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米克洛斯·尼斯利和特遣队员关押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事实上是有关“特遣队员”存在与劳动内容的**记录。
推荐二：《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凝视了人类历***黑暗的时刻。自1946年首次出版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评论家和学者对本书进行了观点各异的阐释，而其中部分争议甚至引发了人们对普遍生存困境的再思考。这部纪述由此成为同类题材中**争议性的作品。
推荐三：二战之后，尼斯利曾前往纽伦堡法院出庭作证。尼斯利的证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这些证据涉及用毒气屠杀囚犯，虐待体弱多病的囚犯，以及门格勒的人体实验等。《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正是脱胎于这些证词。奥斯维辛的惨痛教训不仅是欧洲犹太人应铭记的历史遗产，也是全人类应共同守护的价值底线。
【内容简介】
1944年，纳粹帝国占领匈牙利。米克洛斯·尼斯利一家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尼斯利曾在德国学习医学，后来成为一名法医。在集中营的“筛选”中，尼斯利被迫担任“死亡天使”门格勒的医学助手，参与了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像尼斯利这一被迫与纳粹合作的人被称为“特遣队员”。虽然他们暂时逃脱死神之手，但也只能苟活三四个月的时间。在“纳粹地狱中”，尼斯利见证了犹太人和其他无辜民众遭受迫害的过程，也纪述了受害者群体难以为外人道的心路历程。
作者米克洛斯·尼斯利既曾协助过杀人如麻的狂徒，又是那个悲剧时代的忠实记录者。透过他的眼睛，我们仿佛亲眼目睹那些特殊时刻；通过他的记录，我们得以重温一个帝国的缓慢瓦解。
【作者简介】
米克洛斯·尼斯利,匈牙利犹太人，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囚犯编号A8450。1944年5月，尼斯利和妻女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关押期间，尼斯利被迫担任集中营的医生和验尸官，参与了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直到1945年盟军解放德国后才侥幸生还。1946年，尼斯利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述首次在匈牙利的《世界报》连载，引起世人瞩目。1956年，尼斯利在罗马尼亚去世。
【目录】
序一
序二
序三
声 明
01 抵达奥斯维辛
02 编号A8450
03 死人也要站着点名
04 吉卜赛实验营
05 一场解剖测试
06 接管解剖室
07 浴场和消毒室
08 心内氯仿注射
09 从颈部射入子弹
10 又一批特遣队员“到来”了
11 “拜访”焚尸场
12 成为法医
13 火葬柴堆
14 清算捷克营
15 “错误”的诊断
16 重回下营
17 新来三名助手
18 别救了，让上尉去吧
19 这个孩子必须得死
20 小队长的“私人定制”
21 杀人根本影响不了我
22 游击队送来武器
23 档案上的油污
24 解剖报告
25 寻找我的家人
26 逃离C营
27 C营的女囚犯
28 特遣队的暴动
29 暴动平息之后
30 “有趣的工作”
31 遗忘是好的结果
32 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区
33 特遣队又被清算了
34 再一次死里逃生
35 奥斯维辛被毁掉
36 新来的囚犯
37 奥斯维辛的末日审判
38 逃离奥斯维辛
39 我们自由了！
后记
出版后记
【前言】
这本优秀回忆录的作者是米克洛斯·尼斯利，他于1901 年6 月17 日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一个名叫萨姆列欧的小镇。当时，特兰西瓦尼亚还属于哈布斯堡帝国治下的匈牙利。在一战即将结束的那段和平时期，萨姆列欧划归罗马尼亚，改名为西姆洛·西尔瓦尼埃。1940 年，它又重归匈牙利——当时纳粹德国的盟国。但在二战末期，这座小镇再次回到罗马尼亚。小镇上大部分居民都是罗马尼亚人或匈牙利人，但还有一小群犹太人在此定居，尼斯利一家就属于这个群体。1920 年，米克洛斯高中毕业后，就到科洛日瓦（今日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的匈牙利大学城学习医学，随后在德国北部的基尔继续求学。他曾一度因为经济原因放弃学业，但1927 年又进入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大学，并于1930 年毕业。他长时间在德国学习，所以能够熟练运用德语，后来他也从中受益。
