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荐
第二版中文版序
一 引言
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由苏联首创并在东欧国家得到实施。它成为中国、古巴、朝鲜和越南的发展模式，而且激励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运动。苏联在40年时间里从半封建的封闭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中国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从“东亚病夫”变成了世界强国。古巴在很短的时间内根除了文盲和贫困，以致其榜样作用被视为美洲的“威胁”，美国更是投入（并将继续投入）大量资源对它加以遏制。
但这一模式也同样遭遇了内部矛盾。中央计划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但由于其激励结构扭曲，因此无法实现高效的、动态的发展。因此，改革家们开始尝试把市场机制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相结合，这一试验首先发生在南斯拉夫，继而扩展到其他地方。1989～1991年的事件中断了东欧和苏联的试验。（这些试验并不是因为政治动荡而自发中断，而是由于当地精英和西方顾问不遗余力地抹黑市场社会主义，否定其可行性。尽管如此，中国的试验还是结出了累累硕果。虽然并非所有的果实都是甜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开始于1978年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显著提升了12亿人口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且在20年的时间里维持了一个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增长率。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三倍多，居住面积翻了一番，婴儿死亡率降低了50%多，医生数量增长了50%，而且人口平均寿命从67岁增加到了70岁。不管中国试验有怎样的不足，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脱离了贫困。
中国的试验极其复杂，未来的轨迹也远不能确定，但目前的中国体制应被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今天的中国正经历着许多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挑战。人们对走高的失业率和日益扩大的地区不平等（前者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后者是市场决定的投资必然加剧的问题）怀有深切的忧虑。中国也对车间组织形式进行了大量试验，包括赋予工人以企业所有权的试验。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有可能迈向类似经济民主的制度。
2013年的皮尤调查显示，82%的受访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会比父辈过得更好，这一比例是那次调查中**的。
二 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命题
让我们把时光稍微向后追溯。2002年夏天我**次访问中国。当时我受邀参加在杭州大学举办的一个会议，组织者是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曹天宇（Tianyu Cao）和他的妻子林春（Lin Chun），她是伦敦经济学院政府系教授。那是一个小规模但成果丰硕的会议。参会人员包括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拉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等，以及汪晖、温铁军、杜润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前主任、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总设计师），总计20人，杭州大学校长主持会议，并严格把控会议进程。
我在大会上发言的题目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十大命题”，我详细阐述和辩护了以下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
◆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性质和动力的基本见解是正确的。
◆与马克思当年相比，今天的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辨明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后继制度”——的制度轮廓，至少更了解这一理想类型。它将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该模式实行工人的自我管理和投资的社会控制，我称之为“经济民主”。
我以下面一段话结束了我的发言：
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的世纪，但二者成功的原因迥然不同。如果“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获得成功，那么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这样的愿景有可能出现，也有可能不会出现，而与此完全不同的愿景也不是不可能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有可能演变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而这样的演变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人类都是一场灾难。
之后我向参会人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认为中国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得到的答案非常有意思。一名中国参会者回答：“很可能向资本主义发展。”第二人主张市场、民主与社会公正，他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模式。第三人说他看不出我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存在什么本质差别。第四人认为问题不在于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在于选择好的社会主义还是坏的社会主义，或者好的资本主义还是坏的资本主义。佩里·安德森指出许多受访者只是表达了他们希望发生的结果，而不是他们认为可能发生的结果。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还能提供一些新的见解吗？
三 从经济民主角度看中国
首先，让我简要勾勒经济民主的概貌（细节可参见本书的第三章）。经济民主基本模式与资本主义基本模式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是由三种截然不同的市场构成——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市场出现，资本主义才逐渐兴起，并进而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发展。经济民主保留了商品和服务市场，但以车间的民主化取代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以社会投资体系代替了私人金融市场。经济民主的扩展模式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即政府充当工作的*后提供者角色和允许企业家式资本家在大部分私人企业和一些大企业中的存在。
从经济民主的角度看，应关注中国的两个双重否定因素。
