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性交易：人类学与腐败研究
本书的背景源自数个偶发事件。其中为重要的当属2001年底美国能源公司安然垮台所带出的巨大的欺诈及腐败丑闻。这些丑闻撼动了整个美国企业界。本书的部分作者当时就预言，在未来几年内，安然丑闻将超越9·11恐怖袭击，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更为重大的转折点。这种论断似乎有失公允，但它不由地引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件，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更深层次的教训？安然大厦的倒塌是因为其复杂的财务操作过程被公之于众。而当初设计这种操作过程的目的就是为了隐瞒公司债务，隐藏存在于安然资产负债表外的海外合伙企业。安然这么做既是为了制造公司盈利的假象，又可以帮助公司的高管们摇身变成百万富翁。它成功实现了这两个目的。无人能出其右——至少就目前来看是这样。然而，安然公司却在2001年12月提出了美国历大的破产申请。2002年6月，负责安然审计等业务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也被提起刑事诉讼，罪名是妨碍司法公正，并且“在知晓的情况下，故意使用贿赂的手段”诱导其员工销毁与安然公司相关的文件。这些会计丑闻的严重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以前在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也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安然事件过去仅仅三个月之后，一桩更大的舞弊丑闻就让轰动一时的安然事件黯然失色了——2002年1月全球电信业巨头世界通信公司被发现虚报了38亿美元的利润，后来这一数字被修正到70亿美元，着实令人惊愕。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就在于警醒我们，欧美人对腐败的假设是错误的。上层腐败并不只发生在那些非西方文明的“异类”国家，也不是只有工作在制度存在漏洞的国家官僚机构与国营部门的官员才会腐败。当我们发现腐败（既包括大规模腐败也包括系统性腐败在内）也存在于规章严苛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时并不应该觉得惊讶。2002年8月，参加第7届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会议的各国学者们齐聚哥本哈根就“腐败”问题展开讨论。安然丑闻和世界通信公司舞弊事件也为此次集会提供了极为应景的背景。值得注目的是，根据透明目标公布的清廉指数，丹麦这个单一民族国家高居“世界清廉国家”榜单的第二位。借用莎翁的一句话，在丹麦一切似乎都是好的。不过，像“清廉国家第二名”或是“腐败的国家”这种指数，在这样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阐释这种衡量方式及其所带来的道德要求？腐败是否能够量化，并用如此抽象空洞的方式来评判？腐败的实践或体验过程是复杂的，凭人的“感知”进行的测量够不够准确？又是否能够反映它的“现实性”及复杂性？正如这些问题所指出的，编写本书的目的是质疑那种把腐败当成是一种思想范畴和组织原则的想法，并对其政治和文化影响进行审视。我们进行分析时首要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学在理解当今世界腐败现象的过程中能起到何种作用？正如文集的作者们在各自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腐败，必定会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腐败的意义与表现这些问题，而不是更常见的制度分析与理论建模。后者似乎已经成为腐败研究的陈词滥调。然而，开始着手进行这样的项目之前，必须首先解决如下问题：到底什么才是腐败？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这个术语的用途到底有多大？什么样的条件会促使腐败行径滋生蔓延？在不同环境下，这些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如何对它们做出解释？
