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荐
【编辑推荐】
1. 《司马迁之志》是近年来研究《史记》极为重要的成果,作者研究细腻,论点鲜明,分析透彻,深入浅出。
2. 撰《史记》的缘由,司马迁自己在《史记》末篇表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志而继《春秋》。于此,历来论家多无异议。
然而,在今天看来,《史记》的根本著述动机并未因此显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司马迁之志》从文质之辨、君臣之际、《论六家要指》的意义等角度,详尽辨析了《史记》之“继春秋”说。
【内容简介】
撰《史记》的缘由,司马迁自己在《史记》末篇表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志而继《春秋》。于此,历来论家多无异议。
然而,在今天看来,《史记》的根本著述动机并未因此显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本书从文质之辨、君臣之际、《论六家要指》的意义等角度,详尽辨析了《史记》之“继春秋”说。
【目录】
第1章 引言
第2章 “继《春秋》”之一家言的宗旨
第3章 拨乱反正之一:文质之辨
第4章 拨乱反正之二:君臣之际
第5章 “继《春秋》”说的实质
【免费在线读】
“继《春秋》”之一家言的宗旨

司马迁著《史记》,意在成一家之言。《史记》既为“继《春秋》”而作,则司马迁借撰述史事所表达的一家言亦当为“继《春秋》”而发,当视为他“继《春秋》”的具体表现和思想成果。因此,其一家言的宗旨,根本上与他对《春秋》的理解紧密相关。鉴于当时《春秋》经传并行不分的一般学术环境,这首先需要澄清司马迁“继《春秋》”说中“《春秋》”的实际意指,在此基础上把握他对《春秋》的述作意图和性质的认识,进而领会他对“继《春秋》”之一家言的实质性定位。
然而,由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其一家言的主旨,似与其“继《春秋》”说相歧,难免使其一家言旨趣呈现模糊不清之貌。但任何理性思维都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一家之言”作为司马迁贯通《史记》的自家思想,也有其统一的宗旨、核心。“继《春秋》”与究天人、通古今两种说法只是貌似不可沟通,在本质上则是完全和谐、互通的。司马迁的一家言,既可说是“继《春秋》”之一家言,又可说是究天人、通古今之一家言。在他而言,“继《春秋》”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非二事,而是一事两说。“继《春秋》”即意味着究天人、通古今,究天人、通古今则是对“继《春秋》”之著述任务的具体解说,二者从不同的角度确定司马迁一家言的核心,并共同指向一个现实的治政目标。