（1）中国尽管扩大了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范围，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复杂的现代社会主义经济需要一个受到恰当管制的市场机制来配置大多数商品和服务。
（2）中国有很多非常富有的民营企业家，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可行的、理想的社会主义需要包括民营经济（小企业部门自不用说），甚至包括大规模的企业家型投资者。这些民营企业家在培育创新和提供就业方面可以发挥有益的和宝贵的作用。不应该假定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
后继制度理论（详见**章）也促使我们去寻找积极信号。在中国，车间的民主情况又是怎样呢？
我们发现许多企业设有正式的民主制度，而且得到了官方辞令的支持。“民主管理”一词在中国使用得非常广泛。中国宪法明确表示，国有企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负责审议决定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甚至有权根据主管机关的部署，民主选举厂长或管理者。
中国国务院总理在2013年10月的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要推动企业民主管理，发挥好职代会的作用。
今天，尽管一些制度尚未得到有效的实施，但确立这些正式制度并获得主流意识形态支持的事实并非无足轻重。只要有助于工人行使民主权利，那么工人们就可以充分利用它们。
在中国，投资社会控制的情况怎样呢？表面上来看，形势还是喜人的。中国的金融机构绝大多数是公共机构，政府对投资资金的控制方式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没有的。这意味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能完全左右中国的未来。中国仍然存在计划，它制定目标并投入资源来保证实现。
举例来说明。2007年中国曾计划到2020年铺设完成8000英里的高铁，但全球金融危机不期而降。为了刺激经济以对抗危机，中国把目标时间调整为2012年，比预期时间整整提前了8年。世界银行把这一投资项目称为“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实施的**的单一的客运铁路投资计划”。在出口需求减少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尽管暴露了脆弱的一面，但这类以及其他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项目使得中国得以避免陷入“大萧条”，而欧美却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当然，为了实现生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适应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大规模迁移的明确目标，中国已制定了更多长期的计划和投资。
四 中国：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我的脑海中闪出两个定义，一个是经济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从前者来看，资本主义是一种私人拥有大量生产资料并且雇佣劳动居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从后者来看，资本主义国家是指资本家阶级有效地控制着一国的政治制度，而所谓的资本家阶级是由收入和财富主要来源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个人组成的。
如果根据经济方面的定义，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中国仍有将近一半的人口住在农村，而农业土地尚未私有化。此外，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私营企业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尽管增长迅猛，但国有企业仍在经济制高点行业占据着统治地位，包括银行、保险、石油、电信、工程和建筑、钢铁制造、电力、铁路、海运等行业。请看以下统计数据：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大陆企业有69家，除5家为私营企业外，其余的64家都是地方或中央国有企业。
◆在中国500强企业中，90%的资产为国有企业所持有。
◆在中国500强企业的总利润中，5家国有银行占有23%的比重，3家国有石油公司占有10%的比重，其他国有企业占有45%的比重。而**的私营企业仅占有18%的比重。
五 中国为什么不会“走向资本主义”
很明显，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虽然很有影响力，但还远未占据主导地位。我将提供三点理由证明他们仍将处于非主导地位，中国不会发展为资本主义。
（1）中国的领导层深知资本主义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的政治家一点都不愚蠢（我希望此话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政治家）。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评论指出：“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无政府主义和暴政之后，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是在几代人中**秀的。”（他补充道：“他们的成功显而易见……看世界人口**大国经历着*快的经济增长，就像看班里*胖的男孩赢得100米跨栏比赛一样。”）对中国来说，收入不平等扩大、环境破坏等这些经常被提到的问题毫无新鲜度可言。新闻媒体不停地讨论这些问题，而且政府高层也经常就此展开辩论。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将加剧不平等，制造更多的失业并且对生态造成浩劫。早在全球大衰退之前，大多数人就已经深知此理了。如今，人们自然更加深信不疑。
（2）来自底层人民的巨大压力。工人和农民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工人和农民绝不是消极被动的。工人和农民都很尊敬中央政府，但对地方官员深表不满，因为后者常常被认为很腐败，并且一心为自己及其心腹窃取公共土地和国家资产。
中国领导人对社会动荡的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都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政治阶层中的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但还有另一个远非不相关的因素。他们希望保住中国的集体成就——以及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中国人在没有大量的外部援助或建议的情况下取得了可载入史册的巨大成就，中国领导人不希望看到这些成就毁于一旦。而如果民众的不满情绪和环境问题解决不力，那么这一后果就可能发生。
我们必须明确这些成功的重要意义。比如，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81年中国有超过80%的人口——将近10亿居民——每天的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到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4亿以下。事实上，在此期间世界贫困人口整体下降了6800万，而这完全要归功于中国。如果没有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全球贫困人口在此期间将增加5亿。
我们也可以回想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2011年《纽约书评》的文章中提到的数字。他对中印进行了对比，在1949年中国比印度贫穷得多，而现在：
