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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 Benedict, 中文名班凯乐，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美国乔治城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代表作是1.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为部研究中国近代鼠疫与社会变迁的专著;2. Golden-Silk Smoke: 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 1550-201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1),讨论明清以来中国烟草消费史，本书获2011年费正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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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有文字可考的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腺鼠疫的大范围流行。次是查士丁尼鼠疫（the plague of Justinian），公元6世纪它席卷了中东和地中海地区（Dols 1977：1419；Hirst 1953：10）。第二次是14世纪的“黑死病”（Black Death）。此次鼠疫始于1347年，先从西亚蔓延到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又波及西班牙和法国，后到达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波兰（Benedictow 1992；Dols 1977；Shrewsbury 1970；Ziegler 1969）。第三次大流行出现于19世纪末，在地理范围上大大超过了前两次。1894年，广州和香港出现了腺鼠疫,数年内从香港传遍了亚洲的许多地方：1896年传到了印度，1898年到越南，1899年又传入日本（Hirst 1953：104；Janetta 1987：194；Velimirovic 1972：493）。截至1900年，国际航运业已将鼠疫从亚洲带到了遥远的国际港口，如旧金山和格拉斯哥，造成了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Hirst 1953：296303）。
近代此次大范围流行的鼠疫发源于中国西南地区。18世纪晚期云南省暴发了腺鼠疫。早记录的有可能是鼠疫的疫病出现于1770年代的云南，1772—1830年之间，它从云南的西部边陲慢慢传播到该省人烟较为稠密的中部和东南部地区。1830年后，鼠疫一度消退，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又卷土重来，并进一步向东传播，19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传至广西和广东西部，后于1890年代抵达珠江三角洲。此次鼠疫还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向北蔓延，并横跨海峡两岸，波及了福建、台湾和浙江的部分地区，以及上海、营口（牛庄）等沿海城市。
关于中国以外的地区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历史的著述颇为丰富。历史学家从多方面书写了印度的鼠疫，例如，探究了鼠疫对人口的影响（Klein 1986：725754；1988：723755），鼠疫引起的英国殖民政府内部不同派别和印度国民大会党之间的政治冲突（Catanach 1983：216243；1987：198215；1988：149171），以及印度民众对殖民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反应（Arnold 1988：391426；Arnold 1993：200239；Chandavarkar 1992：203240）。对于其他国家此次鼠疫的研究也为数不少，如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Hull 1987：210234）。另有一些著作关注在鼠疫控制中美国公共卫生部如何使旧金山的基层管理相形见绌，以及鼠疫暴发后南非和美国出现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公共卫生政策（Kraut 1994：7896；McClain 1988：447513；Risse 1992：260286；Swanson 1977：387410；Trauner 1978：7087）。此外，也有学者考察了1894年香港和广州鼠疫的生物医学研究的意义（Cunningham 1992：209244；Hirst 1953：106120）。
