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是规模宏大的回忆录，从作者早年的从军经历，到壮年时期在美国打工、求学、无所不包，本书又是一部眼光非凡的"大历史"，检讨中国近代革命，统摄几千年中国历史进程;黄仁宇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
【内容简介】
《黄河青山》是规模宏大的回忆录，从作者早年的从军经历到壮年时期在美国打工、求学、无所不包；本书又是一部眼光非凡的“大历史”，检讨中国近代革命，统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程；黄仁宇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他的文字浅显明白，就算毫无背景的人也读得懂。也许正因为这样，美国大文豪厄卜代克才形容他的文笔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
黄仁宇的回忆录共有36万字篇幅，自述生平经历与学术研究经验，并具小说叙述的技巧。全书定名为《黄河青山》（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分为两大部分：“自己的浴室”、“我所付出的代价”；书前并有多幅珍贵的个人及历史照片。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其后赴美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目录】
编者说明
本书和作者
*部 自己的浴室
一 中国内陆
二 印度与缅甸
三 上海
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
一 普林斯顿，新泽西
二 安亚堡，密西根
三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
四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
五 剑桥，麻省
六 剑桥，英国
七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
八 新港，康涅狄格
九 纽约，纽约
译后记
【前言】
我的哥哥黄仁宇
我的哥哥黄仁宇/黄兢存
我的哥哥黄仁宇和嫂嫂格尔住在美国纽约州新帕尔兹市，在1999年除夕中，我在西岸和仁宇兄通了两次电话，在交谈中互相勉慰，庆幸平安地进入一个新千年。
2000年1月8日，新千年刚度过一星期，那天加州气温平和，我们还在计划周末活动，突然间仁宇兄的儿子培乐来电话，那时是加州时间上午11点半左右，培乐的语音很平稳，可是消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他说父亲在三小时前，在去附近一间电影院时，突然因心脏病不治弃世，就在这个简短的电话中，我和仁宇兄作不辞的永别了。
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尔驾车到新帕尔兹二十多英里的一家电影院去看一部文艺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他们刚到达电影院，仁宇兄说身体不适，在进门厅室，一坐下来就晕倒，当时由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急诊，医生已束手无策了。
当天他们夫妇离家去电影院时，仁宇含笑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随后格尔开车沿赫逊河岸转折，仁宇继续将身后事作为话题，和格尔讨论。这场经历在格尔嫂的心目中，留下不可毁灭的印象。
我和仁宇兄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们的父亲黄震白，别名种苏，是中国革命初期同盟会会员。在长沙时，我们兄弟年轻，父亲又常赴外省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在客厅墙上挂的国父孙中山的手笔，题赠" 种苏同志"，中间是"博爱"两个大字，下首是孙中山的签名和印章。这幅字帖一直挂在家中，到了1939年抗战开始，家人分散，这手帖就不知道流落在什么地方去了。
黄仁宇在十四五岁左右(1932年)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当时《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黄仁宇的写作热忱，从中学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以后他继续在文章书籍中加入自己的插图，包括白描画、地图、表格和作战形势图等，都一手细心创制。他的私人用笺，上面就有一幅白描画，描写过去运河漕运情形，原来是他写明代经济史中的插图。