2.1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

《春秋》编年记事,本鲁史旧名。自战国时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指《春秋》体现圣人大义,遂有孔子作《春秋》而明王道之说。今天看来,此说疑点颇多,在《春秋》简略的大事记间找寻、领悟大义所在,也殊为不易。但任何观点,无论真伪、好坏,一旦被接受成为信念,就会产生现实影响。西汉人普遍笃信孔子手定《春秋》,寓大义微言,以当一王之法,故置《春秋》于五经之首,以为圣典。孔子作《春秋》明王道,无论是否真有其事,就西汉人而言,都具有信念上的真实性。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定位,无疑也是在这一信念背景下展开的。
《儒林列传》中,司马迁谓西狩见麟而孔子自以为道穷,“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辞微而指博”。这完全与时论相合,且在见解和语气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公羊学色彩。众所皆知,汉武独尊儒术,《春秋》三传中,唯《公羊传》立于学官,既有正统之尊,又*有可能为学者所熟悉,司马迁对这一官方学问也当有相当了解,他以公羊学口吻谈论孔子作《春秋》一事,实不为怪,不足证他特别倾心于公羊之学,官方意识形态对人的话语方式所产生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历来都不罕见,从情理上讲很自然,也常有防身之用,故仅凭《史记》中这类显而易见的说法,难以论定司马迁对公羊学的真实态度。当然,《史记》称引《公羊传》,常经传不别,多用“《春秋》”一词代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推崇《公羊传》而视其为《春秋》**嫡传,因为在《史记》中,他也曾不止一次径以《春秋》称《左传》。事实上,尽管《公羊传》是当时解释孔子大义微言的**官方依据,可司马迁并未囿于此见,而明指《左传》得孔子真传、羽翼《春秋》: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孔子作《春秋》,其刺讥褒讳挹损之义隐而不宣,口授弟子而已;左丘明以为,口耳相传之法,易失孔子真意,故撰《左氏》以明《春秋》之义。此谓左丘明亲得孔子《春秋》真传,特存其大义于《左传》。至此,司马迁主张《左传》实传《春秋》之意,已无可疑——这从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据上引文而有“左氏亲见,公、穀传闻”的优劣之评,亦可见一斑。《史记·儒林列传》记《春秋》之学,三传中独缺《左传》,与此不相矛盾。《儒林列传》自叹“广厉学官之路”起言,述当时教化不兴而文辞粲如的官方儒学状况,并非为明儒林正宗而作;该传不提《左氏》,只载公、穀两家,当源自其时官方学术对《左氏》的冷淡态度,而与《左氏》是否传《春秋》的问题无关。可见,在司马迁的观念里,《春秋》之真传不止一家——据此看他以《春秋》统称《左氏》、《公羊》,即可了然。其实,学术正统之争,本难避免利益因素,而“古人于史实,不甚措意”,“汉人于史事,尚未知覈实”,《春秋》三传之互诋,意尤不在明“真”而在逐利;三传争立学官,学者亦多以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赞》)。司马迁谓公孙弘以《春秋》(即《公羊传》)起家而至取相封侯,则“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未尝不是有见于学术与利益之互为支援而语含讥讽;且司马氏世典天官,司马迁以家学立身,固不必依傍门户,而当时今古文经学之间也衅端未启,故司马迁据己之见,就事论事,侧《左传》于传经之列,应是常理。
【作者简介】
陈文洁,哲学博士,曾从事历史学博士后研究,现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所副研究员,2014-201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著有《荀子的辩说》等。
【前言】
自班固引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并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赞》),《史记》向有“实录”之目,后世论者也常以信史绳之。事之“实录”,既重在“实”,未尝不探究事实、揭明真相,从而有助于认识过往事件的真实面貌;《史记》一百三十篇,司马迁谓之“述故事,整齐其世传”(《史记·太史公自序》),始于黄帝止于汉武,战国末期至汉武时代的一段历史跃然纸上,此前的不少重要史料也汇列书中,一直为古史研究所重视——这部《太史公书》终以《史记》之名传世,固不足怪。不过,“为作史而作史”,只是近世史学的观念;古代有关史事的著述,大都不具有“重现过去”这种基于比较纯粹的知识兴趣的撰写目的,而是别有意图。《史记》也不例外。
司马迁仕于汉武帝之世,续父职而任太史令,主要掌管天时星历,不主记载,著述之事,本不在其职分内;《史记》之作,完全缘于其个人志趣。《史记》作为私家著作,较之官史,其著述动机显然更为个人化,更具主动性,从理解经典的角度看,也更为重要。《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述其著《史记》之由,着重引其父临终遗命为辞: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绝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先论孔子作《春秋》之功,再言“获麟以来四百余岁”而“史记放绝”云云,明显有激勉司马迁之意——《春秋》今文二传皆终于“获麟”,在今文家眼中,“获麟”与孔子作《春秋》有莫大关系;司马谈虽未必意属今文,但其卒时,《春秋公羊传》早已列于学官,势力鼎盛,具备塑造一般话语方式的地位和能力,故此处他以“获麟”喻孔子作《春秋》的特殊时刻,与《史记·孔子世家》谓“西狩见麟”而《春秋》作一样,均可视为是对当时特殊的统治意识形态语境的无意识反映。按此,司马谈遗嘱可理解为,孔子作《春秋》已四百多年,迄今未有能接续者,司马迁当存光耀祖先之志,兴著述之事以继《春秋》。上引文言“四百余岁”,乃实数,以虚数论,可谓之五百岁,故司马迁《自序》接下来便以五百年之期宣明己志: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五百岁而一圣人也”(刘敞《公是集》卷四十七《五百》)。五百岁之数,在古人有其特殊意义。孟子即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司马迁借言五百岁之期,欲上继孔子,不见得是出于某种神秘体验,倒明显与孟子一样,是富有才力的人自道当仁不让之意。至此,司马迁“继《春秋》”而著书的志向已表露无遗。但是,由于《春秋》作于周衰之时,“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有褒贬之意,《史记》又多语涉当世得失,司马迁以继《春秋》自任,便有讥世之嫌,易授人以柄,是危险的说法。于是《自序》后文又设壶遂之问:“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司马迁先以“唯唯”谦应,再连用“否否,不然”两个否定语,接着力颂当世之美,*后故意为逊词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这明显是司马迁因其“继《春秋》”之志触及时代禁忌,在“欲‘唯’不可,‘否’又不愿意的进退失据”之中,不得已而施的遮眼之法,意在撇清《史记》效《春秋》而刺当世之嫌,并非是自悔前说——从情理上讲,司马迁若真无“继《春秋》”之志,固不必放言续圣著书,虚张声势而徒引猜忌。这一点,由其于《自序》下文再以“幽于缧绁”而著《史记》自比“孔子厄陈蔡,作《春秋》”,亦可略见。赵恒论《自序》“唯唯,否否,不然”一段,也指司马迁“意有包周身之防,而隐讳以避患之意”,并谓其“虽自谦不敢比于《春秋》,然(后文)又以孔子之戹陈蔡而作《春秋》自况,则其自任之意益见其不敢让之实矣”。当是。司马迁曾因李陵案受刑,对言语之祸感受尤深,故不免在公开己志的同时,闪烁其词以为保身之计。这与其欲上继《春秋》而接续孔子的豪语壮志,不仅不相抵牾,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持护。
可见,撰《史记》的缘由,司马迁自己在《史记》末篇已表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志而继《春秋》。于此,历来论家多无异议。然而,在今天看来,《史记》的根本著述动机并未因此显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
…………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