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
• 详情
• 评论
• 推荐

　　后记：留给孩子，就是留给未来
　　一开始我跟父亲说，2014 年想在老家乡下种一小片田，跟城里人分享大米的时候，父亲惊讶极了。
　　当我说到一斤大米三十元的价格时，他嘴巴都张大了。
　　这件事太异想天开了，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后来他相信了。
　　因为这个在城市里生活的儿子，不仅自己回来种田，还把城市里的大人和小孩一起带来，几十个人高高兴兴干农活，大家一起插秧，一起割稻；2014 年的国庆节，我们一家人一起，把刚刚收获的一千斤大米仔细地打包、装箱，然后快递送到了全国各地朋友的手中。
　　在寄快递的时候，收件小哥也是怎么都不信。他问我父亲：
　　“你们家的田，是不是含有特别的微量元素，要不然怎么会有人买
　　你们的米？”
　　父亲笑笑说，是啊，我们种的可不是一般的大米！
　　我知道，父亲心里自豪着呢。
　　其实，“父亲的水稻田”这个项目，不仅是我个人的一项村庄记录行动，更可以视作一个小小的村庄试验项目。从冬到春，从春到秋，这一季水稻从种到收，终于得以圆满完结。但是，它给我留下的思考还有很多。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高中毕业，他是一个农民。他种了一辈子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头发慢慢变白了。
　　父亲一直在乡下生活。我曾想过，要把父亲接到城市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父亲住了两三天就不习惯了。他住不惯高楼，也不喜欢城市里的平淡人情。他无事可做，整天发呆，他说这样下去人都要变傻了。
　　我知道，种了一辈子田的父亲，是离不开他的土地。
　　为此，三四年前我还跟父亲生过气，吵了一架。
　　我们还吵得很厉害。
　　我对父亲说，等你年纪大了，还不是要跟我们住到一起。在乡下，天远地远，生个小毛小病的，谁来照顾你！你早晚都得适应城市生活啊。
　　其实那时候我不懂得父亲。父亲是有土地情结的。他有点文化，当过几十年农村电工，现在退休了，还有两千元的退休工资可以领。可是，他的身份终究还是农民，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土地。他看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荒了，长草了，比谁都着急。
　　其实，那一点田地，能有多少收成啊？我跟父亲算过一笔账，一年忙到头，也就够自家吃的一点儿。我说，那点粮食，那点水稻，我花点钱就买来了，你愁什么啊？你儿子在大城市里，一年收入十几万，你还怕买不起米吗？
　　但是父亲说，那不一样的。
　　我后来知道了，父亲说的“不一样”是什么。
　　近二十年，物价飞涨，大家的收入都涨，只有农民的收入没有涨。十年前我是一名机关干部，一年收入只有三万元，现在涨到五倍以上。十年前，一个建筑工地上的小工，一天只有三十块，现在二百块都难招到工。
　　但是，大米的价格没有涨，农民的收入没有涨。
　　袁隆平都说，现在种水稻，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翻跟头涨价，粮食的价格能涨上去吗？不能。为什么？很简单，如果大米价格卖到七元、十元，城里人受得了吗？这社会能稳定吗？
　　所以，中国农民永远是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
　　我的父亲，还有许许多多跟我父亲一样的农民，如果还守着自己的稻田，就会连自己的生存都有困难。
　　水稻的时光
　　2013 年冬天，我在众筹网上发起了一个项目，叫“父亲的水稻田”。让我没想到的是，居然反响很大。
　　那时候，“众筹”这种互联网新鲜事物刚刚兴起，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它。简单说，众筹就是你想做一件什么事，把它说出来，看有多少人会被你打动，并且来支持你。如果支持你的人达到一定数量，那么，你就可以去做。
　　我在城市生活，我知道城市人其实很想吃到真正“纯净”的食物，但是这个愿望很难很难实现。同时，我也想借这件事，挽留我们村庄里即将消逝的传统农耕文化。