◆中国的人均寿命比印度高9岁（仅比美国低6岁）；
◆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仅是印度的三分之一；
◆印度的产妇死亡率是中国的六倍多；
◆中国15～24岁女性的识字率达99%，而印度仅为80%。
修订版序
但现在，还有谁能脸不红心不跳地使用社会主义的措辞呢？作为婴儿潮一代的一员，我还能记得在那个年代，革命理想、英雄推动历史前进的理念还是很能打动人心的。但现在，宣扬革命理念，已经相当于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失掉了主心骨，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2009年写下的一段文字。其实，资本主义才是“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难道不是吗？至少美国版的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两年前开始了大衰退，那些饕餮鲸吞的金融界精英们*终还是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到了悬崖边缘。数十年来这些精英们坚决要求并且成功地把“政府从我们背上拉下来”，然而瞬刻之间，他们却大声要求政府的救助。当然，他们都得偿所愿了。以往普遍担忧的财政责任、政府赤字等问题也在瞬刻之间被扔在一旁，成百上千亿纳税人的钱成为大银行的囊中之物。正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评论的那样：
一些人把这种新的经济制度称为“美国式的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利益。与此相反的是，美国并没有给数百万失去家园的普通美国人提供帮助……美国无休止地对公司提供安全保障，从商业银行到投资银行，然后是保险公司，现在是汽车行业，看来被救助的名单还远远没有完结。
“但是，”他强调，“如果采取如此的改革方案，也就是赚钱归个人，赔钱则由社会大众承担。这样的做法注定要失败。”
真的注定要失败吗？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衰退早就被宣告结束了。股票市场已经反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2008年6710的低点回升，尽管尚未达到2007年泡沫经济时14093的高点，但也相距不远。生产率一路走高。公司赢利刷新了历史纪录，坐拥堆积成山的现金。华尔街的银行和对冲基金又回来了，他们的高管照旧拿走数百万美元的奖金。（2009年，前25位对冲基金经理人的平均收入达10亿美元，是美国总统年薪的2500倍。）
对富人来说衰退当然已经结束了，而且他们刚刚获得另一项奖励：小布什总统推出的减税政策获得延期。然而，数百万失去家园的人依旧无家可归，丧失住宅抵押品赎回权的案例比比皆是。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接近10%，而实际情况更糟糕。刚毕业大学生的就业前景依然黯淡。然而，我们却被告知因为没有钱，所以什么也做不了。看看那些巨额的联邦赤字吧！看看那些庞大的国家债务吧！我们必须削减社会项目，而不是扩大现有的或是设立新的项目。
这是在开玩笑吧？是的，确实是在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
为了对克鲁格曼公平起见——这本书会经常引用他出色的著述——有必要指出他讲完“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后的一段话：
资本主义稳若磐石，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取得了诸多成就（我们很快就将看到，这些成就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因为，没有人能提出一种足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令人信服的道路。
这一形势不会永远延续下去。未来肯定会有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梦想。如果当前的经济危机久拖不决、持续恶化，新的意识形态和梦想将会更快涌现。
《超越资本主义》就是众多 “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梦想”中的一种实践。它的确是非资本主义的，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正如我在该书**版的序言中所说，20世纪70年代早期，从我是一名哲学研究生开始，我逐渐形成一系列观点，**版是在这些观点基础上形成的第四项成果，而这一版是第五项。
在这里请允许我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当经历了某种良心上的危机后，我辞去了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数学助教的职位，重新回到了研究生院。尽管已经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但我逐渐意识到，对于数学这门学科我不如一些同事那样有激情。“而且，”我对自己说，“我现在花了很多时间给工程学学生上微分方程课，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在国防工业中任职，用我教授的技能去制造威力更大的炸弹。”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而且我当时先后参加了民权运动和反战游行，已经卷入政治。虽然喜欢教书，但我希望教授的是我自认为要比数学更有意义的知识。我告诉自己：“你只能来这世界走一遭，不要浪费机会。”
后来的事实证明，数学训练对我博士论文选题的研究极有帮助。在决定远离数学不久，我就和马克思结缘了。我原本以为我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某种宣扬无神论的、无视人性的、集权主义的乌托邦，却从未读过一本马克思的原著。在成为哲学研究生之前的那个暑假，我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卷。我读得异常认真，像数学家那样严谨，不放过一个脚注，并且推导每一个公式。
那次的学习经历让我终生难忘。我当时尽管参加了反种族主义和反战运动，但是直到那次学习我才意识到我们的经济制度可能存在某种根本性的缺陷、某种无法通过这样或那样的自由化改革来挽救的真正缺陷。马克思成功地说服我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救药的剥削性，并且**非理性。直到现在，我依然深信不疑。
但是存在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承认资本主义历史贡献的同时，尽管彻底揭露了其剥削基础和非理性动力，但这仍然仅仅是一种批判。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可替代的经济秩序方案，用他自己饱含轻蔑的话说，就是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我不认为马克思要为这一缺失承担责任。他尽管致力于成为一位科学社会主义者，尽管掌握了足够丰富的资料用以支撑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能够用以构建可替代性经济制度的相关材料仍然极度匮乏，因为那时还没有任何社会主义“试验”。伴随着苏联模式的失败，这一缺失就使得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极难回应克鲁格曼的批评：“资本主义稳若磐石……因为，没有人能提出一种足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令人信服的道路。”
“我们不再有马克思遭遇的那种困难了，”我对自己说，“因为20世纪已经见证了众多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经济试验。我们对哪种方案可行、哪种方案不可行的了解比马克思能够知道的要多得多。”因此，详细阐述并论证一种替代现行经济秩序的可行方案就成为我在博士论文中的研究课题。为此，我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而我的数学背景也有了用武之地，那些曲线和公式吓不倒我。