之所以要着手研究如此棘手的问题，一部分原因是想抵制一种在致力于反腐运动的政府及决策者间流行的趋势。近来他们打算草草结束如何将“腐败”定义成一种分析性类别这个问题。世界银行宣布，整个讨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它自信地断言，“腐败”是“政府公职人员滥用权力来谋取私利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许多关于透明化、自由化和“善治”的政策。但这个定义把腐败简化成了政府公共部门员工不诚实的个人行为或是“烂苹果”的问题。它也将对腐败的解释简化成了个人的贪欲及唯利是图。因此，如果沿用苹果这一比喻，重点就落在单个苹果，而不是装苹果的篮子身上。但如果腐败是制度性并且系统化的呢？天主教会腐败吗？人们曾向波士顿大主教劳举报过神职人员的娈童癖行径。他自己也承认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算腐败吗？在安然、默克、施乐以及安德鲁森这一系列丑闻事件中，腐败的当事人又是谁？是按照吩咐销毁证据及文件的底层官员？是下达指令的部门经理？抑或是那些玩弄市场于股掌间的公司执行总监们？如何衡量“政府公职人员”是否“滥用了权力”？什么算是“个人私利”？法国的检察官发现，有消息表明自戴高乐将军以来，法国历届总统均动用了国有石油公司埃尔夫-阿奎坦的资金来贿赂外国领导人。密特朗总统利用这些非法资金来资助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竞选活动。他是密特朗所在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盟友。这些活动与世界银行对腐败的定义相符吗？显然“不符”，这又说明了什么？
从社会学角度将腐败理论化
总的来说，社会学从两大角度研究腐败：结构化与交互式。结构化研究带有道德和改良的意味，更常用于发展研究及大众媒体表现。这使“腐败”与发展滞后、贫困落后、愚昧无知、妇女压迫、原教旨主义、狂热盲信以及不合理性一道，登上了通常用来评价“异类”国家负面特征的榜单。这些“异类”国家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文明、现代并且处于西式民主管理下的国家之外。他们在本质上被“他们”自身的文化绑住了手脚。这里，腐败被视为某些社会（即“非西方”或者说欧美以外的，处于“转型期”或“发展中”的社会）的通病。它不会出现在其他社会中（或者出现概率较低）。
这种成见难免让人想起有关“蛮夷社会”“原始性”的殖民话语。但同样地，它也反映了像爱德华·班菲尔德这类学者的看法。他们将落后和发达滞后视作是某些特定社会“道德”基石的产物。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也普遍认为，腐败是因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不稳定并且缺乏“社会纪律”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病理学症状。不过，那一时期的许多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腐败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一种积极作用，因为它“填补了”因部分官僚化与政府不完全渗透而留下的“空隙”。根据这一逻辑，腐败使现代化转型变得更为容易。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它与“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有关。他们还假设，随着政府渗透程度的加深以及更“理性”的正式组织的发展，腐败会逐渐消亡。正如史蒂文·桑普森在批评讽刺贝利、斯科特以及其他此类言论的支持者时说到的：“想必腐败促进了资本形成，鼓励了创业，简化了繁文缛节，缓解了移民间的种族或阶级冲突，使贱民群体融入社会，并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系统中。”
第二种结构化的研究方法则普遍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更常用来分析正式的规则及制度体系。其目的在于确定某些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如何在个人利益驱动下行事，并且为何选择这么做。国际关系学者们研究了各种因素，例如，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是如何构成的，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竞争，各自又承担何种责任。波斯塔洛将结论概括为“某些特定因素与腐败之间的一组相关性。这是治愈腐败的基础”。透明国际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它试图通过“指数”将每年各国的腐败状况量化。测量结果被用来推广有关善政、高效、问责制以及透明化的“现代”观念。这些观念是促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先决条件。尽管该方法的倡导者声称，“善治”的概念是建立在中立、客观、不受文化影响的价值观之上，但批评者们认为，正因为这一概念的定义“超越”了任何单一政治及文化领域，反而把西方的霸权价值观强制变成了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其他学者也注意到，这是一种为人熟识的规范权力的策略，也是现代自由党政府执政艺术的一部分。
与结构化研究相比，“交互性”研究关注的是特定公职领域内行为人的行为。在这里，腐败被定义成获取私利而背离公职人员正常职责的行为。或者说，腐败行为是“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若是一个公务员买卖自己的职权，那就是腐败。要是有人成立“黑市”来为官员牟利或“收取租金”，那也是腐败。例如，有人在收取酬劳后帮人绕过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取得必要的许可证和执照。
