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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作者简介】
主编：周勇，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人大常委，重庆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副主编：陈兴芜，重庆出版集团书记、总编辑、编审。
【免费在线读】
概述
中国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物，历来集中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一些沿海城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出版中心在上海。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家每年出版物要占同期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一大半。据王云五的统计，1934年，三家出版3786册占全国出版6197册的61%；1935年，三家出版5752册占全国出版9223册的62.36%；1936年，三家出版6717册占全国出版9438册的71.16%。三年间三家出版物的平均数5418册则占同期全国出版物平均数8286册的65.38%王云五：《十年来之中国出版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年来之中国》，1937年）。。在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上，上海几家出版社的垄断程度尤高，这是和商务、中华等历史悠久，资本雄厚，可以组织权威的编审机构分不开的。据1932年的统计，商务供应全国教科书的十分之六，中华供应十分之三。正中书局在南京成立以后，也进入了教科书的供应市场，不过，在当时六大教科书供应商中排名末尾，前五家分别是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都是上海的书局。《正中书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出版中心西移。随着战事的转进，中国政府，主要经济、文化、教育、出版机构和大批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编辑出版家，几经向内疏散和集中，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还都复员。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妄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闸北进攻，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15日，蒋介石发布全国总动员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开始进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解放战争。
到这年底，抗战不过半年，平津早已沦陷，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当年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即有部分直属机构迁到重庆开始办公，而大多数主要职能部门，则首先向武汉集中。当时武汉实际上成了指挥中枢的领导中心。1937年10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立。12月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旋即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同时，众多的出版机构也从上海等地分别迁到武汉、广州、长沙等地。
从抗战爆发到武汉撤退，是为抗战初期。随着战局的变化，一大批文化要人、新闻出版名人，如邹韬奋、郭沫若、钱俊瑞、张仲实、全仲华、胡绳、柳亚子、杜重远、薛暮桥等相继到达武汉，一些上海、南京的出版单位也竞相迁来武汉，一时间，武昌，特别是汉口陡添了三四十家出版机构。1937年9月，正中书局营业部从上海迁到武昌，11月在汉口成立正中书局总办事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开明书店也在这年年末迁到汉口；接着张静庐主持的上海杂志公司、顾颉刚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国民政府的独立出版社都先后迁汉。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相继在汉口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书籍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加上商务、中华、世界、正中、大东、开明、生活等书局原有在武汉的分支机构，以及武汉本地的亚新地学社、华中图书公司、扬子江出版社、海燕出版社、战时出版社、复兴出版社、现代出版社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武汉共有出版社达63家叶再生著：《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第95页。，武汉成为抗战初期的出版中心。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共有期刊180种转引自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第100页。。战时武汉出版新书550种《湖北出版史料》第3辑，第50页。。战时武汉出版图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有关抗战的图书众多，另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开始大量出版。
