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为学术而学术”，又忍不住走出“故纸堆”，为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开方”；渴求“独立”，却只能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做出选择，此身不由己，为历史大潮所裹挟。
容闳、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燕树棠、陈翰笙、闻一多、张申府、瞿秋白、冯英子……仿佛长空中的孤寂星辰，汇就一百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作者简介】
雷颐，著名历史学者。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数年。后当兵，又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获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编。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何以至此》、《逃向苍天：*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取静集》、《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内容简介】
容闳、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燕树棠、陈翰笙、闻一多、张申府、瞿秋白、冯英子，这十二位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犹如历史星河中的寂寥星辰；他们的人生经历串联起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军阀混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至一九四九之后沧桑巨变的百年。师夷长技，德先生与赛先生，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科玄之争，民主与专政，治学与问政，为传统与现代接榫……明灭浮沉之间，他们所展现的是晚清民国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抗争奋斗史，是苦苦寻觅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与家国前路的探索史。
『安身立命的根本何在？我们从何而来？到哪里去？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提出“中体西用”到声张民主与科学、激烈反传统的“全盘西化”的主张，都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但是，这都是在民族危亡时刻的一种被迫的回答，因而必然带有救亡图存的功利性色彩。
这场争论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对实际政治的直接影响，而在于它揭示了思想上“独立的”自由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面临的困境。实际上预示了十余年后他们必须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同是主张“新式独裁”，蒋廷黻、傅斯年等选择了国民党，而钱端升选择了共产党。同是主张“民主政制”，胡适选择了国民党，而张奚若选择了共产党。对他们来说，不论愿意不愿意，他们必须选择，做出丧失“独立性”的选择。』—— 雷颐
【目录】
【导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沧海一粟”
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容闳的独特意义
第二章：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变
第三章：为传统与现代接榫——蔡元培思想透视
第四章：胡适与“整理国故”——兼论当代“国学热”
第五章：价值重建与政治困境——以丁文江为中心
第六章：在学问与政治之间——傅斯年思想矛盾试析
第七章：被遗忘许久的思想资源——燕树棠思想浅析
第八章：“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以陈翰笙为中心
第九章：现代知识分子闻一多的历史命运
第十章：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张申府
第十一章：瞿秋白的身后命运
第十二章：“老报人”与“杂文家”冯英子的个人史
【注释】
【免费在线读】
【容闳篇】他的超越性源自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现的政治力量更接近于自己的理想，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
【梁启超篇】当一个国家的国民，至少是对政治起导向性作用的精英，都接受一种新的国家观，而这个国家的“政权”仍坚持传统的国家观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的政权无比脆弱，因此，一个偶然事件，就使大清王朝轰然坍塌。
【蔡元培篇】时至今日，在中外文化的再一次碰撞交流之中，如何锻造中华文明的“终极价值体系”这一巨大问题，又一次横摆在人们面前。依然是众说纷纭，难理端绪。在我们“上下求索”的时候，蔡元培先生那种开放但不过激，珍视传统却不固守传统的态度，他的不懈追求与努力，都给人以深刻启发。
【胡适篇】
在以“彻底批判传统”闻名的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突然提出“整理国故”，当时即被共产党理论家批判为“倒退”、“落后”、“复古”。此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国学”一直持批判态度；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国学的态度急变，不仅不批判，而且大力推崇，终于拥成现在的“国学热”。……
在重倡传统文化中，“国学”成为前导，被纳入民族振兴、爱国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文化安全的话语系统。这种将国学/传统文化编码织入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同时显现出国家权力与学术、文化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反映出国家权力对“传统文化”的控制，一方面反映国家权力对“传统文化”的需要，甚至越来越倚重。……
九十余年前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其主旨是想为现代“科学”在中国“寻根”，证明中国并非自外于世界普适价值，或者说，是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而努力。九十年后的“国学热”，其主旨是强调、证明中国文明、文化的“特殊性”。同为“国学”，二者指向正相反对，“能指”（signifier）相同，但“所指”（signified）完全相反。
【丁文江篇】“科玄之争”并不仅仅是两种欧洲思潮在中国的交火，不是单纯的哲学论争，而是中国思想界对“西学东渐”八十年的全面反思，是“五四”科学精神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中国哲学意识未来形态进行自主选择的尝试。……
近代西学的东渐和帝制的被推翻，使传统的宇宙论受到根本动摇。这样，安身立命的根本何在？我们从何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一直困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提出“中体西用”到声明民主与科学、激烈反传统的“全盘西化”的主张，都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但是，这都是在民族危亡时刻的一种被迫的回答，因而必然带有救亡图存的功利性色彩。
【傅斯年篇】对他来说，抗战时期的从政确是一桩“义等于征兵”的苦差。此时，他想置身“局外”，保持旁观议政的清高。他还曾私下向人流露出自己的失望：“我愈离开政治中枢愈是向心的；愈接近政治中枢便愈厌恶。”一友人说他“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的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67]这实际不仅仅是对傅斯年个人的写照。