1930 年，尼斯利回到家乡瑙吉沃劳德镇（现名奥拉迪亚），开始全科医师的职业生涯。在这之前，他的博士论文就一直专攻法医病理学，主要是从自杀死者的身上寻找死因的相关证据。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运用这项技能为警方和法院做了大量尸检，成为远近闻名的法医病理学家。他经常受邀前往罗马尼亚的很多地方进行尸检，识别那些不同寻常或颇有争议的死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37 年尼斯利结婚生下一个女儿后，举家搬到罗马尼亚北部的上维谢乌镇（匈牙利语：费尔索维索）。1939 年，他曾去美国访问。当时，卡罗尔国王独裁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排犹氛围日盛一日，他剥夺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并使他们丧失了养家糊口的职业。1 尼斯利曾慎重考虑过是否移民他国以躲避灾难，但终他抱着乐观的态度回到国内，继续从事他的职业。从长远来看，这个决定不明智。1940 年9 月，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签署协议，决定将北特兰西瓦尼亚从罗马尼亚划给匈牙利（这两个国家都属于轴心国集团）。迫于德国的压力，匈牙利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排犹法律。尼斯利先是搬到都拉，后又来到塞宾塔（匈牙利语：扎普隆卡），他再次回到北特兰西瓦尼亚。在做全科医师的同时，他继续以法医病理学家的身份为法院和警察提供帮助。那时，匈牙利半数以上的医生都是犹太人，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犹太人的服务不可或缺。2
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就像欧洲大陆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中东欧所有犹太人的境遇日渐危急。1933 年，希特勒的纳粹党掌握了德国政权，随即采取各种措施强迫德国犹太人移居国外。纳粹政权将德国一战战败的责任推给犹太人，把他们视为重建帝国之路上的严重威胁。当时，德国人正在缔造强大的国家，想要再次发动征服欧洲的战争。1939 年9 月，战争终爆发。德国先是快速攻占了波兰的大部分地区， 1940 年又侵入法国和西欧的其它地区。1941年6 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占领了波兰的剩余地区、波罗的海诸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很大一片领土。这些地区犹太人人口众多。当时，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开始倾全国之力援助英国和苏联对抗纳粹德国。因此，希特勒愈加深信自己那偏执的幻想：世界犹太人正在敌人背后操纵各种阴谋诡计。纳粹德国针对虚构的阴谋论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同时，下令入侵苏联，屠杀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这项命令是由海因里希·希姆莱提议的，他时任警察部门和纳粹党卫军的首脑。希姆莱煽动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犹太人，无论在哪里发现都格杀勿论。从1941 年秋天开始，为加快屠杀进程，他们开始使用毒气车大肆杀戮。在1941 年至1942 年的冬季，纳粹建造了固定的毒气设施。很快，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聚集起来，送往集中营。其中，只有极少数身强力壮或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犹太人才被当作奴隶劳工，得以苟活一时。3
这些设施中的一处是位于奥斯维辛（或称作奥许维茨）的综合集中营。当时的奥斯维辛在上西里西亚东部，靠近德国和波兰的边境线，1939 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被并入第三帝国。1940 年，纳粹把旧的劳工营改造成集中营，用来关押波兰的反纳粹分子。随后这里迅速扩展，面积增至40 平方公里。1941 年秋天，纳粹在这片土地上又建造了一处更大的营地。该营地位于距比克瑙（又名比尔克瑙）的奥斯维辛老营地２公里处。新集中营的主要目的是大规模灭绝犹太人。从1942 年3 月开始，纳粹通过火车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押送到这里，押送的车厢是用来运牲口的，没有暖气，也不供给吃喝。犹太人被卸下后，纳粹就将他们分为有用的和没用的两部分。那些“没用的人”就被送进特别建造的毒气室中杀害。在战争结束时，至少有110万人死于集中营，也可能是150 万人，其中大约90% 是犹太人。绝大多数人都在从1942 年春天至1943 年夏天这一年多的时间内遇害。4