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沦陷后，广州成为沟通海外的枢纽。广州的出版业原本比较发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它远离战场，直到1938年10月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广州及广东各地政局比较稳定，市面也比较繁荣。加上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交通、印刷条件诸方面的便利，吸引了上海、南京等地的不少出版机构、报刊、著作家和出版工作者来到广州。他们大多是将他们办的报刊带到广州出版，也有在广州创办新的出版机构和报刊，如夏衍将《救亡日报》移至广州出版，并在广州创办南方出版社作为报社出版书刊的一个工作部门。由巴金主持成立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立即恢复抗战开始刊行的《烽火》周刊（后改旬刊），同时出版由靳以主编的《文丛》月刊。上海、南京一带不少著名的出版社、书局在广州开设了分支机构，如上海的上海杂志公司、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公司、美华书局等等。继生活书店广州分店之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也在广州设立分店。据不完全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广州失守前夕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广州有出版机构71家据《广东省志?出版志》统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图书161种据《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统计，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编印。
这一时期广州在书刊印刷方面有着比武汉、重庆等地优越的条件，一是印刷设备有一定的基础，广州是现代化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技术传入中国早的一个港口；二是纸张来源比较丰富，当时广州日产50吨纸的造纸厂已建成，又可以从香港进口。因此，除为广州书刊印刷出版外，还为一些外地书刊印刷出版。比如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该刊称创刊于武汉，实际上只在汉口注册，而编辑印刷工作均在广州进行。当年《新华日报》在粤港所销报纸也是将纸版航空运来广州翻印的。
在平、津、沪、宁相继沦陷之后，长沙一时成为战略要地。中共湖南省工委和以徐特立为代表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与以张治中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合作，迅速形成了团结抗战的局面，也为抗战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于是，大批文化人云集长沙，抗日的群众团体纷纷建立，抗日的报刊纷纷创办；图书出版由抗战前无一家专业出版社增至多家；发行机构更为普遍，发行范围更为广泛。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集中市区的计有专业出版社7家；兼营报刊、图书出版的社团、学校近10家；发行机构80多家；期刊80多家（不含机关刊、校刊）、报纸30多家。《抗战时期的长沙出版业》（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史志办提供）。
抗战初期长沙的7家专业出版社都是从上海、南京等地迁入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原拟设于长沙，曾一度派去部分编辑人员并建立了一个印刷厂，出版了“抗战小丛书”20多种，出版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还出版了该馆若干重版书。另6家迁入的是三一出版社、抗敌救亡出版社、中国战史出版社、战术出版社、正气出版社、战时出版社。
它们出书不多，但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救亡的，如朱德、彭德怀等著的《抗敌的游击战术》（抗敌救亡出版社），萧劲光著的《实用游击战术》（战术出版社），梁中铭编绘的《抗敌正气画集》（正气出版社）等。当时还有一些团体和学校出版了部分图书和抗战小册子。如国立戏剧学校出版了抗战剧本8种，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了“农民抗战丛书”50多种。中国诗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诗艺丛书”9种等。
长沙原有《实业杂志》等期刊10多种。抗战爆发后，上海的《教育杂志》、《出版月刊》，南京的《中央周刊》、《防空月刊》，北平的《中国地质学会志》，武昌的《新社会》以及其他地方出版的期刊，都迁移到了长沙。抗战初期长沙新创办期刊100多种，如湖南全省人民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等团体，分别创办了《抗敌》、《抗战》、《杀敌旬刊》、《抗战文化》、《中苏》、《湖南妇女》等机关刊物。它们一致宣传抗日救亡，报道抗战消息，探讨抗战问题。
1938年11月12日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出版业损失惨重，出版机构有的迁往重庆、桂林，也有许多出版机构转移到湖南各县。
二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以后，抗日战争逐步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战初期迁到武汉等地的主要出版机构和文化人又向重庆、桂林、昆明等地作了第二次的大转移，促进了文化相对滞后的整个西南西北大后方出版业的发展。其中，桂林、昆明两地，由于这期间出版业迅猛发展，分别被誉为“战时文化城”和“战时文化重镇”。
桂林地处广西东北部，交通方便，是中原、华东联结西南、华南的战略要地，又是通向香港和东南亚的门户。桂林是当时广西省会和新桂系军政机关的所在地。抗战前，桂林的出版业欠发达，只有省政府几个业务部门的编辑出版机构出版相关书刊，另外有5家民营书局，业务以销售图书文具为主，所办报刊也很少。在全面抗战开始，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定形势下，桂系一直主张抗日，它也怕日寇入侵广西。为了扼制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渗透和抵抗日军，它表示愿意和中共合作，开始实行开明政治，招贤纳士，网罗人才，以稳定广西政治，加强抗战建设事业。
中共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采取争取新桂系与其合作的政策。早在广州、武汉沦陷前周恩来就曾派了一批党员和动员一些民主人士去桂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文化活动。如王鲁彦、熊佛西在桂创办文艺杂志，戏剧家欧阳予倩担任了广西省艺术馆馆长。周恩来曾亲自向新桂系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白崇禧商谈，在桂林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以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和合作，得到了白的首肯。以李克农为处长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对内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派出机构。广州、武汉失守后，为了《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周恩来和郭沫若曾一起拜会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得到了李、白的支持，并资助开办费。在此前后，中共领导下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和中共在新闻出版界的骨干胡愈之、茅盾、夏衍、范长江、邵荃麟、徐雪寒等人和在他们影响下的许多出版单位和大批文化人先后来到桂林。
