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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之死》全景呈现美国当代新闻史上的黑暗一幕，中央情报局“”丑闻与一位“普利策奖”得主的人生悲歌。
【内容简介】
《记者之死：中央情报局“”丑闻与一位“普利策奖”得主的人生悲歌》记叙了美国新闻界一桩反响强烈的公案：加里韦伯之死。
加里·韦布这位曾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或许是美国当代新闻*有争议、被误解深的人物。1996年8月，韦布写出了职业生涯中重大的新闻故事——“黑暗联盟”。这是他发表在《圣荷塞信使报》上由三部分组成的系列报道，内容直指中情局与席卷全美的快克可卡因大爆炸之间的联系。该报道堪称一条爆炸性的指控。就在韦布的文章发出两个月后，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主流媒体不断刊文，猛烈反驳“黑暗联盟”系列报道。此后不到一年，《圣荷塞信使报》对该系列报道进行了冷处理，并强行将韦布外调到一个地位无足轻重的记者站。韦布辞职了，而且此后再也没有供职于任何大报。2004年12月，消沉度日的韦布自杀身亡。
加里·韦布的悲剧性命运，以及美国*影响力的几家纸媒在终结其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这个时代的美国新闻业提出了警示。
【目录】
序 言
章 搬家的日子
第二章 枪支和女孩
第三章 罪恶之城
第四章 重大新闻
第五章 毒品报道
第六章 尝试错误
第七章 “快克”在美国
第八章 疯狂围堵
第九章 认错
第十章 流放
第十一章 谢幕
【作者简介】
尼克·休乌 | Nick Schou，资深调查记者，供职于《奥兰治县周刊》，亦为《洛杉矶时报》、《洛杉矶周刊》、《旧金山湾区卫报》、《华盛顿城市速递》、《村之声》等多家媒体撰稿。2010年出版的《橙色阳光》（Orange Sunshine）一书备受评论界赞誉。现居加州长滩。
【媒体评论】
“我知道韦布触到了真相，而那是他能做的糟的事情。”
—— 查尔斯·鲍登（著名记者、作家）
【免费在线读】
章 搬家的日子
太平洋强劲风暴带来的一阵冬雨不停歇地下了好几天，乌云飘向东去后，萨克拉门托河谷的上空终于放晴了。明亮的晨光之下，内华达山脉西部冰雪覆盖的山峰轻透粉红。往常像这样的日子，加里·韦布都会花上一天，骑着摩托车去山里转一转。
尽管那还是周五早上，但韦布并不需要请病假。实际上，他已经连续几周没有去工作了。前妻扣下他的工资，以支付三个孩子的抚养费，于是他便向过去四个月一直供职的那家媒体（萨克拉门托市一份面向小众的周报）请了长假，归期待定。他告诉上司，他在州府以东20英里的郊区卡米高有一处房产，不过他已无力偿还2 000美元的按揭贷款。
再也没有骑车出游的时间了。今天，也就是2004年12月10日，韦布打算搬到他母亲那边住。这并不是他的。起初，他问前女友，自己是否可以搬去跟她同住。他们俩曾处过几个月，一年前房子租约到期的时候，还一直住在一起，正是租期届满之后韦布买了新房子。两人一直还是朋友，所以他这位前女友一开始表示同意，但后一刻却又变卦了，说是不想给他留下两人依然会旧情复燃的错觉。
绝望无奈中，韦布向前妻苏求助，问她是否允许他在经济状况好转以前在她那儿借住一段时间。苏直言相拒：“我感觉那样会不舒服。”
“真的会？”
据苏回忆，前夫当时满是悲伤地拖长了语调。她随后还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接受，不过，你母亲会让你过去住的。再说你也别无选择了。”
不仅丢了房子，韦布还弄丢了自己的摩托车。在搬家的前一天，他骑着摩托车去母亲家。母亲就住在附近的一个退休社区。路上，摩托车出了故障。一个蓄着山羊胡，胳膊肘上纹着蜘蛛网的年轻人开车经过，看到了在路上推摩托车的韦布，便貌似好心地搭载了他一程。韦布找好小货车，打算回去取车，但当他回到那个地方，却失望地发现车不见了。