虽然这些迥异的研究方法也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见解，但大多立足点都值得推敲，而且它们无一能充分理解牵涉其中的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滥用公职”的提法就回避了如何定义“公共利益”、“私人利益”甚至是“滥用”这些概念的问题。当像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这样的政客们修改法律，以便使原先“不合法”的簿记方式变为合法时，会发生什么状况？此外，众所周知，法律模棱两可，并能公开讨论。正因为如此，律师这个行业才能得以生存。“公共利益”该如何定义？谁才能为公众代言？这些问题同样也是模糊且有争议的。它们恰好也是民主政治为之争论的领域。
结构化与交互式这两种模型的问题就在于，它们都假设这些变量是固定且毫无疑义的，而实际上这些类别根本没有明确的界限。以公/私二元论为例。大多数腐败的定义都将政府或其代理机构与社会其他部分割裂开来。因为人们期望，领着国家俸禄的公务员、政客、官僚以及法官们能够在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所监管的公共资源间划出明确界限。从传统的政治科学角度来说，腐败行为的根基正是由于个人跨越了公/私的分界才得以形成，这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透明国际的方案所指一致。因此，腐败丑闻被视作是衡量一个社会对公共和私有领域区分程度的手段。然而，人类学家早就意识到这种公/私二元论通常是很武断的，它生来就是一个模糊的文化范畴。正如古普塔对印度北部公务员的分析所示，西方国家对官员合理行为的设想不能简单地套用到印度人身上。公务员既是人民公仆，又是城市公民。不论在工作场所，还是从运作方式上，两者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古普塔说，“人们在路边的茶水摊或是他们（公务员）家里找到这些人的可能性比在办公室大得多”。一位印度当代学者解释道，“印度政治的弱点就是我们写进宪法的价值体系从未被印度人内化。它游离于印度民族精神之外”。
这一论述也适用于其他许多国家。例如，被韦德尔称为“灵活组织”（这种模棱两可的组织可以在公共机构与私立非政府组织间转换）的机构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大量发展，挑战了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间泾渭分明的传统分界。但同样，对安然事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后会发现，这种官官相护、强取豪夺、看轻普通社会的文化及其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刻画了安然之流的企业行为。安然的高级执行官们与华尔街及华盛顿的官员们互施恩惠、串通共谋的行径比比皆是。施耐恩夫妇在比较了企业丑闻与有组织犯罪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这一点来说，有组织犯罪、敲诈勒索与毒品交易是否并不能算作是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中的成熟因素”。
尽管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通过立法将公共和私有领域写入了法典，这两者间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灰色区域”。官员们总有自由裁量权以及自由操控的空间，否则就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自由裁量权就使得他们能够灵活对待当事人，特事特办，从而为徇私偏袒提供了可能，并模糊了公与私之间的界限。例如，2001年德国财长汉斯·艾歇尔被指控动用财政部的飞机参加其选区内政党的一个“私人”政治集会。他为自己辩护时声称，身为24小时待命的部长，不可能完全把公职与私人生活割裂开的。同样，2000年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披露，他挪用了秘密基金，以支持处于原民主德国地区的基督教民主党，并坚称这不是“腐败”（利用了国际货币组织给出的腐败定义，因为它对科尔的策略极为有益），因为他个人并没有从中获利。这是否意味着只能从金钱上来定义“个人获利”？像权力、威望、权威以及象征资本这些因素都可以排除在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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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推荐理由1
