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有精神（修订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作者以学术史的视野，借阐释“故事”展现历史图景。
【内容简介】
《大学有精神（修订版）》为陈平原“大学五书”丛书中的一本，作者在专业方向之外，长期关注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并将其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展开深入持久的研究，本书即为作者多年研究的结集。
作者从学术的角度，来阅读、叙述、品鉴、辨析这所大学的历史，并借此凸显某种精神价值。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导、档案材料等，附为参照阅读，文字有趣而雅致。
【作者简介】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曾被国家*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等。
【目录】
我的“大学研究”之路——代自叙
辑 大学百年
中国大学百年？
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
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
第二辑 大学小传
设议院与开学堂
从新教育到新文学
首都的迁徙与大学的命运——民国年间的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
阅读“南开”
怀想西南联大
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的意义
第三辑 大学叙事
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
大学校园里的“文学”
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
初版后记
修订版后记
【前言】
我的“大学研究”之路
——代自叙
我之关注大学问题，*早是因与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而广为人知。但就学术思路的形成而言，则必须往前推十年。我的博士论文主要讨论晚清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很自然地，牵涉到新教育与新文学的关系：“梁启超以废科举开学校育人才为政治上的‘变法之本’；其实，这何尝不是文艺上的‘变法之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新教育’，就没有中国现代小说，也没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讨论清末开始的书院改学堂，我的侧重点在课程设置如何影响青年学生的知识结构，乃至转变其文学趣味与小说技法。这原本是独立的一章，题目就叫“从士大夫到留学生”，洋洋洒洒，写了三四万字，写完后，越看越虚，没把握，删繁就简，就成了现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章“导言”里的第四小节。功夫没下足，文章做不好，但我坚信，自己的思路没错——谈新文学或新文化运动，必须将其与新教育联系起来。
1993 年秋到1994 年夏，我有幸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奖助，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做研究。这是一段值得追怀的好时光——暂时脱离忙碌的日常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静下心来，自由自在地、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读书。你可以想象，在这种境况下，我会翻阅有关东大、京大的书籍，其中东大为百年校庆而编纂的“写真集”《东京大学百年》，以及十卷本的《东京大学百年史》，其学术立场以及编纂策略，给我很大触动。于是，写了篇短文，题目叫《大学百年——从〈东京大学百年〉说起》，刊在1994 年10 月29 日《文汇读书周报》上。文章劈头就说：“再过四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就将迎来百年大庆。没人让我费心，只是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老觉得该为它作点什么。”校庆纪念，很容易做成热闹有余而深切不足的“官样文章”。因为“无官一身轻”，我愿意而且能够做的，就是从学术的角度，来阅读、叙述、品鉴、辨析这所大学的历史，并借此凸显某种精神价值。恰好，我所在的北大，有此潜能，值得认真经营。
大概是1996 年春夏，我们开始了情趣盎然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开始见一篇收一篇，后来发现，这样不行，编出来的书面目模糊。在这过程中，逐渐跳出几个关键词：首先是“老北大”。之所以将目光集中在“老北大”，既是退却（“新北大”很复杂，一下子说不清），也是进取（可借此突出某种精神传统）。其次是“故事”。无论是当初的“素描”，还是几十年后的“追忆”，生气淋漓的叙述中，均包含着若干误传与误记；可这些东西不该随意抛弃，因其更能体现“生命之真”。意识到这一点，我刻意强调“历史”与“文学”间的张力。第三是“小品笔调”。这当然是与中文系教授的趣味有关——同样记录一件事，可以是浮光掠影，也可以是入木三分，我们当然愿意选择有趣且雅致的文字。就像该书的序言说的：“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导、档案材料等，有带露折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将其参照阅读，十分有趣。”
《北大旧事》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选本，与那篇题为《老北大的故事》的序言有关。借助这篇序言，我们将“大学”作为“永恒的风景”来观赏、品读的思路，得到了广泛的了解与认同。说来好笑，这篇序言原本是交给一家大型文学杂志，编辑很喜欢，可*后关头，主编看到“北大之闹学潮，可谓渊源有自”字样，大惊失色，坚决要求删改。我不愿妥协，于是将文章转给了《读书》。《读书》分两期刊发，而且标明了“老北大故事之一”、“老北大故事之二”，留下了日后再接再厉，撰成“系列文章”的契机。这么说来，可谓“因祸得福”。