　　我把“父亲的水稻田”的大米价格，定在三十元一斤，天价吗？不是的。我一直认为，正是农耕劳作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估，才会让农民离开土地。
　　当然，三十元除了一斤大米的回报，还有一些别的“附加值”――比如，通过网络分享稻田全程种植记录，一起见证从一粒种子到一捧大米的过程；分享水稻和农具的相关知识；还有一张父亲亲笔签名的“我们的水稻田”明信片。对于预订十斤以上的支持者，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到水稻田感受插秧、收割（费用自理），二十斤以上则还能分享粮食烧酒。
　　“父亲的水稻田”这个种田项目上线两个月，限量一千斤的大米，就被大家订完了。那些支持者来自全国各地，南到海南海口，北到东北三省，西到贵州遵义，东到东海之滨，而且绝大部分人都是我根本不认识的。
　　种田，就这样开始了。
　　早春时候，我带上女儿，和父亲一起去田里用锄头翻地。这块田是“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实施地，面积不大，只有不到两亩。
　　我也跟在耕田佬后面，拍他怎么犁、耙、耖，采访记录写了十几页。
　　5 月11 日，父亲把稻谷种子浸湿、保温、催芽。到了第三天，谷种冒出了白色的乳芽，然后播种到秧田。一个月后，秧苗长齐了，就可以插秧了，我又在网上发了一个通知，让有兴趣的朋友，带上孩子，一起来我们的稻田里体验插秧。
　　结果，6 月14 日那一天， 从杭州、衢州、常山等地来了三四十位朋友。大家卷起裤腿，兴高采烈地下田。有的孩子从没下过水田，一站到田里就哭了起来。
　　在整个种植过程中，我尽可能全面地用文字和图片把这过程记录下来，同时，还要把这些文图与大家分享。这个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传播农耕文化的过程。
　　为此我还建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izhouhuacheng），每次记录的文图我都及时在这个公众平台上给大家推送。这样一个小小的平台，是无意中打开的一扇窗，许许多多城市的人，通过这扇小窗，看见了我们的那一片水稻田。
　　从耕田、备种、催芽、播种，到插秧、灌溉、除草、抽穗、扬花，再到成熟、收割，我只要有时间，就会从杭州回到老家，在田间观察与记录，然后及时地发到微信平台。
　　有一次，老天连续大雨，把我们插秧不久的稻田全淹了，大家和我一样忧心忡忡，有的就在微信上询问我会不会有影响；等到三四天后雨停，大水退去，看到水稻没有被淹死之后，大家才放下心来。
　　我的父亲，我的女儿
　　父亲用上了智能手机。
　　我教会了他使用相机、微信以及怎么用家里的WiFi 传图片、上网看新闻以及视频聊天。他的微信名字是“稻田大学校长”。
　　后来他每隔一两天就会把水稻的生长情况拍成照片传给我。稻谷发芽了，秧田水淹了，水稻开花了，需要灌水了，他都会拍下照片告诉我。
　　开始种田之后，我回老家的频率大大增多。从杭州开车回老家，路上要三个小时。原先大概两个月左右才回一趟老家，种上水稻以后，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回家一趟，有时一个多星期就回去，向父亲了解农事的要点，记录水稻的生长变化。
　　水淹了稻田的那几天，我每天都会打电话回去，问父亲还在下雨吗。后来大概老天开眼，就把雨停了。田中的水渐渐退去，秧苗重新露出头来呼吸。我们也就顺应天意，让秧苗自然生长。
　　今年夏天，气候特别凉爽，很多城市人都觉得真不错。8 月中旬的一天，我坐在车里打电话回家，却听到父亲叹一口气说，唉，还下雨。父亲说，久雨不停，稻禾又被淹了半截。这会儿正是大肚、抽穗的关键时节，天气如果不热起来，水稻的收成可就不好了。
　　不种田，不知道父亲想什么。我一下子觉得不安。
　　旱了，渴雨；雨了，盼晴。一介农民，几千几百年来，哪一季不是在焦虑与期盼中度过？因为种了这一小片田，我跟父亲贴得更近了。我们曾经那样自以为是，那样心比天高，哪里会像父亲一样，会像农民一样思考问题呢！
　　女儿和我回到老家，她爷爷认真教她分辨水稻秧苗与杂草，也教她怎么插秧。
　　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每到农忙时节，整个村的孩子都会出现在田地里。大人会手把手教孩子犁田、耙田、插秧、收割，因为在那时的父辈们看来，种田是一种吃饭的技能，自己的孩子以后也是要靠此为生的，所以一定要掌握得娴熟才行。