1935年仁宇兄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念电机工程。刚过了一年，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国内比较有名气的大学都辗转迁入内地。黄仁宇放弃学业，在长沙参加《抗战日报》，做编辑访问工作，那时抗战日报的社长是田汉，总编辑是廖沫沙。
黄仁宇于1943年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在孙立人部下做参谋，常到战场视察，仍旧写文章，大多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在北缅密支那之役，他到前线观察，被日军藏在树丛中的狙击兵射中大腿，运到后方调养。
抗战胜利之后，仁宇兄随军由上海飞到东北，随后被选派到美国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深造、后来又到日本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我们兄弟，才有比较多的见面机会。
从1952年开始，黄仁宇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书和工作。那时他已经是34岁，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们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他采取这途径，表示对自己写作著述的能力有信心，才愿意在半工半读的条件下，发愤攻读。
黄仁宇在密西根大学Undergraduate School念了三年，由新闻系转到历史系，取得学士学位，在这段时间，除开读书、工作之外，他对年轻大学生的课外活动一样有兴趣。密西根大学是美国中西部足球联盟的一员，秋天是足球季，各校轮流比赛，每场的观众上万，黄仁宇戴上黄蓝两色上有校徽的便帽，热烈参加。
随后黄仁宇继续念研究院，一直到1964年，取得博士学位。美国政府对大学文科不大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花在这方面，因为这个缘故，文科研究生都要自己找工作维持。
黄仁宇一面工作谋生，可是仍专心读书，我看着他从一个业余性质的作者，蜕变为胸藏万卷的学人，他以后的成就，都是在这个期间奠定的。仁宇兄研究明史，把《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卷从头到尾研读。嫂嫂格尔寄给我一盒文件，其中有黄仁宇*近十年的读书工作纪录。我打开一本，看到他1992年12月的日记，其中一个星期，他在五天之内，把"大史长篇"，重新研读一遍。我不知道 "大史长篇"是怎么样的书籍，请教一位国史专家，他说大概是明朝王 著的《大事记续篇》(七十七卷)和朱国桢著的《大事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黄仁宇读书认真的情形。
仁宇兄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开始是用英文写的，在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John Updike发现，在New Yorker杂志写文推荐，同时这本书也列入美国历史书五个*作品之一。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印行，由"文革"中首先被清算的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这题笺也有一个小故事，我在1980年9月间，参加美国航空学会访问中国航空工业，途经北京。这时黄仁宇已经计划把《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印出，托我和妹妹粹存去拜见他的旧友廖沫沙，请他题笺。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北京出版，传到台湾陶希圣先生那里。陶先生很欣赏这作品，特别在台湾推荐，并同意写一篇读后记，台湾版就在陶先生领导下的食货出版社印行。
黄仁宇个性强，不论学术和日常交往，都是胸有成竹不轻易改变初衷。可是为人谦和，不事夸张。《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和台湾畅销，他对我一字不提，直到我们的表弟李承露从台湾来信，报告情形，我打电话给仁宇兄说:"听见你在台湾出版界和读者心目中声名鼎盛。"仁宇兄没有骄意，只问:"是哪个人告诉你的?"
黄仁宇的第二本重要作品是《中国大历史》，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是1988年11月，可是早在七十年代，我到纽约州去看他们夫妇，仁宇兄就告诉我:他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新的研讨方式，和美国各大学中国史专家看法完全不一样，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学科的研究内情，只觉单刀匹马，和一班学术权威打对头，不是智举，就将这想法坦白陈述，黄仁宇一点也不同意，话题就终止了。