《北大旧事》编成于1996 年，序言发表于1997 年，至于正式成书，则迟至1998 年1 月。那是出版社方面的考虑，想借校庆活动的“东风”。其实，这样处理，效果不是很好，容易被误认为一般的校庆读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在我看来，“教育”无法完全脱离“政治”，但“大学史”不应该成为“政治史”的附庸——尤其是当我们将“政治”简化为“党派利益”的时候，更是如此。我在《哥大与北大· 教育名家》中提及：国共两党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对民国年间的“学潮”评价天差地别，但着眼点都是政局稳定与否。教育家则不然，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立论，对学生的“荒废学业”不能不深表遗憾。1930 年冬，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后，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正规化。对于蒋校长的这一努力，1980 年代撰写或修订的北大校史，都是持批判态度的。替蒋梦麟“评功摆好”，引来一些批评，我的辩解是：“我并不否认五四运动为北京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光荣，也是历届学生引以为傲并极力追摹的目标，但我不主张将一部北大校史建构成加挂教学和科研的‘学生运动史’。”在这篇题为《大学史的写作及其它》的答辩文中，我还提到：“恕我直言，北大百年，蔡元培校长引进的德国大学模式及其兼容并包精神，影响极为深远；蒋梦麟校长推崇的美国大学模式及其正规化教学思想，同样值得认真对待。将后者说成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思想控制而采取的措施，似乎过于深求了些。”十年后的今天，承认著名教育家蒋梦麟的历史功绩，在学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
北大校史的“变脸”，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了整个中国思想及文化的转型。就拿北大校长来说，三十年前，我们不能确定马寅初的贡献；二十年前，我们对如何评价蔡元培拿捏不准；十年前，谈论胡适时我们仍然举棋不定——而所有这一切，如今都成了“常识”。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进步”。*近十年，大学史的研究突飞猛进，有外在的动力——各大学都努力给自己贴金，编撰校史时，不再有那么多的顾忌；也有内在的原因——我们终于认可了，现代中国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事关国家民族的命运，应超越党派利益，不该将其捆绑在阶级斗争的战车上。
同是1998 年，紧接着三联版的《北大旧事》，我在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老北大的故事》一书。一编一撰，二者对照阅读，更有意思。前者让大家对这所大学的“人和事”感兴趣，后者则力图发掘那些有趣的“人和事”背后隐藏着的各种沉重话题。就我自己而言，真正用心用力的，当然是《老北大的故事》。
1997 年春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因资料凑手，撰写了一组短文，总题为《哥大与北大》。这八则先刊美国《明报》、后发表在《中华读书报》的小文，借若干校长及教授的故事，钩稽这两所大学的历史联系。回北大后，所撰《北京大学：从何说起？》、《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等，那已经是拉开架势，将“北大”作为学术对象来审视和辨析了。在文体上，《老北大的故事》介于“专著”与“随笔”之间，第二辑“校史杂说”较有学术份量，但也不同于专业论文。
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我说过，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已出版的几本小书，大体上都是实践这一诺言，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
北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百年历史上，九曲十八弯，是理解中国现代教育**的切入口。这一特性，使我得以超越一般的“校史论述”，从“个案研究”，迅速上升到对整个现代中国大学命运的思考。单就这一点而言，我很庆幸。也正因为如此，“百年庆典”结束了，我的研究还可以继续往前推进。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应景”的题目。
其实，中国各著名大学，大都有自己的校史编纂队伍，也出版过相关著述。如逢五十大庆或百年盛典，更是推出系列出版物。可这些作品，或近于招生广告，或类似工作总结，除了校友及少数教育史专家，很少有人关注。随着《北大旧事》以及《老北大的故事》的出版与热销，众多零散的关于老北大的私人记忆被集合起来，而且被作为一种“大学叙事”，加以辨析、阐释与发挥。借助若干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来呈现所谓的“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这种编撰策略，效果很不错。于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和辽海出版社紧接着组织了“老大学故事丛书”和“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随后出版的“中华学府随笔”丛书以及“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走的也是这条路子——谈论大学的历史，从硬梆梆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群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才会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
谈论大学的历史，为什么选择“讲故事”？我在《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中谈到，那是因为撰写正史的权力，掌握在主政者手中，没有足够的档案数据（以北大为例，1950 年代以后的人事档案不能查阅），民间很难从事这项工作。而一旦成为官修正史（即便只是“大学史”），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必定收敛锋芒，回避矛盾。这样的写作，既不尽心，也不尽兴。所以我才会让开大路，自居边缘，讲述那些五光十色的“老大学的故事”。如此则讲者别有幽怀，听者心领神会。