2002年，本书**版作为这一课题的成果之一正式出版，现在的第二版重写了部分内容，更新了数据，添加了新材料。*显著的变化是增加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它们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不稳定、目前的危机和中国的情况，并且对持续热议的从资本主义到经济民主的过渡问题进行了较大的资料扩充。我也对内容做了一些调整。在**版中，第四章主要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多重缺陷，第五章则主要是证明经济民主这一替代方案可以克服上述缺陷，至少可以让这些缺陷不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得那样严重。在修订版中，针对本书讨论的七个主题——不平等、失业、过劳、贫困、经济不稳定、生态恶化和民主缺乏，我首先分析为什么它们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缺陷，接着阐明在经济民主制度之下它们会有怎样的不同。通过这样连续的点对点的论证，而不是在笼统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再加上一段对经济民主的冗长分析，我相信本书将更易于阅读。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前四个主题，第五章则包括后三个主题。
这一版和**版都是为普通读者所写，但不同的是，这一版的尾注分量更重（译本采用的是脚注格式——译者注）。这次的尾注不像**版那样仅仅是一些关于事实和引文的文献或是进一步阅读的建议，而是会讨论一些与正文要旨相关但并非核心的问题。当然，如果跳过尾注而直接阅读正文，也无碍对内容的理解。
为什么要出新的版本？*重要的原因是，目前关于资本主义是否可行的讨论远比数十年前广泛得多，我希望我对这场讨论的贡献尽可能地与时俱进。另一个原因是，自2002年以来世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的分析要及时反映这些改变。2002年，学术权威们、官僚政客们和一小撮“新保守主义分子”大肆谈论所谓的“美国新世纪”。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们也宣称至少在美国，经济危机已经成为过去时。然而，今天的美国看起来和他们所说的相去甚远。
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人们又开始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了（在美国，“社会主义”对一部分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词语，所以这个词主要用来吓唬人），而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拉丁美洲，高喊“为了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新政府陆续上台，它们不是靠游击队的起义，而是通过自由和公平的民主选举登上政治舞台。
主流经济学家们仍然厌恶“社会主义”一词（如上所引，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个例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当前的经济秩序表示了较大的疑义。一位杰出人士，同时也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早在十多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就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保留意见，甚至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在当代世界， 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那些重大挑战，包括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在前所未有的丰裕世界中存在极度的贫困）， 以及“公共物品”问题（即人们共同享受的物品，例如环境）。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几乎肯定会需要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机构和制度。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近发表的见解与他早期的那段话是吻合的。在尼古拉斯·萨科奇（Nicolas Sarkozy）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主持的“新资本主义”欧洲峰会上，他问道：“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一种形式的新资本主义，或者……一个‘新世界’，以建立一种不同的体制。”本书的回答是：我们需要一个新世界！
我要特别感谢两个人对本书的修订提供了巨大帮助。一个是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托德·威尔逊（Todd Wilson），他和我素未谋面，几个月前发来电子邮件同我谈论这本著作。当他得知我正在修订《超越资本主义》一书时，马上主动提出要提供帮助。随后他阅读了每一章节，纠正了大量打印错误，并且就内容和形式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建议。对此，我深表感激。另一个要感谢的人是帕特西·斯韦卡特（Patsy Schweickart）。除了一些编辑工作，她所做的许多事情常常让我神采飞扬、精神奕奕。同时还要感谢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提供了一学期的研究休假，使我能够顺利完成本项研究。我还要感谢埃里克·格拉夫（Eric Graff）为本书编纂了索引。
芝加哥，2011年1月
初版序
从我成为一名研究生开始的30年间，我逐渐形成一系列的思想观念，这本书是在此基础上凝结的第四项成果。在激动人心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切似乎皆有可能。但是对于资本主义行将崩溃或者在美国本土（“野兽之腹”，我们当时对美国的称呼）掀起革命高潮这些观点，我并不像许多同行那样乐观。而且，我相当清楚，即便资本主义真的崩溃而且革命的政府开始掌权，这个政府对于如何重建经济也必定毫无所知。当然，“权力归于人民”，但是关键在于怎样将经济权力移交给人民。该用什么样的制度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苏联模式早就不再鼓舞人心了。尽管时代的中国看起来成就显著（据我们后来所知，实际并不如此显著），但是中国的经济模式和我们这样的发达工业社会相去甚远。
因此我的研究转向怎样重构一个发达工业经济体，使之不仅经济上可行，而且体现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的伟大道德理想。该研究的**项成果是我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一个功利主义的分析”。尽管论文题目丝毫没有提及替代性的经济方案，但是论文的确对此进行了研究，因为“功利主义”的分析要求对不同的制度进行比较。如果希望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站得住脚的批判，那么就必须证明其他的某种经济制度能够为更多人提供更大的幸福。