在这之后，屠杀的速度大大放缓。但后还发生了一波大规模的杀戮：屠杀匈牙利犹太人。他们在那之前躲过了希特勒的灭绝性驱逐，仍然存活于世。虽然是德国的盟国，但在前奥匈帝国保守的海军上将米克洛斯·霍尔蒂强力独裁统治下，匈牙利一直抵制希特勒试图将大批犹太人交由德国党卫军“重新处置”的要求。所谓重新处置，就是将犹太人转移到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杀掉。霍尔蒂和他的政治盟友认为德国的要求侵犯了匈牙利主权。也许，更重要的是，在1943 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重创纳粹德国后，他们日益确信同盟国将终战胜轴心国，而拒绝交出犹太人有可能赢得同盟国的信任。在苏联红军进入邻国罗马尼亚后，匈牙利背叛德国的迹象日益显露。1944 年3 月，德国军队占领匈牙利。在推翻霍尔蒂政权后，他们扶植了傀儡政府，并迅速采取各种措施摧毁犹太人在整个国家中的的公民权利和社会地位，为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做准备。在阿道夫·艾希曼的率领下，一*纳粹党卫军开进匈牙利，着手驱逐行动。艾希曼本人正是“欧洲犹太人终处置计划”的负责人。匈牙利警察把各城镇和村庄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关押在营地或犹太人聚居区。从那里，他们再被赶上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匈牙利的犹太人总数近80 万人，超过43.7 万人被押往奥斯维辛。在到达奥斯维辛的人群中，只有10% 的人被认定可以从事体力劳动，其余90% 的人都被送往毒气室，遭到杀害。5
米克洛斯·尼斯利就是这幸运的百分之十中的一员。1944 年5 月16 日，尼斯利和妻女一同被捕，被送到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人区。5 月22 日，他们被装在一列长长的运牲口的火车里，目的地是奥斯维辛。5 月27 日，他们抵达集中营。6 当时尼斯利刚刚40 岁出头，身体健康、强壮。于是，他和其他几百名囚犯被送往莫洛维茨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干活，IG 法本公司正在那里建造一家生产合成橡胶的工厂。这是一段小插曲，也许为了简化故事内容，他在回忆录中省略了这一部分。5 月29 日，尼斯利在集中营得到了一个囚犯编号：A － 8450。经过两星期的检疫隔离后，他开始在“197 号水泥班组”工作。然而，党卫军当局很快就发现他是一名病理学家。6 月27 日，他和另外两名囚犯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执行医疗任务。初，他在集中营第12 营区的一个用来验尸的小房间工作。在展
现了医疗技能后，7 月初他被转移到营地外的新住处，邻近铁路和“卸货坡道”。新来的人正是在这里被决定生与死。大楼内有新建的、设施齐全的医疗中心和解剖室。1943 年7 月以来，这座大楼就被称为“1 号火葬场”。这是一处综合设施，里面有一间毒气室、一座用来处理尸体的焚尸炉以及其他各类设施，包括特遣队员的生活区和“特殊小组”犹太人囚犯的生活区。他们的工作就是从毒气室把受害者的尸体搬出来，从尸身上收集党卫军想要的东西（如头发和金牙），然后火化尸体、处理骨灰、打扫毒气室，准备再一次使用。有时，他们也不得不和受害人一同进入毒气室，为安慰他们而一直留到后一分钟。7
特遣队员的人数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大约在400 人至1000 人之间。1944 年夏天，随着匈牙利犹太人的到来，特遣队的规模迅速扩大。特遣队员是从新来的人和主营地长期关押的囚犯中挑选出来的，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由于他们目击了大规模屠杀，终都难逃被送进毒气室的命运。第1 批特遣队员是在1942 年12 月2 日被处理的，1944 年至少实施了四批这样的集体屠杀行动，后一批的时间是11 月26 日。就在苏联红军进攻前夕，特遣队员还曾帮助党卫军销毁了有关集中营使用毒气杀人的证据。尼斯利记录了至少12 批特遣队员的集体记忆，每一批特遣队员都被后继者杀害，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个体死亡。当时特遣队员生病的概率很高：例如在1943 年，平均每周就有10 个特遣队员被党卫军从1 号火葬场的医务室带走杀掉。对任何一种反抗的处罚都非常残忍：拒绝参与就意味着死亡，在很多情况下还要首先经历野蛮的虐待和折磨。8