至于你问为什么大家都关心大学问题，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中，我提到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后者包括：**，中国的大学体制及教育方式有问题；第二，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中国大学也在转型；第三，正因为有问题，在转型，具备往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公众才有批评及建议的热情。*后一点同样不该忽视：大学话题不属于“禁区”，虽有些言不尽意，但总比以前捂着盖着好多了。
我对北大的关注，从*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到后来的注重现代中国学术，再到逐渐逼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基地的大学制度，这一学思历程，使得我倾向于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来考察。可是，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讨论北大的成败得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牵涉到论者的政治立场、理论预设、研究策略，也与叙述笔调密切相关。后者往往不被看好，以为是“雕虫小技”。大概跟自家学术背景有关，谈论中国大学，我不但关心“说什么”，而且注意“怎么说”。你若问什么是好的“叙述笔调”，其实没有一定之规，关键在于，必须契合论述对象以及个人趣味。
我谈北大，关注“北大人物”，那是因为我“人在燕园”，希望借梳理若干师长与这所大学结下的不解之缘，来亲近、体贴、理解、阐释这所大学。这么一种个人化的叙述，有好处，也有局限。因“结缘”而带来的强烈的主观色彩以及作者身影的浮现，使得这组文章多了些激情与温馨，而相对缺少距离与冷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对于“半文半学”的论述策略，其长其短，作者必须心里有数。
作为史家，我承认个人经验对于历史书写的意义——前辈的“追忆文章”如此，我的“故事考辨”也同样。辨析国人对于“大学”的想象，需要坚硬的史料（如档案档），也需要华丽的乐章（如诗文小说）。虚实之间，构成巨大的张力，让史家得以穿梭其间，驰骋想象，挥洒才情。这样的“大学研究”，不涉及办学规模、经费预算以及综合实力评估等技术因素，显得有点“虚”；但其注重“个性”与“表述”，凸显“故事”与“精神”，在林立的教育史著述中，另有一番风情。
我曾多次提及，中国的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学”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正是这样一种区分，使得我乐于为中国大学“寻根”——探讨诸如传统书院能否实现现代转型的问题。所谓为中国大学“寻根”，包括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史实钩稽；第二，理论反省；第三，现实需求。在史实层面，我以为现代中国大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晚清以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另起炉灶”弄出来的，跟西汉的“太学”或明清的“国子监”没有直接关系。为了所谓的“民族自尊”，而刻意拉长中国“大学”的历史，既没必要，也不可能成功。
这么说，不等于否定中国大学“寻根”的价值。我对20 世纪中国教育成功移植西洋制度表示欣赏，但对其抛弃悠久的书院传统则深表遗憾。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我从教育体制、教育理念以及教学方法的角度，谈论传统书院教育如何成为今日中国大学改革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可惜的是，像《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那样的个案研究，目前我做得太少，还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但我用来质疑“接轨”热潮的“中国经验”，既包括传统书院，也包括百年中国大学史。《中国大学十讲》中，除北大外，我还关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无锡国专等，这份名单，一看就是“别有幽怀”。
学以救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弊”，需要学者去直面乃至抗衡。1920 年代，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对于传统中国教育，不宜估计过高——他担心表扬传统教育会压抑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情；今天情况完全变了，“接轨说”已成主流，从官员到学界到大众，开口闭口都是哈佛、耶鲁，恨不得直接拷贝任何一所稍有名气的西方大学。正因此，我才有必要跳出来，批评“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我当然明白，传统书院或民国年间的大学，有很多弊病，之所以热心“发潜德之幽光”，不外是希望借此拓展学术视野，增加不同的思想资源，免得21 世纪的中国大学，真的变成“欧洲大学的凯旋”。