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惩腐，包括*主席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反腐倡廉并且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向中外展示了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和严惩腐败的决心，得到了国内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推荐理由2
全球13位人类学家历时数年、实地考察、披阅资料，深度剖析全球腐败现象。从巴勒莫黑手党到俄罗斯医保体系中的腐败现象；从欧委会的裙带关系到美国企业界的贪腐闹剧；从葡萄牙阿连特茹的议会“一窝黑”到玻利维亚的政府丑闻。腐败遍布全球各地！渗入每个人的生活！没有哪个国家哪个人可以完全置身事外。
推荐理由3
腐败起源于人性，是人类社会的通病，是一场人性、权力与道德的无硝烟的战争！贪腐从来就没有什么借口！《腐败：人性与文化》的13位学者首次从人类学角度解读腐败的人性与文化基因，同时指出：文化和制度可以控制腐败！
【内容简介】
《腐败：人性与文化》是全球13位人类学家历时几年，对全球6大国家包括美国、葡萄牙、俄罗斯、意大利、欧盟、玻利维亚进行实地考察、披阅资料，从人类学角度做出的对全球腐败现象的深刻解读。作者们指出，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免于腐败困扰，腐败是人类社会的全球通病，是一场人性、权力和道德的无硝烟战争。当前，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到各个国家各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作者从人类学角度而非政治角度解读腐败，是想指出：虽然腐败来自于人性，但文化与制度却可以控制腐败的程度及其危害性。总之，反腐已经是全球范围的大事，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
主编：
（新西兰）克里斯·肖尔（Cris Shore）：新西兰综合排名的大学——奥克兰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人类学、国家政策及政府治理方式。
（美）迪特尔·哈勒（Dieter Haller）：美国*的公立大学之一——德克萨斯州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人类学、边疆问题、性别研究以及地中海问题。
【目录】
引言 欺诈性交易：人类学与腐败研究
部分 社会“转型期”的腐败？
1. 双城毁灭记：杨斯顿与巴勒莫的有组织犯罪与政治腐败
（美）简·施耐德，（美）彼得·施奈德
2. 贿赂、礼品及红包：反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医疗保健体系中的腐败现象
（美）米歇尔·瑞弗金-菲施
3. 腐败是一个过渡现象：公民社会的呼唤
（澳）大卫·W.洛弗尔
4. 腐败，财产返还与罗马尼亚
（意）菲利波·M.泽赖里
第二部分 制度化腐败与反腐机构
5. 廉政先锋：美德运动与全球反腐浪潮
（瑞典）史蒂文·桑普森
6. 欧盟的文化与腐败：反思欧委会中的欺诈、裙带关系以及任人唯亲现象
（新西兰）克里斯·肖尔
7. 美国企业界的腐败：安然丑闻与白领犯罪
（美）卡罗尔·麦乐伦
第三部分 全球腐败故事
8. “扎在肉里的一根刺”：印度农村的腐败
（美）阿克希尔·古普塔
9. “这儿的人全都是腐败的”：葡萄牙南部阿连特茹的故事
（德）多尔勒·德拉克
10. 公民藐视国家：玻利维亚埃尔阿尔托的日常腐败及地方政策
（美）西恩·拉扎尔
后记 “紧要关头”：人类学与腐败研究现状
（美）多萝西·路易丝·津恩
参考文献
【免费在线读】
犯罪与腐败：两个模糊的概念
“犯罪”是一个本质上模棱两可的术语。一方面，它指做了法律禁止的事或未完成法律规定必须完成的行为——一旦定罪，罪犯会因这类行为而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它也指那些违反道德准则的不公正、无意识或是有害的行为。法律并不能完全禁止这类败坏道德的犯罪行为。众所周知，有很多“犯罪行为”逃脱了法律制裁。同样，站在某些社会阶层的立场来看，有些人的违法行为是完全合乎道德准则的，但他们仍然遭到起诉并被因此定罪。
“腐败”的概念也很尴尬地介于规定和道德之间。字典对这个词的解释强调的是它道德败坏、心术不正和歪曲事实的性质，让人想起见到一个完整美好的东西变质腐烂时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完整美好的东西往往是根据既定法律法规来管理公共资源的政府公共部门。对很多人而言，出于个人私利侵占公共资源或是背弃公信力是腐败的关键。约翰森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构想，即腐败与价值规范子系统间的相互渗透有关。例如，当亲友关系渗透到公用事业或企业管理中时就容易产生腐败。