虽然许多研究对晚清中国的鼠疫流行已有所涉及，但它们只是将其放在世界性大流行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Hirst 1953：101104；Simpson 1905：4866；王，伍1935：506519；伍1936：1531）。
饭岛涉的著作（1991：2439）是个例外。感谢饭岛教授将其研究成果的复印件惠寄给我。这些学者主要对探索鼠疫的全球传播感兴趣，并非致力于了解中国鼠疫史本身。鼠疫蔓延到了中国的广大地区，但是对其具体的传播范围仍缺乏说明，也没有人分析中国的个人或集体试图如何应对鼠疫引发的危机。
本书没有从鼠疫对其他地方的影响着眼，而是从中国内部鼠疫的起因与结果的角度来探究近代鼠疫大流行在中国的缘起。总体上，我试图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诸方面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更确切地说，我致力于以下问题的探究：有关鼠疫起源于云南的诸多问题；鼠疫从西南地区蔓延到东南沿海省份的原因；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对于鼠疫的社会、医学和宗教反应。
基于上述关怀，本书分为六大章。、二、三章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播的认识框架。章关注鼠疫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起源，并分析18世纪的经济增长如何导致了使鼠疫首先暴发于云南的生态变化。我认为，鼠疫不是经济崩溃或人口下降的表征，而是18世纪中国西南边陲大规模发展的结果。第二章探讨鼠疫沿19世纪贸易路线长距离传播，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路线常用来在云南和岭南之间运送本土出产的鸦片。第三章以东南沿海区鼠疫传播的城市和乡村模式为基础，就鼠疫对人口的影响问题提出一些尝试性的结论。
后三章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讨论晚清的鼠疫。第四章考察鼠疫流行期间充斥于19世纪的医学、仪式和行政活动的病原学理论和宗教解读。第五章对1894年广州和香港的鼠疫进行个案研究，叙述华人精英活动家和英国殖民政府在如何正确应对鼠疫问题上的冲突。第六章描绘在清政府统治的后十年，国家和社会在鼠疫应对上的变化，并详述清末新政期间（1901—1911）应对鼠疫的工作在国家医学和公共卫生组织的创立方面所起的核心作用。我认为，和欧洲相比，清政府并没有将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强加给社会。然而，19、20世纪之交中国开始接受并采纳西方的国家医学观念后——很大程度上这是围绕着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产生的国际医疗政治的结果，这一点改变了。
鼠疫的传染病学
本书所用的“鼠疫”一词，指的是现代生物医学所描述的一种特定疾病。
此处对鼠疫传染病学的探讨主要根据Pollitzer 和Meyer的著作（1961：433501）。致病微生物耶尔森氏鼠疫菌（有时也称巴斯德氏鼠疫菌）是一种杆菌。某些种类的杆菌对人类非常有害，不过耶氏鼠疫菌对人产生影响是偶然的。鼠疫是一种主要影响啮齿动物和其他动物的人畜共患病，动物和人被昆虫，通常是鼠蚤叮咬之后会被传染。假如鼠疫菌进入肺部，受害者染上继发性肺炎并因此咳出血或带有鼠疫菌的飞沫，此病就会直接传染。这种罕见类型的鼠疫传染性很强，如果不治疗，一两天之内就能置人于死地。在较为常见的淋巴腺鼠疫中，感染两三天之后细菌侵入淋巴系统，腹股沟、腋窝或颈部会出现清晰可见的淋巴腺肿大。其他症状包括高烧、寒颤、呕吐、头痛、眩晕及谵妄。早期阶段使用抗生素是目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如果不治疗，腺鼠疫会在五日之内夺走60%~90%感染者的生命。较少发生的临床上的其他鼠疫类型还包括脑膜型鼠疫（影响脑膜和脊髓）和败血型鼠疫（影响循环系统）。