上海、广州、武汉沦陷后，沦陷区大批人员内撤至桂林。这一时期，集结在桂林的作家、艺术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等文化人数以千计，其中知名人士如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胡愈之、叶圣陶、陶行知、千家驹、李四光、田汉、柳亚子、欧阳予倩、范长江、徐悲鸿、熊佛西、司马文森、艾芜、冯乃超、黄新波、张安治、王鲁彦、赵家璧、孟超、张铁生、宋云彬、傅彬然、华应申、徐雪寒等不下一二百人。外地大批出版社、杂志社迁来桂林，当地的各派政治力量、各类社团，以及来桂林的学术单位、社团和文化人又新办了不少出版社、杂志社。从1938年底到1944年夏秋之间近6年的时间内，桂林成为空前繁荣的战时文化城和出版基地。据统计，抗战时期桂林共有大小出版社、书店178家（仅有名称，其他情况不详的几十家未计入），出版图书2000多种；在桂林复刊和创办各种期刊280多种龙谦、胡庆嘉编著：《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漓江出版社，1991年1月。。到1943年7月，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大型书刊印刷厂有8家，排字能力每月达3000万～4000万字，生产用纸盛时每月在1.5万令；兴旺时每月出版图书40种《桂林简史》208页。。知名的编辑出版家赵家璧曾经这样说过：一个时期中国的“精神粮食——书，有80%是由它（指桂林）出产供给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假如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而言，桂林的这一阶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内地交通极为不便。战前商旅往来，要乘滇越铁路，绕道安南，经河内、海防至香港，然后转航上海、广州。抗战军兴，昆明成为后方的后方。随着一些大城市的陷落，一些出版单位、大专院校和学术团体先后迁至昆明，不少文化界、编辑出版界、教育界和工商界人士，也纷纷汇集昆明。由于战时军事、经济的需要，滇黔公路和滇缅公路先后通车，昆明遂成为大后方的经济、文化重镇。加上云南地方统治势力，对国民党中央势
力深入云南存有戒心，有时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某些政策和举措貌合神离，虚与委蛇。有段时间政治上比较宽松。因此，战时昆明的民主空气比较浓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与学生运动的结合，促进了民主运动的发展，特别在抗战中后期，形成了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时人称为“民主堡垒”，文化和出版事业也骤然兴盛起来。
抗日战争前，云南只有商务印书馆云南分馆、中华书局昆明分局、务平堂、邺架轩、文雅堂、东方书店、云岭书店、新滇书局、昆明书局等12家书局（店），主要业务是经售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出版的新旧书刊，规模一般都不大，除的商务、中华分别有职工25人、22人外，其余的多者三五人，大多数仅一位职工。自从抗战以来，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开明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正中书局等陆续在昆明设立分支机构。云南大学从1937年起在该校教务处设出版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设有文聚社等出版社。孙起孟在昆明开办进修出版教育社，李公朴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中共地下党开办康宁书店、高原书店和《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处等等。由于北大、清华、南开、同济等大学及一些研究单位、学术团体、出版单位先后迁昆，一时学者、专家、文化人、出版家云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各种期刊竞相创刊，这些刊物大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如《图书季刊》、《同济医学》、《国文月刊》、《文聚》、《西南边疆》、《边疆人文》、《南方》、《战歌》、《战时知识》、《今日评论》、《当代评论》、《民主周刊》等。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昆明共有出版社、书店73家，印刷厂（所）70多家。抗战时期，昆明出版图书300多种；昆明原有的和新创办的期刊，总计150种左右。
与此同时，贵阳、成都、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的出版业也都有相当的发展和提升。
三
重庆是西南重镇，长江上游的物资集散中心，水陆交通较为方便，出版业原有一定基础。抗战爆发，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开发表《移驻重庆宣言》，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1938年10月武汉撤退前夕，国民党驻武汉党政机关全部移驻重庆，到1938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驻重庆，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从而，重庆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出版中心。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著名高等学府、科研院所、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艺术团体相继移往重庆，全国主要的著作家、科学技术专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也云集重庆。先后迁入重庆地区的有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国立政治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女子师范学院、乡村建设学院、社会教育学院、江苏医学院、上海医学院等高等院校达31所之多，还有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中央电影制片厂、中国艺术剧社、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等学术文化新闻机关也先后迁到重庆。全国七大书局中有商务、中华、正中、世界、大东、开明六家的总管理处迁渝，文通书局也先后在重庆设立分局和编辑所。