人类学家通常对不平等条件和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十分敏感。他们早就意识到，不论在哪个社会，集财富与权力于一身的人因犯罪而受到惩罚或是其腐败行为被揭发的几率要小于其他弱势群体成员。这些人不仅可以在触犯法律后支配大量资源来为自己辩护（而且由于他们头顶受人尊敬的光环，在一开始便更有机会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此相反，社会底层人民则更有可能首当其冲被贴上有色标签。在道德和法律运动中，连他们的日常活动都被重新界定为腐败或是有罪的，就更别提是反抗了。然而，即便对边缘群体或烙印群体来说，犯罪与腐败的现实也超越了他们的社会建构（这关乎社会行为与社会知觉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指控都可能存在偏见（有关罪责的话题总会遭到质疑)。但是，赦免那些弱小、被污名化或令人同情的群体成员的罪行和腐败行为，也是低估了给他们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
黑手党的形成与政治腐败
黑手党的前身形成于1815年至1860年间。当时，西西里岛的统治者那不勒斯波旁家族正试图废除封建制度，兴建土地市场，并圈起公用地，把集体牧场改成私人耕地。但由于政府经验不足，地主的贪欲和乡间暴徒的恶行无法得到遏制，起义农民提出的要求也未得到有效回应。镇压没能阻止土匪们继续在乡间游荡。土地所有者要么仍旧遭受窃贼和绑匪的侵扰，要么雇用他们来保证自身安全。
在这种裂隙间，黑手党逐渐从由货运马车夫、骡夫、流动商贩、土匪和牧民构成的初的企业家阶层中发展起来。士绅和贵族地主招募这些人来守护和管理自己的庄园，并为其收租。这些走狗们替主子报私仇，却反过来号称是在重建社会秩序——包括惩戒桀骜不驯的农民。尽管他们摈弃了绑架——这种上流社会惧怕的暴徒行径，却因为敲诈又开启了另一种混乱。
黑手党“家族”的数量开始激增，尤其是在穿过西西里西部山区的“暴徒走廊”沿途以及巴勒莫周边富裕的经济果林区。对此，连着几届意大利政权都装作视而不见。墨索里尼曾一度扭转了这种宽容的态度。他特别指定的“完美巴勒莫运动”几乎剿灭了黑手党。然而，在盟军攻入西西里岛后，占据岛屿的军事政府向有影响力的地主寻求建议，与这些精英有联络的黑手党随之被招入了当地政府。在随后建立起的意大利共和国里，黑手党重振旗鼓，保护了拥有土地的精英们免受卷土重来的暴徒行径和农民起义的困扰。他们胁迫甚至谋杀了左翼农民领袖，却几乎很少有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1950年意大利实行土地改革。但此时黑手党已经有了新业务：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基督教民主党参选。这项安排被称作是“那项邪恶的交易”，它意味着农民斗争的主要支持者意大利共产党，不论在地方层面或是国家层面都将继续被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据估计，每个黑手党成员可以依靠朋友和亲戚拉到至少40至50张选票。仅在巴勒莫省就能收获75万至10万张“友情”选票。作为回报，黑手党成员相对来说可以免予起诉或是被判长期监禁。这种心照不宣的许诺也渗透到了一些新领域：对土地改革、城市农产品市场、新房建设，尤其是市政工程的管理领域等。70年代，意大利政府没能阻止西西里黑手党接管全球海洛因的运输，可能是这项“邪恶交易”严重的后果了。
美国黑手党的前身当然和他们截然不同，但两者间的相似之处也值得我们注意。南北战争后，来自东南欧的移民涌入了美国东北部及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为新兴产业及国家扩张带来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这些新社区内不可避免地形成“硬汉”集团，在各自区域内插手解决纷争，掌控工作及其他经济机会，控制住房分配。到了90年代，一些移民组织，尤以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移民为著名，将在旧世界已经形成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成员招入麾下。这些自发形成的犯罪团伙与更具组织化的犯罪集团之间形成了既互补又竞争的关系。
所有这些都是在一战期间及战后出现劳资冲突的背景下自然形成的。抑制这种冲突的一个核心就是立法禁止所谓的恶习——酗酒、赌博和嫖娼。据说这些做法使劳动阶层陷入危险的境地。在这些措施中，1919年国家禁止酒精法案引人瞩目。这项法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的戒酒运动。当时大约有150万人改变了对饮酒的态度，开始推崇禁酒运动。随后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后在20世纪初演变成一场对酒精的道德讨伐。禁酒运动依赖于广大的福音教会与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1903年运动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利益协会，即反聚会联盟组织，把大规模生产、运输、销售和饮用烈酒定义为可怕的犯罪行为。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与反聚会联盟的成员都在各州以及国家的立法竞争中支持那些赞成禁酒令的候选人。他们精力充沛地四处游说、请愿，求助于教堂、企业与工会，并在1909年印制出1亿份宣传手册。