鼠疫至今仍存在于生活在全球某些界线明确的地理区域的野生哺乳动物之中。这些荒野被称为“鼠疫自然疫源地”或“野生啮齿动物鼠疫疫源地”，具有适合鼠疫耶氏菌在动物之间持续传染的气候学与昆虫学特征。在这些自然疫源地，能够充当传染病宿主的动物非常多，绝非仅限于老鼠。旱獭、松鼠、草原犬鼠、野兔、沙鼠、家鼠、田鼠和鼩鼱都能携带鼠疫菌。典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居住着若干不同物种，每一种对鼠疫都有自己的免疫力。那些对鼠疫传染具有高度免疫力的物种供养着鼠疫菌，因为每个季节鼠疫只导致一些动物死亡。其余种类对鼠疫具有免疫力，继续携带受感染的跳蚤而没有不良影响。当这种跳蚤咬了易感染物种，大量新宿主即被感染，其中许多死于被称为“动物鼠疫”的阶段。然后跳蚤舍弃动物尸体去寻觅新的宿主，包括人，假如他们就在附近的话。
鼠疫从动物到人类的传播比较频繁地发生在某些物种身上。在欧洲历史上，人间鼠疫普通的传播媒介是黑家鼠（有时也称为船鼠）和褐家鼠（也叫作挪威鼠），它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世界各地。此外，还有其他200多种啮齿动物能充当人间鼠疫的传播媒介（纪树立1988：480）。其他动物，如家猫，也是鼠疫从啮齿动物向人类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当老鼠或家畜感染上了流行中的鼠疫，一个“家鼠型鼠疫疫区”就形成了。
当人类占据了感染鼠疫的动物生活的地区，或者当被感染的动物迁移到或被带入人类居住区，人类和疫蚤就有了接触。跳蚤本身并不能跳得很远，但是它们可以被动地由能远行的动物宿主（鸟、家兔、野兔以及以啮齿动物尸体为食的食肉动物）或人（藏在其行李、货物或运输工具中）带到各处。疫蚤被动地由人携带转移是人类居住区之间鼠疫传播普通的方式，它们藏在许多商品中被带来带去：原棉、羊毛、谷物，甚至是麻布袋。由于人类在疫蚤的长距离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故鼠疫往往沿着运输路线传播。
当代中国的鼠疫生态学
世界上的几个鼠疫自然疫源地位于中国境内。中国26个省（包括台湾省）、自治区（原文如此。——译者）中有17个有动物鼠疫疫源地，影响波及194个县，面积约达500000平方公里（纪树立1988：6466，475）。中国的流行病学家根据地理位置、传染鼠疫的动物种类和现存的特定鼠疫菌株，划分出了10个不同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见表1）。在这10个地区，已知共有50多种传播鼠疫的哺乳动物、约40种不同的昆虫媒介和17种独特的鼠疫菌株（同上：479480）。
本书关注在过去的两百年中曾对人类生活造成重大危害的中国三大鼠疫自然疫源地：满洲平原、滇西纵谷和中国南方家鼠鼠疫疫源地。
对于中国南方家鼠鼠疫疫源地是构成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还是滇西纵谷疫源地的“补充”，现在有所争议。关于这两种观点的讨论，参见赵永龄（1982：257）。表1所列的大多数其他疫源地是孤立的地区，因此对人类几乎没有威胁。在这些遥远的地区，只有当人类积极侵入动物的天然栖居地，如狩猎或诱捕，鼠疫才会向人类传播。这种情况极为罕见。相反，在人口稠密的满洲平原，鼠疫很容易从达乌尔黄鼠传染给褐家鼠这种中国北方常见的共生啮齿动物。中国东北动物鼠疫的这种特殊生态环境是至少自20世纪初以来满洲频繁发生人间鼠疫的原因（伍1926；1936）。
滇西纵谷鼠疫疫源地位于中国西南的横断山系，面积约为230平方英里。在这个山区，两种对鼠疫有免疫力的野生物种——大绒鼠和齐氏姬鼠，维系了这一地方性动物病传染链。这个地区也居住着半野生啮齿动物——黄胸鼠，它对存在于大绒鼠和齐氏姬鼠中的特殊鼠疫菌具有高度易感性。鼠疫从野生动物连续不断地传播到黄胸鼠，然后后者又把鼠疫带回到毗邻荒野的人类居住区。
黄胸鼠是迄今为止中国南方发现的常见的啮齿动物，也是云南西部地区（滇西纵谷）以及雷州半岛和闽南（合称为中国南方家鼠鼠疫疫源地）甚至现在仍存在鼠疫的原因。
黄胸鼠仅发现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在中国的热带地区，黄胸鼠占所有共生啮齿动物的60%~95%，在亚热带地区占老鼠的20%~80%，在温带地区则不到啮齿动物总数的6%（赵永龄1982：260）。与此相反，在中国的热带地区，普通的褐家鼠在啮齿动物中所占比例不足7%，在亚热带地区为15%~50%，在温带地区占所有老鼠的85%~100%（此处的“热带”指平均气温介于22℃~26℃之间，年降雨量为1500~2500毫米的地区。亚热带地区指1月份的气温在0℃~15℃之间、7月份的气温在26℃~30℃之间，年降雨量为1000~2000毫米的地区。温带地区指那些冬季气温在0℃以下的地区）。动物学家把黄胸鼠归类为半野生动物，因为它们喜欢栖身于房屋的高处或屋顶，也生活在菜园、田野或丛林中。它们几乎什么都吃，不过更喜欢谷物、豆子和其他植物。收获季节黄胸鼠在外面活动，以成熟的谷物为食，其余大多数时候则生活在人类的住所。虽然黄胸鼠的自然栖息地分布在长江下游诸省（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和安徽尤为常见），不过它们也被发现于运载货物去北方的货车和船只中。印鼠客蚤（the Asiatic rat flea）是中国南方常见的鼠蚤，也是黄胸鼠与人类之间鼠疫传播的主要媒介。