傅斯年政治思想的中心是一种理想化的理性主义，实际希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政治问题。他理想的政治是“客观主义而非主观主义”，“智慧主义而非直觉主义”，“实验室主义而非寺院主义”。[68]但近代中国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之剧烈残酷，更兼时刻面临的民族存亡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使任何“实验室”政治的幻想都终将破灭。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燕树棠篇】法学是与政治联系为紧密的学科之一，深深参与到“政治”之中又回到大学做法学研究，燕氏的研究当更进一步。但时，时代并未给他提供这个机会。
1949年必须做出选择的他，终拒绝了国民党邀他去台的机票，留在武大任教。但随后他并未被理解，被接管武大的“军管会”开除，由于当时“思想改造”还未开始，武大一些资深教授尚敢出面向“军管会”为他求情。在这些教授的说情下，“军管会”终于准许燕树棠留校工作，但不许讲课，在法律系编译室做资料编译、整理工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遭严重迫害。“文革”后，他的“右派”问题被予以“改正”，于1984年病逝。
他早就认为，实现宪政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他的思想被遗忘许久之后终被重新记起，为今人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或许，这本身即是宪政漫长过程中向前迈进小小一步的标志之一。
【陈翰笙篇】虽然他们（“中国农村派”）理论建构的意图非常明显，但却十分强调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适，努力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与对手一味生搬硬套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论证方法和结论适成鲜明对照。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实际上是20年代初和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两次剧烈论战的延续和深化。这次论战虽然没有前两次论战那样轰轰烈烈、那样引人注目，但却更加深入。从中，的确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成熟。
【闻一多篇】在上世纪20年代以诗集《红烛》饮誉一时的狂放诗人闻一多，在40年代却以倒在血泊中的“民主斗士”震惊全国。纵观闻氏不长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却充满了令人心惊的戏剧性变化和内在的“紧张”：由感情奔放如烈火腾烧的诗人突变为埋首故纸堆的冷静学者，又由躲在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一跃而为怒争民主自由的勇士，由对党的长期敌视急转为忠实信徒……闻一多的这些变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一代知识分子在云诡波谲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如何苦苦探寻救国之路、追求自我救赎这一悲壮历程的焦点。……
“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张申府篇】在大故迭起、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上，张申府是位非常独特的人物。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在科学思潮、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引进、传播和发展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五四知识分子中，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面对政治与社会现实，他时时参与政治，但又经常“不合时宜”。因为他认为通过诸如条件反射学说便能“科学地”认识人的本性，可以据此作出理性的选择，造成群己和谐、合理社会，使政治由暴力的变成理性的，“力即是理必须变成理即是力”。在暴力冲突异常激烈的近代中国，呼吁用“理”代替“力”确实显出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但又反映了一种在现实剧变中的无奈。这种悲剧精神与无奈之感，确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瞿秋白篇】“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说认定他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时“文革”尚未开始，“四人帮”远未形成。也正因为主要并非“四人帮”为瞿“定性”，所以瞿秋白的平反过程才非常曲折艰难……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10]从“瞿案”的起源、定性到后平反，可以清晰看到“权力”与“历史”的关系。
【冯英子篇】冯英子先生是著名老报人，又以杂文闻名。办报与写杂文，在某种环境下，都要冒相当风险。因此，这位经历过不同时代、办了一辈子报、写了一辈子杂文的老人的“个人史”，又从一个侧面反映新闻、文化界的历史。……
由于胡耀邦的干预，对冯的批判遂告中止，“移山风波”总算平息。如此结局，实属偶然，是冯英子先生的幸运。如果不是曾彦修打抱不平，且有关系能将信递与中央领导，引起注意并作批示，冯氏很可能就是“不是运动的运动”中的“典型”了，其他一些人就无此幸运了。领导人批示往往只能针对一人一事，只有制度才能平等地针对、保护、惠及所有人，制度确比人更重要。
【书摘与插画】
【选摘1】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容闳的独特意义
……
容闳的一生，确有其独特的意义：
——他的出现，是中国全球化的初体现，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将遇到一种新的文明的挑战、碰撞，并渐渐与之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古老中国，重要的时代课题就是“现代化”，容闳是中国现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人物和重要推动者。他早提出以现代教育使国家富强的治国方针，并殚精竭力付诸实施，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经济层面向制度层面递进的，因此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便是一个时代、阶段被另一个时代、阶段迅速取代。前一个阶段的进步人物，往往成为后一个阶段的保守人物，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守旧力量。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因为思想认识或自身利益的原因，他们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却能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决然投身新的历史阶段，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终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敏锐把握历史潮流和动向，与时俱进，是容闳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在现代中国确实少见。
——他的超越性源自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现的政治力量更接近于自己的理想，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