这些手册显然直接推动了禁酒法案获得通过。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禁酒法案凸显出美国各社会阶层间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这种局势历来受到种族和民族的影响。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瑞奇蒙·皮尔逊·霍布森曾怒喝，“事实上，烈酒会把黑人变成一头畜牲，使他犯下残忍的罪行”。1900年以前，禁酒运动遵循人道主义，旨在帮助穷人，治愈酗酒者。但1900年以后，人们不再怜悯这些人，反而表现出自以为是的愤怒与道德愤慨，要求政府进行强制性改革。酗酒者再也无法得到救赎，反而被加以惩罚。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宣布，禁酒是一项“爱国义务”。禁酒运动变得越来越激烈。道德讨伐是禁酒令的基础，它将城市中信仰天主教的工薪移民阶层的生活方式与小城镇里信奉新教的本土美国人对立起来。后者多为白领阶层与农民，饮酒节制。杨斯顿是美国钢铁业的中心城市，它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1900年至一战期间，杨斯顿的人口从4.5万发展到13.2万，其中四分之一是移民。市内超过半数的钢铁工人都在此列，早的一批来自德国、威尔士和爱尔兰，随后一波来自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他们大多是未婚男性，居住在工厂附近拥挤的“豆腐渣工程”里，离他们漫长艰苦的轮班厂区很近。开在工厂马路两旁的一溜小酒馆召唤着下班回家的疲惫工人们，在这里他们可以社交、喝酒，小赌一把一种叫“百搭”的游戏中的数字大小，或是在著名的希腊-土耳其游戏“酒吧百搭”中就快速转动的骰子下更大的赌注。1916年，工人们获悉工厂得到源源不断的战时订单，于是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工厂主请来工贼帮忙，他们中有很多是来自南部地区的黑人。这种挑衅引发了一些暴力事件，但当地的历史也强调，这种紧张局势还有另一个来源：罢工者们“有时是喝醉的”。工厂主们极为害怕，于是关闭了酒吧，以免这种情绪变得“更为糟糕”。有份文件记录，工人们占领了位于杨斯顿坎布尔钢板钢管工厂的矿场办公室，放火烧毁了那里的文件。这份文件显示，他们“闯入附近的酒吧，喝光了能找到的所有东西。而一旦被酒精灌饱，他们就试图烧掉眼前的一切”。三年后颁布的禁酒令，显然是一项劳动纪律（同时也是鼓励资本消费的手段，女人会把男人从酒瓶里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家庭和住宅中需要的东西）。
禁酒令与反赌博法一道，为杨斯顿有组织犯罪的爆发提供了机会。只要对当地政客有利，政府就允许他们管制这些被禁止的行为。尤其是来自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犯罪家族不断繁荣壮大。毫无疑问，这有赖于他们掌握的科技以及组织方面的诀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美国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调停者——与西西里黑手党通过斡旋实现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无不同。在美国，因为市政府变得更为“民主”，所以这种调解也发展成一种政治角色。
杨斯顿的民主化进程始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执政时期。在此期间，工会日益合法并逐渐具备法律地位，而企业也更致力于改善员工的生活。与当时许多其他公司一样，钢铁业大亨沉浸在“福利资本主义”当中，试图削弱日益增长的工会的力量。因此，坎贝尔和其他矿场主都为员工建造了（按种族隔开的小型）连排住宅（在为小康家庭建造住宅的土地开发公司中注资)并通过资助游乐园、运动队和职工小卖部建立起一种新的家长制统治。他们构成了该市共和党体制的核心，也冷眼旁观了共和党借助逐渐拥有选举权的移民工薪阶层入驻市政厅的过程。
美国黑手党的发展史使它处于调停阶级关系的位置。与西西里黑手党一样，美国黑手党不仅能为民主党拉到工薪阶层的选票，而且能将选票集中到某些特定候选人身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工业城市中确实出现了腐败的政治“机器”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前者有赖于有组织犯罪集团为其助力，替他们收集移民工人的选票，而后者通常要求进行改革，开展反移民运动。重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在1916年杨斯顿钢铁工人大罢工中展现出了令人害怕的战斗性，为了寻找能制约他们的力量，产业所有者与管理阶层对政治机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我们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和西西里黑手党一样，美国的有组织犯罪在80年代之前一直在享受令人惊愕的免于起诉的特权。