　　父亲还说起他上初中时，我爷爷身体已经不太好，不过他还是会坚持站在田地边，然后让儿子做农活给他看，告诉他哪里做对了，哪里做错了。
　　父亲曾经也有过跳出农门的想法，但是一辈子，终究没有跳出去，农事和生活的界限是难以分清的。
　　所以到我这一代，他就寄予希望，让我走出村子，扔掉锄头棒。种田太苦了！我的记忆中，父亲对我农事技艺的要求不再那么高，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书，然后洗脚上田。
　　到了我的女儿这一代，下田已经是一种娱乐了，每次跟我回乡下老家，正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都特别开心，因为“感觉特别好玩”。 因为稻田里的一切，都跟城市里的不一样，在她看来，都是那么新鲜，她喜欢寻找稻田里新奇的昆虫与野花。
　　城里人的乡村
　　7 月下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记者专程来到我的家乡，对“父亲的水稻田”整整采访和拍摄了两天。这一片水稻面积不大， “待遇”却挺高，小山村次被中央媒体关注。节目后来在央视播出，我的父亲以及几位一起到田间干活的我的朋友，也在央视
　　露了一个小脸，大家都很开心。
　　秋天到来。“父亲的水稻田”终于可以收割了。
　　10 月2 日，稻田里又来了三四十位朋友。大家一起扛出沉重的打稻机，一起用镰刀割稻。这些活儿，不要说孩子们，就是很多大人都是没有体验过的。
　　不过，我也注意到，来参与收割的朋友们，因为技术不过关，经常是割一把，就落下好几穗在田间。父亲等大家散了，在田间耐心地拾稻穗。
　　只有农民才真正知道――粒粒皆辛苦，粒粒都是汗水凝结而成。那么多艰辛都付出了，终于等来收获，岂肯让稻谷白白地浪费在田间。我想起米勒的油画――《拾麦穗者》。麦穗也好，稻穗也好，我相信拾穗的人其实是在弯腰向土地致谢。
　　这样的收割活动，是水稻田两次小规模的体验活动之一。那么多来自城市的孩子得以有机会与土地接触，感受劳作的辛苦，也对粮食的种植过程有直接而深刻的感受。这两次活动，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反馈都很不错，觉得“实在太有意义了”。
　　稻谷收割后，我们用了三天时间晒干，然后送到村里的碾坊去碾磨。白白的大米捧在手中，每一粒都珍贵极了。
　　在长假的后几天，我和家人一起，把大米细致地包装好，送到快递点，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朋友们收到后，跟我说：“是的，这就是小时候的米的味道！”
　　还有朋友说：“孩子今天吃饭吃得特别用心，从来没这么认真地吃过饭，把每一粒饭都吃掉了。”
　　也有朋友说：“今天我吃了一碗白饭。真香。”
　　我把这些朋友的话，都跟我父亲说了。当然，父亲也非常开心。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当初“不切实际”又带着“天真”的想法，加上许许多多天遥地远的朋友们的精神鼓励与实际支持，使我把这件事情做了下来。当然，我很庆幸把这件事情做下来了。
　　我为此感到自豪。
　　现在，我把《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这本书写完了。这本书的写作，是为父亲，也为村庄；是为城市，为孩子，更是为未来。

　　序曲

　　陌生人
　　腊月廿八日，寒风凛冽，村道中来来往往置办年货的人。父亲用摩托车带着我，去探访村庄中后的犁田佬。
　　我不记得多久没在父亲的摩托车后面坐过了。
　　早年是机耕路，现在都是平坦的水泥路。路面弯弯曲曲，在两山之间延伸。山风虽寒，却是极清新：山野的风，与城市中的雾霾是全然不一样的。
　　摩托车一路向前，我与父亲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
　　路边的人，不时和父亲打招呼。句，去哪儿啊？
　　第二句，这是你崽啊？
　　父亲说，是哎。
　　你崽这么大了啊。很多年没有看见了，完全认不着了啊。
　　父亲说，是啊，一直在外面上学，你们是认不着了。
　　他们又问，是在杭州上班么？
　　父亲说，是啊。
　　我就想起，好像童年时候，父亲把我带出去做客、拜年的情形。也是这样认人，叫这个叔叔，叫那个伯伯。而现在，那些叔叔伯伯面孔依旧是陌生的。