那天晚上，韦布在母亲家待了好几个小时。在母亲的催促下，他才打出了一份偷车嫌犯的描述。不过，韦布认为向警察报案没什么意义。他觉得他可能再也见不到他的摩托车了。他情绪低落了几个月，但丢车这件事却把他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告诉母亲，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来赚钱，好去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付房租或是买新房。
尽管他有一份能领到薪水的记者工作，但他知道，只有在大型主流报纸供职，他才能走出债务危机。在向全国五十多份日报发去简历之后，他没有收到任何面试通知。他目前的工资不够花销，人都49岁了还和母亲一起住，这种窘境让他觉得颜面扫地。“我这辈子还会做什么？”他问，“我想做的就是写写东西”。
晚上八点，韦布离开了母亲家。母亲在家给他做了培根鸡蛋当晚餐，他没吃，说是必须赶回家，还有些要紧事。母亲吻别时告诉他，第二天再过来时脸上要带着笑容。“情况会好起来的”，她说，“你在我这里不需要花什么钱。你会重整旗鼓的”。
第二天早上，安妮塔·韦布打电话给儿子，提醒他为丢车一事报案。韦布的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想到搬家工人应该早到了，所以她并没有留言。他们确实早就到了。他们可能也听到了房间里的电话铃声。他们到达韦布的房子时，看到一张夹在门缝里的纸条，上面写着：“请勿入内。打911叫救护车来，谢谢。”
过了一个多小时都没见儿子接电话，安妮塔坐不住了。终，她在答录机里留言：“加里， 别忘了向警察报案。”没等她说完，答录机便发出哗的一声，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您是要找住在这里的人吗？”
萨克拉门托县验尸所一贯的规定是不允许在命案现场接电话，不过，显然是听到电话中有人说“报案”，验尸官也破例拿起了电话听筒。就在那天早晨某个时刻，加 里·韦布自杀了。
验尸官来到现场时，发现韦布躺在床上的血泊中，手里仍然握着他父亲那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床头柜上放着他的社保卡，显然是为了让他的身份更好识别，还有一张火化证和一封自杀遗书（关于遗书的内容，他的家人从未吐露过）。房间里满是打好包的箱子，只有他的唱盘、DVD播放器和电视还没打包。
在向自己头部开枪之前的几个小时里，韦布听了他喜欢的专辑——《伊恩·亨特现场集》（Ian Hunter Live）；还看了他喜欢的电影——塞尔吉奥·莱昂内执导的意大利风格经典西部片《黄金三镖客》。垃圾桶里还发现了一张剪报，是韦布在《肯塔基邮报》开始自己记者生涯的份工作时留下的。剪报的内容是他遇到的个编辑万斯·特林布写给读者的一封公开信。数十年前，韦布把它从那期报纸上剪了下来。尽管他一直欣赏这段文字的教诲，但在生命的后时刻读到这段文字，却令他难以承受。剪报上，特林布直言，与其他报纸不同的是，《肯塔基邮报》将永远不会因为强势利益集团的压力，而毙掉一个新闻故事。 “我们的记者不会受到束缚，也不必掩盖事实，他们要为读者指引道路，让人们形成自己的见解。”公开信如是宣称。
那天早晨，苏·韦布手机响的时候，她还在福尔松街的家里，离卡米高几分钟的路程，正准备出门送14岁的女儿克莉丝汀去学校。因为她在斯托克顿市的一个商务会议快要迟到了，所以她没接电话。但是，当她发现电话是前夫的弟弟库尔特打来的，她开始担心起来。“当时我站在浴室，看到那个号码时，我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她事后回忆，“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不，这不会发生的，这不会发生的。’我不敢去接那个电话”。