双城毁灭记：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
二战后，巴勒莫急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城市反而因此被毁。因为黑手党强行参与到房地产炒作与建设中，造成城市发展无人监管，投资不足并进一步脱离正轨，终令人痛心地扭曲了巴勒莫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叶的现代化转型因此被称之为城市的“浩劫（scempio）”或是 “毁灭”。1957年到1963年是私人建设的鼎盛时期，而之后的70年代与80年代，重心逐渐转向市政工程。总的来说，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反映了二战后西西里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因为一方面，土地革命及由此带来的农业机械化导致农民大规模外流；另一方面，农村地主——大庄园的所有者——把投资转移到了城市的房地产中。与此同时，国家福利的扩大使得城市更具吸引力，因为在那里能找到政府公职。巴勒莫在1946年成为新设立的西西里岛自治区首府，人口从1951年的50.3万增长到1981年的70.9万，增加了41%。尽管1962年地方政府授权开展一项城市开发计划，但这并没能阻止大大小小的投资者开始各种不受监管的建筑项目。他们都希望能从随之而来的房地产需求中获益。
一些极度令人不快的事情进一步扭曲了战后的建筑热潮。1943年遭盟军轰炸后，巴勒莫的旧市中心就被当时的政府所遗弃。巴勒莫是意大利南部损毁为严重的城市，市内7万多间房屋被炸毁，近15万人流离失所，栖身拥挤的贫民窟、棚户区，甚至是洞穴中。市内的豪华宫殿受损极为严重。高贵的所有者们在等待土地革命的惶恐不安中也遗弃了它们，任由其屋顶漏水，水管破裂。破坏者从空荡荡的房子中搬走了所有的建筑装饰——雕像、立柱、喷泉，甚至连管道系统都没放过。空袭也影响到了旧市中心周边颇具人气的地方。那里的危险建筑随时有倒塌的风险。它们要么被拆除，要么用密集的长木条十字交叉加固。与此同时，人们不断开发出这些地方的其他用途。非洲和亚洲移民搬进了这些危楼（回廊与院子被改造成了停车场、堆放建筑材料和赃物的仓库，或是工匠们闹哄哄的工作室；各种空旷的地区沦为卖淫与毒品零售交易的场所)。
政府决定放弃对该区域的重建，转而兴建“新巴勒莫”，这简直是雪上加霜。“新巴勒莫”起初集中于老城北面，即19世纪扩张后的新艺术区以北，然后扩展到西面和南面的地区。建筑热潮延伸至此，目光转向不规则的小块农田、荒废的果园、别墅以及小村落。贵族地主显然急切地希望能够将果园和大庄园出手。这加速了这一带由绿地变为钢筋水泥的丛林的进程。与此同时，汽车的数量与郊区人口一同成倍增长，将曾经沉睡的乡村街道变成了拥堵的泥潭。
这还不是“毁灭”或浩劫糟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如果历史中心的建筑继续遭受灾祸，被人无视的话，那就顺其自然吧：终它们可能会被夷为平地，为兴建一个向纽约看齐的现代化闹市区腾出地方。政府出资在偏远地区建设公屋与包括多车道环城公路在内的基础设施。这诱使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在政府允诺的燃气和供水管道铺设之前，在供电、交通设施与学校等其他配套服务建立之前就来到市郊进行投资。1968年发生在巴勒莫南部的一场地震又一次袭击了这个老市区中心。政府随后出台的决定沿袭了之前的发展模式：更多果园被建成城区，在此基础上兴建大片公共住房，将市中心的居民迁出原住址，而不是修复他们权宜的居所。1951年这片区域有12.5万居民，而在30年的时间里，人口减少到了4万以下。因此，在巴勒莫外围广袤的土地上，一座座多层独立产权公寓和出租房拔地而起，形成一个连一个的单调街区。与东欧同等规模城市那些在阳台上种满仙人掌和天竺葵的居住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出租房在今天看来破旧不堪，表面的水泥层剥落开裂，承重的铁条、护栏与金属装饰经历多年的侵蚀后锈迹斑斑。
回忆起自己经历中那种极具吸引力的现代化场景，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将这场浩劫怪罪到了“时代”身上。鉴于战后巴勒莫的发展模式，购买新房的人大都是之前的农民。他们或是受到土地改革的鼓励，或靠在北欧的辛勤工作来此购房，梦想着能逃离“落后的生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想象着能得到进化（evoluto）或变得现代。宽松的信贷加上移居国外者的汇款也使他们能承担得起购房款。对当地政府的雇员来说，低成本的贷款是一项标准福利。在这种氛围下，甚至连巴勒莫本地居民都觉得，老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当然，那些泛着铜锈的古董除外。当1960年巴勒莫建成了一座“摩天大楼”时，这些现代主义者都激动地跑去看它次点亮的红灯。他们承认，现在回想起来布拉格式的风格也许会比纽约更适合巴勒莫。
但是指责风尚的力量——想要变得现代——也只能做到这些。建筑热潮的叙事更有可能指向腐败情节（intreccio）或是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