我借用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来呈现所谓的“北大精神”。这种写作方式，日后成为各大学校庆写作中经常借鉴的模式，可惜大都仅得其皮毛。首先，我讲“故事”，不仅仅是因其“好玩”，更因这些故事蕴涵着某种我认可的“精神”，这才值得我去上下求索、左右开掘。其次，假如将“老大学的故事”作为阅读、考辨的对象，那么，需要史家的学养与眼光，而不仅仅是文人趣味。第三，无论什么时代，“大学”的生存与发展，都与整个社会思潮密不可分，必须将政治、思想、文化、学术乃至经济等纳入视野，才能谈好大学问题。第四，必须超越为本大学“评功摆好”的校史专家立场，用教育家的眼光来审视，用史学家的功夫来钩稽，用文学家的感觉来体味，用思想者的立场来反省、质疑乃至批判，那样，才能做好这份看起来很轻松的“活儿”。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即兴演说，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之所以长枪短棒、匕首弹弓一起上，一是兼及历史与现实，努力介入当下的社会（教育）改革，二是思考尚不成熟，为文略嫌匆促。在《北大精神及其它》的“后记”中，我谈到希望有一天能就北京大学撰写沉甸甸的专著；但同时，我也表示，不悔且不薄如此寻寻觅觅的过程。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能够调动研究者的激情与想象力、具备许多学术生长点的好题目，即便山路崎岖，前景也不太明朗，也都值得尝试。”
我曾经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反过来，教育史的思考与撰述，对我从事文学史或学术史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一番“游历”，在我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书，以及正在撰写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更重要的是，此番“越界”，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养成了不受学科限制、自由驰骋的阅读以及思考的习惯。恕我大胆，借用林语堂的《四十自叙诗》，真可谓“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
至于说我对中国大学问题的探讨，到底有多大的收获，这很难说。或许，还不到结账的时候，我的思考仍然“在路上”。有问题意识，有真切感受，也有若干精彩的个案研究，但搭不起自家独立的大厦。惟一敢说的是，意识到思想、制度、话语方式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略有 “触摸”，如此而已。希望有一天，我真能像朱熹说的那样，“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那时，再来删繁就简、推陈出新，发布我探讨大学问题的“**成果”。
既然是“在路上”，自然不肯轻易放弃。在《大学何为》的“自序”中，我提到，会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附记：以上自叙文字，大都借用我答《出版商务周报》记者的提问；这则“答问”，曾以《书里书外话“大学”》为题，刊2007 年10 月28 日《出版商务周报》第22、2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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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百年？
文章的题目，是从两本英文书借来的：一是《中国与教会大学，1850—1950》（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一是《中国大学，1895—1995 ：一个世纪的文化冲突》（China’s Universities，1895—1995 ：A Centuryof Cultural Conflict）。二者都以“百年”为叙事框架，而且都有相当充分的论证。一般认为，中国*早的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方才开始进行高等教育，杰西·格·卢茨的从1850 年说起，只能理解为“寻根溯源”。考虑到中国大陆的教会大学，五十年代以后一概消亡，用“百年史”来涵盖，倒也未尝不可。谈论“中国大学”，可就没有那么确凿无疑了。加上一个问号，就因为Ruth Hayhoe的思路，与中国的教育史家大相径庭。在找到准确的答案之前，只好依古训，“多闻阙疑”。
到底是“中国大学百年”，还是“中国大学四千年”，不只牵涉史家的叙述框架，更与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象息息相关，故需要认真辨析。为大学“正名”，并非本文的主要目的；借助晚清以降教育革新历程的梳理，讨论大学的功用，展现其可能出现的前景，方才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不过，话还是得从头说起。
一、两种大学史
将教育史的写作，作为一种叙事来理解，Hayhoe 的著作，以“讲述故事的概念与框架”开篇，接下来的章节，依次是“国民政府的故事，1911—1949”、“社会主义的故事，1949—1978”、“改革时代的故事，1978—1990”、“从中南区透视”、“从西北区透视”、“成人高教与中国的大学”。并非教育史家的我，*为关注的，自然是其叙事框架。在**章中，作者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中国的学术体制与价值；东方传统和范型；欧洲大学的凯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中国大学”属于西学东渐的产物，当然只有“百年史”。
可是，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叙事，那便是：中国大学的历史，不是“百年”，而是“四千年”。以我阅读过的著作为例，伍振鷟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以及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都是论述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2]。教育史家毛礼锐为熊著作序，强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并批评以往将创立于十一世纪末、有1 万2千学生的意大利的波伦亚（Bologna）作为人类历***早的大学。在毛氏看来，中国的大学，或从殷周算起，或从战国算起，退一万步，“如果从汉武帝设立太学算起，那么我国在公元前124 年便无可置疑地有了较为正式的大学”。上述四部著作，胆子大的，开门见山，**章便是“夏、商、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曲著）；谨慎一些的，书名叫“高等教育”，但也忍不住断言，“我国的大学教育起源于商代是毫无疑义的”（熊著）。理由是，《礼记·王制》有言：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类似的零星材料，还能找到一些，但不会太多。因而，复原西周的大学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三代之学”作为历代文人学者的共同记忆，确实影响了整部中国教育史的建构。除非否认晚清以前存在着“高等教育”，否则，无法不从西周说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确实有三四千年高等教育的历史。