　　我离开村庄实在多年。乡村风景，及小时候熟悉的草木，已然变了模样。村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更也是变了模样。
　　过了一会儿，父亲扭头问我说，刚才，路上有个人骑车过去，是你小学同学。你不认得了么？
　　我说，哪个？
　　父亲说了一个名字。我绞尽脑汁，都没有想起来。
　　问 耕
　　这是2013 年的冬天。
　　我在兜里揣了一包烟，去寻找村中的耕田佬。
　　这个叫五联的村庄，是浙江与江西交界的常山县天马镇的一个行政村。天马镇，现在叫天马街道。为什么要叫街道，我一直没有弄清。我们这里，只有田野与村庄，没有街道，却要叫作街道，匪夷所思。
　　这几年，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很多，这算是一件小事。村民倒是没有什么意见。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乡，叫作钳口乡。我到杭州上中专的时候，依然叫作钳口乡，可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乡镇就撤并了。钳口乡就没有了，附近的二都桥乡也没有了，统一并进了天马镇。
　　再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山水还是那样的山水，天马镇却又改作了天马街道。
　　对此，我的理解是，上头领导表达了他们想让村庄变成城市的迫切心情。
　　此刻，我的眼前是一片稻田。这里的田畈规模不像平原地区那样辽远阔大，但是一丘丘水田高低错落，间杂有致，是典型丘陵地区的农业样貌。不远处，两条溪流在此汇合，环绕着田畈与村庄。
　　我把它叫作：桃花溪。
　　我们这里的农民，历来是以种田为业，20 世纪90 年代前还没有人外出务工。全村拥有一千多亩农田和六七十头耕牛。
　　可是现在，连牛的影子都难以见到了。
　　应中良，从十八岁开始扶犁耕田，终于在2013 年的冬天，放弃了他操持一辈子的手艺。
　　我去他家中时，才知道这个六十五岁的犁田佬，刚刚卖掉了他的四头耕牛。留下的几件家什，犁、耙、耖，被堆弃在空置的牛栏里，已经积上了一层灰。
　　他把犁、耙、耖从杂物间里搬出来，搬到门前明亮的地方。我拿起相机，为他和犁具拍了一张照片。
　　从分田到户开始，一年又一年，应中良是村庄里种田农户缺不得的人：从每年3 月尾巴上，准备打秧田开始，他就要赶着他的牛，在一丘又一丘水田里来来往往。犁田，耙田，耖田，人牛密切合作，共同把一百多亩稻田深翻细耕、耙碎整平。人和牛的日子总
　　是排得满满的。一直要到农历六月，才能有稍事喘息的时间。
　　像应中良这样的犁田佬，那时有四五十人。
　　辉煌的时候，应中良养了六头牛，上过我们县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在我家边上，还有一个外号叫“老虎”的村民，曾经也是一个耕田佬。他头戴斗笠，身着蓑衣，肩负犁铧，与大牛小牛一起，行走在烟雨朦胧的田间小道上。
　　这是我记忆中，唐诗的意境。
　　可惜，这样的场景，现在已经从这个村庄消失了。
　　应中良说，我吃不消犁田了，脚疼，这把年纪体力也不行了。
　　那么，还有谁，能扛得动这一副沉沉的犁耙？
　　耕田佬
　　三里路外。我和父亲找到了马岳云家。
　　看到我们时，马岳云的父亲，那位年事已高、听力几近丧失、正靠在门前晒太阳的老人，脸上写满了惊讶。
　　老人叫马如德，已经八十岁。
　　在分田到户之前，马如德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队长。
　　我想象不出，这个腰身都已经弯了的老人，当初犁田时是怎样的一把好手？
　　他的儿子马岳云，这会儿正在地头做事。有人去叫他。过了一会儿，马岳云就扛着锄头回来了。
　　“太辛苦了，又赚不到钱。连田都没有人种，还要犁田佬干什么？”
　　五十五岁的马岳云向我抱怨他的工作没有价值。他也想不到会有人对他犁田的事感兴趣，并且还来采访他。
　　这是一个中年汉子，有一张因长年劳作而被晒黑的面孔。他脸上的皱纹也已很深。我给他递烟。
　　马岳云说，现如今，只要有点本事、有点力气，人都情愿进城去打工，就算是做粗工，也比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强。
　　去建筑工地上做临时工，挑沙子，一天能挣一百三十元，而靠种田，仅能维持温饱，想从土里刨出钱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马岳云的话，也得到我父亲的赞同。我父亲种了几十年田，主要收入却仍然依靠他在农电管理工作上的报酬。从农电工岗位退休后，他每月能领到一笔两千多元的退休金，这已经让大多数年老的农民羡慕不已。