清以前中国的鼠疫记载
虽然在现代生物医学中，“鼠疫”这个词专指由耶尔森氏鼠疫菌引起的传染病，但在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中，该词另有涵义（Herzlich and Pierret 1987：7）。在西方的想象中，鼠疫一直被视为可怕的灾难。西方的历史意识，深深地印刻着对14世纪灾难性的黑死病，以及随后持续肆虐欧洲大陆一直到18世纪的一波又一波瘟疫的集体记忆（Carmichael 1993：630；Park 1993：612）。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88：89）曾雄辩地指出，鼠疫，这种被认为是造成了历史上这些著名的灾难的疾病，依然是难以置信的，它是彻底毁灭的有说服力的隐喻。这些想象现在仍然与我们同在。在近对1994年印度肺鼠疫暴发的反思中，评论家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写道，鼠疫已经在我们的民间传说和想象中留下了“社会生活自身的前景岌岌可危”的印象。对芬顿来说，“鼠疫不是许多传染病中的一种，而是所有疾病中的疾病，是可以摧毁城市及其礼仪、道德——衡量其自身价值的所有标准的疾病”（1994：48
【内容简介】
本书由Carol Benedict在其1992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在书中，作者用六大章的篇幅，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从内容上看，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主要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布的认识框架，后三章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探讨晚清的鼠疫。作者利用地方志、医书、报章杂志和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等等中英文资料，比较成功地重建了清末中国鼠疫问题的全貌。不同以往的鼠疫问题研究者，该书不仅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鼠疫的起源与传播，更从社会史的视角探察鼠疫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是了解清末中国医学、疾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
【目录】
导言
鼠疫的传染病学
当代中国的鼠疫生态学
清以前中国的鼠疫记载
章中国西南地区鼠疫的起源（1772—1898）
18世纪的瘟疫(1772—1830）
19世纪的瘟疫（1854—1898）
结论
第二章鼠疫的地区间传播（1860—1894）
云南—岭南鸦片贸易的发展
19世纪中期西江沿线的干扰和北海的崛起
鼠疫从云南到岭南的扩散
鼠疫从北海到广东中部和东部的传播
结论
第三章东南沿海区鼠疫的空间传播（1884—1949）
概念与争议
东南沿海区鼠疫的传播
结论
第四章19世纪中国对鼠疫的医学、宗教和行政反应
中国传统医学对鼠疫的解释
关于鼠疫起源的民间信仰
社区对鼠疫的应对
官方对鼠疫的应对
结论
第五章市民行动主义、殖民医学与1894年广州、香港的鼠疫
广州的市民行动主义：善堂对鼠疫的应对
香港市民行动主义与国家医学的冲突
结论
第六章鼠疫与新政时期中国国家医学的起源（1901—1911）
鼠疫、船舶检疫和主权问题
袁世凯与警察指导的公共卫生
新式警察与鼠疫控制工作（1910—1911）
结论
结论
附录台湾(1897—1917)、香港(1893—1923)鼠疫发病率与死亡率模式
附录A香港(1894—1923) 、台湾(1897—1917)的鼠疫发病率与死亡率
附录B香港（1893—1907）、台湾（1897—1906）的人口死因比较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