后来，我对博士论文做了修改并以“资本主义或工人控制：一个道德和经济的评”（1980年）为书名出版。该书把替代方案称为“工人控制的社会主义”（在其后的一本书及本书中，我称之为“经济民主”）。这个模式具有如下特征：工人自我管理的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相互竞争，同时由“社会控制”投资活动。尽管多年来我不断提炼和调整这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的基本特征却始终如一［政治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对思想家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他把一类思想家比为狐狸，另一类比为刺猬。他说：“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伯林引用的是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思（Archilochus）的隽语，并把这一隽语解读为对两类思想家的定义。我大概属于刺猬那一类，因为我的确“有一大知”：一个既可行又更为理想的方案，它可替代当前这个有害的经济秩序］。
1993年，我出版了《反对资本主义》一书。1980年之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重大的是苏联帝国的崩溃。起先是东欧的卫星国挣脱苏联的统治并且抛弃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遗产，然后是苏联自身也解体了。对于我们这些左翼人士而言，那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日子。不是因为我们仰慕苏联，我们中间很少有人仰慕。然而，我们大多有意无意地觉得，面对以美国为首的日益富有而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面对他们的强烈敌意，共产主义只有持续存在（实际上是稳步扩张），方能表明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曾经设想：在适当的时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走向民主，并且找到经济更有效运行的方法，而同时资本主义将陷入致命的危机。
历史未能让我们如愿。但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对的，不论历史如何裁决，道德始终站在我们这一边。资本主义是一种冷酷的、掠夺性的制度，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制度。我近乎狂喜地发现，许多既智慧又正直的思想家［比如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宣称：“倘若知道一种能有效运转的非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就必须停止使用‘资本主义经济’一词。”我们确实知道一个有效运转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应是什么样子。《反对资本主义》一书（对模式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并增补了一些材料）再次强调，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知道一个人道的经济应当是怎样的，而在于强大的既得利益在极力阻止它的产生。如果我们接受那时流行的说法，即知识分子有义务“对权力说出真相”，那么我们至少要把那个真相说出来。
我现在写的这本书还是关于这个主题，尽管看起来和我以往的书没什么两样——当然数据有了更新——但实际有很大的不同。让我一一呈现这些不同点。近四年前，也就是当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我的计划相当简单，那就是以更为通俗的笔调重写《反对资本主义》一书。《反对资本主义》以及之前的著作主要是写给专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看的。书中充斥着大量的注释，一些相当深奥的专业问题的讨论，部分出现在注释中，部分出现在正文中。当时我希望这本书对于读者来说要更易于阅读，现在我也相信它的确如此。书中仍然保留了注释，更确切地说是章末注释，而它们仅仅提供了引文和数据的出处，有时也提出进一步阅读的建议。读者即使跳过不看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损失。一些附加说明性评论，在以往面向专业读者的著作中被置于注释中，如今直接放进正文中。有关技术性争论的参考文献被全部删除了。
这丝毫不意味着我“简化”了我的论证，**没有。本书与我以往的著述一样严谨，不是能很快速、很轻易地读懂的。当我写作时与我心灵对话的是聪明智慧且心怀天下的普通读者，而不是具有哲学或经济学专业背景的学者。我希望我的书能被那些非专家学者所理解。
原先的计划是写出一本通俗版的《反对资本主义》，但随着写作的进行，发生了两点变化。我先前的著作把资本主义作为国民经济的一种组织方式来研究，同时致力于提出国家层面上的替代模式。但是众所周知，“全球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游戏的代名词。因此，本书在更严谨的意义上把资本主义看成一种国际现象（当然，它一直都是），而且更为详尽地阐述一个经济民主型的国家如何同其他国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更重要的第二个变化，开始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回头审视，我觉得《反对资本主义》及以往著述都是理论性的著作，它们的目的在于确立这样一种理论观点，即一些人（人数众多）所宣称的，鉴于人类的天性，不可能存在一个可行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样的论断是错误的，而我提出，如果组织合理，民主的社会主义与人类天性并不对立。它并不要求人民具备超凡的利他主义，也不会和根深蒂固的人类本能起冲突。尽管这本著作坚持了以上的理论观点，保留了以往的理论风格，但是理论更加趋于实践导向。这里变化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批判众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可行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反对观点，而在于帮助普通人——他们是对资本主义发起新一轮挑战的中坚力量——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以及怎样使之运作得更好。
从理论导向到实践导向的风格转换，反映了我在思想上的微妙变化。我开始相信（1993年前我并不这样认为）确实存在着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又一种挑战，这样的挑战不仅不会停止，而且亟须一个更清晰的视野，以便看清什么是有可能实现的。
导致我思想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个是个人方面的，与社会对我著作的反响有关。1997年，位于西班牙桑坦德（Santander）的一家耶稣会所属出版社Sal Terrae和社会行动联盟Cristianisme i Justícia共同决定出版《反对资本主义》的西班牙文版本，并由前者负责出版工作。1998年初，后者为我安排了一次该书的推介旅行，我得以访问巴塞罗那（Barcelona）、毕尔巴鄂（Bilbao）、塔拉戈纳（Tarragona）和萨拉戈萨（Zaragoza）。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演讲并非都是面向清一色的学界人士，也包括众多有志于变革社会的普通百姓。我也接受了许多当地报纸的采访。那年晚些时候，在菲律宾，我应邀到菲律宾合作基金公司（Cooperative Found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Inc.）做了演讲。回国后，芝加哥当地的一家天主教社会行动团体“追求正义的第八天中心”（Eighth Day Center for Justice）同我接洽，邀请我做了报告。我还受邀到中西部劳动研究中心（Midwest Center for Labor Research）［现在的劳动和社区研究中心（Center for Labor and Community Research）］做了演讲。在此期间，我用新书稿的部分章节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经历过这些互动之后，我越发认识到，许多怀揣美好愿望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信仰激进主义的人，是多么渴求更具体更全面地了解当代社会之未来可能性，但是现实无法满足他们。许多人意识到不公正的存在并且力图改变，许多人意识到社会罪恶的普遍并且努力消除，但是他们对长期的、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并不明了。他们希望有这样的解决方案，但是大多数人心存疑问。这本书就是要消除（至少要减少）这些疑问。