——像容闳这种理性、温和者终也一步步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是清王朝拒不主动变革甚至镇压体制内改革者，因此把许多原本是体制内的改革者推到体制外，一步步自取灭亡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帝国主义一次次侵略、打击下，现代中国一直面临着亡国的危险。爱国、救亡，无疑是近代中国急迫的任务。面对强敌侵略，特别容易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充满激情但却盲目排外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由于现代中国是被已经现代化的列强侵略，这种爱国主义在坚决反抗侵略的同时，又非理性地排斥、拒绝任何现代文明，对强国不能不引进的任何新事物都坚决反对，痛斥为“卖国”。这种“爱国”，实际是误国。另一种情绪正好相反，或是由中国的失败转而对中国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中国反抗、抵抗是没有意义的；或是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干脆成为汉奸，卖国求荣。然而，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容闳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却别有境界，尤其值得关注、发扬。他长期接受美国教育，毕业时中文甚至已经陌生，对美国的富强有深刻的了解，但他却没有成为崇洋媚外的“洋奴”。相反，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祖国没有失去信心。毕业于美国流大学，容闳本可以在美国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他却毅然返国，想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救国救亡。他的救国理想是充分汲取现代文明成果，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从而国强民富，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爱国精神的实质是爱国而不盲目排外，爱国而开放，充满爱国激情却又富于理性；从参与清王朝体制内的洋务到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对他来说，爱国并不必然要爱朝廷，更不必然要忠君。
——爱德华·萨义德认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27]近代中国被“全球化”大潮裹挟，也面临着如何“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以实现“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这一历史性命题。而立志“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容闳，堪称中华民族“自我身份”重新建构“人”。
【选摘2】第四章：胡适与“整理国故”——兼论当代“国学热”
六
“文革”结束，各项学术研究渐次恢复，“国学”作为一种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相对薄弱的“纯学术”，局限在学者的象牙塔中，并未成为社会热点。但近年却突然“走红”，以至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国学热”。“国学”而成“热”，殊为不易，其后有更为复杂深刻的背景与因素，其中重要的作用是国家力量的直接推动。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大力提倡、支持，“国学”多只能成为“知识界”研究的热点，很难成为今日铺天盖地、席卷全国的热潮。
国家对“传统”、“国学”的明确倡导、支持是从1989年之后开始的。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国学或传统文化，就作为 “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提了出来：“所以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时候，有些‘精英’便改穿了西装来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他们因为已经吃了牛奶和面包，便反过来痛骂母亲的乳汁是多么肮脏，却不想想这种乳汁曾经给他们多大的营养。传统文化这一次所受的劫难是相当深重的，因为‘精英’们已决心把它完全搞臭。”[27]在高等院校，国家*针对高校教师和学生在1991年专门创办了“政治理论刊物”《高校理论战线》，时任国家*主任的何东昌发表了《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战线——写在〈高校理论战线〉出版之际》作为该刊“创刊词”。就在“创刊号”上，报道了“前不久”由国家*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由北京高校部分教师组成的“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研究课题组联合组织召开了“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与会者就近几年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根源、危害以及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许多同志认为，近几年来，在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和社会上重新泛滥起一股以‘反传统’为时髦，乃至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盘肯定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应该认真加以清理和批判。”他们认为：“近几年泛滥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社会等各个领域”；“不少同志在联系近几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泛滥的实际情况指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理论界和社会上，尤其在经世未久，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的青年学生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对其危害绝不可低估”。他们还认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有四个方面：“是‘全盘西化’论的组成部分”，“是歪曲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产物”，“是国外某些言论的再版”，“是走的片面性思维方式的表现”。他们进一步说道：“民族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给青年人造成的心灵创伤比直接的政治结论更严重，所以我们应该花更大的力气清除其影响，目前这方面的努力很不够”，“要深层次地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应首先向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开刀”。“这次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紧密联系，它不是一切都不要，而是不要传统，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党的领导，而要西化，要资本主义”，所以“否定传统的危害性越看越严重，对其严重性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张岱年在发言中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是民族自卑心理的表现，也是向往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张岂之在发言中说：“今天非常需要澄清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任务。”“实践证明，历史与民族文化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效的理论武器，比讲多少道理都有效，是民族凝聚力的强大源泉。”[28]
因此，北京大学于1992年初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史无前例地以整整一版的篇幅发表了《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的长篇报道，提倡国学，提出：“北大的领导和众多的教师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其一就会翻车，就不能腾飞。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我国的文化传统。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北大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凝聚了中华各族人民，支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今天也仍然渗透在现实生活之中，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深入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等，都是一项基础性工程。他们认为，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尊为‘国学’，并无不当。”《人民日报》在此文的“编者按”中特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9]仅仅两天之后，8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了《久违了，“国学”！》的短评，盛赞国学研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30]