在相对舒适的生活条件下，特遣队员们比其他囚犯更容易密谋逃跑或策划反抗计划，特别是其中有一些人还曾在法国或波兰参加过抵抗运动。1943 年的大规模越狱计划由于大量党卫军增援部队的到来而夭折。1944 年，在集中营快要走到尽头之时，人们又做了一次尝试，但20 名特遣队员终在储藏室中被党卫军用氰化物毒死。10 月7 日，另外300 名将要被投入毒气室的囚犯再次进行抵抗，他们向党卫军投掷石块和铁条，随后将4 号火葬场移为平地。有一些人成功突围，逃到拉杰斯科的农庄。但党卫军发现了隐匿在谷仓里的部分逃亡者，把他们活活烧死。剩下的人则被活捉，终也难逃一死。集中营的警卫们将机枪准了火葬场四周的逃亡者。他们杀掉了其中一部分人，而将剩下的人赶到室内。党卫军死了3 人，伤了至少12 人。在接下来的三天，425 名特遣队员死于非命。其中包括一些女性，她们曾将炸药从自己工作的地方偷偷带到营地送给特遣队员。不过，他们中终有人成功地把一些揭露屠杀过程的照片偷带出去，在临死前交给波兰的地下抵抗组织。尼斯利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录成功地捕捉到一些要点，但由于他对起义缺乏全局的视角，他的记述就不可避免得存在片面性和令人困惑的地方。然而，鉴于事后有关特遣队的争论，这场起义的意义就非同小可。9
在奥斯维辛期间，尼斯利和特遣队员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书事实上是有关特遣队员存在和工作的记录。他的职责是为特遣队员提供医疗服务，当然也为火葬场的党卫军士兵提供医疗服务。但他的主要职责是病理学家，对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负责。门格勒对尼斯利的工作能力很赏识，是他在集中营的靠山和保护者。门格勒生于1911 年3 月16 日，在集中营的幸存者口中，他是个声名狼藉的人物。门格勒负责指挥“筛选”囚犯。他站在铁路卸货坡道那里，制服一尘不染，鞋子闪闪发亮，决定着每个人的生死。但尼斯利是以完全不同的身份与之相遇的，他是门格勒的科学助手。因为约瑟夫·门格勒不仅是党卫军的医生，也是一位医学研究者。他在早前完成的人类学博士论文中研究了四个不同种族的下颌构造。这和他本人利益攸关，因为他的两颗牙齿中间有一条自然形成的裂缝，而且他总共少两颗牙齿。他觉得这可能是由遗传原因导致的。10
门格勒的这项研究引起了一位德国科学家的注意，他就是奥特马·冯·傅舒尔男爵。11 傅舒尔的职业生涯生动地诠释了在纳粹当政前后医学、种族和政治之间的纠葛。傅舒尔参加了次世界大战，曾是一名中尉军官。在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反犹太人的学生兄弟会组织，并曾参与1920 年那次臭名昭著的针对假想的共产党叛乱分子的大屠杀。从医学系毕业后，傅舒尔专门研究遗传学，主要对双胞胎进行比较研究。他出版了大量科学著作，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职位。在那里，他牵头成立了一个新研究所，主要研究种族卫生学。从1935年开始，纳粹政权设立了很多同类研究所。1942 年，傅舒尔成为威廉二世皇家人类学、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这个坐落于柏林的研究所久负盛名，是威廉二世皇家学会（1945 年之后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支持的众多科学研究中心之一，拥有充沛的资金。12 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这是一家主流科研机构：研究所曾一度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很多国际会议邀请傅舒尔参加，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科学出版物广泛转引。然而，傅舒尔在骨子里反对犹太人。他曾在1944 年提出：“政治上的当务之急是寻求从整体上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新方案。”13
在傅舒尔履职柏林前很久，他就把门格勒招入麾下。傅舒尔同意指导门格勒的医学博士论文，后者终于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门格勒的论文是关于牙齿和上鄂的畸形问题，这令他惴惴不安，经常联想到其他遗传畸型疾病，例如侏儒症。然而，战争爆发后门格勒不得不中断研究。从1937 年以来，他就是纳粹党员。1940 年，他应征入伍，主动提出为武装党卫军提供医疗服务。到奥斯维辛后，他担任了党卫军一级突击中队队长一职，大概相当于“上尉”（根据职位规定，他只能佩戴银色肩章，而不是尼斯利在回忆录第2 页误记的金色肩章）。14 在此之前，他曾于1941 年至1942 年间在苏德战场上服役，因为将两名德国士兵从熊熊燃烧的坦克中拖出来而获得十字勋章，荣立一等功。他随后在战役中负伤，病退回到柏林。在那里，他再一次遇到傅舒尔，并继续完成他的教授资格论文，那是他获得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也是谋取德国大学教职的先决条件。作为傅舒尔的学生和助手，门格勒是声名显赫的科学研究团队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但作为一名党卫军官，他也需要奉命行事。1943 年5 月，他来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成为吉普赛人营区的一名医疗军官。1944 年8 月1 日，他成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首席医疗军官。15