使我的研究更具实践倾向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1993年以来世界自身的变化。一系列发生（或没有发生）的事件极大地打击了资本主义辩护士们甚嚣尘上的耀武扬威般的猖狂锐气。
**，共产主义政府并没有如普遍预期的那样全部崩溃。所有非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都还存在。它们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有些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没有一个公开地同过去的社会主义传统决裂。当然，绝大多数评论家都坚信市场化改革必然导向资本主义。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并非不可避免。在我看来，市场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实际上，市场对于社会主义的健康运行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1993年后经济崩溃的不是那些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是重新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以下是对俄罗斯近况的评估：
结局是十足的灾难。改革的**年，工业产出缩减了26%。1992年至1995年，俄罗斯的GDP下降了42%，工业产出减少了46%，远比大萧条时的美国经济糟糕……1991年以来实际国民收入急剧下降了40%。到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1.48亿人口中有4400万处于贫困状态（按月生活开支低于32美元界定）；四分之三的人口每月生活开销不足100美元。90年代中期，自杀人数翻番，酗酒死亡人数增加了2倍。婴儿死亡率达到第三世界的水平，而出生率大幅下降。经过5年的改革，妇女的平均寿命为72岁，下降了2岁，男人则为58岁，下降了4岁，后者甚至低于一个世纪前的水平。
再来看看一位保加利亚妇女在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动战争之后，通过电子邮件所传达的强烈抗议。她对塞尔维亚“民主反对党”的未来前景发出了警示。下面是摘录的内容：
在我们保加利亚，从1989年起就有了美国式的民主，已经整整十年了。
我要控诉，这是我人生中*可怕的十年。
在这十年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在执政的民主力量联盟（Union of Democratic Forces，UDF）的热心帮助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功地榨干了保加利亚的工业，摧毁了社会组织，并开放了国界。（请注意是保加利亚的国界，从来就不是美国或者德国的。）
他们吞噬保加利亚工业的三种方法是：
——先将工厂私有化，然后将其变卖；
——直接变卖企业；
——以微不足道的价钱把企业出售给强大的外国公司。例如，1997年皮尔多普（Pirdop）镇附近生产黄金、铂和电解铜的铜冶金厂，就几乎白送给了比利时的矿业集团（Union Miniere）。
结论：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在没有受到轰炸的情况下，保加利亚的工业和基础设施（比如公路）就被彻底地摧毁了。所有这一切正是塞尔维亚反对党向塞尔维亚人民推销的结果。
在美国向南斯拉夫开战期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两个土耳其飞行员飞临保加利亚领空，正在向下俯瞰。其中一个说：“我纳闷，我们刚才在这儿扔炸弹了吗？”另一个说：“别犯傻了，这是保加利亚！没扔炸弹,它看起来也像被炸过一样！”
其他后果：成群的失业者，正如你能轻易想象出的那样。
乞丐充斥着街道。
儿童因毒品和营养不良而暴尸街头。
老人在垃圾箱里搜寻破衣服和发霉的面包。
昨天我的姐夫告诉我，他看见儿子所在学校的前任女校长正在垃圾箱里翻破烂。
第三，近年来全球动荡日益剧烈。1995年墨西哥的“龙舌兰酒危机”几乎推倒了整个全球金融上层建筑。据当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回忆，他和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以及众多重量级的业内人士不得不行动，不惜一切代价启动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庞大救援计划，否则“真正的世界灾难就不可避免了”。两年后，金融恐慌席卷东南亚，甚至连广受赞誉的韩国经济也不能幸免；恐慌扩散到了俄罗斯，促使其国内债务违约，继而又漫延至巴西。自那以后，拉丁美洲不断上演大大小小的各种危机，而非洲则继续着它的下行颓势。看来，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已经失控，导致整个世界混乱狼藉。
世界上发生的第四个也是*重要的变化是出现了大量抵抗。1994年1月1日，正当著名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生效的时候，墨西哥贫穷的恰帕斯州爆发了武装起义。萨帕塔运动是用一个世纪前墨西哥革命的传奇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的名字命名的。这是一场非正统的、别具匠心的运动。面对政府的强力镇压，虽然起义者们宣布放弃使用武力，但是他们拒绝就地解散。（2001年3月，起义者发起一次广为人知的、从恰帕斯到墨西哥城的“和平与尊严之旅”。他们沿途寻求支持，然后在墨西哥城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并且进入国会对在场的政客们演讲。）
1995年春，意大利工会联合会发起总罢工，反对右翼贝卢斯科尼政府削减养老金收益的计划。这次罢工使整个国家陷入数天的瘫痪状态，有1500万人乘火车或汽车来到罗马。［那时我刚好在罗马居住，在洛约拉大学罗马中心任教。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经历。当我和妻子从位于罗马的上层中产阶级居住区蒙特-马里奥（Monte Mario）的公寓出来时，我们发现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杂货店、水果摊、红酒店、理发店、报摊、餐馆，甚至加油站都歇业了。我们将信将疑地呆望着，试图去想象如果这一切发生在美国国内，可能出现的情景：工会发出罢工的号召，然后不论任何地方——城市、乡镇和街道，所有的商业活动统统停止。］同年秋，超过500万法国学生和工人也走上街头，采取相似但规模更大的行动。
反抗和游行开始在各地不断涌现，它们大多聚焦于本地或本国的具体问题。其后，1999年11月西雅图发生了作家亚历山大·科伯恩（Alexander Cockburn）和杰弗里·圣克莱尔（Jeffrey St. Clair）所称作的“震撼世界的五天”：为扰乱正在召开的世贸组织高端会议，成千的抗议者，包括年轻的、年老的，**世界的、第三世界的，工会，环保主义者，反血汗工厂者等，纷纷集中到市中心。
甚至在美国本土，就在芝加哥这儿，7位洛约拉大学学生因为在商业中心的耐克城——一家出售耐克公司产品的商店，展开一幅反血汗工厂的横幅而遭到逮捕，本月（2001年8月）末将在法庭受审。
在这些日子里，只要极目四望，你就能看见人们都在反抗所谓的“新世界秩序”的蹂躏。现在很难预测这些反抗将来会壮大到怎样的程度，也很难推测今后肯定会爆发（也许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的经济危机将会多么严重。但我总觉得不论我此时写些什么，都是对那种反抗的少许贡献。这就是本书希望达到的目的。