国民党中央所属六家书店：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青年书店、拔提书店和国民图书出版社，或是外地迁渝或是在渝新建的。中共领导的外地内迁和在渝新建的出版机构有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中国出版社等。还有新华日报馆，它不仅编印报纸，同时出版书刊，既是中共在全国公开合法的新闻机构，又是出版发行机构。1943年，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为核心的中小民营出版单位在重庆成立“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后创办联营书店，每半月公布新书一次，其总数常在每月三四十种，与当时正中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出书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战时重庆出版业鼎盛的时期，大致是在1942至1944年，出版社、书店总数在150～180家，印刷厂、店一般也在150家左右，多时竟有250多家。这段时期图书和杂志的出版，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调查统计，1942年全年重庆出版了各类图书1292种，占同期全国图书出版总量的33.3%；出版各类杂志220种，占同期全国出版总量的28.6%。又据统计，1943年1月至6月，重庆出版了各类图书878种，占同年全国出版总数2247种的3907%；出版了杂志178种，占同期（1943年上半年）全国杂志出版总数574种的31.01%。这个统计数字，与这年10月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代处长陆并谦提供的材料是一致的。陆在这年的10月称：“1943年3—8月，重庆出版图书1974种，杂志534种，约占全国出版物的三分之一。”
这些统计材料证明，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的出版中心，集中出版单位之多，出版书刊之多，占全国首位。
抗战时期，重庆出版界对动员人民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普及教育、积累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众多的出版物中，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是专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不乏宣传反共反人民的读物，但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还是宣扬爱国抗日、倡导民主进步的书籍。而其中一些著名专家、学者、教授的作品，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和作用，而且至今仍成为传世佳作，如郭沫若的《屈原》、《甲申三百年祭》，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等等。此外，其他如诗歌、小说、杂文、剧本、戏剧、电影等，也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所有这些，共同汇集成了著名的“中国抗战文艺”而载入史册。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赢得后胜利。
由于大后方的出版业的主力，除文通书局外，大部分是因抗战而内迁的。新建立的出版社亦大都是随内迁作家的到来而兴办的，因此，抗战胜利后，出版社和作家纷纷复员东返，曾是出版中心的渝桂等地的出版工作即趋沉寂。1945年8月至1946年5月为从战争状态转入平时状态的复员阶段。大后方出版界或者关门歇业，买舟东下；或者就地调整，精简改组，从而书刊出版相应收缩。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出版界积极参与了向政治协商会议进言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活动。
1945年至1946年这段时间，大后方出版了部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或是具有某种趋向性的哲学、历史、政策、时事或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出版物。如：商务出版有：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顾实著《汉书艺文志讲疏》、彭国栋著《岳飞评传》、连横著《台湾通史》等。中华出版有：西门宗华著《苏联经济发展》、李洁非著《美国与太平洋》、张之毅著《新疆之经济》等。开明书店出版有：吴祖光著《风雪夜归人》、茅盾著《清明前后》、叶圣陶著《文章例话》、吕叔湘著《文言虚字》等。重庆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联合生产部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人民丛刊》；爱泼斯坦等著《印象》、罗烽著《新社会的新教师》、政论集《反对内战》、李普著《解放区的民主生活》等。
在1945年至1946年这段时间内，大
……
【内容简介】
书稿记录了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大后方各地出版事业的发展情况，内容主要包括：出版机构的内迁、抗战出版物的风起云涌、西南西北出版业的发展、战时首都重庆的出版业状况等。
【目录】
总序 章开沅1
序 王仿子1
概述
章全面抗战，抗战出版物风起云涌
一、武汉——抗战初期的出版中心
二、广州——沟通海外的枢纽
三、长沙——活跃的图书发行据点
第二章坚持抗战，促进西南西北出版业的发展
一、桂林——空前繁荣的战时文化城
二、昆明——骤然兴起的战时文化重镇
三、战时贵阳出版业的大发展
四、战时成都的出版业
五、战时西安的出版业
六、战时兰州的出版业
七、暴起暴落的迪化出版业
八、战时西康、青海、西藏的出版业
第三章重庆——中国战时的出版中心
一、云集重庆的出版机构
二、战时重庆的主要期刊
三、战时重庆的图书出版
四、爱国义卖献书献金
五、抗战大后方出版业的编辑、印刷与发行
六、艰苦卓绝、奋斗不息的大后方出版业
七、抗战时期学术奖励
八、关于战时书刊审查
第四章抗战胜利复员期间的大后方出版业
一、艰难的复员
二、复员期间的书刊出版
三、复员期间出版界的重要活动
附录一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纪事年表
附录二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人物简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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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了本世纪以来各地出版史的**研究成果，从而使内容更加全面、系统、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