那一刻，她思绪万千。两天前，韦布带着女儿去看预约的医生，在医生那里有一册“苏斯博士系列”中的《绿鸡蛋和火腿》，早些年韦布特别喜欢读这套故事给女儿听。他开玩笑地问女儿是否还想让他大声读给她听。那天晚些时候韦布把女儿送回家，克莉丝汀说爸爸很意外地送她到门口，告别时吻了吻她。“他告诉女儿要好好对妈妈”，苏说，“他还给女儿几小瓶香水，对她说‘我爱你’。女儿问他想不想进屋，他拒绝了”。
苏载着女儿过了几个路口，到了她家所在的这片中产居民小区的入口，小区位于城郊郁郁葱葱的山坡上。她回忆当时的情景：“电话一直在响，我再也受不了了。是安妮塔打来的，电话那头她一直在哭。我问，‘是不是他走了？’，她说是。之后，我把车停在路边，失声痛哭。我告诉女儿，‘克莉丝汀，你爸爸死了’。我们从车里出来，坐到草地上，泪流不止。我甚至都不知道那天我们在那里坐了多久。”
一位开车路过的女士停下车子，问苏遇到了什么事。苏是一家医疗公司的销售代理，她把公司电话给了那位女士，请那位女士帮忙打电话给公司，说她那天不能去上班了。然后，她打电话给两个儿子，20岁的伊恩和16岁的埃里克，两人那天都已经去学校了。她告诉他们到安妮塔家去找她和克莉丝汀。苏说：“我在电话里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不说他们就不会挂电话。”
苏赶到安妮塔家的时候，伊恩就坐在屋前的草坪上，脸上挂满了泪水。“警察早就走了”，苏说，“我告诉伊恩，别到那个房间里去”。房子外面隔着一个路口，有一条长凳，在那里能看到一片鸭群游弋的池子。那幕场景宁静得似乎超脱了现实，有如梦境，仿佛时间被定格了。“我依然能记住那种迷失的感觉。这像是世界上诡异的事情。多年前我搬到加州，跟加里在一起，那时远离父母我都没觉得孤单，但此刻我忽然却感到一阵孤独。我几乎是立刻猜到他是自杀的。”
那天下午，苏在验尸官处见到库尔特。“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房间，然后验尸官进来告诉我们，加里是开枪自杀的，还说他当时用的是什么枪”，她回忆，“那是他父亲的枪。他父亲在辛辛那提的一家医院当保安的时候，某位病人把枪遗落在了那里，再也没回来取走，他父亲就收了起来。加里总爱把枪放在床下面，而考虑到家里还有孩子（不安全），我为此很生气，后来他就把枪塞进橱柜里了”。
库尔特问验尸官本人是否确定这是一场自杀。“我确信无疑。”验尸官答道。他还说，某些场合，开枪自杀的人在手指扣动扳机时会出现挤压的瘀伤。显然，那一刻求生的意志如此强大，自杀者往往长时间地紧握住枪支，以至于他们手部的血液循环都不通畅了。“当时加里的手指处就有瘀伤。”苏回忆。
几天后，苏收到了四封信，是韦布在死前寄的，收件人分别是她和三个孩子。他给母亲安妮塔单独寄了一封信，给弟弟库尔特寄了他的临终遗嘱。他告诉孩子们，他爱他们；他告诉伊恩将来某一天会找到一位幸运的女士，并带给她幸福；他还告诉埃里克不要因为他的死而对新闻工作望而却步。他在遗嘱中对他的资产，包括他那套刚脱手的房子，在妻子和孩子间做了分配。他的额外要求，就是希望将他的骨灰撒到大海中，以此能让自己“永远在大海中冲浪”。
尽管的确是加里·韦布自己扣动了扳机，但在心情沉重地了解了这位美国当代新闻有争议、被误解深的记者的故事之后，不难发现，那颗结束他生命的子弹，不过是心灰意懒的选择而已。尽管大学辍学，他履历上却有二十多年的新闻报道经验，还获得过普利策奖。1996年8月，他写出了职业生涯中重大的新闻故事——“黑暗联盟”。这是他发表在《圣何塞信使报》上由三部分组成的系列报道，内容直指中情局与席卷全美的快克可卡因大爆炸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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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