我要向帮助我提炼了书中观点的许多人表示感谢。我的两位研究生助手，科里·沙夫（Kory Schaff）和詹森·巴雷特（Jason Barrett），在查找数据方面帮了我大忙。我从本科生和研究生对本书早期书稿的反馈中受益匪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罗马中心和三位优秀学生的讨论，他（她）们是：丹·霍恩（Dan Hoyne）、凯特·亨德森（Kate Henderson）和彼得·吉安诺帕洛斯（Peter Gianopulos）（其中一位拒绝接受我的观点）。我要感谢蒙德拉贡卡亚劳动合作银行（Caja Laboral）的胡安·曼纽尔·辛得（Juan Manuel Sinde），他安排了一场有益的会议。我也要感谢劳动和社区研究中心的丹·斯温尼（Dan Swinney），我们就经济民主模式对当前具体改革的可应用性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我在和阿尔·坎贝尔（Al Campbell）及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的持续辩论中得到极大的鼓舞。尽管我们在中心问题——关于市场对于可行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上意见相左，但我们的讨论始终非常友善而且成果颇丰。我极大地受益于帕特里夏·曼（Patricia Mann）、弗兰克·汤普森（Frank Thompson）和贾斯汀·施瓦茨（Justin Schwartz） 在2000年秋举办的激进哲学家协会会议上对本书早期版本的评论。同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的讨论让我心存感激，我赞同他（几乎所有）的观点。我也从很多人的书面评论中获益，他们是艾伦·亨特（Allen Hunter）、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布鲁诺·乔沙（Bruno Jossa）、大卫·钱德勒（David Chandler），以及一位匿名审稿人。（如果这位审稿人正是我猜测的那位，那么我已经在本段的前面感谢过他了。）
我还要感谢许多人。我有幸向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和会议提交了许多基于本书的论文：在古巴的哈瓦那、奥尔金和卡马圭，在萨尔瓦多的中美大学，在菲律宾大学，在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和甘迪亚，在意大利的贝加莫大学，在南泰尔的巴黎大学，以及在美国无数的校园。感谢所有这些研讨会和会议的组织方和邀请人。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古巴朋友，温贝托·米兰达（Humberto Miranda）、劳尔·罗德里格兹（Raul Rodriguez）和吉尔伯托·瓦尔德兹（Gilberto Valdez）。他们追求人道社会主义的勇气和决心，即便是在那段*黑暗的“特殊时期”，当古巴的主要贸易伙伴相继倒台而美国对古巴实施了进一步贸易禁运的时候，也从未有丝毫动摇。他们和我有幸遇见的所有古巴人一样，令人备感鼓舞。［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有幸6次造访古巴，几乎都是去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北美和古巴哲学家及社会科学家年会。我对激进哲学家协会的克里夫·杜兰德（Cliff Durand）满怀感激之情，作为北美代表团的组织者，他竭尽全力促成了这些访问。］
我还要特别感谢两个人。在我做博士论文时，我阅读了雅罗斯拉夫·瓦尼克（Jaroslav Vanek）的著作，正是他的著作（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著作）将我带上了我此后所走的学术道路。1999年，我特别荣幸地在哥伦比亚大学纪念他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使我有机会表达感激之情。让我再一次向他致以敬意。
*后，我要特别感谢帕特西（Patsy）——她的支持必不可少。
芝加哥，2001年8月
附 言
这份书稿于2001年8月提交给出版社，因此显然不可能提及“9·11”恐怖袭击事件。然而，鉴于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我们决定推迟出版，以便增加一个后记：
“一切都变了。”恐怖袭击发生之后，这一论调不断被重复着。一切真的都变了吗？
从本书设定的视角看，答案是“不”。并非一切都变了。（就在此刻，阿根廷大范围的骚乱已经迫使新自由主义政府下台，这一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试图强行实施新一轮财政紧缩计划。）尽管所有重要的大事依然如故，但是“9·11”事件也突出了我在写作本书时忽略的一个因素。
《超越资本主义》一书证明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趋向，并预测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挑战。此外，它认为目前这个占主导地位的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必将扩大全球贫富差距，同时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不稳定，即便是富国人民也不例外。面对这些经济压力和混乱，本书除了偶尔提及，并没有考虑过人们对此产生的非进步性反应。
但是，正如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清楚表明的，建立于残暴的、退步的意识形态之上的现代民众运动，*容易在上述的环境中疯长。事实上，它们往往是由富有的利益集团有意培育起来的，目的是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摧毁来自左翼势力的挑战。近期，随着社会主义事业陷入混乱，这种运动不断扩散：西方重现新纳粹主义；种族性民族主义彻底分裂了南斯拉夫，并在许多贫穷国家肆虐。也许*严重的是，出现了我称之为“神权法西斯主义”（Thoecratic Fascism）的各式各样的派别——它们是基于信仰的原教旨主义，追求政治权力，而且毫不避讳使用恐怖手段。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炸毁了堕胎诊所。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梦想着一个“*终解决法案”——在大以色列王国中对“巴勒斯坦虱子”（这是刚被暗杀的以色列极右的国家联盟党领袖的说法）实施种族清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炸毁了购物中心，劫持满载乘客的飞机，撞向满是人的大楼。
我们必须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恐怖活动的根源不是宗教本身。世界上大多数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绝非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自身非常憎恶恐怖分子对无辜平民的杀戮。把所有原教旨主义者都贴上神权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也有失公允，尽管当代绝大多数宗教原教旨主义所带有的强烈“仇怨”特征正把信奉者导引向那个方向。
2.贫穷本身也不是原因。尽管贫穷必然孕育抵抗，但是抵抗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回想一下冷战期间，那些直接和美国（在朝鲜和越南）或和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交战的当地马克思主义武装，从未对美国公民发动过恐怖袭击。这些武装绝大多数是由贫穷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他们是在为美好生活而战，而且清楚地知道美国在阻碍他们实现理想。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一直都把一国政府和它的普通人民区别对待，前者只代表该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是不做这种区分的。