黄仁宇生性豪爽，古道热肠，对人诚恳，人或有机谋，他视而不见。他在新帕尔兹住处简素朴实，他写作的厅房面对着纽约闻名的Cat skill山地游览区，可以看见日出日落，风云变幻。在黄仁宇的心目中，比什么高楼大厦，都要胜过一筹。同时他注重储蓄，家有余资，都细心投资。
黄仁宇夫妇爱旅游，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时，曾遍游西欧各国，也曾遍游美国东西岸。仁宇兄*后一次旅行，是在1999年10月应葡萄牙政府邀请，到里斯本参加澳门归还中国纪念会，在会中黄仁宇发表论文，题为《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黄仁宇欢喜宾客，新帕尔兹附近有几家餐馆，是他家待客之处，其中有两家在赫逊河畔，风景优美，这地方也就是他写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名称的来源。另一家中国餐馆，叫"小熊饭店"，地址靠近Woodstock，是Rock Music发源之处，餐厅背山近水，非常风雅。
仁宇兄常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这种看法，和他*后一天和格尔嫂所讲的话，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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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持续很久的一项工作是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底特律的吉罗公司（Giffels and Rossetti，Inc）号称是美国大型的顾问公司，一度雇用一千多名专业员工。结构部的主管是哈利·艾尔斯博格（Harry Ellsberg）先生。身为犹太人的他，对少数民族有天生的同情心。他也是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因此我以绘图赚钱在密西根深造的计划，让他产生了兴趣。除此以外，没有人会雇用一个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又接近中年的外国人来当新手。我刚进吉罗是在1956年，其后，我经历过各种工作形态：全职工作、兼职工作、一周上两天班、只在周末和学校放假日上班、完全停掉工作、重新申请、从安亚堡以汽车共乘制
通勤上班、在底特律找公寓以便加班等等，前前后后在吉罗工作子八年。之间我也在安亚堡找零星的工作，大部分是在餐饮业。
绘图员可以说是灰领阶级，要把工程师的草图画在大张的描图纸上，之后印成蓝图。这工作要有基本的投影几何概念、擅于制图和写字的巧手、对建筑业的粗浅知识，包括钢制品手册的使用，而高中毕业生就可以坐在绘图桌前。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有经验的绘图员每小时可挣三美元或更多。如果再加上加班费，绘图员的薪水可以抵得上薪资较差的知识分子，例如助理教授。
这个工作的一大缺点是对眼力的伤害，下班后开车回家时立刻感受到这一点。好处则是具有放松的效果，可以一整天画着直线、用手写字，却不必动用太多脑力。由于工作时不必耗费
脑筋，我常让一些想法在脑中漫游，让结论水到渠成出现，而不是像解决数学题目一样要求有立即的解答。我就这样在工作时沉思默想。工程绘图就像涂鸦一样，让知性有个自然的出口，脱离周遭的环境。格尔会抱怨，我有时候明明人在身边，心思却不知飘到何处，想来这是其来有自。我已经把自己训练成心不在焉，而且行之有年。
在吉罗，公司的规模可以吸收额外的人力，忙季时也雇用一些工程学系的研究生，因此很少遣散正职的员工。我在结构部门不会构成同事的威胁或竞争，因此从来不曾体会到自己和同
事相处融洽。直到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厌烦待在底特律，决定去芝加哥，在市中心一家公司找到一个工作，又在伊凡斯顿（Evanston）找到一个房间，这里夏夜比较凉爽。搭乘高架铁路不会比搭共乘汽车五十英里麻烦。但办公室内的其他数名绘图员并不知道我只工作一个夏天，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不好过，尤其是一个留小平头的年轻人，会用放大镜来证明我画的直线都是歪的。
