多样性。全国各地寺院中所存有的古代诸天造像体现了多样性的特点。首先，不同时期的诸天形象和数量存在差异。如云冈石窟南北朝壁画中的诸天与法海寺明代壁画中的诸天形象具有不小的差别。此应与诸天造像的流传演变有一定关系。其次，不同地区之间的诸天形象有所不同。如山西善化寺、华严寺与北京大觉寺、大慧寺等寺院中的诸天像有较大差别。此应与不同地区彩塑工艺风格的不同及对诸天的理解不同有关。再次，相近时代同一地区不同寺院中的诸天形象也存在差别，如北京大觉寺、大慧寺、法海寺中的诸天形象皆为明代所塑或彩画，但相互之间又有不同之处，甚至同一尊诸天的形象在不同寺院中有男女性别方面的差别，亦有在老幼年龄方面的差别。此应与塑像工匠所持有的不同彩塑技巧流派和对诸天形象的不同理解有关。总之，诸天造像形象的多样性使得诸天造像在外形特征方面并无统一的标准，也降低了造像之间的参照性，诚如周叔迦先生所言诸天像“多随意为之，无有定准”。
本书既有大觉寺大雄宝殿诸天造像的精细图片，又有部分文字对诸天像的内涵及定名进行了讨论研究，算是大觉寺诸天研究的发轫。书中图片由祁庆国先生拍摄，北侧第一尊和南侧第一尊部分细节图片由王松拍摄略做补充。在造像拍摄过程中，祁先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极为认真的拍摄态度和对完美理念的追求使人感动，在此，对祁庆国先生辛勤的付出表示由衷地感谢。梁思成先生曾说过“我们知道大画家的名字，但雕塑家都默默无闻”，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曾经辛勤和虔诚付出，现在又不知名字的雕塑艺术家们，同时也向保护这些文物的人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