1993年11月14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焦点时刻”节目又以“国学热的启示”为题，对“国学热”作了详细介绍、宣传。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屋建瓴，启迪后人》的“侧记”，报道了季羡林先生在北大就东方文化和国学作的一次报告，这是北京大学团委和学生社团举办的“国学月”的一个重要项目。[31]1994年2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季羡林先生的《国学漫谈》一文，明确告诉人们“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上，“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去”和“激发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这三个方面。他尤其强调：“探讨和分析中国爱国主义的来龙去脉，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是我们今天‘国学’的重要任务。”[32]
据北大方面报道说：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得到了国家*和中央的重视和支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与北大教师座谈时，针对“国学热”发言说：“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急迫任务，北大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肯定。”“拍摄传统文化的电视片集，编写传统美德的书籍，都很有现实意义，有助于帮助下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33]
《人民日报》如此频密地宣传、提倡国学，国家领导人明确支持“国学热”，与此相呼应，《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均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多次宣扬“国学热”，报道有关研究状况，并不断发表“国学/中国文化/东方文明”将主导21世纪、拯救全人类的宏文。“”媒体的宣传无疑具有强烈的导向意义，“国学”迅速热遍全国。一些报纸开设了“国学”专版，一些大学相继成立国学班或国学院，一些中小学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开始读经，政府开始祭孔，央视的“百家讲坛”事实上变成“国学”的“独家讲坛”……
1994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现在，我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必须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并结合各自的工作特点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教育”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并要各地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从增强爱国情感做起，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深入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教育，引导广大未成年人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中国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从小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随后中宣部、制定了《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明确说道：“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行‘西化’、‘分化’和争夺下一代的图谋，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面对日益开放的环境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在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不断增强广大青少年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必须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人心凝聚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引导学生树立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光荣，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民族尊严为耻辱的观念。”“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是紧密结合的。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认识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进步和光明前途。”“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优良传统的民族。了解五千年历史中孕育的优秀传统美德”，而“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和创造者”。要求：“各学科有机渗透民族精神教育，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全过程，贯穿在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中小学德育课程和语文、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要充实体现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等理科课程应结合教学内容，丰富中国科学家的科学成就和民族精神的内容。艺术（音乐、美术）课应包含经典民乐、民歌、民族戏剧欣赏和中国画、书法艺术欣赏的内容。体育课应适量增加中国武术等内容。”同时决定：“建立‘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制度。为把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引向深入，在做好经常性宣传教育工作的基础上，决定从2004年开始，每年9月为‘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认识，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一项重要任务，摆上重要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给予必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持。各级宣传、教育等部门要根据本《纲要》精神，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深入学校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门要设立中小学德育工作专项经费。宣传、门要主动与各有关部门和群众团体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优势，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共同做好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工作。”
2005年6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五部门联合发出《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