3.我们也要知道恐怖活动并不局限于法西斯运动。不管是以什么客观标准来衡量，相比于二战之后的任何国家，这个正在领导“反恐战争”的国家通过直接的或者扶植凶残的傀儡政权的方式，对无辜百姓实施了更多的暴力。正如我在第四章所强调的，假如美国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那么二战后的死亡人数将减少数百万。（我也说过美国民众根本不支持造成如此可怕后果的政策。因此，后面接任的政府必须花费相当大的努力，以对美国民众掩盖其行为背后的真相。）
4.*后，我们要记住富有的利益集团经常为法西斯运动提供资金支持，利用这些运动达成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些支持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富有的地主和工厂主曾经为对抗左翼势力而支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沙特阿拉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为原教旨主义运动提供资金，以使自身的腐败政权合法化。美国曾经热情地（秘密地）支持阿富汗的圣战者，期盼推翻非宗教的马克思主义政府——当苏联入侵时又期盼借以驱逐入侵者。但是毫不奇怪，这些支持者*终往往被法西斯运动反咬一口。这些运动对其资金支持者的仇视程度，一点也不输给后者对他们的仇视。［参看*近出版的卡特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一段评论。“9·11”之前，在关于美国为潜在的恐怖分子提供武器和指导的采访中，他说：“什么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更大？是塔利班的产生还是苏联帝国的垮台？是一些被触怒的穆斯林，还是中欧的解放和冷战的终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血腥的“9·11”事件发生后，我们要更加警惕那些运动的邪恶本性，它们把恐怖活动奉为“弱者的武器”；我们要更加关注它们对全球无辜百姓的生命，以及国内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所构成的威胁。保守势力肯定会利用这些事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事实上，他们已经这么做了。
在更深的层面上，“9·11”事件凸显出我们的世界是多么急切地需要一个进步的替代方案来取代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孕育着抵抗，一旦进步性的反应被阉割，这种抵抗将暴露出它嗜血的丑陋面目。如果没有一个进步的愿景及由此驱动的全球运动，那么等待我们的就只有资本主义或者恐怖活动——麦当劳世界对抗杰哈德圣战。事实上，他们二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本书试图证明我们并非只有这两种选择。
芝加哥，2002年1月
如果人类不断进步的话，则应该预料到，*终占统治地位的合伙经营方式，将不是作为主人的资本家和没有管理权的工人之间的合伙经营，而是劳动者自己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合伙经营，即工人共同拥有企业的资本，经理由工人选举产生并可由工人罢免。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
——Karl Marx, “Inaugural Addres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1864)
我们合作主义者的理想必须是实现真正的人类团结。这是上帝的要求，而且通过它我们在各个方面取得进步……我们的合作组织必须主要服务于视其为社会正义之堡垒的人，而非那些视其为保守灵魂之避难所或安全港的人。
——Don José María Arizmendiarrieta, Pensamientos(1978)
大会认为，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限度地促进了人们——包括妇女、青年、老人、残疾人以及当地土著居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参与。这些合作组织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为减贫事业做出了贡献……大会宣布2012年为国际合作组织年。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December 18, 2009
【作者简介】
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教授，数学和哲学博士，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
黄瑾，女，福建福州人，经济学博士。1993年7月获福建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学士。1996年7月获福建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1999年7月获福建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年8月至今任职于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2008年7月晋升为教授。现任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全球化理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国别经济比较。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
【目录】
章 反对方案、后继制度和革命／1
一 反对方案／4
二 后继制度理论／10
三 历史唯物主义／12
四 准则／15
五 革命／16
六 关于性别的注释／18
七 论证大纲／22
第二章 为资本主义辩护／24
一 何为“资本主义”，何为“资本家”？／25
二 新古典经济学的诡计：将边际产品作为贡献／27
三 资本主义的白衣骑士：企业家／35
四 风险和回报：正和投资博弈／37
五 延迟消费的效用和负效用／43
六 TINA（无可替代）／47
第三章 何为经济民主／49
一 经济民主的基本模式／49
二 经济民主的可行性／60
三 孟德拉贡试验／69
四 关于公共部门的注释／76
五 经济民主的扩展模式／78
六 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82
第四章 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不平等、失业、过劳和贫困／87
一 车间的民主：组织变革对企业行为的影响／89
二 不平等／91
三 失业／99
四 过劳／109
五 贫困／115
第五章 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动荡、环境退化和民主缺失／129
一 经济动荡／129
二 环境退化／144
三 民主缺失／158
第六章 迈向经济民主／173
一 发挥导向功能的经济民主／173
二 经济民主的改革日程／187
三 从改革到革命／196
四 新共产主义？／203
五 新世界／205
参考书目／219
图目录
图2-1 劳动和土地贡献的边际计算／31
图3-1 投资基金的流入和流出／59
图3-2 投资基金的分配标准／59
图3-3 投资基金的决策／60
图4-1 侏儒和少数巨人的游行／95
图5-1 天堂里的烦恼／141
图6-1 20世纪的经济试验／174
【内容简介】
在《超越资本主义》（第二版）一书中，大卫?施韦卡特超越了人们反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老生常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可行的、理想的资本主义替代物的愿景。这一被称为经济民主的替代性制度，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后继制度，它在保留市场经济效率优势的同时将民主扩展到车间和投融资结构领域。通过综合吸收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施韦卡特探讨了这一模式为什么诸多重要方面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更有活力从而更加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