当时我的弟弟竞存正要成为一名*的航天工程师，他批评我花在打工的时间太多，并且装做打工是很神圣的事情。这样的批评只有部分是对的，其实有时我非常不喜欢上工。我讨厌在冰冷的冬天清晨起床，整个城市都还在睡觉，我却必须面对刺骨的寒风，穿过森林街Forest Street）旁的空地，到离密西根大学只有一条街远的一家叫“球员休息室”（The Dugout）的小咖啡吧帮忙弄早餐。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和讲师总是在店里高谈阔论，他们要弄熄烟蒂时，用的不是烟灰缸，而是咖啡杯，而且还很用力，强调他们正在讨论的产业工会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这么做，给我增加多余的工作。咖啡杯只要沾了黑色污点，就没有办法用机器来清洗。在早上的忙碌时刻，每个瓷杯都得派上用场，没有太多时间来清理桌面和更新杯盘。
说来奇怪，到安亚堡我才初次读到，列宁有一次形容孙中山“天真如处子”。这故事如果在中国刊登，未免失之唐突无礼。但该评语确切揭露，中国历*伟大的自由派分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像范长江一样，相信自己的劝说能力足以填补本质上的组织漏洞。
同样地，在1957年的一个雨天，我在密西根的远东图书馆发现，*政府的林业部长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分子。罗是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数年前积极主张国民党的自由派改革，结果被当成左派。当时民主同盟被视为进步的组织，被美国媒体厚赞为中国的希望。民主同盟名声大噪，部分原因在于两名成员的牺牲。这两名西南联大的教授由于立场倾向共产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派出的刺客枪杀于昆明。杜鲁门因此很激动，认为蒋介石本人应该负责。在一片刺激和混乱中，中国的内战更被视为道德的竞赛。很少人注意到，多克·巴内特（Doak Barnett）博士曾警告，民主同盟令人失望。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理想色彩浓厚、诚心诚意的人，虽然怨气冲天，但毫无解决问题的逻辑。在巴内特博士访问的成员中，没有一位能对问题提出前后一致的解决之道。原来民主同盟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结盟，没有真正植根于中国社会。被谋杀的教授之一是诗人闻一多，他和持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罗隆基一样，都在美国受教育，念过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和科罗拉多学院。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延伸到学术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于他们的背景使然，特别讨好那些以概念方法来了解中国的美国观察家。他们都说同样的语言，因此在这些不幸的中国学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说来矛盾，这些中国学者批评美国、赞美苏联时特别有劲，因此许多国民党官员受够他们的偏心和嘲讽，称他们是“罗隆斯基”和“闻一多夫”。
对于为言论自由已付出惨痛代价的不幸个人，为什么我还如此忍心苛责呢?原因还是我们在讨论历史的全面真实。如果把罗隆基和闻一多的故事放在适当的历史角度来看时，我们必须说，他们的鼓吹提供不干预政策的道德借口，因此会得到美国的欣赏，但对中国的奋斗并没有太大的贡献。林彪征召农民为军队，对于那些以同样方式在东北平原对抗林彪的人来说，这些
人的影响是负面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以为民主联盟或其他次级团体是内战之外的选择，这样的错觉必须被消除。他们并不是。同情言论自由的烈士是一回事，严肃检验他们的言论内容又是另一回事。除非把其间差异弄清楚，我们将无法看清中国内战残酷无情的性质——这是人类历*暴力的内战。
了解这点后，我才能继续证实，在加入国共争斗的人士中，只有少数人视之为有利可图的良机，或是以自愿的热情投入。令人产生严重幻觉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选择似乎操在我们手中。但大门砰地关上时，个人只能默默接受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而多数人是由个性和偶然际遇来决定站在哪一边。在通常的情况下，全然投入后才会产生意识形态的修辞，“主义”永远可以被操纵和延伸。个人走投无路及面临控告时，其信念才会加强。共同的主题就是无路可逃。在我所认识的共产党人中，只有*的老师徐特立喜欢战争行为。1938年，他常在傍晚到《抗战日报》的办公室，讨论共产党在江西的初期进展。他描述共产党如何处决被俘的国民党师长张辉瓒将军时，眉飞色舞，脸上浮现满意的微笑。除此之外，我还没碰到不和我们一样关怀人类的共产党员。