可是，这么一来，很容易导致“大学”概念的瓦解——任何一个文明，必然有属于自己的教育事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事业，都有高等、低等之分，所谓“大学”的起源，岂不成了“伪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翻译上，当中国人以汉语的“大学”，对应英文的“University”时，必须警惕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样是高等教育，办学宗旨、教学体制、组织结构，乃至发展方向，均与其历史渊源紧密相关。西方人谈“University”，一般从中世纪说起；至于古希腊，只是作为思想渊源来追溯。同样道理，谈论中国的University，似乎也不好意思追溯到西周。
突发奇想，上述四种教育史著，都没有英文书目；假如需要，怎么翻译？ The History of China’s University，肯定不合适，恐怕只能勉强译成The History of China’s Taixueand University。也就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学”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教育史家囿于“大学”的名义，将其合二为一，便出现了许多问题。
还是辞书学界严谨，两种不同渊源的大学，分得一清二楚。“大学”一词，在《辞源》中是“古代贵族子弟读书的处所。即太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则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种，在我国一般指综合大学”。前者念tai xue，后者念da xue，即便是读音，也都泾渭分明。《汉语大词典》兼及二者，既讲实施现代高等教育的da xue，也讲包括周之辟雍、汉以后的太学以及晋以后的国子学的tai xue。依此类推，tai xue 史只能讲到晚清；da xue 史则只有百年。硬要谈论从古到今的“中国大学”，恐怕很难得其要领。
这本来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之所以长期不被学界正视，就因为涉及所谓的“民族自尊”：一个文化古国，只有百年的“大学史”，实在说不过去。与此相类似的，是具体大学的溯源。冯友兰先生称，“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理由是：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文史资料选辑》第83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年。)尽管有种种遗憾，北大校史始终以戊戌维新为起点。倒是前几年湖南大学力争从岳麓书院（976）说起，这一“悲壮的努力”，*终被国家*否决。否则，中国将出现一大批远比巴黎（1170）、剑桥（1209）、哈佛（1636）、耶鲁（1701）古老得多的“大学”。
其实，这种建构“悠久历史”的冲动，从1920 年代便已开始。先是柳诒徵撰写《南朝太学考》、《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称“金陵之有国学，自孙吴始，晋、宋、齐、梁、陈，迭有兴废”；“明之南京国子监，实为上下千年**之国立大学”。柳氏基本上严守史家立场，承认：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遂无寸瓦尺椽之遗迹，可以供今人之印证，仅能从史志之文，想像盛时之状况矣。之所以着力钩沉史料，就因为古之太学，“虽所业与今殊科，其劝学之方，析理之式，固皆足为诵法，恶可任其湮郁史册而不章哉”。到了张其昀，可就不一样了，目的很明确：为中央大学建构优良传统。其所撰《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1935），称中央大学及其前身东南大学、两江师范，都在南京城北钦天山前，此地乃五百年前明代大学之遗址。于是，穿越时空，扶摇直上：
追溯其源，则刘宋之四学，萧梁之五馆，均在钦天山麓，薪火之传几至千五百年。中国各大学论其历史关系之深，精神遗产之厚，举无有能及中央大学者也。
如此勇敢的溯源，“中国各大学”确实难以匹敌。但此风不可长，否则，中国教育史将是一笔糊涂账。以中国历史之悠久、文物之丰富，地域文化之多姿多彩，随便一考，哪一所大学都能长出千八百岁。校史的无限扩张，之所以不值得提倡，除了有违实事求是原则，更因其遮蔽了“大学”与“University ”（或曰tai xue 与da xue）的巨大差异。而这，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
承认中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资源丰厚，但本世纪实行的大学制度，却是道地的舶来品。1918 年，校长蔡元培为《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作序，对此有明确的表述：
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见陈教授汉章所作《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
二十三年后，清华校长梅贻琦撰《大学一解》，以儒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解说今日之大学精神，同样凸显古今中西之别：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或者区分“本体”与“高曾祖祢”，或者辨别“制度”与“精神”，都是强烈地意识到，在中国，古今之大学，不能说毫无关系，可也很难同日而语。
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承继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而是实践起来举步维艰；此中甘苦，单看“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之曲折，便可大致明白。