门格勒依然执着他的论文研究。当看到那些双胞胎时，他很快意识到集中营的工作为他的研究项目提供了非常理想的条件。一般说来，他的导师傅舒尔专攻的双胞胎研究面临很大的困难，那就是双胞胎事实上不会同时离世。但在集中营里，门格勒可以确保双胞胎同时死亡。而且，他通常会把那些从卸货坡道筛选出来的双胞胎安排在营地内的一块特殊区域生活，拿他们做实验。实验很痛苦，有时甚至会致命，而实验的副作用则包括致聋等严重后果。后来，这项研究被证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事实上无法辨认出一对双胞胎是否完全相同。有的时候，两个年龄和外貎看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是兄弟姐妹的人会被他误认为双胞胎。16 门格勒也参与了其他实验，如向傅舒尔提供“眼球异色”（指两只眼睛呈现不同的颜色）囚犯的眼球；只要发现这样的情况，他就马上将其处死。有时，他的囚犯助理会把两只来自不同囚犯的颜色不同的眼球包得紧紧的交给他，但却没有告诉他实情。门格勒还尝试针对坏疽性口炎的多种治疗方法，这种疾病是由严重的营养失调引起的，会造成面部剧痛。他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报告，而不是治疗患者，即使治疗取得了成功。一旦证明了他的观点，治疗就会被终止。另一项实验是向囚犯的眼球内注射染料，试图改变眼球的颜色。这一过程不但非常疼痛，会造成伤害，而且从科学角度来说也没有意义。17
门格勒的实验严重违反了医学和临床研究中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无论是门格勒，还是他的导师傅舒尔，亦或是人数众多的医学研究者们，他们都未经集中营囚犯的同意而把他们当作实验品。这些人是在纳粹的胁迫、甚至鼓励下才这样做的。相反，他们无视囚犯的人格尊严，根本不把他们看作人类。因此，在利益面前，他们不会因给囚犯带来极度痛苦、甚至死亡而感到良心的谴责。门格勒和其他大多数研究人员有两点区别：首先，他只想进行纯科学研究，而不去实际应用。他不像其他集中营管理者那样对囚犯采取高温高压和冷水浸泡等手段，以模拟战争实效。其次，其他实验常常导致受试者死亡，而门格勒则是故意杀死囚犯，以便在他们的尸体上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他还会挖出囚犯的眼球，用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8 因为他的研究需要与囚犯医生合作开展，而这些人非常害怕因做错事而招来杀身之祸，这就导致他们通过伪造和欺骗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在通常情况下，自由的研究者会如实记录下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像尼斯利认识的其他纳粹德国的医学科学家一样，门格勒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签订了灵魂契约，这终会摧毁研究的科学有效性，也违背了他们发誓要遵守的每一条道德守则。19 作为一名病理学家，米克洛斯·尼斯利的工作是解剖尸体，而这些死尸都是在集中营死去或是被门格勒下令杀死的。他自己并没有参与屠杀，也没有被命令参加那些违背伦理道德的医学实验。但作为一名技艺娴熟的法医病理学家，他知道有一些尸体是刚刚被门格勒下令杀死的，如同他在回忆录中牵动人心的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作为奥斯维辛的一名犹太人囚犯，他知道如果胆敢批评或置疑，就会丧失生命。在回忆录中，尼斯利有关与门格勒关系的描述显示了他如何小心翼翼行事，如何避免逾越囚犯身份，如何努力维护医生伦理。换句话说，“以一名医生身份”写作，就是作为一个不带情感的医学观察者。这或许会使他超脱那些他所描述的令人麻木的恐怖事件。这本回忆录的临床医学特性和事实性本质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道德说教和事后谴责都于事无补。在回忆录中，他曾不止一次描述了克服恐惧的艰难。在很多时刻，这些实验工作都违背尼斯利本人的意志，令他厌恶门格勒。这些时刻更加震撼人心，因为它们太稀少了。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