　　这二十年，差不多全村的壮年劳力都进城去打工了，一半以上的农田被抛荒。那些尚未抛荒的农田，主要是靠年纪大的人在耕种劳作。与此同时，农田的利用率也大大下降。原先多是种植两季水稻，现在仅种一季；原先除了种水稻，还要在水稻收割后种小麦、油菜、萝卜、紫云英等作物，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种了。
　　此外，还有许多的水稻田，通过土地流转，承包给农业大户种蔬菜、苗木、养鱼，承包期为五年、十年或更长，一亩田的租金一百元至三百元。
　　拿到这笔租金后，没有了田的田主人就必须像城里人一样去买大米吃了。
　　马岳云的家，就在村道边上，不时有小汽车从门外的道路上驶过。马上就要过年了，那些在外打工的人们，纷纷从城市回到村庄里来。原来安静得有些过分的村庄，这才一下子热闹起来。
　　社会发展很快，农民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不仅那些在城里当干部的人买了车，那些进城务工、贩卖水果、搞建筑装修的人也都买起了车，而且车子的价格可能更高。那么多的车子，在几年前的五联村，是无法想象的。
　　在村民们看来，这种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体现在村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些离开村庄进城的人，都能挣到大钱，而如果继续守着农田，反而没有奔头。
　　一年又一年，马岳云没有离开村庄，因为他有个智障的儿子，他没办法离开家和别人一样进城去打工。他只能依靠犁田这一门手艺过日子，以便闲暇时能更多地照顾到家里。
　　犁田的价格，从早的一亩八元钱开始，一路涨到七十元、一百元，2013 年的价格是二百四十元。
　　一年中，马岳云多能耕一百二十亩田。
　　算下来，耕田的年收入，还不到三万元。
　　而养牛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可以休息，除了耕田，还要放牛――对牛的照料，一天都不能落下。
　　“犁田的价格，能再高一点吗？”我问。
　　“高不上去了，”他说，“你想啊，种田的成本如果再高一点，那还有谁会继续种田？”
　　种田，除了犁田的成本，还有种子、化肥、农药的投入，以及灌溉和种植、管理、收割的人力成本。相对于稻谷价格的低迷，种田的成本已经太高了，种水稻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可言。
　　他一边抽烟，一边继续和我聊着。
　　种田的人日渐减少，我们这个村庄的犁田佬也变得资源过剩。于是，很多原先的犁田佬开始放弃这一行当。
　　把一头耕牛卖给牛贩子，能换一万五千元到两万元。
　　牛贩子把牛杀了，卖肉。
　　村子里的几十头耕牛，绝大多数都卖到了牛贩子手中。现在大概只剩下两三头了。
　　那个原先养了很多牛的应中良，原本想让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回村，把耕田这门手艺传给他，同时，也把自己的四头耕牛交给儿子。
　　但是儿子不答应。
　　后，应中良只好把牛卖给了牛贩子。小的牛崽不到一岁，
　　也只得交给牛贩子宰杀、卖肉。
　　马岳云的这头耕牛，跟了他十几年，他舍不得卖。
　　“下一代再没有人会犁田了！”
　　马岳云抽着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趁自己身体还行，他还会继续犁几年田。“三年，可能还用不了三年，我大概也干不动了。”
　　他带我去看他的犁。那把铁犁全身灰黑色，犁头锃亮，他已用了三十年。　　　

　　……

• 书名 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
• ISBN 9787807680970
• 作者 周华诚　著
• 出版社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 出版时间 2015-11-01
• 开本 32开
• 纸张 纯质纸
• 包装 精装
• 是否套装 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