以我的室友廖沫沙为例，在政治议题上，他有时非常顽固好十。我从军校毕业后，我们又重逢，话题转到我在军校学到什么。我说，为了要攻陷有壕沟保护的位置，步兵营必须给自己三个小时的时间：步兵班必须克服敌军轻型武器的有效射程，也就是两千码的距离，而意外情况可能随时发生，拖延是无法避免的，从敌军抢来的地点必须重新安排以利我方守卫，军队要休息和补充装备。如果上述种种作业无法在白天内完成，情况将令人不安。他不为所动。但我谈到作战时太重视程序，好像照着食谱做菜。“太有破坏力了，”沫沙说，“几千名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居然用多年的时间来学这些东西。”我那一刻就了解，他先是个人道主义者，才是革命分子。
不过，直到1971年之前，我仍然认为明清两代的制度包含着慌谬的成分，尤其在中国前几个朝代财政上采取行动主义的衬托之下，宋代就是一个例子。但是，等到戏检视之前各朝代（包括宋代）的失败原因后，我才了解到，明代财政管理虽然在我们眼中显得愚昧短视，放在历史的全貌来看，却更正了前人的错误。因此，我们回溯历史时会感到讶异，因为许多荒谬的情况往前追溯时，都是当时开始合理化的里程碑。就人类历史长期的合理性而言，我们认为是*真理的事，可能逐步降成相对真理。
然而，如此长的纵深已超越我著作的范畴。《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可以算是失败之作，原因是没有达到作者的有限目标。目录学家照例把这本书编人名单中，学术刊物会援用对琐碎项目的结论。除了他们和书评家以外，我怀疑这本书是否有实际的读者。前阵子伍渥德（C．Vann Woodward）在《纽约时报书评》中指出，学术界人士出版作品，不过是为了和同行沟通。伍渥德教授所指涉的无疑是研究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但研究中国领域的学者可不然。他们竞相自称为某一个没听过领域的专家，忙得不肯注意综合领域的发展。将别人的主题引入自己的作品中，还会被视为自贬身价，显示作者低人一等。学者也不必去注意偏离自己研究主题一百年以上的领域，所以我的书激不起任何涟漪。据我所知，没有一本教科书的作者认真思索过，我所提出的社经状况对现代中国有无影响，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继续出现在教科书中。自从《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出版以来，我已收到许多博士候选人的来信和长途电话，询问特定问题。他们的指导教授认定我是知道答案的专家。无一例外的是，答案全在书中。*近有一位研究生问完她所读的相关问题后，对我解释，由于她是治思想史的学生，所以没有看过我的书。我非常想提醒她，帝制末期的财政管理不只是政治经济，也是思想的产物，当相关的技术指标一再出现时，她应该可以察觉其含义。但*后我还是没说出口。除非我的讯息能普遍传布，否则如果只传达给她，可能让这位年轻学者承担不应有的重担，而她还必须努力奋斗以获得肯定，而且一定是透过前人不曾挖掘的题目，那还用说。
……
精彩书摘1
没有特定的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
我如果宣称自己天生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未免太过狂妄自大。不妨换一种说法：命运独惠我许多机会，可以站在中间阶层，从不同角度观察内战的进展。命运同时让我重述内战的前奏与后续。在有所领悟之前，我已经得天独厚，能成为观察者，而不是实行者，我应该心存感激。我自然而然会扩大自己的视野，以更深刻的思考，来完成身份的转换，从国民党军官的小角色，到不受拘束的记者，*后到历史学家。但在我离开安亚堡之前，我仍然不知道，接受命运预定说的同时，我也甩掉了中国文化要求集体化的*后一丝负担，开始独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间，怀着同样信念的人也采取相同的做法。
我的朋友和同事必须吞下内战终结及其后的苦果，相较之下，我永远无法逃脱机会主义者的批评。但直到今天，种种机会的组合如何运作，我还无法理解其奥妙。我必须详细检视自己，确定哪一部分是机遇，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意识的安排。首先我要说的是，我的那些狂热朋友让自己卷入中国政治漩涡的核心，但我年龄却比他们小。外表看起来，这样说很是奇怪，因为通常卤莾才是年轻人的特色，不是成熟年龄的象征。但在这个例子中，五四运动的时机造就了一切的差别。中国*激进的年龄层约比我大十到二十岁。我成长时，煽动文宣和街头抗议的冲击已大为降低。也因此，在我的同辈中，领袖及烈士都比较少。我到作战部队的前线去碰运气，没想到前线却是学习政治教训*安全的地方。我很快就学到，如果中间地带没有体制止的联结，鼓吹更好的绩效是不可能的。这种领悟一定降低了我对崇高的预期。接受现实的我，从此以后也就减弱我的野心。在其后数年，我就找舒服的工作，好让自己有更多的机动性，因此我不曾以不留退路的方式全心投入。但第三个因素可能才是决定性的。在整个求学时代，我一直在父亲的羽翼之下。在我的冲动背后，总是有他谨慎态度的影子，无论我是否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